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村庄》读书报告
作者：
anshi
杨懋春先生的《一个中国村庄》对四十年代中国山东的一个普通村庄进行了细致的描绘。译者序言中这样写道："该书和早它出版的《江村经济》、《金翼》、《祖荫下》并列为早期中国人类学的里程碑作品。"由此可见杨懋春先生的这部著作具有非凡的意义。
四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我读过三部（除了《祖荫下》），三位作者都是截取了中国一战到二战这段时间对各自非常熟悉的村庄进行了深入的描述。当时的时代背景是，中国被迫向世界市场打开大门再加上内战和外战的影响，中国农村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都面临传统和新事物的双重影响。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那时候的学者在乡村研究上抱有非常明确的目的，就是要找寻中国乡村发展的出路，要改变乡村贫、弱、病的面貌。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一书最后出于满腔爱国热诚和对民族危机的痛心疾首的大声疾呼，使我为这些学术前辈的学术精神深深感动。杨懋春先生虽然没有这样热切的表白，作为一个学者他针对当时国民政府实施的乡村复兴的建设提出了许多详细的意见和建议。比如土地如何使用、怎样有效地组织乡村社区、改善卫生状况等等。
这些建议许多是建立于当时美国兴起的社区研究的思潮。当时的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抱着施夷长技的想法在西方学习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前沿思想希望拿到中国可以改善中国的社会状况，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常常直接应用西方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社区，《江村经济》和《金翼》运用的是功能论，而《一个中国村庄》则体现了社区研究的系统论的思想。系统论的社区研究将一个社区看成相对独立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社会群体和社会关系同制度、结构相互作用成一个系统。其中最重要的是群体和社会关系。因此，杨懋春先生并没有像很多人类学家那样铺陈经济、政治、宗教、教育等社区的各个基本要素，而是从两条线索入手，一条是静态的，在本书的前一部分描述了台头村的自然环境、社会类型、社区中的人、人们的谋生手段及生活水平，另一条是动态的，也就是对群体和群体关系的分析，由家庭（家庭关系）到村庄组织（家庭之间的关系）再到村际组织（村际关系）。书的最后还描写了一个名叫天喜的村民的成长历程，在这个生动的例子中前面两条线索穿插其中，令人不禁想到了《金翼》的叙述方式。
家庭是《一个中国村庄》重点描述的社会群体，这源于家庭一直以来在中国极其重要的地位。许多学者认为，中国乡土社会是"家——国"的结构，家是这个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单位。在任何国家和社会，家作为初级群体都是社会基本单位，但是正如费孝通所言，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是差序格局，所谓差序格局就是以"已"为中心，按照私人关系层层向外推，从中心到外围关系的强度依次递减，私人关系有两种：亲属关系和朋友关系，亲属关系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在家到国中间没有强有力的社会组织。西方社会有许多契约关系结成的社会团体，因此称为团体格局。杨懋春先生对台头村的家的描述进一步印证了费孝通的观点。"在台头村，是家而非个人成为社会活动的主体。家庭本身是个极其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群体，是个初级仪式群体；也是培养年青人、供养成年人、照顾老年人的重要中心。在社会活动扩大到村庄范围时，组织是以家庭而不是以个人为基础的。在公共事务中，只有家庭是代表。村庄保卫、村庄学校、宗教仪式、基督教堂、选拔领导和官员、执行政府计划、社会控制和其他类似的事务都是以家庭而不是以个人为基础的。家庭是村庄经济生活的基础，也是村庄社会生活的基础。"（《一个中国村庄》第229页）由此可见，家担负着经济、社会、教育、政治等几乎所有方面的功能。台头村与中国南方的村落是不同的，中国北方几乎没有单姓的村庄，而在东南沿海以及像皖南这样的地方一个村落常常就是一个大的家族。这就决定了家族在台头村这样的村庄作为家和村庄的中间组织对家有很大的影响，但绝对没有南方单姓村落有着直接而强有力的影响。随着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基督教组织是村庄的新兴组织，但这种组织也是以家庭而不是个人为单位的。每个家庭本身可以成长、成熟、分裂（按照杨懋春的说法，家不过三代，这与许多家庭社会学调查的结论"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以二至三代的主干家庭居多"相印证，说明大的家族并非像想象中那么普遍），但家就像打不破的原子深深地扎根在台头村，而家与村庄之间的那些宗教的、家族的、邻里的组织都不是非常牢固的，也不存在超越家的经济单位。至于村庄，一直以来所谓"无为而治"指的就是村庄本身奉行的是消极治理的态度，村庄与其他的村庄以及中心县镇的关系也是非常松散的。所以在传统社会一向就有"山高皇帝远"的说法。但作者指出，这并不表明村庄的政治是民主的，权力都把持在少数的长老和乡绅的手里。
接下来我想谈谈作者关于农村社区的观点，这涉及到今天中国农村的发展。按照社区研究的思想，一个相对独立的社区（尤其是农村社区）其地理范围大致相当于其交易界圈，也大致相当于学校界圈、医药界圈、娱乐界圈、宗教界圈等等，这些界圈应该是基本吻合的。因此，作者根据台头村与相邻的村镇的经济、教育、娱乐、医疗等各方面关系，指出40年代华北农村社区应当由一个中心镇和其经济、服务所辐射到的周围若干个村庄组成。对台头村来说就是台头村附近的辛安镇和与辛安镇有着密切往来的几个村庄包括台头村共同组成一个社区。而当时国民政府的村镇复兴计划显然高估了村庄的资源动员能力，明显缩小了农村社区的地理范围，一方面这会造成政府的资源浪费，另一方面由于村庄的贫困造成服务水平的低质量。关于如何发展乡村，作者认为由于传统家的观念使得从乡村流动到城市里的人都最终回到家乡，这些回乡的村民给村庄带来了新方法、新思想和新财富，"农村并未因为城市的吸引而衰退"。到了今天，中国城市和乡村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恰恰就是农村因为城市的吸引而衰退了。分析原因，国家的资源过分投入到城市的发展中，城市对乡村是剥削（最主要是剥削了劳动力）和侵吞（过分的城市化侵蚀了周围的乡村）的关系，城市特别是大都市畸型膨胀，攫取了大部分的资源、发展的机会和空间。同时，家的观念的转变使得人们不再对贫穷的家乡存有依恋，宁可选择在外漂泊。所以，乡村、小城市甚至中型城市的人口都在向大城市涌，造成了乡村的衰落。除了杨懋春先生，在八十年代的时候费孝通先生也提出以中心城镇带动周围发展的观点。这在苏锡常地区得到了良好的实践。事实上，如果能够多些投入到农村社区的发展，改善那里的经济、卫生、医疗、环境状况，还是会留下很多人的。记得在宝山区星火村访问的时候，一个外来的中年妇女说如果能够在老家过得下去也就不会到处奔波过流动的生活，实在是由于地方政府过重的税收和天灾才逼不得已背井离乡。须知对传统观念的背弃也是迫于无奈的。所以在人大会议上宣布免除农业税能够激起代表们数次长长的掌声。
细细读完《一个中国村庄》，在作者质朴的行文中读得出他对深深熟悉的家乡的感情，就好像我们每个人闭起眼睛回想起幼年时常常玩耍的街区时能数得出每条小径和每栋楼房的那种感觉。这种对家乡的熟悉虽然在"走出田野"时屡屡遭到批评，但是大家都明白相对于异文化研究，本文化研究的确有很多优势。尤其是如作者这样以忠实的描述来为国家政策的实行提供帮助。从作者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出于良好本意的社会政策实施起来困难重重甚至变味，这很大程度是由于不了解当地实际情况、不理解当地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世界。这对于我们今天制定和实施农村政策依然有许多借鉴意义。
文章出处：
http://anshi.bokee.com/10924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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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代启福 于 2008-11-21 13:44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