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唐第二

2014年5月17日下午13：00，北京民俗学俱乐部2014年第3期活动在北师大主楼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如期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和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的同学共同参与了这一学术盛宴。
        本次活动主要邀请了社科院和北师大的八位同学分别进行演讲。活动由北师大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唐小强同学主持。唐小强同学首先介绍了将这次讨论主题设为“民俗/民间文学的当代生存”的基本考虑。当代社会的民俗/民间文学相对于传统社会民俗/民间文学的发生而言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促使我们更多地关注民俗/民间文学在时代变迁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这种变化对于民俗/民间文学所涉及的“民”和我们所理解的“民间”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换句话说，民俗/民间文学的“民间”在其自身变化的过程中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作为年轻的中国民俗学者，我们应该对这种变化有所洞察，并通过我们的研究使人们对这种变化获得足够的认识。


会议现场

        然后，各位发言的同学依次按序汇报自己的研究成果。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阿婧斯认为，从古至今人们面临的状况都是大同小异的，我们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比过去更复杂。其实在蒙古地区，许多人并无法接触到真正的蒙古史诗。而我们民俗学者要做的并不是告诉人们真正的蒙古史诗是什么样的，它具有什么特点和规律等知识，而是深入地解释为什么数千年来人们不断地在传唱蒙古史诗，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蒙古史诗对于当时的民众而言具有什么重要意义。她认为，带着情感，准确地说是民族情感，对蒙古史诗研究十分重要。
        该所另一位博士生研究生潘琼阁从霍布斯鲍姆《传统的发明》入手，观察到研究者们对不同类型传统的发明存在不同价值评判及评判趋势，对此提出反思。她分享了学习中的三点体认，提出我们的价值评判是否经得起未来学术考验的问题，并认同民俗学在学理上不应是价值判断的研究，在实践中应尽量避免预设的价值评判，而应站在研究对象的立场，提供发声渠道，传达他们的感受、思想和情感。
        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齐金国主要谈了蒙古族民间巫术治病所反映出来的民间知识的问题。他通过对一系列蒙古巫术中动词名词化现象的总结，发现许多巫术仪式中所使用的祭品主要包含两种东西：食物与水、金钱，这些仪式大都指向了不同的方位，蒙古巫术中的颜色是分不同的性别的。他谈了蒙古族巫术与萨满教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巫术具有自身的意义，大多涉及的是一种经验性的知识。
        北师大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杨泽经主要从传承人的角度对民间文学的当代生存问题进行了反思。
        北师大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包媛媛主要从媒介对于口头传统的建构的意义的角度谈了电子媒介对温州鼓词传承的影响的问题。她发现，温州鼓词的电子化经历了从早期的广播到后来的VCD，再到电视台的表演这样一个发展过程。电子化虽然可以补缺鼓词现场的缺位，但同时也重塑了温州鼓词本身的表演。她还谈到网络技术的发展对温州鼓词传播的影响问题。
北师大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王旭谈了民俗文化传承的文化生态问题。她首先指出，文化生态是学科的研究对象，而非学科本身。无形的文化也有生态系统。民俗文化生态包括自然场、社会场和民俗场三个层面。她举了平遥的一种推光技术和张壁村的民俗文化开发为例进行了具体的阐述，指出整体生态观对于民俗文化保护的重要性。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祝鹏程主要谈了相声艺术的接受史问题。他说，重要的不是相声是怎么变化的，而是人们是如何看待这种变化的，这就涉及到福柯所说的话语模式的问题。许多书籍对相声的介绍都会说相声是一种讽刺艺术，可是我们要问它是什么时候开始被人们认为是一种讽刺艺术的，通过对不同时代人们对相声的认识，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人们所使用的不同的话语体系。通过对概念形成的过程进行探索，我们可以发现不同时代的人们是如何进行言说的。
        北师大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唐小强以畲族民歌为中心谈了民歌的时代变迁与民间文学的“民”与“民间”的问题。他首先介绍了传统畲族民歌的演唱，然后介绍了畲族民歌、南宁国际民歌节和花儿会的当代传承，对民歌展演的时代变迁进行了总结，指出由民歌到民间文学的“民”和“民间”必须是具体的而不能是抽线的、笼统的。他还反思了“民俗”和“民间文学”的学科问题。
        最后大家针对各位同学演讲中所涉及的价值评判、情感问题、仪式与其意义、“民”与“民间”的概念指涉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 本帖最后由 小唐第二 于 2014-5-22 15:54 编辑 ]

拧发条鸟

楼上报道里  杨同学提到“民间文学研究经历了从早期的个体的湮没到后来的集体的隐身的变化……”  不知该如何理解，能推荐相关论文指点一下新手上路吗

归有光

以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为例，这种就是忽略个体传承人的；
后来逐渐受后现代影响，人们开始关注到个体传承人以及个体传承人在民间文学表演中的创编等等中发挥的作用。

张多

三套集成没有忽略个体传承者，以故事云南卷为例，几乎都写明了讲述者和搜集整理者，甚至有不同讲述风格异文的备注。尽管有加工的痕迹，但是行文大体遵循口语原貌，方言痕迹和民族语言痕迹很浓重，这些特定语料库难道不是个体所承么？

另外参见刘锡诚先生回忆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 ... e-itemid-35395.html

归有光

从整体来说的话，三套集成会考虑到讲述人的创编么？只注明讲述者和搜集者并不是对“个体”的关注。

胡寄奴

求解楼上 ：那集体的隐身又作何解呢

虾哥

有点以今责古

张多

首先：“讲述人的创编”这个概念有问题，就算用这个概念，也不等于这就是“传承个体”的全部，参看杨利慧：《语境的限度和效度》，黄静华《民俗艺术传承人的界说》等。
其次：集成并非“只注明讲述者和搜集者”，参见刘锡诚《历史的壮举 关键的一年————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普查的六条标准》，还有集成总序。
再次：在那个年代，联合国都还没整出非遗，我们就已经充分注意文本的讲述者、演唱者的活动和口承文学特性，这怎么不是“对个体的关注”？关注的方式不够先进不等于没关注，更不等于忽略。民间文学研究也不能一味关注个体，即便是表演过程中的创造性，也必须放置于口头传统、表演事件的整体中关照。
最后，三套集成出版的部分参差不齐，编辑难度很大，但总体而言仍然是忠实于讲述、演唱本身的，不能以某些文本的缺陷从而为整套集成盖棺定论。尽管文本化不等于其表演活动的再现，但这也不是集成所追求的。
备注：以上论辩，是针对3楼“以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为例，这种就是忽略个体传承人的”这一观点而言的。

归有光

我得跟你说明背景。
    首先，杨同学汇报的这个话题是我们课上的时候老师讲到的内容，我没有去听杨同学的现场汇报，所以不能说正确传达了他的意思。
    其次，这个话题我们在课上讨论的时候，老师给出的课堂提问如下：
   “（1） 从个体的湮没到群体的隐身：怎么理解民间文学学术发展历史上对个体与集体关联的认知？（2）如何在现有民间文学的研究中重新思考“集体性”的存在？（3）传承人研究意义何在？（4）个体的主体性：如何确定“传承人”标准”。同时老师给出的书目有传统故事家谭振山、陆瑞英的研究，还有巴莫老师的博士论文以及高荷红老师的“书写型”传承人。
    我列出老师的问题和书目，是想说明我们的话题是在什么范围内讨论的；并且我上面提到的观点也许是我没有理解透老师的意思，断章取义。当然，杨同学的问题具体想表达什么意思，由他自己来说最好。
    我继续回到我“理解”的那部分。
   刘锡诚老师的六个标准，里面提到了要忠实记录，并且要有附件材料（讲述者、讲述环境、作品产生和流传变异情况及其他），但这并不是我们所讨论的“个体”，从我们上面提到的书目（巴莫老师的史诗传承人和高荷红老师的“说部”传承人），他们是身上包含有文化“传统”的个人，而不仅仅是一个表演中的人，也就是说，我们讨论的是通过对个体传承人的研究试图去了解一个地方的完整传统，或者传承人如何创造或推广传统以得到他人的认同，并逐步成为群体规范。当然这个个体传承人并不是具体的某个人，通过一个典型的传承人是不能够实现这个目的的，“典型”都是被我们赋予的，所以我们所讨论的范围并没有脱离“集体性”，并且甚至可能是对这种针对某个具体传承人的研究的质疑。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就是像你上面提到的一样，“个体传承人”并不仅仅是被框在“表演”中，“语境”中。由此进一步，我们还需要讨论的是“传承人”的界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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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3#的时候我偷懒少说了几句话，以致我现在要说这么多。也不知道我表达清楚了没。

[ 本帖最后由 归有光 于 2014-5-22 16:03 编辑 ]

归有光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所质疑的是三套集成时代的均质的“个体”传承人。当然，这是我对老师上课内容的理解，仅表示我的观点，与老师无关。

小唐第二

根据发言者意愿，部分观点做了简化处理。请见谅。已改。

[ 本帖最后由 小唐第二 于 2014-5-22 17:42 编辑 ]

归有光

大师兄用词不当，非“作者”，发言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