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放/陈纹珊]中国民俗文献史的整理与研究综述
[萧放/陈纹珊]中国民俗文献史的整理与研究综述
作者：萧放/陈纹珊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8-11-14 | 点击数：3261
［摘要］ 中国民俗文献史的研究成果众多，先秦时期是中国礼俗文化交融的时代，尚未出现专门论俗的文献，人们有关习俗的论述散见于诸种先秦典籍中，如《山海经》、《仪礼》、《国风》等。人们进行了集中研究。汉唐时代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盛大的朝代，汉唐文献中有关民俗文化的认识与记载较先秦更完整丰富，如《史记》、《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大唐西域记》等，人们多了重点的研究，推出了一批有份量的学术作品。宋明时代的文献民俗研究成果较少，清代作为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民俗文献十分丰富，研究者对此也有较多关注，刊出了一大批引人注目的学术成果。
［关键词］民俗文献；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K8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214(2004)03-006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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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历史文献浩如烟海，大量的民俗资料在众多的古籍中都得以记录和保存。这些文献记录是我们了解古代人民的民俗生活事项的珍贵资料，因此对它们的搜集、整理与研究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近20年的民俗文献史的整理与研究，已显现出阶段性的成果。
一、先秦文献中的民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先秦时期是中国礼俗文化交融的时代，尚未出现专门论俗的文献，人们有关习俗的论述散见于诸种先秦典籍中。陈永香在《略论先秦时期对民俗的认识和资料的记录》（《楚雄师专学报》2000年第10期）中列举了先秦时期记载民俗资料的重要文献并作了简要的分析，同时也探讨了诸子百家对民俗的认识。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对先秦民俗文献的一个简要的梳理和总的概括。
《山海经》自古以来即被认为是一本奇书，它的学术价值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包括地理学、宗教学、民族学等等。对于民俗学来说，它有着特殊的价值。《山海经》是保存中国古代神话最多的文献古籍，同时也对古代民俗生活事项多有记载。张紫晨在《＜山海经＞的民俗学价值》(《思想战线》1984年第4期)中概括总结了《山海经》民俗学价值。作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论述：一是在古山水的记述中保存了服佩、信仰与禁忌、祭祀等民俗；二是在山海图说中保存了医药和巫术等民俗；三是在山、海的记述中保存了大量古代神话。
孙致中的《凿齿 中容雕题 贯胸——＜山海经＞“远国异人”考之三》（《河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从民俗学的角度对《山海经》中的远国异人，作了考释，而宫哲兵的《羽民、穿胸民、凿齿民与南方民俗——＜山海经＞奇谈的人类学诠释》（《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3 期）则运用人类学比较、还原、重构等方法对其进行了阐释。这些，表现出了在对《山海经》的研究中方法的多样性。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伊藤清司所著的《＜山海经＞中的鬼神世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0），他从当时人的思想观念出发，认为当时人存在着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分野，内部世界是人们熟悉的日常世界，外部世界是陌生的怪诞世界。刘宗迪的博士论文《论＜海外经＞与＜大荒经＞与上古历法月令制度的关系》，从人们相对忽视的上古历法制度的角度对《山海经》上述内容进行了重新解释，文中多有新见，是近年来《山海经》研究的重要成果。同时，徐显之《＜山海经＞探源》（武汉出版社，1991）、张岩《＜山海经＞与古代社会》（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王善才《＜山海经＞与中华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等都不同程度地论及了古代民俗。
《仪礼》是先秦的重要礼书，其中有关礼俗记载甚多，如冠婚礼仪、服丧制度等。于永玉在《论＜丧服＞中的血亲关系》（《史学集刊》1986年第2期）中，认为《丧服》并不仅仅是谈为死者服丧穿什么衣服、服丧多长时间，它是周代丧服制度的完整记录，它明确地反映了周代社会的等级制度和等级思想，并多次透露了周代社会的渊源。作者试从《丧服》中的血亲关系入手，来研究周代社会的特征。而丁锭在《＜仪礼·丧服＞与其他先秦文献所载丧服制度之比较研究》（《文史哲》2002年第4期）中对《仪礼·丧服》中的丧服制度的记载提出异议。他还通过先秦其他文献的记载比较来说明它们之间存在差异，并指出存在差异的原由：一方面是由于《仪礼·丧服》所记述的丧服制度已经经过儒家学者的加工整理，其中已加入了加工整理者的一些主张和理想，而其他先秦文献所载则往往是当时实际实行中的丧服礼俗；另一方面，可能还与丧服制度的发展演变有关。由于《仪礼·丧服》是春秋战国之际儒家学者对宗周时代流传下来的丧服礼俗加以编定整理的结果，其内容相对于其他先秦文献所载春秋战国时代实际实行的丧服礼俗肯定有滞后性。这一点也决定了二者之间存在差异。
《诗经》在我国的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其统治者是为了了解民风民情，而采集编纂而成，因此记载了先秦时期大量的民俗生活事项。近年来对《诗经》的研究也是多方面的。《国风与民俗研究》（徐华龙著，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是一本研究《诗经·国风》的专著，通过“国风”中的诗歌来看先秦的风俗，作者认为“国风”中的诗歌绝大部分是先秦时代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而民间歌谣中保存了人民群众的各种风俗习惯。拉法格在《关于婚姻的民间歌谣和礼俗》（《文论集》第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一文中指出：“如同苹果树上开花似地产生在人民口头的歌谣，即使没有别的价值，也有很高的历史价值。通过民歌，我们可以重新发现史传上很少提到的无名群众的风俗、思想和感情。”作者通过“国风”中歌谣的记载分别论述当时的生产、交通、居住、饮食、服饰、审美、歌舞、崇拜、祭祀、婚姻、生育等问题。作者同时引用一些记载于史书和诸子文集中的部分歌谣，作为“国风”的重要补充。对于“国风”的研究，除了对内容的分析，还涉及其他一些方面，以及尽量多地采用我国现有少数民族至今尚存的一些风俗习惯作为比较，来认识当时的风俗。如魏秀艳的《＜诗经＞风诗的地域与民俗》（《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哲社·汉文版）》2000年第3期），考察了《诗经》中风诗的地域及其所反映的民俗，认为十五国风全部产生于黄河两岸，这些诗歌反映了中国古代多方面的民俗现象，作者对这些现象作了简要的剖析。高宇在《从＜诗经＞看周代的服饰制度》(《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1期)中则探讨了周代服饰制度的确立年代以及周代服饰的质料、式样纹饰以及色彩，认为周代服饰是一种整体配合，包括头衣、体衣、足衣以及、带（大带、革带）、佩玉等有关附件。白显鹏的《＜诗经＞束薪与上古婚俗》（《文史知识》1995年第5期）从束薪这一上古婚礼中的物品入手，探讨了上古婚俗，认为在原始礼俗中，束薪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象征婚姻的礼仪，因此《诗经》中凡言束薪处都与婚姻有关，是一种抽象化的象征仪式。刘初棠在《＜诗经＞婚制、婚俗刍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中通过《诗经》中的记载，探讨了殷、周之际的婚制和婚俗，并认为殷商的婚制还停留在亚血族群婚制的阶段，而周民族则摆脱了母权的阴影，确立了以男子为中心的对偶婚制。作者进而得出这种婚制的不同在周朝取代殷商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诗经》和《仪礼》两部先秦的典籍，李炳海在《先秦新婚习俗的多元性及其演变》（《学术论坛》1994年第2期）一文中对二者有关的婚俗的记载做了比较研究。作者首先考证《仪礼·士昏礼》中新婚仪式部分的记载反映的夏文化的特点，认为记载的是夏族的迎娶习俗，而《诗经》新婚诗的构成因素则要复杂的多。作者认为，从文化结构上看，先秦新婚习俗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它出自多个部族，是多种形态并存，而不是只有一个模式。在反映先秦的新婚习俗时，《诗经》的涵盖面较大，而《仪礼·士昏礼》却很窄。
《论语》是古代儒家经典。它除了有关统治哲学内容外，其中有诸多礼俗内容。黄耕的《试论孔子的民俗思想》（《民间文艺》季刊1989年第1期)从当时的民众生活和孔子礼学思想的角度探索孔子的民俗思想：孔子的民俗思想脱胎于他全部的礼学思想；孔子感受到民俗的伟力，重视民俗的社会生活职能；孔子重视民俗的教化作用，提倡移风易俗；孔子的民俗思想富有实用理性的特色。万丽华在《孔子的丧葬思想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2期）中，从孔子丧葬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具体内容以及社会意义等方面对《论语》作了专项研究。作者指出，孔子的丧葬观始终重视仁这一实质内容，具体表现为礼敬仁爱、哀而有节和礼称其情。孔子上述的丧葬思想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社会功能：一是维护等级制度，强化社会分层；二是增强家族及亲属系统内的团结、凝聚力；三是促进邻里关系的融洽。
《庄子》是先秦的重要著作。《庄子》中不仅有丰富的民间寓言，同时庄子有关民俗的认识也引起人们的注意。马启俊在《试论＜庄子＞的民俗观》（《六安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中认为，《庄子》对先秦民俗有多层次、多方位的反映，对当时的民俗有着严肃的批判，对理想的民俗社会有着大胆新奇的设想和热烈的追求向往。作者通过分析作出总结：庄子从改革社会、变化民风的角度出发，非常重视民俗的社会功能和考察政治得失的作用；庄子强调民俗对社会成员的巨大影响力和规范制约作用，以及统治阶层与上层文化对民俗的特殊影响力，认为统治者的思想行为会直接影响到民风的好坏、民俗的美善与丑恶。同时，他已认识到民众个人在民俗传承与变迁中的能动作用，重视下层文化对民俗的影响。庄子还认识到民俗有时代、地域、民族的差异性，并重视不同民俗间的交流、借鉴与改造。
屈原的《九歌》，以其不朽的魅力吸引着历代文人学士，然而对于《九歌》的理解却各有千秋。林河的《＜九歌＞与沅湘民俗》（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1990年）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与考古发现，对《九歌》进行了全面的重新探讨，发现每一篇的结构都相似。以对《东君》的分析为例，作者分别探讨了《东君》的正文与白话译文，《东君》注释与民俗考证及其体现的南楚的太阳神崇拜。
《日书》中反映了不少秦代的民俗，它是一本直接反映秦代中下层民众文化心理的时日占侯之书。王桂钧在《＜日书＞所见早期秦俗发微》（《文博》1988年第4期）一文中从信仰、习尚、婚俗及贞节观等方面对《日书》作了探讨。晏昌贵、梅莉《楚秦〈日书〉所见的居住习俗》（《民俗研究》 2002年2期）探讨了战国时期的居住习俗，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民间相宅占卜已相当普遍，对房屋的兴建有很强的时间规定，并且大多表现为对选择时日的否定性规范。
二、汉唐文献中民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汉代是中国文化奠基的时代，汉代文献中有关民俗文化的认识与记载较先秦更完整丰富。曹晋的《＜淮南子＞的民俗学价值》（《民俗研究》1997年第4期）认为，在汉代政治统一、国力雄厚的时代背景之下，《淮南子》表现出宏博通达的民俗观，体现了文化相对论的主张。作者认为，《淮南子》的作者已能从地理中的自然与人文因素去理解不同地域以及种族之间的关系和差别，承认了不同地域环境对人种、民族的影响有别，当中必然包含对各种族的尊重，不存在种族的优劣。作者还指出，《淮南子》全书载录了许多神话、寓言、民俗事项，具有珍贵的民俗史料价值。
《史记》是一本具有重要史学价值的历史文献，同时因为其作者对民众文化认识的关系，它又有着突出的民俗学价值。郭必恒的《＜史记＞之民俗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2002年博士论文）从民俗学的角度探讨了《史记》的民俗价值。作者从《史记》中民俗资料、历史人物和司马迁民俗思想三个方面对《史记》进行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史记》研究的新概念，如《史记》中历史人物传说生成研究、《史记》历史人物传说群研究、史传文学使用传说角度研究等等。徐晓青和邓文琪的《＜史记＞与汉代民俗》（《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指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民俗调查始于司马迁一生中20岁时的第一次漫游。作者总结此番调查有四个特点：一是有目的有重点的调查；二是不仅知其然，且探究其所以然；三是亲自参与民俗活动；四是不畏艰难险阻。此后，司马迁还几次利用公务之便调查民俗，这种方式在古今中外都是民俗调查的一个重要方式。这些调查成果集中体现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并散见于其他篇章中。作者分析司马迁站在”人的特性”这个高度研究中国民俗。最后作者探讨了司马迁对为什么要研究民俗以及民俗的功用是什么的见解。林荣琴在《试析＜史记·货殖列传＞与＜汉书·地理志＞中的风俗地理思想》(《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二者多角度体现了风俗地理思想，即风俗的形成和延续因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而具有区域差异，因受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而具有相对变迁，并且这两种因素是同时影响、共同作用的。风俗在形成之后，其特征还具有相对稳定性。
《风俗通义》是古代第一部以风俗作为标题的著作，它重点讨论汉代及其以前的风俗制度。张汉东在《＜风俗通义＞的民俗学价值》（《民俗研究》2000年第2期），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了民俗学价值：第一，以民间文化知识为取向的风俗视野；第二，其体例决定了它是一部研究性极强的民俗研究专著。其研究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阐述民间文化知识的求实性的研究，一类是明显带有政治思想倾向的批判性研究，一类是以教化为目的的褒贬评论性研究；第三，指出《风俗通义》的以”辩风正俗”为宗旨的民俗观。
《荆楚岁时记》是六朝南朝时期成书的重要岁时民俗专书，它首次系统地记述了中国岁时节日民俗。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本书的辑佚整理出现了较多的成果，对于它的民俗内涵的研究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主要著作有萧放《＜荆楚岁时记＞研究——兼论传统中国民众生活中的时间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这是一本从民众时间观念的角度看待古代岁时记的学术研究成品。
唐代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盛大的朝代，中外文化发生长时期的交流与融合。何英在《从＜大唐西域记＞看唐代西域民俗》（《新疆社科论坛》1998年第3期）中分别从经济民俗、人生仪礼、游艺民俗、口承语言民俗等几方面探讨了《大唐西域记》中所记载的唐代西域民俗。作者指出，中西文化的交流荟萃这一西域的主要文化特色影响着西域的民俗，使其呈现出复杂的面貌。唐代是诗歌的世界，以诗咏俗是常见题材。何立智等著《唐代民俗与民俗诗》（语文出版社，1993）以生产民俗、消费民俗、社会民俗、节日民俗、信仰民俗、游乐民俗、边塞民俗等分类编排唐诗，并予以注释，因诗记俗，以俗解诗。李浩《＜四时纂要＞所见唐代农业生产习俗》（《民俗研究》2003年1期）中通过对该书的相关内容研究，论述了唐代农业生产习俗。
三、清代文献中民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宋明时代的民俗文献研究成果较少，清代却受到人们的重视。西敬亭、于桂英二人的《从＜庄农日用杂字＞看鲁中的农作和民俗》（《民俗研究》1991年第2期）描绘了《农庄日用杂字》中记载的鲁中生产民俗。作者指出，《农庄日用杂字》八篇中的前四篇较集中地反映了鲁中一带的农村生产秩序、耕作技术；后四篇突出了清朝中期山东省的民俗，特别是娶迎篇与新年篇。王振中在《＜朱峙三日记＞所见晚清武昌县民俗及其变迁》（《民俗研究》2001年第1期）中则分析了晚清武昌县民俗及其变迁。王振忠在《清代徽州民间的灾害、信仰及相关习俗》中以徽州府婺源县浙源乡孝悌里凤腾村文书——《应酬便览》为中心，结合新近发现的一批文书资料，对清代徽州的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及相关习俗进行探讨。王振忠所著《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一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是其近年对徽州民间社会研究的成果集萃，其中对明清徽州地方民俗多所论述，值得一读。吴仁安在《清代江南社会生活与风俗民情浅说》（《淮北煤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通过清代的笔记、家乘、方志等史料全面的描述了清代江南若干区域社会生活及其时尚、江南的婚丧、饮食及服饰和岁时节令风俗。
《聊斋》是清代志怪作品。蔡国梁的《＜聊斋＞反映的清初民俗》（《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3期）分别从宗教、神祀、盟誓、圆梦和卜卦这五个方面论述了《聊斋》反映的清初民俗。于天池在《论蒲松龄的民俗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中继续探讨了《聊斋》的民俗资料的记载情况。如《聊斋》中有一整套关于幽冥世界说明和各种精怪木魅的传闻和记载，也有关于自然界某些灾异现象的民俗记载，更多的还是反映农村中现实生活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的民俗。作者指出，《聊斋》所反映的民俗是广泛而深入的，呈现出自身的诸多特点：首先，它对民俗的反映不是历史学、考据学的，而是美学的，文学的；其次，它所反映的民俗是以现实生活为主要对象；最后一点则由于蒲松龄的籍贯决定了《聊斋》所反映的民俗主要是我国北方农村的，尤其是蒲松龄家乡淄川一带的真实反映。
胡文彬在《＜红楼梦＞与清代民俗文化》(《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1期)中指出，清代民俗具有时代的新特点：一是在民俗的民族性方面，满汉民族相互交汇，互相吸纳，走向融合；二是南北民俗的互动与融合；三是西学东渐，中外文化碰撞，外来民俗文化渗透到华夏民俗中。由此可以看出，清代民俗所具有的典型性，亦即多元性是前所未有的。接着，作者分别探讨了《红楼梦》中的民俗描写与特点及其民俗描写的价值。
民风民俗不仅仅可以从民间学者文人的记述中去了解，而且还可以从官方的公文中窥探一二。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表在《历史档案》2002年1、2期上的《乾隆初年整饬民风民俗史料（上、下）》，从其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和军机处录副奏折中选录部分有关史料中，就反映出了乾隆初年部分地区的民情社情。这些搜集、整理的资料成为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了解清代风俗的窗口。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3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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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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