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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中文系？事关母语与母国

中新网 2010年10月13日 13:40　来源：中国青年报

　　中文系应该被认识为“母语系”。这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教授近日访谈中透出的意思。他说：“不能将我们的中文系跟国外著名大学的东亚系比，人家是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我们是本国语言文学研究，责任、功能及效果都大不一样。”

　　这还说得客气。陈教授接着从中文系建设谈到了“母语教育”的问题。“怎样进行‘母语教育''，确实值得我们好好想想。‘母语教育''不仅仅是读书识字，还牵涉知识、思维、审美、文化立场等。我在大陆、台湾、香港的大学都教过书，深感大陆学生的汉语水平不尽如人意。普遍有才气，但根底不扎实，这恐怕跟我们整个教育思路有关。”

　　这番话可视为中文系的检讨，当然，也不妨看作对大学、教育乃至整体社会素质的批评。

　　提及大学，人们往往比较关注校长。这固然不错，只是有时候未免忽视了更具知识分类学意义的系主任一职。这一职位，要求对本学科的内涵、谱系、格局都有通透的了解与思考。

　　今年是北大中文系建系100周年。作为中国最早的中文系，“其建立标志着中国语言文学开始形成现代的独立的学科”。这样一个机构的负责人，自然应该出来坦然面对公众与社会，阐述中文系及中文学科的价值与意义。其中最核心的一点，陈平原说透了：事关母语与母国。

　　中文系的工作，当然涉及我们母语的传承与演化，并且，陈平原以北大中文系为例揭示了中文系其实可以有更高远的追求———除了完成教学任务，还有效地介入整个国家的思想文化建设……教师和学生不仅仅研究本专业的知识，还关注社会、人生、政治改革等现实问题，与整个国家的历史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不过，陈也相当清醒。他承认，1990年代以后，这个国家的社会科学比人文学科发展得好，影响国计民生以及政府决策的，是经济学家、法学家，而不是哲学教授、文学教授。中文系师生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更多的是体现“位卑未敢忘忧国”，有责任，有担当，力量却不太大。

　　徐百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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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  2010年04月22日 09:38　来源：人民日报


　　那些日渐清晰的足迹……

　　——写在北大中文系建系一百周年之际

　　随着时光流逝，前辈们渐行渐远，其足迹本该日渐模糊才是；可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有心人的不断追忆与阐释，加上学术史眼光的烛照，那些上下求索、坚定前行的身影与足迹，不但没有泯灭，反而变得日渐清晰。

　　为什么？道理很简单，距离太近，反而难辨清浊与高低；大风扬尘，剩下来的才是“真金子”。

　　今日活跃在舞台中心的，20年后、50年后、100年后，是否还能常被学界忆起，很难说。作为读者，或许眼前浮云太厚，遮蔽了你我的视线；或许观察角度不对，限制了你我的眼光。借用鲁迅的话，“伟大也要有人懂”。就像今天学界纷纷传诵王国维、陈寅恪，20年前可不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时间是最好的裁判，不管多厚的油彩，总会有剥落的时候，那时，什么是“生命之真”，何者为学术史上的“关键时刻”，方才一目了然。

　　当然，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对于那些曾经作出若干贡献的先行者，后人须保有足够的敬意与同情。15年前，我写《与学者结缘》，提及“并非每个文人都经得起‘阅读’，学者自然也不例外。在觅到一本绝妙好书的同时，遭遇值得再三品味的学者，实在是一种幸运”。

　　所谓“结缘”，除了讨论学理是非，更希望兼及人格魅力。在我看来，与第一流学者——尤其是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结缘”，是一种提高自己趣味与境界的“捷径”。举例来说，从事现代文学或现代思想研究的学人，多愿意与鲁迅“结缘”，就因其有助于心灵的净化与精神的提升。

　　对于学生来说，与第一流学者的“结缘”是在课堂。他们直接面对、且日后追怀不已的，同样并非是那些枯燥无味的“课程表”，而是曾生气勃勃地活跃在讲台上的教授们——20世纪中国的“大历史”、此时此地的“小环境”，讲授者个人的学识与才情，与作为听众的学生们共同酿造了诸多充满灵气、变化莫测、让后世读者追怀不已的“文学课堂”。

　　如此说来，后人论及某某教授，只谈“学问”大小，其实是偏颇的。没有录音录像设备，所谓北大课堂上黄侃如何狂放，黄节怎么深沉，还有鲁迅的借题发挥等，所有这些，虽然都只能借助当事人或旁观者的“言说”，但搜集、稽考并解读这些零星史料，还是有助于我们“进入历史”，走近前辈大师。

　　时人谈论大学，喜欢引梅贻琦半个多世纪前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何为大师，除了学问渊深，还有人格魅力。记得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有这么一句话：“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其实，对于很多学生来说，走出校门，让你获益无穷、一辈子无法忘怀的，不是具体的专业知识，而是教授们的言谈举止，即所谓“先生的音容笑貌”是也。在我看来，那些课堂内外的朗朗笑声，那些师生间真诚的精神对话，才是最最要紧的。

　　正因为此，除了井然有序、正襟危坐的“学术史”，那些隽永的学人“侧影”与学界“闲话”，同样值得珍惜。前者见其学养，后者显出精神，长短厚薄间，互相呼应，方能显示百年老系的“英雄本色”。老北大的中国文学门(系)，有灿若繁星的名教授，若姚永朴、黄节、鲁迅、刘师培、吴梅、周作人、黄侃、钱玄同、沈兼士、刘文典、杨振声、胡适、刘半农、废名、孙楷第、罗常培、俞平伯、罗庸、唐兰、沈从文等，这回就不说了，因其业绩广为人知；需要表彰的，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长期执教于北大中文系的诸多先生，如游国恩、杨晦、王力、魏建功、袁家骅、岑麒祥、浦江清、吴组缃、林庚、高名凯、季镇淮、王瑶、周祖谟、阴法鲁、朱德熙、林焘、陈贻焮、徐通锵、金开诚、褚斌杰等先生。正是他们的努力，奠定了今日北大中文系的根基。

　　没错，学问乃天下之公器。可有了“师承”，有了“同窗之谊”，阅读传世佳作，以及这些书籍背后透露出来的或灿烂或惨淡的人生，则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虽然文字寿于金石，声音却随风飘逝，虽然当初五彩缤纷的文学课堂，早已永远消失在历史深处，但在感慨唏嘘之余，长久凝视着百年间前辈们那些歪歪斜斜、时深时浅、却永远向前的足迹，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作为弟子、作为后学、作为读者，有机会与曾在北大中文系传道授业解惑的诸多先贤们“结缘”，实在幸福。

　　陈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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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  2010年10月19日 10:05　来源：新京报

　　京师大学堂的成立到现在已是一百一十多年，而中文系的历史则是一百年。京师大学堂酝酿期间，原议设道、政、农、工、商等十科，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实际只办了诗、书、易、礼四堂，以及春秋两堂，而且每堂不过十余人。当时的学校规模不大，更重要的是，它的性质仍和旧时的书院无异，毕业生仍授贡生、举人、进士等头衔。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的。直至1910年实行改制，始设经、法、文、格致、农、工、商等七科，才有了新式大学的雏形。现在的北大中文系就是这次改革的产物。


　　北大是包罗万象的，中文系也如此。并包而兼容，驳杂而丰富，不歧视，不排他，让诸种学说在这里平等地对话、自由地竞争，形成一种百家争鸣、共同发展的生动局面。这就是北大、也是北大中文系的特点。这特点的形成，有赖于北大的历任校长、特别是蔡元培校长的鼎力倡导。就中文系而言，它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注意吸收新派和旧派的各式学者加盟中文系的建设。各种学术主张的学者集中在一个系，在比较、对峙、驳难、交融的热烈氛围中，造就了中文系历久不衰的学术优势。在庆祝系庆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当然不会忘记并决心保持和光大这一珍贵的历史遗产。

　　北大中文系有自己的学术传统。就研究领域而言，它是古今并重，中西交汇的；就学术风气而言，它是既注重考据实证，又注重发明创新的。中文系有严谨求实的传统，更有鼓吹新学，站立在学术的前沿引领新潮、开风气之先的传统。

　　早在五四时期，以当日一批国学教授为中坚的北大学者，在这个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伟大运动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18年1月北大的六位教授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沈尹默、李大钊、刘复就接办了创刊于1915年的《青年杂志》并更名为《新青年》。从那时开始，《新青年》就成为倡导并推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紧接着，1918年冬，陈独秀等又办了《每周评论》。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汪敬熙等创办了《新潮》月刊。上述这些刊物，是当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帜。

　　北大中文系从它建系之日起，就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学术、文化和文学的实际———这包括学术研究、典籍整理、理论建设以及文学创作等方面。当日北大师生的学术视野，甚至延展到范围广阔的语言文字和民俗文化的领域，如文字的拉丁化以及民间歌谣、故事和谜语的研究等。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关怀可说是全方位的覆盖。这种关怀不仅表示北大师生的胸襟，而且表示他们作为新型学者的品质。

　　中文系是做学问的地方。做学问当然来不得虚假和轻浮，不仅要求深，而且要求实。但却也不是埋头书本，囿于自以为高深、实际上是狭小的天地。说到学术本身，研究工作的深广及其取得创造性的成果，也并不意味着它必然与现实的理论批评以及创作实践的脱节。毫无疑问，今天我们在纪念中文系百年系庆的时候，理应发扬光大中文系师生严谨求实的学风，创造求新的学风，而且更要发扬光大这种对于中国学术文化现实的专注和投入的精神。

　　□谢冕（北大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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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年—201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00周年。作为中国最早的中文系，其建立标志着中国语言文学开始形成现代的独立的学科。中文百年变迁，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创办肇始 不是重要，而是人才多、花钱少

　　新京报：1910年3月31日京师大学堂成立的“中国文学门”，是我国最早的中文系。在西方现代大学的学科中，法学、医学和神学是三大最古老的学科，那么中国现代大学创建中文学科的初衷是什么？

　　陈平原：晚清提倡“新教育”者，一开始并没把“中国语言文学”作为相关诉求。时人普遍贬考据、辞章、帖括为“旧学”，尊格致、制造、政法为“新学”，教育改革的重点在“废虚文”而“兴实学”。

　　新京报：可“文学教育”最终还是进入了改革者的视野，为什么？

　　陈平原：因为不管是举人梁启超，还是大臣张百熙、张之洞，一旦需要为新式学堂（包括大学堂）制定章程，只能依据当时的译介略加增删。而西人的学堂章程，即便千差万别，不可能没有“文学”一科。于是，不被时贤看好的文学教育，由于大学堂章程的制定，居然得以“登堂入室”。

　　新京报：有点阴差阳错的味道。

　　陈平原：对比晚清三部大学堂章程，不难感觉到文学教育的逐渐浮出。1898年的《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开列十种“溥通学”，十种“专门学”。前者“凡学生皆当通习者也”，故有“文学第九”之列；后者培养朝廷亟须的专门人才，故只有算学、格致学、政治学（法律学归此门）、地理学（测绘学归此门）、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医学归此门）。也就是说，“文学”可以作为个人修养，但不可能成为“专门学”。

　　新京报：问题在于“文学”还是成了一门“专门学”。

　　陈平原：因为在1902年，张百熙奉旨复办因庚子事变毁坏的大学堂，并“上溯古制，参考列邦”，拟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此章程对“功课”的设计，比戊戌年间梁启超所代拟的详备多了，分政治、文学、格致、农学、工艺、商务、医术七科。文学科又有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等细目。将“词章学”列为大学堂的重要课程，不再将其排除在“专门学”之外，总算是一大进步。

　　新京报：是什么原因让“文学”从“专门学”变成了一门重要学科？

　　陈平原：第二年，也就是1903年，张之洞奉旨参与重订《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内设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等八个分科大学堂（接近欧美大学里的“学院”）。

　　其中，文学科大学分九门：中国史学、万国史学、中外地理、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德国文学、日本国文学等。不用说，后五者纯属虚拟。与中国文学门从课程安排、参考书目到“文学研究法”都有详尽的提示截然相反，英、法、德、俄、日这五个文学专门，均只有不着边际的寥寥数语。单有设想不行，还得有合格的教师、学生、校舍以及教学资料。1910年京师大学堂各分科大学正式成立，其中有虚有实；中国文学门之所以步履比较坚实，不是因为它格外重要，而是因为我们这方面的人才很多，而且花钱较少。

　　学科初衷 担心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失落

　　新京报：当时设立中文系的初衷是什么？

　　陈平原：设立中文系的“初衷”是什么，这很难说。到底是根据“上谕”、“章程”，还是主持其事者的论述？一定要说，我推荐张之洞的思路。

　　1903年，晚清最为重视教育的大臣张之洞奉旨参与重订学堂章程，“参酌变通”的指导思想，在同时上呈的《学务纲要》中有详细解释。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著称的张之洞，强调“中国文辞”不可废弃，与其说是出于对文学的兴趣，不如说是担心“西学东渐”的大潮过于凶猛，导致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失落。

　　新京报：经过一百年的发展，目前的中文学科体系是否完善，与初衷是否一致？

　　陈平原：历经百年的演进，中国文化依旧屹立，而且时有创新，并没有因西学输入而失落，这点很让人欣慰。

　　而中文系的教学与研究，虽说以我为主（这是学科性质决定的），但从一开始，就有“世界史”、“西洋文学史”、“外国科学史”、“外国语文（英法俄德日选习其一）”的课程设计。

　　至于学科体系，不用说大家也明白，不可能永远停留在晚清照搬西方及日本学校课程表的水平。

　　新京报：能否举例说明一下？

　　陈平原：我曾举过一个例子，1915—1916年京师大学堂“中国文学门”的课程总共有九门：中国文学史、词章学、西国文学史、文学研究法、文字学、哲学概论、中国史、世界史、外国文；而2009—2010学年第二学期北大中文系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总共是57门。课程并非越多越好，我们正在自我评估；但这起码说明一点，所谓“学科体系”，不可能一成不变。

　　新京报：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大学里的中文系都“升级”为学院，包括专业设置也不统一。

　　陈平原：今天中国大学里，很少有像我们这样依旧还叫“中文系”的，绝大多数都升格为“文学院”或“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了。这是自我定位的问题，无所谓好坏。之所以选择相对保守的路径，与我们定位于精英教育有关，本科生80%进入中外各大学的研究院继续深造，不适合做“短平快”的设计。

　　中文价值 要产生影响社会进程的“思想”

　　新京报：中文学科这一百年，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陈平原：我不只一次提及，不能将我们的中文系跟国外著名大学的东亚系比，人家是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我们是本国语言文学研究，责任、功能及效果都大不一样。

　　作为本国语言文学的教学及研究机构，北大中文系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除了完成教学任务，还有效地介入了整个国家的思想文化建设。这是一种“溢出效应”。也就是说，我们的教师和学生，不仅仅研究本专业的知识，还关注社会、人生、政治改革等现实问题，与整个国家的历史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这个传统，在我看来，永远不能丢。

　　新京报：这一观点基于什么考虑？

　　陈平原：我们要出容易获得承认的学科体系内的科研成果，也要出不太容易被承认的跨学科著述，还希望出不怎么“学术”但影响社会进程的“思想”。这就需要一种开阔的视野以及从容淡定的心态。

　　新京报：恕我直言，现在这种心态已经是非常罕见了，是不是有点理想化？

　　陈平原：我承认，这一追求，跟目前的评估体系不太吻合，会有很多遗憾。到底是“快马加鞭”好，还是鼓励“十年磨一剑”，我相信老大学的著名院系都面临这个问题。

　　当领导的，顶住压力，给老师们创造尽可能宽松的学术环境，前提是，同事大都认同这一理念，且自觉地奋发图强。若不是这样，外无评估的压力，内无奋斗的动力，回到吃大锅饭的时代，注重“人情”而不是“学问”，那也很危险。

　　新京报：一直以来，社会上包括高校内都以“万金油”来形容中文系科，您同意吗？

　　陈平原：称中文学科为“万金油”，大概是指其适应面广，专业性不强。这大体属实，但并非缺陷。

　　文革前，中学生就算“知识分子”；现在呢？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大众化，大学生毛入学率（即同龄人中能够上大学的人口），1998年是10%，现在是25%，教育部定下目标，2020年达到40%。这种状态下，我们反省本科教育的专业化程度到底应该多高。

　　在我看来，有些技术性的活，岗前培训就行了，根本用不着念四年；有些高深的学问，到研究院再学，一点都不迟。像中国这样，高中就开始文理分科，而且本科阶段就设商学院、法学院，我以为是不妥的。

　　新京报：你认为大学应该怎么学？

　　陈平原：大学四年，能获得人文、社会或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加上很好的思维训练，这就够了。

　　问题在于，在中国，大部分人还是把“上大学”等同于“找工作”。假如有一天，念大学和自己日后所从事的职业没有直接对应联系（现在已经有这种趋势，尽管不是自愿），我相信，很多人会同意我的看法：了解社会，了解人类，学点文学，学点历史，陶冶情操，养成人格，远比过早地进入职业培训，要有趣、也有用得多。

　　这样来看中文系、数学系等基础性学科，方才明白其在本科教育阶段的作用及魅力。

　　新京报：有数据表明，现在每年报考中文的学生逐年呈下降趋势，报考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人数（主要指本科生）也下降吗？是中文系科的问题，还是社会发展的问题？

　　陈平原：这个问题本不想多说，你既然追问，我如实汇报：托北大这块金字招牌的福，我们的本科招生情况很好。最近三十年，北大中文系没有扩招，一直稳定在80至100人，视每年考生水平而略为上下浮动。今年情况尤其好，最后录取了106人。本来我们在京计划招收5人，可录取线上共有27人报考，最终录取了13人。

　　社会认知 要相对脱离一时一地的就业市场

　　新京报：学科就业率应该也算是学生报考时的一个重要参考。温儒敏教授（原北大中文系主任）曾说，“文气”应该是中文系学生的强项。您认为“文气”是中文学科的优势所在吗，为什么？相对于其他学科，中文系毕业生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陈平原：中文系学生的竞争力，用一句话说，那就是“厚积薄发”。因我们的课程设计全面，注重基础训练，要求同学潜心读书，避免过早介入实务层面。因此，一旦进入实际工作，上手也许不是最快，但后劲肯定很足，发展前景比较广阔。

　　当然，正如温儒敏教授说的，“会写文章”也是中文系学生的一大特长。只是这里所说的“文章”，包括文学创作，也包括学术论文，还有一般性写作。因北大中文系本科毕业生80%进了研究院，故对学术论文的强调更多一点。

　　新京报：作为中文系主任，您怎么看待和解决中文系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换句话说，一个高中生在高考后，面临着多个学科的选择，您认为最值得他选择中文系的理由是什么？

　　陈平原：六年前我写过《我看“大学生就业难”》，大意是说，大学扩招，专家们大都主张应注意专业对口。这一点，我不无疑虑。

　　如果原本就是以技能训练为中心，这样的学校容易与就业市场对上口；可又讲提高学术水准，又提瞄准市场需要，这“口”到底该怎么“对”？

　　在我看来，与其在研究型大学里增设许多实用专业，弄得不伦不类，还不如放手一搏，相对脱离一时一地的就业市场。这里的基本假设是：社会需求瞬息万变，大学根本无法有效控制；专业设置过于追随市场，很容易变成明日黄花。学得姿势优美的屠龙术，没有用武之地，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强身健体。

　　新京报：现在，这个“预言”真的实现了。

　　陈平原：对。2010年5月5日《文汇报》上有一篇《工商管理：“热门”专业风光不再》，说根据调查，十个失业率最高的专业包括工商管理、计算机、法学、英语、国际经济与贸易等“热门专业”。

　　在我看来，中文系这样的长线专业，没有大红大紫，也不会大起大落。并非北大情况特殊，去年在杭州的全国重点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会上，我问了一下，大家都有这个感觉。

　　新京报：我们还是以招生为例来谈谈吧。

　　陈平原：上世纪八十年代，北大中文系学生中，各省市文科第一名的很不少；九十年代以后，家长都希望孩子念能赚大钱的院系，中文系风光不再。可最近几年，情况又有变化，开始有各省市文科第一名报考北大中文系。今年我们总共招了四名各省市文科第一名（北京、新疆、内蒙古、云南），让很多人跌破眼镜。

　　新京报：您以前似乎并不看重大家所说的“状元”？

　　陈平原：不是说第一名就比第二、第三好很多，那只是一个象征意义，代表社会上开始重新看好中文系。我稍做分析，成绩顶尖而愿意选择北大中文系的，大都是大城市的孩子（如北京、上海）。

　　新京报：为什么？

　　陈平原：一是视野比较开阔，二是家庭相对富裕，故更多地考虑个人兴趣而不是就业前景。

　　因此，我有个大胆判断：随着中国人日渐“小康”，中文系等人文学科，开始“触底反弹”了。

　　所谓大师 “大师”要甘冒被边缘化的危险

　　新京报：清华的老校长梅贻琦曾说，大学之大在大师之大。北大中文系历史上出现了不少知名的大师，但是今天再提到“大师”，估计会有不少人怀疑。

　　陈平原：不做词语溯源，今人所说的“大师”，主要是指在某一专业领域做出突出贡献，且品德高超，得到世人尊崇的人。当然，因时、因地、因论述框架的差异，“大师”的标准不一样。

　　比如，为了纪念北大中文系建系一百周年，我们推出“北大中文文库”，为曾在北大中文系任教、现已去世的名教授，编纂适合于大学生/研究生阅读的“文选”，让其与年轻一辈展开持久且深入的“对话”。开列名单时，以1952年院系调整为界，前面是姚永朴、黄节、鲁迅、刘师培、吴梅、周作人、黄侃、钱玄同、沈兼士、刘文典、杨振声、胡适、刘半农、废名、孙楷第、罗常培、俞平伯、罗庸、唐兰、沈从文等（按生年排列，下同），后面则是游国恩、杨晦、王力、魏建功、袁家骅、岑麒祥、浦江清、吴组缃、林庚、高名凯、季镇淮、王瑶、周祖谟、阴法鲁、朱德熙、林焘、陈贻焮、徐通锵、金开诚、褚斌杰。

　　具体操作时，碰到很大困难，只好先集中精力，完成后二十种；好在前二十位声名显赫，业绩广为人知。在北大中文人的立场，他们就是我们敬仰的“大师”了。但放在更大的政治史或学术史视野，他们中有的依旧是“大师”，有的则称不上。

　　新京报：您认为是“大师”的标准变了，还是时代不需要“大师”，或者我们这个时代很难产生“大师”？

　　陈平原：我们这个时代能否产生“大师”？这一追问本身，隐含着某种批评。短期内，人类智商不会发生突变，没人规定“大师”只能出在哪个时代。但回顾历史，有时天才成批涌现，让你目不暇接；有时又十分沉闷，即便那些被捧为“大师”的，也都不够精彩。这里有外在环境的限制，也跟整个思想/文化/学术潮流的演进有关，强求不得。

　　当今中国社会，风气浮躁，“大师”的帽子满天飞；希望有更多的人沉得住气，别整天记挂自己是不是或能不能成为“大师”（那样活得很累，而且效果不好），甘冒被边缘化的危险，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磨一剑”，出大成果，做大贡献。明白什么是学术的最高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新京报：在历史上，某种程度上“中文系”似乎就是“知识分子”的同义词，但是，今天二者的关系似乎愈发疏远。是“中文系”的角色意识与责任担当发生了变化吗？

　　陈平原：你这么说，未免太抬举中文系了。虽然我是中文系教授，但我承认，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比人文学科发展得好；影响国计民生以及政府决策的，是经济学家、法学家，而不是哲学教授、文学教授。

　　中文系师生会写文章，在社会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更多的是体现“位卑未敢忘忧国”。有“责任”，有“担当”，但“力量”不太大。

　　新京报：以北大为例呢？

　　陈平原：具体到现在的北大中文系师生，或许没有当初的思想活跃，因其大都转入专业研究。这是整个社会环境决定的，不能怨老师或学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依旧是很多人的梦想———能实现多少，那是另一个问题。

　　母语教育 “大学语文”有必要成为“必修课”

　　新京报：现在社会上出现了“国学热”，比如北大就有各种各样的“国学研修班”；出现了“汉语热”，比如不少外国人热衷学习汉语；还出现了“汉学热”，比如海外汉学家受到热捧等，在这种背景下为何会出现“中文冷”（主要是指报考和就业）？

　　陈平原：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有点缠绕。“国学热”、“汉语热”、“汉学热”以及“研修班”不在一个层面上，有的是政治思潮或学术风气，有的则是经营策略，不好放在一起讨论。上面已经说了，“中文”并不冷，所谓中文系的招生与就业“有问题”，很大程度是外界的误解。

　　新京报：与其他国家相比，您认为我们的“母语教育”是重视过度还是不够重视？

　　陈平原：这个问题问得好。怎样进行“母语教育”，确实值得我们好好想想。“母语教育”不仅仅是读书识字，还牵涉知识、思维、审美、文化立场等。我在大陆、台湾、香港的大学都教过书，深感大陆学生的汉语水平不尽如人意。普遍有才气，但根底不扎实，这恐怕跟我们整个教育思路有关。

　　新京报：产生这种差距的原因在哪儿？

　　陈平原：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中国教育，中学没有文理分科一说，所有大学生都得上“大一国文”。这个制度，台湾坚持下来了。而大陆呢，高中实行文理分科，大学又没有强制性的中国语言文学教育。

　　记得九十年代初，北大几个著名的理科教授站出来，说现在的学生中文不好，影响其日后的长远发展。于是，请中文系为全校开设“大学语文”。可这个制度，在一次次的课程改革中被逐渐消磨掉了。因为，必修课时有限，每个院系都希望多上自己的专业课。政治课不敢减，“大学语文”又不是教育部规定的，就看各院系领导的趣味了。

　　新京报：前些年，在理工科大学里推广“通识教育”掀起了热潮，现在似乎冷了下来。

　　陈平原：我记得华中理工大学（现改名华中科技大学）在校长杨叔子的强力主导下，1994年春创办了系列“人文讲座”，第二年秋天又组织全校新生参加“中国语文水平测试”，且规定“过了语文关，方可拿文凭”。不知道后来情况如何。只知道目前教育部在推“素质教育”，也有模仿国外大学做“通识教育”的，这些都很好。

　　只是“素质教育”面很广，且容易演变成“营养学分”。在我看来，针对目前社会上对于母语的忽视，以及高中的文理分科，确实有必要在大学里设置类似“公共英语”那样必修的“大学语文”。

　　新京报：曾有人提出，汉语没有针对公民语文基本能力的标准，所以学生们都把精力放在学习可以标准化检测的外语上，母语教学需要这个标准吗？

　　陈平原：我不赞成对公民进行语文基本能力的测试。设想每个中国人都怀揣一本“汉语十级”证书，那不很好笑？关键是如何提高大家学习中国语言文学的自觉性。

　　本报时事访谈员 高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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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网 2010年10月20日 10:06　来源：新华日报

　　跨越式发展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也有过先例。

　　以北大为例，从1898年建校到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内，北大的发展状况并不是很乐观，学术气氛沉闷，学术水平很低，而且封建腐朽思想在校内蔓延。1916年蔡元培来到北大后，推动北大进行了一系列重要变革，领导这所大学实现了一个伟大的跨越发展。他借鉴德国的“洪堡思想”和世界各国大学的办学经验，强调大学的“学术自由”，主张对不同学派“兼容并包”。在当时旧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情况下，蔡元培的主张兼容了新思想，具有很大进步意义。特别是在用人体制上，蔡元培上任之初就辞掉很多没有学术才能的人，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李大钊请来任图书馆馆长，陈独秀任文科学长，理科学长夏元瑮是中国第一个研究相对论物理学的人，还有著名科学家李四光等人。陈独秀等人在当时是喊“民主”、“科学”最响的人。李大钊则是在中国第一个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系统地接受、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人。他在蔡元培的支持下成立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宣传进步思想，引导社会潮流。这一步跨越非常重要，从办学理念到管理体制到用人机制上的跨越，使得北大有了一个很明显的变化，不仅推动了学校的改造，也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改造与进步，使北大成为当时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和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正如著名学者冯友兰先生所说：“蔡元培所领导的新北大的出现，好像一座灯塔，使全国的人们看见了光明，认识了前途，看清了道路，获得了希望。”

　　世界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来中国两年多，其中很多时间是在北大讲学。回到美国后，他著文把北大的蔡元培和牛津、剑桥、哈佛、哥伦比亚的校长作比较。杜威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zjhong1978

100年，有几个100年？

英古阿格

因为在确阔过，历史记忆成为现在“还在阔着”的隐喻。
北大当下的难言之隐不只是北大一校之因，更在于半世纪多来它一直承受着国家、时代所赋加的种种意识形态之重。建校初期所秉持的理念越来越沦为一种对现实反讽的利器。
何时回到“教授治校”，或许是北大新生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