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圣敏：元朝以来的北京“新疆村”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317 次 更新时间：2014-03-29 09:07:23
● 杨圣敏
在2002年以前，北京曾有两个“新疆村”：其中一个位于白石桥路的魏公村，该村最多时有18家维吾尔族餐馆；另一个位于海淀区甘家口增光路，该村曾有33家维吾尔族餐馆。“新疆村”既非自然村落，更非行政编制，它的得名，是由于那里聚集了大量来自新疆、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他们以经营餐馆为生。
自1996年以来，笔者在讲授“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和“社会学研究方法”两门课程的同时，带领多个班的同学，连续五年对魏公村的“新疆村”进行了人类学和社会学角度的调查，重点是村中的维族餐馆。
“新疆村”调查的意义
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大潮中，来自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是农民工这一边缘群体中十分特别的一支。他们不仅像其他进城农民一样，来自于农村和贫困地区，而且是一个在语言、宗教、风俗等方面特殊的人群。因而他们在进入城市以后，所面临的不仅有城乡文化的冲突和融合问题，而且也有与其他民族，特别是与汉族的民族冲突和融合的问题。他们的流动所要突破的不仅是体制的障碍，而且还有文化、心理和语言的障碍。他们给城市带来的问题，除了如其他流动人群所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外，还有民族关系问题，这种关系不仅影响其所在家乡的民族与汉族的关系，而且影响着他们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那么，这些流入大城市的少数民族人口是怎样一个人群？进入城市以后，这个人群会发生什么样的变迁？同时，他们给城市带来了哪些影响？
学术界对于少数民族移民社区的研究存在着几种有影响的理论，其中两种涉及到本研究的主题。它们是：
一、“边缘人”概念和理论。“边缘人”寄托在两个不同的群体中，但又不完全属于任何一个群体。结果是他们对自己在团体中的地位形成一种独特的“自我理解”，这种自我形象是非常不协调和矛盾的。学术界对边缘人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化、自我认知、就业、区位的意义上进行的，而当今中国大陆大批流向城市的农民，其边缘性更突出地表现在社会地位和身份结构上。中国城市中的移民聚居区主要是以移民共同的身份和地域背景凝聚而成的，他们都是所在城市社会的边缘群体。对他们进行研究并与国外的同类人群进行比较，无疑可以丰富有关边缘人理论和移民理论。
二、民族社会经济聚居区模式。在对各种民族群体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途径和特征的讨论中，存在着三种主要模式：“同化论”、“民族文化模式”和“民族社会经济聚居区模式”。这第三种模式对我们解释北京的“新疆村”具有很大的启示。这种模式将注意力集中在促使移民融合于主流社会的社会背景和结构基础上，强调在民族群体成员的社会流动和地位获得方面，民族经济和民族社会网络能起很重要的作用。这种模式包含着经济和文化这两种成分，它把民族聚居区看作是大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具有独特的劳务市场并在一定程度上独立自主的民族聚居区经济结构。有了民族聚居区经济和劳务市场的存在，移民就不需要从附属经济开始，或从社会阶梯的最低一级开始攀登，相反，他们可以自己组织起来在内部做生意或者与外界进行交易。通过家庭、亲属网络和本民族的其他社会机构，群体良好的文化共性和民族团结精神能够促进聚居区经济的发展。
我们希望通过对北京“新疆村”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考察，对以上的理论进行讨论。
北京历来是多民族活动的城市。自元代以来，魏公村一直与维吾尔人有密切联系。我们希望通过对魏公村历史变迁的简单回顾，考察不同民族在这里的融合过程。
元代以前北京的维吾尔人
维吾尔人与北京的关系由来已久。根据文献的记载，早在唐代(618～907)，就有大批维吾尔人的祖先---回纥人在幽州(今北京)一带活动。当时，蒙古草原上的回纥人与唐朝关系密切，贸易活动频繁，最大宗的贸易就是用马交换中原的丝绸。当时的长安、太原和幽州几座城市是回纥商人最集中之地，仅常住长安的就有一千余人。他们在这些城市中还“殖资产，开舍第”，与汉人通婚。据记载，在幽州的回纥人不仅有商人，更多的是军人。公元783年，唐朝叛将朱滔据守幽州时，麾下的回纥骑兵就达三千人，他本人还娶回纥女为侧室。公元840年，回纥汗国崩溃，一支回纥人南下进入中原，其中“回鹘降幽州者前后三万余人”。
仅从以上这些零星的史料，就可窥见唐代的今北京地区，已有很多维吾尔人祖先的活动。
辽代(917～1125)，契丹人占领了今北京地区，并将其称为“南京”。当时，辽朝与维吾尔人(回鹘)交往密切，大量的维吾尔商人频繁往来于辽朝的各个城市经商，城中维吾尔人聚居的地方称为“回鹘营”。今北京城自然也是维吾尔商人活动的城市之一。
元代畏吾尔村的建立
今北京的魏公村始建于元代，当时称为“畏吾尔村”，是一个维吾尔人聚居的村落。魏公村所在的北京西郊，在辽代还是一片荒凉。在魏公村以南约1公里，有一条流经紫竹院公园北侧、直通昆明湖的高梁河，高梁河两岸，在辽代曾经是一片战场。公元979年7月(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赵光义率大军进逼辽南京(今北京)城，曾在此与辽军大战，史称“高梁河之战”。
1125年，契丹人的辽朝被来自东北的女真人和北宋南北夹击而灭亡。1127年，北宋被女真人的金朝打败，全线退到黄河以南，史称南宋，从此北京城下不再是前线和战场。
1163年，金朝定都燕京(今北京)，称为中都。和平与定都，推动了北京城周的建设。
12世纪70年代，金世宗在北京西郊依高梁河水系修建离宫。此后，这里逐渐成为山水树木风景秀丽，离宫庙宇点缀其间的郊游胜地。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接着就向邻境扩张，今新疆遂成为蒙古军进攻的目标。当时的新疆和中亚地区，有两个地方政权互相为敌：一个是占据新疆西部和中亚河中地区(今乌孜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哈拉汗朝，以伊斯兰教为国教；另一个是新疆东部以高昌(今吐鲁番)为中心的高昌回纥王国。1209年，高昌回纥王主动投奔蒙古大汗，使蒙古军轻易地进入了新疆，成吉思汗遂将女儿嫁给高昌回纥王，并认其为义子。从此，高昌回纥的贵族就受到蒙古人的信用。在元朝，文献中所称的“畏兀尔人”一般都是专指来自新疆东部高昌回纥境内的居民，而新疆西部和中亚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则被称为“西域人”或“回回人”。在元代，畏兀儿贵族和文人受到重用，在政府、军队中担任要职的很多。其中较早来到元大都(北京)的一批畏兀儿贵族，就被安排到风景秀丽的西郊高梁河畔聚族而居，形成了一个村落，当时人称“畏吾儿村”，即今天的魏公村。蒙古人于1215年攻占了金中都(今北京)，畏兀儿人当在此后不久，随蒙古大军进入北京城，史籍中有关的记载还是很清楚的。
清朝乔松年撰《萝亭札记》卷六称：“李西涯或自署畏吾，盖京师西直门外村名。本西域畏兀部落，元太祖时来归，聚处于此，以称村焉；盖与回部相似，今则不复知此族矣。廉希宪、小云石海涯皆畏兀人，西涯则以居址相近而署号，非畏兀人也。”李西涯是明朝大学士李东阳之号，他死后葬于畏吾尔村，直到十几年前，在魏公村东侧还可见到他的墓碑。
元代，北京成为大都，忽必烈与皇后常住于金朝留下的离宫中，并于至元元年(1264)在西郊建万寿山殿。不久，又在高梁河之北岸距畏吾尔村不远处建万寿寺、五塔寺和大慧寺等佛教寺庙。当时，高梁河上已可通船，后妃公主们出西直门乘船沿高梁河可直达玉泉山、西湖，中途在万寿寺休息和用膳。于是，畏吾尔村周围一片热闹繁荣景象。
畏吾尔村的居民
据查礼和贾敬颜先生等人的考证，最早居于此村的畏兀儿人有布鲁海牙、廉希宪和阿里海牙、贯云石两大族。据《元史》本传，这几人的简要情况如下：
“布鲁海牙，畏吾人也。祖牙儿八海牙，父吉台海牙，俱以功为其国世臣。布鲁海牙年十八(1214)，随其主内附，充宿卫。太祖(1206～1227)西征，布鲁海牙护从，不避劳苦，帝嘉其勤，赐以羊马毡帐，又以居里可汗女石氏配之。太祖崩，诸王来会，选使燕京总理财币。使还，庄圣太后闻其廉谨，以名求之于太宗(1229～1241)，凡中宫军民匠户之在燕京、中山者，悉命统之。辛卯，拜燕南路廉访使，佩金虎符，布鲁海牙性孝友，造大宅于燕京，自畏吾国迎母来居，事之。死后大德(1297～1307)初，赠仪同三司、大司徒，追封魏国公。”
布鲁海牙来到燕京(今北京)当在太祖崩(1227)前不久。他来北京后，造大宅迎母来居，北京西郊的畏吾尔村也就出现了。
布鲁海牙之次子名廉希宪，因其父拜燕京路廉访使，故以父官名为姓。廉希宪当生长于北京，很有可能就生于今魏公村。受燕京人文环境的影响，“希宪好经史，手不释卷。
一日，方读《孟子》，闻召，急怀以进。世祖问其说，遂以性善义利仁暴之旨为对，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由是知名。”希宪一生历任京兆宣抚使、中书平章政事等职。死后，追封魏国公，恒阳王。其子六人，皆于朝廷内任高官。
魏公村另一畏兀儿显贵家族阿里海牙氏当比廉氏稍晚进京和显贵。《元史》本传称：
“阿里海牙，畏吾尔人也。家贫，尝躬耕，用荐者得事世祖(1206～1294)于潜邸。”阿里海牙一生历任行中书省右丞、湖广行省左丞相等职，死后加封楚国公、江陵王。
阿里海牙娶廉氏女为妻，生小云石海牙，又名贯云石。贯云石在汉文化的氛围中长大，精通经史，历任翰林侍读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他还长于汉文书法，史称他：“草隶等书，稍取古人之所长，变化自成一家，所至士大夫从之若云，得其片言尺牍，如获拱璧。”他死后，朝廷赠集贤学士、中奉大夫，追封京兆公。有文集多卷，其中最有名的是《直解孝经》。他的子孙也继承父祖之风，“有学识，能词章”。
另外，居于该村的畏兀儿贵族还有忽必烈之亲近重臣、燕京行省达鲁花赤蒙速思，死后封敏惠公。蒙速思之女婿即廉希宪。蒙速思之子阿失铁木儿，官至大司徒，死后也都葬于村旁的高梁河畔。
畏吾尔村之衰落与魏公村之得名
贾敬颜先生认为：“畏兀儿村之得名，确贯、廉二氏矣。”到了清代，畏吾尔村改名魏公村。笔者认为，魏公村之得名，当与廉氏家族有关。
最早来到畏吾尔村的廉氏父子布鲁海牙和廉希宪，死后都被封为魏国公。此后廉姓后人一直居于魏公村。直至上世纪50年代初，魏公村只有17户居民时，仍有廉姓。2001年，笔者在调查时还找到了最后一位廉姓男子的女儿。50年代末，原魏国公的石碑仍保存于魏公村。
畏吾尔村清代改称魏公村，似应与魏国公有直接联系。自元代始直至清代，除了聚居于京西畏吾尔村的维吾尔人之外，陆续不断有新疆维吾尔人迁居北京，但是吾尔村自明代以后不断衰落，清代中期以后，该村的畏兀儿人或迁走，或融入汉族之中。究其原因，畏吾尔村的居民一直信佛教，又世代为朝廷高官，很容易就融入中原汉民族之中了。
而其他迁居北京的维吾尔人，多来自新疆西部，较早改信伊斯兰教，聚居于北京东四清真寺、牛街清真寺周围。清初又把迁居北京的维吾尔族安置于西长安街路南的东安福胡同聚居，称为“回子营”。乾隆时期，回子营有维吾尔人329人，编为一个佐领，由内务府管辖，按月发给钱粮。到光绪年，这支维吾尔人已发展到1800余人。清末民初，北京的维吾尔人一部分迁回了新疆，一部分仍聚居于此。直至上世纪30年代的统计中，回子营还有108户795名维吾尔人。
而1949年时，昔日维吾尔贵族聚居的魏公村，只有17户汉族农户，已不见维吾尔人的踪影。
魏公村的变迁
1949年解放初期，魏公村至高梁河一带已是一片荒凉，昔日香火旺盛的法华寺、万寿寺、大慧寺和五塔寺等都已荒废。村中只有十几家农户，村周围是庄稼地、大片的古冢和荒地。
50年代初，政府将原住红庙、白祥庵村等地的一百余户居民迁至魏公村，为他们修建了房屋，划分了村周围的土地，大部分居民都务农为生。公社化以后，这些农民又都成了公社社员，属于四季青公社万寿寺大队魏公村小队。但随着政府在西郊的各项建设，如50年代后村周围相继兴建了外语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和气象局等，加上村中人口的增长和房屋的增建，土地越来越少，到了70年代，村中居民已逐渐脱离了农业，转而成为工人、小买卖人等城镇居民。村周围只剩下少量庄稼地和小块菜地。80年代中期以后，村周围的农田菜地就完全被新建的居民楼等建筑取代了。
在这个城市化的过程中，魏公村的年青人相继离开了老旧的平房，融入到城市的就业人群之中。这片50年代兴建的平房区，与周围的楼群相比，显得破旧、拥挤，留守其中的都是50岁以上的老居民，失去土地以后，他们没有其他劳动技能，生活陷入贫困之中。
8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政府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提供劳务服务。于是，善于经商的维吾尔人陆续来到北京，并在北京形成了两个维吾尔人聚居的“新疆村”。他们正好为留守于魏公村平房区的老居民提供了出租房屋的机会。
“新疆村”的建立
早在80年代初，就有几百名新疆维吾尔族同胞在北京和新疆之间从事纱巾和布匹等日用品的运销活动。他们主要集中于王府井大街，在日用品种类齐全的东安市场和百货大楼购物，到八面槽邮局寄出，在新疆各地批发零售。
1985年，北京的市场全面开放，大量外来人口涌进北京经商，其中的维吾尔族同胞也更加活跃，除了贩卖纱巾、布匹之外，一些人开始从事烤羊肉串、葡萄干、哈密瓜、杏干等项经营或贩运。他们主要分布于北京站、动物园、甘家口、魏公村、人民大学和海淀镇等处。不久，因经营烤羊肉串积攒了一些钱的人转向餐饮业经营，于是，在甘家口附近的北沙沟和魏公村，就出现了维吾尔人开办的新疆风味餐馆。
北沙沟东距甘家口商场约300米，邻近位于二里沟的新疆驻京办事处，北距中央民族大学约2公里。1984年，这里开设了首家维吾尔族馄饨馆。至1987年，维吾尔族餐馆增至15家。1992年1月1日，海淀区政府正式命名这里为“新疆村”。到1993年，维吾尔族餐馆达33个，在甘家口派出所办有暂住证的新疆流动人口达500～600人，其中33家餐馆的维吾尔族人口当在500人左右。1999年，北沙沟街道拓宽工程开工，沿街的商店、餐馆等所有建筑物全部拆除，几十家维吾尔族餐馆也在其中。海淀区政府曾拨出近千万元款项对这几十家餐馆给予补偿。这些餐馆被拆除后，有的老板转到北京其他地区继续租房经营，有的转到外地或迁回了新疆。
魏公村的“新疆街”紧邻中央民族大学的北墙。1983年，当地出现第一家维吾尔族餐厅。1996年，维吾尔族餐馆发展为18家。
解放前，魏公村仅有十几户居民，主要为农户、小买卖人等贫苦人家，周围是农田、坟场，十分荒凉。上世纪80年代以后，魏公村周围建起几十栋居民楼，楼中住户主要为各类企事业单位的职工，而原来的老户仍居于平房区的旧房中。据1994年统计，平房区共有820户，2200余人，维吾尔族餐馆也在其中。平房区夹于南北两条各长约300米的街道中，维吾尔族餐馆多集中于南街上，因此这条街就被称为“新疆街”或“新疆村”。
此外，新疆街上还有藏、傣、蒙古、朝鲜和回等族同胞开的餐馆，因此，这条街又被称为“民族食品街”。
自1996年以来，笔者在授课的同时，指导几个班的同学分别调查了11个维吾尔族餐馆，它们是：艾尼餐厅、伽师餐厅、波斯坦餐厅、古城餐厅、天池餐厅、阿凡提餐厅、阿瓦提餐厅、岳普湖餐厅、新和玉餐厅、新疆风味餐厅和友好餐厅。另外，我们又调查了朝鲜族的“乡村居”餐厅，傣族的“金孔雀”餐厅和藏族的“香巴拉”餐厅。总共调查了14家餐馆。对其中几家餐馆在一二年之后又进行了再调查，还对村中的一些老户居民和居委会进行了多次调查访问。
创业过程与生活特点
这14家餐馆的老板，均来自新疆、西藏、甘肃、云南、吉林延边等少数民族地区。老板的年龄在26岁至60岁之间，其中以30多岁、40多岁者居多。除了少数未婚者外，老板都带妻小等家眷同住北京。除了两户之外，其他老板都没有北京户口。
来北京之前，这些老板的身份以小商贩为主，也有农民、离职的小学教员、工人和机关干部。其中多数来自乌鲁木齐、喀什和伊宁等城镇。他们在家乡时，经济上基本比较困难，大多从事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职业。小商贩也都尝试过多种经营。也就是说，这些人在本民族中，属于社会经验较丰富，有较多见识、较大胆量，也有较多社会关系的人。但他们基本上都没有开过餐馆，主要原因是没有足够的资金。刚来北京时，一般只带了几百至几千元钱。有人甚至在走出北京站时，身上仅有几元钱。
来北京以后，一半以上的人曾经历了在街头卖羊肉串、葡萄干或到别人的餐馆中打工等形式的资金积累阶段。这个阶段，一般在5年或5年以上。少数人是靠亲朋集资或向政府贷款来开办餐馆的。一般能在开餐馆后一二年之内还清。可以说，来北京开餐馆的这14位老板，开餐馆后都达到了脱贫致富的目的。
这些老板进入北京创业的活动，无疑是一种市场行为。因为所有的老板都认为，来北京开餐馆，比起其家乡来，有更多的赚钱机会，这里顾客更多，消费更高。但这些老板并不是完全依照市场供需关系和市场价格的指引流动的，而是沿着传统社会关系网络流动的。来北京之初，他们都是首先投奔在甘家口或魏公村的同族亲朋，或是投奔在中央民族大学读书或工作的亲朋老乡。进入北京以后，他们尽量地与同族人靠近或聚居于一处。
他们办理暂住证、开业手续、租房和贷款，都是靠这些同族老乡亲朋来指引、介绍、帮忙完成的。餐馆开办起来以后，也主要在同族老乡、亲眷中雇工。
“新疆村”内经营与生活的特点，确实表现为一种“民族社会经济聚居区模式”。14个餐馆的雇工，一般都在4至10个之间，其中70%左右是与老板同族的老乡、亲眷。所有的厨师都来自本民族，其他民族的雇工主要从事前台端菜、清扫等次要的工作。工资300～1500元不等，80%的异族雇工收入在300～600元之间。
“新疆村”的维吾尔族老板中，一位威望较高者担任村长。他负责协调各维吾尔餐馆之间的竞争、合作等关系。如，他要定出各种饭菜的统一价格，解决维吾尔人之间的纠纷，代表维吾尔居民与居委会和派出所等机构协商村里的各项事务，有时也代表居委会向各维吾尔餐馆转达各类通知和规定。
来“新疆村”就餐的顾客成分也与北京一般的餐馆有明显的差别。除了北京的居民之外，顾客中有较多的少数民族和外国人。如中央民族大学的少数民族教工和学生，是这里的常客。有些居地较远，甚至远在天津等地的少数民族顾客，也专门前来这里就餐。外国人中，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等穆斯林国家的使馆人员常携全家来此用餐。俄、德、日、法等五十多个国家驻华使馆人员也常来此用餐。顾客中还有大量的外国留学生。
笔者1996年调查11家维吾尔族餐馆，年赢利均在五万元至几十万元之间，赢利最高的一年近百万元。生意兴隆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食品和餐馆本身浓郁的民族特色，二是价格比较便宜。
“新疆村”的少数民族餐馆，特别是维吾尔族各餐馆，在经营和生活中，都具有明显的内聚倾向。由于文化上的差异，特别是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和宗教信仰的不同，他们很少与当地汉族和其他民族居民交往，他们自成一个小社会。每日餐馆原料如牛羊肉、菜的进货，有自己单独的渠道和网络。每周的主麻日和古尔邦节等宗教节假日，一般都集体去清真寺礼拜，业余时间则与北京的维吾尔人之间互相串门、娱乐。除了在北京必要的开支以外，老板和雇工大多将攒下的钱寄回新疆老家。恋爱和婚姻也基本上限于本民族成员之内，大多是回新疆去找对象。
他们在子女入托、上学等事情上，并不能享受与北京当地居民同等的权力。如，孩子上幼儿园和上小学时，需要额外交赞助费，赞助费一般可达每年1000～2000元。由于他们没有魏公村的固定户口，街道居委会甚至还要向他们每人征收40元的公共厕所费。他们大多已在北京居住了五年至十几年了，很多人的子女在北京长大，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话，而维吾尔语却很生疏，但他们仍没有北京人的感觉。在问到将来的去向时，大多数人都说以后还是要回家乡的。但若干年后他们回去时，家乡的生活他们还习惯吗？乡亲们对这些北京回来的维吾尔人还看得惯吗？他们确实处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处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边缘。
不难看出，以上所简要介绍的，在“新疆村”的初步调查，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本文前面所假设的理论。希望这种理论的探讨，对大城市中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研究和政策的制订起到一点推动或借鉴的作用。
“新疆村”以餐饮业为主，自上世纪80年代初建立后，发展迅速，在同行业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内部自成系统，不仅对北京的经济、社会、文化及社会管理等多方面造成了日益深刻的影响，而且还极大地影响了其故乡流出地的社会发展进程。“新疆村”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不仅集中代表了农村劳动力冲破城乡壁垒进入城市、扎根城市，并不断扩展其生存空间的过程与方式，而且集中体现了在一个主体文化中，作为一种亚文化的少数民族文化是如何形成、演化以及如何与主流文化互动的。此外，作为一种聚集而居的边缘人群体，其内部的组织化程度较高，已有了采取集体行为、组织行为的能力，对城市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远较分散于城市居民中的零散个体为大。“新疆村”中的少数民族农民与本地居民杂居共处，并在北京市建立了自己的经营特色和服务范围，其与北京市的经济社会生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通过对“新疆村”的研究，不仅可以深入了解大城市边缘人的内部结构、生活方式、经营活动、文化心理，其与城市居民间的关系形态、互动方式、相互观感等，而且可以透视在一种新的环境中，一个异文化的变迁过程、不同文化的冲突和交融以及不同民族之间关系的演化。
来源:《西北民族研究》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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