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翅》谈林耀华教授
庄孔韶
海内外研究中国家族制度的学者往往要参考一本叫做TheGoldenWing(《金翅》)的书。该书在本世纪四十年代曾以英文版首次面世。大概是用外文撰写又在异国出版的缘故，国内知道有这样一本书的人便寥若晨星了。如今《金翅》的作者棗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林耀华教授已年逾古稀，所幸尚无龙钟老态。先生喜欢骑一部自行车，每日往返于宿舍区和校园之间。我因为时常在他的书房兼寝室里面见林教授，久而久之，有关《金翅》的一些细节便得以先悉。听说近年来国外对我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界的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知名学者潜心进行研究的大有人在。这种人物研究甚至成为博士论文的题目，有的人颇下工力，连这些学者早年在报章杂志上以笔名撰写的小文都注意到了。我想，对于这些研究者来说，有关《金翅》和它的作者的一些往事，也是不无搜集价值的吧！
一
学术论著以其艰深晦涩常常令人望而生畏，因此，有一些学者写研究著作，往往喜欢变换体裁，以得深入浅出之妙。《金翅》便是以小说体裁写成的。以篇幅论，大约可以看成是一部中篇吧。一般读者也可以随便读读，但行家一看则不止于此，因为它不过是借用了小说的形式而已，该书的副题
ASociological Stu*** of Chinese familism，就已表明了它学术研究的宗旨。而它特具有导言和尾声中作者的结论也是一般小说所无的。《金翅》描写的是本世纪初至三十年代发生的事。它的社会舞台则是福建闽江下游的黄村。由于地处商旅要道，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商业经济的发展，给这里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与家族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两位姻亲兄弟张芬洲和黄东林家颇有了些积蓄，于是他们便想各自为自己的家人建一幢新居。那时的中国农村，盖新房不是件随便的事，首先要看风水、选择宅基。这一风习在我国，有着十分久远的历史。风水先生注意到山脚与河流转弯处一片静谧的田野，盛赞这里是“龙吐珠”的好风水。不料芬洲仗着自己年长，捷足先登，抢先占据了这块吉祥宝地，建起了新居。东林对姐夫的作法极为不满，但又无可奈何，只好忍气吞声独自在远离村庄的地方盖起了新房。后来东林长子的一位善于讨人喜欢的同学来此度假。当他爬到东林家房后的山头上，好象发现了什么惊人的事似的大喊道：“这就是风水呀！这座山看起来就象只金鸡，它的头和脸朝前，双翼伸向你家(指东林家)，会使你家欣欣向荣。就让我称你家为‘金翅’之家吧！”金鸡山也确有这般雄姿。从此，金翅之家的称谓传遍了黄村所有的人。两位姻亲都相信自己宅基的好风水会给他们各自的家族赢得昌盛的未来。二三十年过后，东林家确实达到了繁荣的巅峰，而芬洲家却人丁零落，只剩下大儿子的寡妻和她的养子，张家已经破败了。
作者当然不相信所谓“风水轮转”之说，尽管张家的衰败可以用“龙头断了”的托词来解释，社会学者的责任却在于揭示家道中落的进程与原因。林教授把黄村两姻亲兄弟家的变迁分为三个时期：首先，土生土长的东林和芬洲年轻时家境都很贫寒，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们在湖口镇合营了一爿小店，结果镇上兴隆的生意促成了乡村生活的改观。他们营造新居，供孩子读书，为儿娶妻，家业渐趋富足。大米和咸鱼的买卖成为他们的生财之源，其他社会交往也就此展开了。第二时期，两家都遇到了困难，张家因不适应家庭与社会变迁，芬洲去世后，景况惨淡。而东林则在困境中学得聪明起来，遂一度使家境达到繁荣富足的峰巅。第三时期，芬洲家从生活的画面上消失了，只有东林还在奋斗。他扩大生意，与地方政要联系，但经营的失败与日本人的入侵，终使东林家又跌落到贫困之中。
《金翅》不是玩弄技巧之作，它以朴实的平铺直叙的方法，描写了中国福建乡村家族兴衰的一个历史断面。正如英国著名人类学家费斯(R.Firth)教授为该书写的导言中所指出的，这本书用的是“如描绘竹叶一般的简朴的形式，却藏着高度的艺术”。全书自始至终贯穿的那种细致描写，涉及到中国南方传统农业、商业、地方政治、民间盟会乃至土匪面目；刻划了看风水、供灶神、祭祖先、婚葬仪式、节日娱乐的栩栩如生的画面；从微观上不带偏见地推出了各辈亲属及人际关系网络中的数十个人物形象，并刻意记述了中国同姓村落与四世同堂大家族的亲属关系、礼节与纷争。这无疑弥补了有关中国同姓村与家族制度研究的论文不可能有大量细节描述的缺失。有意思的是，由于《金翅》系以小说体裁写成，所以它也引起了海外一些引用资料务求真实的治学谨严的学者的疑问，即《金翅》的故事和其中的人物，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林先生曾对我说过，《金翅》不同于一般小说，它叙述的完全是他家族的真实的历史。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从书中东林家的六哥(即小哥)身上，依约窥见林先生青少年时期的身影。只是台湾译本里译者编制的芬洲与东林家系谱表上，将六哥与茱美之间错误地划上“＝”，要知道民族学社会学上的符号“＝”意味着婚姻关系，其实茱美是林先生的亲妹妹，真名友贞。书中的主人公黄东林便是林教授的父亲。而那兄弟六人也都确有其人，不过现在除了三哥和作者自己外，其余均已过世。林教授原籍闽南漳州，后迁到古田距谷口镇(即书中，的湖口)五里的岭尾村(即书中的黄村)，繁衍了十代人，包括三个自然村，绝大多数人家都属林氏后裔，所以书中的黄村棗岭尾村，实际上是林村。《金翅》中出现的山川村镇，均为五六十年前***真写照，只是村镇等小地名有所改动，本家人物也大多改姓(如林姓改黄姓)，人物若为双字名，则第二个字不动，第三个字加以更改。对于自己家族内部亲属之间的复杂关系和敏感内幕，中国人往往是讳莫如深的，由于《金翅》对这些关系的记述与分析，出以社会学学者的公正客观态度，所以如今作者对披露真实情况并无难色。而这，对于我们认识这本家族社会学著作的真实性与价值，却是十分重要的。
而今，林教授的家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公路网、水运网和铁路四通八达。金翅之家的后裔有不少散居在全国各地。黄村棗岭尾，早已不再是纯粹的同祖先后代的独姓村，而的确成了杂居村落，这大概也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必然结局吧！然而，金翅之家的儿孙们尚有一些人至今未离开故土，日日嗅着金翅下泥土的芳香。
《金翅》的写作始于一九四○年。当时，林教授已在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未婚妻饶毓苏女士也已在另一小城诺桑普敦(Northampton)一所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遗憾的是饶女士因患肺病不得不留美就医，林教授也因此而羁留在哈佛，做些统计与助教一类的工作，时而乘车探望毓苏女士，往返于诺桑普敦和波士顿康桥(Cambridge)之间。就在这段闲暇时间里，他萌生了写作《金翅》的念头。 “因为是自己的经历，所以容易写”。翌年全书便脱稿了。在太平洋学会腊斯克教授父子(B.LaskerandG.Lasker)的帮助下，这本书于一九四四年在美国出版。一九四五年林教授在成都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兼代理系主任时，又对它加以修订，并请费斯教授作序，交由英国伦敦RoutledgeandKeganPaul书局在一九四七年出版。一九四九年，日本学者还专门召集了两次以《金翅》为中心，把中日两国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社会学研究的座谈会，会后发表了五位社会学家的见解与评论(见《思想的科学》一九四九年七月号)。最近听说，海外一些大学还把此书选为必读书或参考书。
对于芬洲和东林两家的盛衰，林教授在写作《金翅》时，主张要从人际关系的观点来讨论。所谓人际关系是指中国旧式大家族内人际关系以及家族同外在的各种人们形成的相互关系。在人际关系构成的各个系统中，一些因素可以打破人际关系的平衡，于是人们便会建立起另一种新的平衡。这就是所谓人际关系的均衡理论。林教授提及四种能够影响这种平衡的力量：物质环境，技术环境，人的适应力，各人际关系系统之间的关系。现在，当林教授回顾四十年前所做的社会学分析时，觉得还有一定局限，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例如对岭尾村以及湖口乃至古田城镇与农村社会经济矛盾及其发展的分析就略感不足，对于事物发展的原因的描述，亦有因偶然性所致之嫌。然而尽管如此，今天看来，《金翅》仍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参考著作。它不仅把中国家族生活的传统与变迁展现得极为生动真切，而且从家族研究的角度着眼，着力使人们认识人的社会适应性，对人际关系的理解与行动，以及个人的进取心的重要性。我想，如果我们对当代中国家庭的研究工作也能做出如《金翅》那样精心的描述与比较深入的社会学分析，恐怕还须花费不少气力。至于该书对家庭生活体察之细致入微，不带偏见地处理材料等等，也都是值得我们仿效与借鉴的。今天，我们常常依然不得不浪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协调各种人为的人际关系，而且往往人们虽有怨言也熟视无睹，这是否与中国的某种传统影响有关呢？虽说现在写当代中国社会并以家庭琐事为题的小说并不在少数，但家庭社会学的学术文章却还为数甚少。所以这里借《读书》之一角，把《金翅》的一翼展现在读书界面前，以期引起人们的重视。
二
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还属草创时期，吴文藻教授热心培养和提携这方面的人才。在导师的指导下，林先生十二万字的《严复研究》尤其受到褒奖。该论文介绍了严复的生平行状，学说渊源，社会思想以及他的著作、译述的影响，并首次引述了严复对王安石著作的批注(原稿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嗣后，其中八章(共十一章)以《严复社会思想》为题发表在一九三三年《社会学界》第七卷上。当时，林先生恰与严复的侄孙同窗，从而有机会在严据(严复之子)的家里看到严复的藏书、遗物、甚至往来书信。这使林先生的严复研究获得了翔实的第一手材料，由此得出了严谨可信的结论，具有相当的研究水平。
一九三六年吴文藻教授赴美出席哈佛大学成立三百周年校庆时，与哈佛燕京学社负责人商妥，派林耀华赴美学习人类学专业，并攻读博士学位。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历史悠久，林先生在这里受到了比较全面、扎实的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基本训练。《金翅》就是他运用人类学理论研究中国文化的一次大胆的尝试。
一九四一年返国后，林教授随即深入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考察。阅读林教授早年《大小凉山考察记》、《大凉山<SPS=1998><SPS=1998>的阶级制度》《康北藏民的社会状况》、《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川康嘉戎的家族与婚姻》等著作，从字里行间感受到早年中国民族学考察的危险和艰辛以及学者们忘我的献身精神。在《大小凉山考察记》中林先生写道：
此去约有二十里没有村落，且多穿过老林，下雨时蚂蝗甚多，啮人血肉，有烂至成疮者。午后天黑，我们才走八十里，不登茅岗，就在老林中地名硬里落骨的一个小场上歇下。大家砍拾干柴，烧起一堆大火，半御寒冷半避野兽。没有携带鼎锅，不能烧水煮谷。我们饿了一夜，彝人尚带包谷巴充饥。幸我们有行军床尚可入睡，惟半夜醒来，头面皆已露淋，身上冷不可支。虽系暑天，地近黄茅岗，海拔近四千公尺，难怪气候和冬天一样……
正是在战胜了不知多少类似上述难以言状的危险与困境之后，《凉山彝家》一书才有可能在中国民族学著作中立一席之地。此书一九四七年由商务印书馆刊行初版，一九六一年美国又出版了英译本，英译本在《导言》中说，此书可以“代表对凉山彝族所进行的第一次系统研究”。十分惋惜的是，林教授一九四五年夏在四川理县北部大小金川一带调查嘉戎的珍贵报告手稿《四土嘉戎》两份，一份解放前交给商务印书馆，结果下落不明，另一份底稿也在“文革”的动乱中散失了。
对于在西方接受教育的中国学者林耀华来说，五十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林教授便开始考虑如何用国外学的人类学知识来为新中国服务的问题，究竟以什么理论做为人类学研究的指南的问题。经过对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史与人类起源论的学习，他的思想豁然开朗：“学习社会发展史，开头就是‘从猿到人’，恩格斯的劳动观点给与我一个极大的刺激，使我觉悟到过去虽然收集了不少具体材料，但忽略了问题的实质。”(林耀华：《从猿到人的研究》，耕耘出版社，一九五一年，北京)人类学对中国来说是“舶来货”，解放前，中国学者一直谨守外国人类学家之师说，人类起源的正确理论并未在学术界和广大群众中得到广泛传播。因此，配合开国以后的社会发展史教育，林教授的《从猿到人研究》正象裴文中先生在序言中所预期的那样，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当时，翦伯赞教授从这部书中敏锐地看到了学术界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用以指导自己的研究的新气象，他为新中国的这一人类进化论著作热情作序说：“林耀华教授能够用新的观点来研究人类由来的问题，我以为不论理论应用的正确性达到怎样的程度，他的研究总是转向了新的方向”。林先生的这本书确是新中国成立后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人类学获得的第一批著作之一，尽管今天看来，该书并非是无懈可击的。
一九五一年，林教授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组织的西藏科学工作队，深入藏区为藏族同胞服务。一九五六年，林耀华教授，这位哈佛来的博士，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使他获得了一个新的思想境界，并有了新的观察与新的发现。
五十年代，林教授的考察与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多成果。他带领学生两次去过东蒙草原、游猎的鄂伦春人和达斡尔人居住地。一九五四年起他开始在国家民委、云南边委领导下组织民族调查和后来的民族识别工作。在中国古籍中少数民族的名称最为纷繁杂乱，加上解放前反动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使不少少数民族被迫更改、隐瞒了自己的民族成分。因此，我国究竟有多少民族，谁也无法准确答复。解放初，由于正确贯彻了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少数民族纷纷公开自己的民族成分，仅云南省就上报了二百六十余个族称，由于没有科学的依据，群众自报的族称中既有自称又有他称，包括了一个民族的不同支系名称，甚至有职业、农作名称等，情况颇为复杂。为此，党和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首先，要弄清待识别的单位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再弄清是单一民族还是少数民族的支系，最后方可确定其民族成分。
林教授在云南曾遇到一个自称为“蔗园”人的上报族称。“蔗园”人人口不足一千，世代以种甘蔗为生，“蔗园”人到底是不是单一民族？根据考察发现，“蔗园”人不过是从广西迁到云南富宁县讲粤语(汉语方言)的族体，其社会文化传统皆同于汉族，当然不能构成单一民族。林教授和他的同事们还对云南的“土家”、“蒙化”、“腊鲁”等近三十个单位以及“侬人”、“沙人”、“黑衣”等近十个支系进行系统识别，而分别将前者一律划归彝族，后者划归壮族。然而，这不是硬性的划分，而是在科学分析的前提下，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作出的划分。它保证了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的权利。
这是亘古未有的一件大事，而只有在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能真正处理好多民族大家庭的事。十几年间，林教授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借鉴国外获得的人类学知识为新中国服务。从滇北到滇南，旅经大理州普米族、白族地区，丽江专区傈僳族、彝族支系地区，小凉山彝族地区，文山州的壮族、瑶族地区，傣族地区，孟连拉祜族、佤族地区，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一九五八和一九五九两年他一直留居云南工作，直至六十年代中期，还步行进入西双版纳布朗山布朗族地区。在中央和地方支援下，新中国民族学工作者的考察工作始终得以有组织有计划地顺利进行，这是解放前所根本无法比拟的。
由于林教授和他同事们的辛勤劳动，完成了对云南部分地区许多地方共同体的民族梳理工作，并写成长达二十万字的《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第一二阶段初步总结》。今天当我们重读这本手工誊印的总结时，仍可感到当年识别工作的那些科学依据的谨严可靠。现在，云南省已正式确认的二十三个民族大多数都是五十年代识别工作的成果。无疑，这项工作为今日的民族大团结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六十年代初期，林教授主持《辞海》民族类办公室及编辑工作，担任三套丛书(《少数民族简史》、《少数民族简志》、《自治地方概况》)的副编辑委员工作。由于十年动乱，六十年代中期以后他失去了十几年的宝贵时间。但虽经磨难，他却依然乐观。安定的局面一出现，林先生即出任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之职，肩负教学与科研的双重重任。近年他又频繁出访美国、日本、墨西哥、印度等国，积极开展与外间的文化与学术交流，为中国的民族学复兴竭心尽智。这两年国外连续有五家出版社索要林教授的简历与学术著作一览表，其中便有世界著名的《世界名人录》(WhósWhoistheWorld，第六版，美国芝加哥)和《成功的人》(MenofAchievement，第十版，英国伦敦)。为此，我经过查阅作了一个统计。解放后由林教授撰写与主编的专著、论文达四十多本(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观的收获。值得提到的近著是他主编的洋洋四十万言的《原始社会史》，现已交中华书局，不久即可发行全国。这本书侧重中国，兼顾世界，是建国以来我国出版的阐述原始社会最为详尽的一部专著。相信问世后，当会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尽管《名人录》上书写了林教授的著述要目，却不能包含他的全部成就。解放后，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前身为研究部)在林先生和几位领导同志的带动下，已形成教学与科研的几代人的学术梯队，大家辛勤耕耘自己的学术园地，又团结一致，互相协作，在中国民族学界正发挥着重要作用。
林耀华先生是当年金翅之家最年轻的成员之一，父亲希望他做一名成功的人。如今，他确实做出了成绩。但这不是因为金翅带来的好风水，而是因为他有幸迈入了新社会的门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