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北朝民族的熔炉
孙方圆
谭其骧先生在《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一文中断言：从东魏到北齐，“实际政治中心一直在晋阳。……皇帝经常来往于两都间，晋阳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有过于邺”。这里所说的不仅仅是山西的重要性，更是直称晋阳（今太原）的重要性。山西省博物馆的一个展室以“民族熔炉”为题，集中展示了古代太原地区的民族融合的壮丽画卷。每当天下分裂、特别是北部中国民族矛盾激化的时期，太原就是不同民族文化互相冲撞、继而趋向融合的历史舞台。本文有志于对北朝时期太原这一特殊地位确立的政治和军事因素加以探讨。
太原素有“三代京华，五朝别都”之誉，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其地位仅次于长安和洛阳。在北朝时期，它的特殊地位的确立，首先是由当时的政治因素、军事因素所决定的。
太原一带，在十六国后期处于慕容氏后燕政权的控制之下。北魏皇始元年(396年)八月，道武帝拓跋珪率兵四十万，大举征伐后燕，并州之地归属于北魏。北魏沿置并州，领有太原、上党、武乡、乐平、襄垣五郡。并州与太原郡的治所均设在晋阳。
我们可以对并州（太原、晋阳）的地理特点有如下解读：其一，它毫无疑义地占据着“北魏统治核心区”的重心位置；其二，在南北方向上，它位于北魏旧都盛乐、平城与新都洛阳之间；其三，在东西方向上，它位于西进凉州、交通西域的交通孔道上。正是以上三点，决定了并州（太原）是北朝统治者的必争之地。
破解这一历史奥妙，或许可以有多种途径。我尝试着从决定军队强弱的骑兵力量的角度，加以探讨。“南弱北强”的原因，或许只是由于北方政权恃凭战马精良而夺得战争主动权。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北魏时期并州以畜养马匹之多著称于史，并且充当了河西良马转入中原的中转站。对此，史书有明确的记载：“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高祖即位之后，复以河阳为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魏书》卷一一○）来自河西的良马在转运中原之前，首先在并州集中驯养，以避免因为不服水土可能产生的耗损。由此可见，并州实际上处于游牧区与农耕区的过渡地带。大量良马的滞留，使得并州“用武之地”的色彩更加浓烈。北魏后期，以“有豪侠气”著称的平鉴，避乱暂居洛阳，他在决策依投雄踞并州的尔朱荣时，对其宗亲有如下分析:“运有污隆，乱极则治。并州戎马之地，尔朱王命世之雄，杖义建旗，奉辞问罪，劳忠竭力，今出其时。”（《北齐书》卷二六）“并州戎马之地”，在乱世方殷之时，对有建功立业之心的人而言，实在是大有诱惑力的。
并州（或曰太原）的政治、军事局面，对于全国格局都有重大影响。
孝明帝武泰元年(528年)，是北魏政权的劫难岁月。胡太后自知与孝明帝的矛盾无法调和，于二月间杀帝而另立年仅三岁的元钊即帝位于洛阳。雄踞太原多年的尔朱荣，抗表声讨胡太后的罪状，亲率晋阳精兵赴阙问罪，朝野震动。四月，尔朱荣行至河阳，拥立长乐王元子攸为帝，是为孝庄帝。尔朱荣以功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领左右，封太原王。在控制洛阳之后，尔朱荣拘执胡太后及幼主元钊沉于黄河，同时指令所从胡骑诛杀公卿百官，死者二千余人。是为“河阴之变”。此后，尔朱荣驻扎晋阳遥控朝政，与孝庄帝的关系日益紧张。永安三年（530年）九月，尔朱荣入朝被诛，尔朱氏党羽汾州刺史尔朱兆入据晋阳，与尔朱世隆等共同拥立并州刺史、长广王元晔为帝。不久，尔朱兆攻占洛阳，擒杀孝庄帝。元晔随即拜授尔朱兆为都督十州诸军事、世袭并州刺史。尔朱兆同样采取“坐镇晋阳，遥控朝廷”的方式，操控国家大局。晋阳，依然在尔朱氏控制之中，其实际地位不亚于洛阳。
此后，高欢率兵征讨尔朱氏，并且以废立皇帝的特殊手段确立了自己的权臣地位。高欢决策由洛阳迁都邺城（今河北磁县），定晋阳为“下都”。由高欢经营的政权，史称东魏。在整个东魏时期，晋阳是实际上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
高欢久经沙场，对晋阳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有着特别明确的认识。晋阳向北可以联系鲜卑“龙兴”的根本之地，得到北方游牧诸族的支持；向东南则可以控制河北、河南诸州郡、挟制东魏傀儡政权；向西南则可以与西魏政权交兵求胜。因此，依托太行山天险屏障的晋阳，就成为高欢争衡天下的雄关重镇。高欢与其继承人的重要政令大多发自晋阳，由此可见晋阳是事实上的政治中心；而且在与西魏的大规模战争——孟津之战、玉璧之战的过程中，高欢均从晋阳征发军队参战，由此可见，晋阳确实是东魏政权的军事重心。
北齐继起，秉承高欢的立国体制，因为晋阳是高氏的创业基地而予以特别尊崇，所以晋阳始终保持着“别都”的地位。北齐的六个皇帝，即位均在晋阳，而且几乎每年都来往于邺城和晋阳之间。晋阳与邺都有并驾齐驱之势。甚至可以说其实际上的地位比邺都更为重要。
从尔朱氏到高欢家族，都将自己的统治基地置于晋阳。政治家的共同选择，自然有其道理。
自北魏政权瓦解、北部中国进入东西两个政权对峙时期以来，并州——晋阳的重要性就被有识之士反复强调。平鉴所说的“并州戎马之地”，确实在战乱之世发挥着天下重心的作用。北齐文宣帝高洋，在其诏书中称：“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齐郡，霸业所在，王命是基。”（《北齐书》卷四）名臣唐邕，称赞晋阳城是“金城汤池，天府之国”（《北齐书》卷四○）。也正因为如此，北齐一代的并州刺史，是最为显赫的官位之一。几乎所有的重臣（包括权臣），都有担任并州刺史的阅历。甚至并州长史一职，也要遴选特别杰出的人才出任。如，文襄皇帝高澄，对所倚重的霸府掾杜弼说：“并州王者之基，须好长史，各举所知。”李稚廉被遂命为并州长史之后，“常在世宗第内，与陇西辛术等六人号为馆客，待以上宾之礼”（《北齐书》卷四三）。北齐政权上下，对并州——太原——晋阳的重视，竟然是如此高度一致。
我还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之间的战争，在河洛之间苦战连年、迭有失败却无法决定大局，而战线一旦北移到晋阳，北周一战获胜其吞并北齐的趋势即不可逆转，其中固有“瓜熟蒂落”的因素，晋阳为形胜之地、高屋建瓴之地的因素，也不可低估。
晋阳——太原之地的政治、军事地理如此重要，活动于当时的各个民族的首领人物，均把控制该地当作争胜天下的关键棋局，于是，在拉锯式的争夺过程中，晋阳——太原成为多民族共同的活动舞台，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民族融合的摇篮。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8-9-25 14:59: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