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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文化叙说

李长声

日本人“喜新厌旧”。家电产品不断地花样翻新，爱用外来语，恐怕都与这种心理有些干系。买来了新的，旧的则一丢了之；这当然也因为被讥为“兔子窝”的住居太狭小，新旧不两立。于是，老外们来到日本，在街头的垃圾里任嘛都拣得到，能拣来一屋子现代化，还可以更新换代，以至豪华。但听说，什么都可以拣，唯独不能拣自行车。原来自行车是登了记的，被警察叫住，是拣是偷，难以说清。时下走红的作家大下英治写过一篇随笔，说他赶不出文章，骑儿子拣来的破自行车散散心，偏偏在路口被逮住，警察乐得请功，作家急于交稿，啼笑皆非。

自行车，日语作“自转车”，另有俗称“恰林考”(音译)，似来自朝鲜语。二○○○年悉尼奥运会将KEIRIN列为自行车比赛项目之一，该词即出自日语，用汉字写作“竞轮”。

在东京骑自行车，晚上要点灯。记得相声《夜行记》里说过骑车点灯的趣事，但好像北京早已不要求点灯了；街宽灯明，无此必要。日本道路狭窄，人车同路，的确需要点灯以策安全。一位考察了五十余国城市交通问题的专家说，上班时电车内拥挤不堪和站前放满自行车是日本的两大奇观。住所远离车站，很多人利用自行车接续，把车子往站前一放，上电车而去。东京一带每日停车数千辆的车站有百余站。进站才属于车站的管辖范围，站前缺少停车场，一早一晚自行车如潮水涨退，令行人举步维艰。这个自行车问题反倒是经济发展之后出现的社会问题。不过，到底是自幼被教育地小物贫的日本人，不会像苏黎世居民那样，为了抗议一处停车场关闭，家家把自行车挂在楼头窗外，好似什么新潮艺术。

据资料统计，中国拥有自行车最多，但除以人口，平均2.6人有一辆。荷兰是一人一辆，环球第一。日本平均为1.7人，占有率位居第七。不过，从实用价值来说，世界之最恐怕非中国莫属。由于日本的自行车风景和我国相较，颇多不同，于是也想到从文化上做文章。文化浸透生活的各个角落，给生存以意义。驮人载物的自行车，镇日价在大街小巷川流不息，当然是文化——大众文化。

日语里“大众”一词有种种用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指说的是“人民大众”。例如出版有《战后日本大众文化史》的哲学家鹤见俊辅说：把艺术视为纯粹艺术，就会与其他活动切断，使之非社会化、非政治化；把艺术视为大众艺术，一定会将其从属、服务于其他活动，过度社会化、政治化。这里的“大众”即近乎工农兵。大众，说来很有点暧昧，可能被捧为“人民”，也可能被贬为“愚民”。大众是与领袖、精英对比而存在。后者被视为文雅、高级时，则前者粗野、低级；反之，后者有傲慢、轻浮、腐败等劣性，相比之下，前者有质朴、坚实、健康等优点。

作为文化人类学术语，“大众”是传播媒介所造成的不定型的群体。靠会话和演说等传播，必须聚会在同一场所，这样的群集之众是“群众”。靠手工印刷，书报能印行数万份，人们不必济济一堂，被称作“公众”。识字率提高，书报读者层扩大，广播、电视等电波媒介发达，出现了现代传播媒介的接受者“大众”。随着传播媒介形态的发展，大众不断地变化，其边界向来很模糊。不消说，遍地大众的社会就是大众社会。

形成大众社会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消费取向。都市社会扩大，生活水平提高，教育普及，余暇增多，阶层构造松散，这样的大众社会最先展现在“没有历史的人工的现代大都会”纽约。二十年代，大震灾后重建的东京初具大众社会的规模，和洋混合，盛行欧美式的消费享乐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麦克阿瑟手握烟斗走下军用飞机，日本的生活方式便开始浸透美国的烟雾。一九五九年人们为目睹皇家迎娶民女美智子为妃，争购电视机，自六年前开播的电视文化一夜之间普及开来，迅猛变成生活环境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周刊杂志纷纷问世，以至铁道部门不得不增挂专车来运输。翌年末梢，池田勇人内阁提出国民收入十年翻一番的计划。当一九六四年举办东京奥运会时，新干线开通，使三十年后旅游日本的人仍然想一乘为快。可以说，始自这一年，日本社会完全是一派大众社会景象了，大众文化也勃然兴起蔚为大观。

大众文化的概念产生于四十年代的美国，本来是一些社会学家批判的对象。他们认为，在美国社会，大众把时间浪费在低级的影视、连环画、流行歌曲、色情杂志、暴力节目等文化垃圾里，本应致力于社会变革的能量被消解。就这一点来说，大众文化极具政治性意义。大众文化靠文化产业的传播媒介普及，而文化产业无意于提高大众的教养，只追求市场的扩大，并影响文艺家，迫使他们制作迎合市场的商品，进而造成文化的均质性、划一性。对此，五十年代以来便有人反唇相讥，那些批判者囿于欧洲精英主义教养文化的概念，不知与时俱进。大众文化使以往只少数人能享受的知识和艺术变成众人的东西，他们不单是接受者，同时是文化的创造者。

大众文化生产、传播、接受的装置是大众媒介。大众媒介的发达取决于经济发展和科学进步。生活水平提高，教育普及到各个阶层，知识和教养的金字塔构造崩溃，男女老少的余暇时间增加，文化产品不断低廉化，大众文化亦成为可能。照相机普及，使摄影大众化，就是一个典型事例(但我国的杂志《大众摄影》题意大概不属于本文所说的“大众”之义)。

探寻日本大众文化的源头，可上溯到江户时代，但现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则萌动于二十年代，战争期间中断，战后又重新发展。就出版来说，一九二五年讲谈社创刊大众娱乐杂志《国王》，最多时发行一百五十万册，在日本出版史上创下记录。受其影响，改造社在一九二六年以预订方式廉价出版《现代日本文学全集》，卖出近四十万套，引发一场长达数年的“元本出版热”，从而确立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出版体制。“大众文学”一词就是因一九三○年前后刊行的《现代大众文学全集》而流行开来。大众文学当初只是指武侠小说，而恋爱小说被称为通俗小说，后来相对于纯文学，统称大众文学。但真正作为大众文化的文学，是六十年代定型的中间文学。它的中间性模糊了“高级文学”和“低级文学”之间的界线，使原来分离的读者层向一处靠拢，为社会带来安定。音乐也如此。古典音乐只是在重复过去，而介于古典和流行之间的爵士、摇滚更富有创造性。

大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信息消费。离开大众媒介，大众文化则无从谈起。因此，大众文化在很多方面和大众娱乐重复，但并不是所谓“严肃文化”的对立面。鹤见俊辅解说“大众的时代”，认为“教养人”和“大众”是一个连续体，“教养人文化”和“大众文化”不应有上下之别，毋宁说两者之中“大众文化”更具有本源性。大众不等于庶民百姓，大众文化也不完全等于通俗文化。大众文化形成的过程是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各自崩溃和互相接近的过程。大众是作为商品的文化的消费者。起码从现象来看，生活文化的享受趋于平等和划一。大众文化是流动的，不安定的，如同商品一样被生产、被消费。电视文化的普及和漫画文化的盛行，使精英文化受到冲击，发生变质。拿和歌来说，古时是花鸟风月的世界，到了近代，开始表现自我。七十年代万智的歌集印行两百万册，她吟咏“我们”，那不是她个人的心情，而是大众消费社会的共同感觉和时代的氛围。在大众社会，纯文学奖项芥川奖也会像魔术似地被媒介操作成社会现象，流行一时，和大众文化的套路相交汇。文化里的高级与大众、中心与周边、传统与前卫、全体与部分的价值区别崩溃、流动、循环，新型的“大众文化”覆盖整个社会。大众媒介和十字街头制造着文化。看见学者、教授在电视上和艺人们一起杂谈搞笑，没有课堂上的严肃，倒有迎合大众的媚态，你也许会觉得他们是大众文化的俘虏。固守精英文化的学院派鄙视他们，不给他们提职称，但其实，所有的人在接触电视信息的瞬间，也就被大众化了。

美国有爵士乐，英国有披头士，而日本正走向世界的大众文化是漫画(包括漫画和连环画，主要是后者)。鹤见俊辅说：漫画是“日本对世界能有自信的富有创造力的大众文化”。那么，以震惊世界的速度发展着经济的中国呢？这个泱泱大国会把什么样的大众文化流行于世界呢？我总是想到自行车。

自行车，风风雨雨骑了多少年，我们也该把自行车骑出点文化感觉来了。自行车文化，几乎能涉及艺术、文学、影视等一切领域。如世界达达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迪尚的“自行车车轮”，如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不朽名作《偷自行车的人》，海明威描写过自行车比赛，萨特爱骑车，罗素骑车曾和萧伯纳相撞，托尔斯泰为疗慰失子的痛苦，六十七岁时练车。自行车之于当代中国作家，更别有一番滋味。要是以自行车为题举行文学比赛，获奖的必是中国作家吧。

末代皇帝在紫禁城里锯掉门槛骑洋车的年代，自行车在日本也是富家子弟的摩登，后来普及了，便涂上贫穷的色彩，像小说家黑井千次描写的那样。然而，今夕何夕，自行车又奢华起来。防震自行车骑起来当然更舒适。欧美人追求六轮，四个轮子(汽车)跑路，两个轮子(自行车)运动、休闲。从自行车到汽车，并不是拾级而上的文明阶梯。日本人已不把汽车视为富裕的标志，我们也未必非重复二十年代新大陆的汽车热不可。经济起飞，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构造、生活意识都发生剧变，流行、娱乐、余暇活动等文化表层的变化尤为显著。现今自行车依然是极好的交通工具，并且愈来愈变成娱乐、运动及消闲的器具。新兴的自行车运动，攀越、腾跃，更出色展示人的力量与技巧。日本人骑车游中国的运河、三峡，中国人骑车周游世界。车轮滚滚，不限于城市，也驰骋在农村的广阔天地，不正可以创造更新更好的大众文化么？

日本出版有几种自行车杂志，但只有商业性，和一点娱乐性、休闲性。锻炼、休闲、亲近自然等现代意识使日本自行车大增。想来我国今后自行车也不会是减少，在成为汽车王国之前，何妨先成为文化的自行车王国，那或许才真是中国特色。人类与环境共生，自行车不排废气，没有噪音，远远优于汽车。地球温暖化的原因是CO，不要把欧洲“不坐汽车的周末”运动当作事不关己的笑话，让自行车的洪流继续浩浩荡荡。当年曾令人垂涎的凤凰啦、永久啦，不知今日如何了？最近在东京观赏了一位中国摄影家的展览，其中有一幅作品：布满画面的自行车车轮透视地重叠，远处展现着城市的空间，高楼、行人。倘若果真能写出一部“自行车大众文化”来，用这帧照片作封面可真好。


《读书》199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