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的“真实性”（1）
民族志的“真实性”
转引自
http://www.anthropology.net.cn/b ... &extra=page%3D1
彭兆荣 谭红春
【摘 要】“真实性”历来被视为民族志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当代“反思”原则的作用下, 人类学展开了对传统民族志以“科学性”和“客观性”为原则的反思和批评, 探讨人类学是否科学, 是否承认民族志在写作过程中人类学家的“主观性”和“解释性”。针对民族志的“真实性”问题, 本文集中从历史记忆、民族志范式、民族志修辞、民间戏剧、舞台表演、影视作品、仪式等方面对“真实性”问题进行研讨。
【关键词】民族志; 真实性; 民族志范式; 多样性
【作 者】彭兆荣,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谭红春, 厦门大学体育教学部教师、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
二十世纪60 年代以来, 西方进入所谓的后资本主义或后现代时期, 某些批评家和理论家展开了对以话语和文本为客体的批评, 出现了很多关于文本批评的理论, 涉及到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人类学、文学、建筑学、影视、绘画等方面, 这不仅涉及到学科本身, 还涉及到学科的性质, 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们原有的思维方式, 对一切都采取批评和怀疑的态度。“真实性”历来被视为民族志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当代“反思”原则的作用下, 人类学展开了对传统民族志以“科学性”和“客观性”为原则的反思和批评, 探讨人类学是否科学, 是否承认民族志在写作过程中人类学家的“主观性”和“解释性”。针对民族志的“真实性”问题,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彭兆荣与他的博士研究生(朱志燕、罗正副、谭红春、温春香) 、博士后(林亚蔷) , 以及音乐人类学硕士研究生(曾华燕、樊昀) , 围绕着这一话题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专题研讨, 大家集中从历史记忆、民族志范式、民族志修辞、民间戏剧、舞台表演、影视作品、仪式等方面对“真实性”问题进行研讨, 以下为讨论综述。
彭兆荣: 学术界一般把民族志分为三个阶段: 传统民族志、现代民族志、反思民族志或者实验民族志。在三个阶段中有着不同的价值追求, 不同的原则会对民族志中对真实性的性质认识有很大不同。现代民族志, 之所以会对传统民族志的否定, 是因为所谓的传统民族志所用的材料是来自殖民官、旅行者和传教士的记录, 这些记录带有很重的殖民主义价值倾向。现代民族志以科学为原则, 强调人类学家的参与观察, 材料的获取必须是科学的、客观的。尽管如此, 而是偏偏出了很多事情, 包括博厄斯、马林诺夫斯基。后来的人类学家反思现代民族志把“主观性”都放在了很次要的位置上, 去强调“客观性”, 而事实上做不到, 他们要求重新来解放民族志在现场的解释权利和主观性, 出现了当代的反思人类学。其实, 反思民族志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民族志“真实性”重新确认和重新讨论。
对民族志真实性的讨论, 它不仅涉及到问题本身, 而且涉及到学科性质。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学科性质、民族志方法和传统价值产生冲击, 影响到民族志的田野调查、传统的主客位关系以及民族志文本写作。别小看一个小小“真实性”问题, 它带进来的价值、冲击和反思力度是巨大的, 所以我想大家可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认识、思考和探讨。
朱志燕: 我以关羽这一历史人物为例来具体的谈谈“真实性”。关羽字云长, 俗称关公、关老爷。三国时期蜀国名将, 河东解(今山西运城) 人。关羽除了生时在蜀汉威名显赫外, 身后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推崇, 经历了由人而圣而神的一系列过程, 受到官方和民间的双重认可。历史上, 关羽死后旋即成为人们膜拜的对象, 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以凶神形象流传的。到了宋元时期关羽的凶神形象有所改变, 开始成为正面人物, 其地位也有所上升。直至元末明初, 在罗贯中所著《三国演义》中把关羽塑造成了忠义和武勇的化身。自明朝始, 官方也积极得加入到了“造神”运动之中。明清两代朝廷多次对关羽进爵加封, 使关羽其人实现了从人到圣(武圣, 与文圣孔子齐名) 的升华过程; 此外, 道佛两家将关羽奉为护法神, 封为“荡魔真君”、“伏魔大帝”、“伽蓝护法”等, 至此, 关羽由人而圣而神的过程始告一段落。另一方面, 民间的关帝信仰又与官方有所不同。民间供奉的关公, 一是保护神(如门神) , 取其勇武, 能够保护平安; 一是财神, 希望财源广进, 生意兴隆; 一是作为义气与勇猛的象征, 为结盟成员提供兄弟义气的楷模(多在帮会组织中流行) 。
由此可见, 关羽作为一个普通的历史人物, 最终演变为显赫的神灵, 其在历代社会生活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三国志》到《三国演义》, 关羽形象一系列的演变, 并不是“孰真孰假”的简单问题, 而是当时背景下的政治、宗教、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复杂作用的表现和结果。官方形塑的关圣人强调的是忠君良将的统治意图和道德标尺作用; 文人阶层青睐的是关羽的功成名就、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 平民阶层则仰慕关羽的济困扶危、护佑平安。在这三种不同的表述当中, 事实如是否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重要的, 人们并不关心本真的关羽是怎样的, 而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关帝信仰才是有意义的真实。所谓的“真实”是符合当时当地文化背景和情势需要的意义性真实,“真实”无非也是一种建构。
彭兆荣: 在民间有很多的“关帝庙”、“关帝”的崇拜, 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种建构, 这种建构确实像小朱讲的, 它是根据不同的历史演变和阶层的需要来建构自己的“真实性”。关帝崇拜尽管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从官方到民间是个首肯的正面形象, 而事实上不同的层面, 比如官方和民间, 他们选择关帝, 确认关帝的意义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小朱的案例非常清楚的把关帝的历史演变本身所包含的价值说得很清楚。原初关羽是战神是个英雄, 而今天他在很大的程度上, 战神的意义已经变成其次, 而演变成一个“忠信义”的形象。官方比如皇帝或者统治阶级可能是希望提高这样形象, 彰显或表彰其对统治的忠诚, 而民间是不一样的, 它讲究兄弟之间、乡党之间或者某个人群共同体之间, 有一个内部的相互的诚信、团结, 所以“关帝”历史形象被选择,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还可以进一步地拓展的是, 官方和民间选择关帝形象“内核”对他们的意义, 他们之间会不会造成一种冲突, 其实有时候是会造成冲突的。官方在什么背景下首肯或者确认关帝形象在某一种程度的真实性, 在民间又可能不一样, 而这种不一样怎么能达到官方的认可? 比如说妈祖, 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个蛮夷形的少数民族的异体女性, 按照正统的历史的发展, 这永远不可能进入官方认可的信仰, 可是在明清以后特别是沿海的事情越来越多、海洋文化对中国越来越重要的情况下, 官方在一定的程度上选择地方性的某个东西来确认官方的正统性、合法性, 然而民间对妈祖的真实性或者崇拜的意义的选择和官方对她的认同是有差别的。
樊昀: 彭老师在课上谈到历史事实(history fact) 和历史真实(history reality) 的问题时指出,后者是某个记忆主体对前者进行选择、重构, 将它变成一种新的真实; 人类学家在对某个“现场”进行解释和描述的时候, 其实也是在进行新的真实的构建。
历史事实和历史真实与记忆主体紧密相连, 因为, 选择记忆或忘却哪些历史事实, 使他们成为历史真实或被排除在记忆之外,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记忆主体。以目连戏为例, 唐宋以来, 从最初简单讲述目连救母故事的变文到后来发展成熟的以各种声腔演唱的规模庞大的目连戏, 它在民间社会———特别是中国南方一直常演不衰, 一千多年来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但是, 上个世纪初, 胡朴安先生编纂《中华全国风俗志》的时候, 几乎查阅了全国的方志, 又花了数年时间翻检各种笔记、游记、报纸、杂志等有关风俗的记载, 这些官方文献中有关目连戏的描述极少, 被他收集到的仅有皖南目连戏的描述。可见, 掌握话语权的政府和知识分子, 因为种种原因(这里暂且不讨论) 对民间盛演目连戏这一事实, 让我们姑且把这一现象当作是一种历史事实视而不见, 从官方文本为我们构建的“历史”, 即通常所谓“正史”中, 我们几乎不可能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古老的剧目在广大的民间社会受到如此的欢迎, 对整个中国民间社会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作为记忆主体的政府和知识分子, 在构建它所认可的历史真实并把它作为记忆的内容的时候, 显然并没有把民间的目连戏及其演出包含进去, 而是“故意”将这一事实忘却了。另一方面, 则是民间社会对目连戏的清晰记忆。
其实, 目连戏传承千年而不衰, 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以皖南为例, 当地百姓无人不知目连戏, 它及其所包含的繁杂的意义乃是被民间社会选择加以记忆的内容, 是一种被当地人民记忆的历史真实。目连戏虽然在民间广为流传, 但各地的目连戏采用了不同的声腔, 融入了不同的地区特点, 也融入了不同的族群记忆, 体现出各种不同的真实性。在皖南, 音乐上以青阳腔为主体的目连戏, 承载的是具有皖南地方文化特点记忆, 这种真实性和皖南的文化、宗族社会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当地人看来, 目连戏就是他们所见到、听到的这个样子, 用这样的音乐表达的目连戏对他们来说才是正宗的, 才具有驱除鬼神、保佑平安的神奇魔力。皖南的目连戏音乐承载的是丰富的徽州文化信息和当地人们对所属宗族的记忆。任何一种声腔或剧种中储存的目连戏的记忆, 都只能是这一事实的一个方面或一种形式———一种“真实”而已, 却不可能到达完全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