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班的课堂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9年12月16日

   

　　新世纪以来，刘笑敢最为内地同行关注的“标志性”理论成果，可谓“反向格义”。对这个概念，我们理应从“以西释中”的角度去真切地认知，绝对不能以“民族本位”为借口去粗暴地否弃。因为在“学术研究”上要真正做好“反向格义”，太难了！

中国哲学“学科”的“身份”问题

■杨海文

　　2009年3月，刘笑敢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厚达486页的新著《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且不说搞中国哲学的，就是一般爱读书的，见了这样一本好书，谁不心动呢？何况，谈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又堪称“名著”的，大多数人的记忆之中，似乎惟有张岱年先生1983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这样，中国人民大学梁涛、干春松两位年轻学者为这本新书发起并主持一个座谈，座谈会纪要《学术研究还是民族文化？——中国哲学的身份问题》又将在《中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刊发，至少属于传播学上的“薪火相传”。写这个编后记，我则首先想到了两篇相关的文字。

　　一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蒙培元先生的《开展儒学的深层对话》，原载《现代哲学》2009年第3期，《新华文摘》2009年第17期全文转载。编这篇文章时，有段话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前几年，出现了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这个讨论不了了之，没有任何结果。其根本原因是，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是一个伪问题，不是一个真问题。”

　　另一篇是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关子尹教授的《西方哲学东渐下有关语言的一些重要议题》，原载《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9年第9期重点转摘。此刻，我想起文中说过：“在运用外国概念理论资源进行反向格义时，不要过于偏食，而应尽量旁征博取。当然，由于个别学者的学力和境界总是有限，要每位学者在从事本来已有相当难度的比较研究时还要‘博取’，并不是很容易办得到的事。但对一个学术群体整体而言，以旁征博取的态度从事‘反向格义’工作，起码应被视为一种集体理想。”

　　刘笑敢也参加了座谈，而且，纪要的第一节——“中国哲学研究的‘两种定向’”，只是他一个人的“独唱”。所谓“两种定向”，就是中国哲学研究既要面向历史、文本，重训诂考据，追求“符合历史文献的可能允许的解释”；又要面向现实、未来，重理论分析，追求“对现代生活有价值的解释”。尽管这一观念好像也是业内的“集体无意识”，但刘笑敢二十多年来负笈海外的“切己体悟”却未必是一般人所具备的。

　　刘笑敢1988年赴美，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任访问学者、讲师、研究员；1993年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任高级讲师、副教授；2001年起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海外插队”的时间这么长，履历这么丰富，刘笑敢能不切身感知到中国哲学之为现代学科的“国际境遇”么？如果现在就回应蒙培元先生刚才那个论断，我们无妨先读读刘笑敢的一席话：“所谓中国哲学，在哈佛等美国主要大学的哲学系没有位置。中国哲学在西方基本不属于哲学系的课程，国外研究中国思想的学者大多分布在东亚系和宗教系，所以对于国内一直争论的‘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的问题，我在美国就已经有了比较具体的感受，那就是中国哲学这一学科比较特殊，将其纳入西方的学科体系有困难。”

　　“中国哲学合法性”究竟是一个真问题，还是一个伪问题呢？读完以上这段话，我突然涌出一个想法：也许它在内地学术界是一个“伪问题”，君不见，中国哲学的博士点、硕士点早已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星罗棋布”；但它在海外（包括中国香港）则是一个“真问题”：你说“中国哲学”也是哲学，可那边的哲学系为什么就没有这个学科的“一席之地”呢？退一步，即便我们不管问题本身的“真伪”，但它显然已经成为一个“问题”，一个与中国哲学之为现代学科息息相关的“身份”问题。

　　刘笑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态度，可谓“不言自明”。1988年，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假如说当年那部力作好比文献学的“中国哲学史”，眼下这本新著好比诠释学的“中国哲学”，刘笑敢又是否有过所谓从文献学到诠释学的“转型”呢？我觉得，从“绝对”的角度看，从刘笑敢一直坚守“两种定向”看，自然没有；不过，从“相对”的角度看，从中国哲学研究者刘笑敢在海外那么多年的“寄人篱下”看，则不能说没有。

　　新世纪以来，刘笑敢最为内地同行关注的“标志性”理论成果，可谓“反向格义”。对这个概念，我们理应从“以西释中”的角度去真切地认知，绝对不能以“民族本位”为借口去粗暴地否弃。因为在“学术研究”上要真正做好“反向格义”，太难了！所以，前述关子尹的文章强调，“反向格义”起码应被视为中国哲学研究共同体的“集体理想”；而刘笑敢早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2005年第3辑撰文指出，“反向格义”不仅仅是一种学术研究，更是追求更高学术水准和思想境界的手段。以前有个“又红又专”的讲法，不妨说：从“反向格义”往“红”一边走，最终的结果就是主观性的“民族本位”；从“反向格义”往“专”一边走，最后的归宿就是客观性的“学术研究”。这个“思辨奥秘”虽是我的个人体悟，但它有助于我们接下来审视纪要的第二节——“中国哲学研究者的‘三种角色’”。

　　所谓“三种角色”，指的是现代学科研究者、生命导师、民族文化承担者。刘笑敢很反感有些人将这几重角色合于一身，认为目前学术界的一些负面现象就是源于这三种角色没有分得清。他还认为，对于中国哲学研究者而言，最重要的是做现代学科研究者，而不是做生命导师或者民族文化承担者。搞中国哲学研究的人，通常只研究“中国哲学”，极少去研究“中国哲学研究者”，加上刘笑敢坦承刚出的新书也没有涉及中国哲学之为现代学科内部的复杂性，因而，“三种角色”颇有意味。只是两位主持人的质疑也不无道理：现实之中果真存在这样一个纯粹不关涉生命导师与民族文化的中国哲学研究者吗？

　　谈“两种定向”，刘笑敢是“独唱”；现在讨论“三种角色”，他则必须“辩护”了：

　　大家的问题主要是对于“三种角色”是否分得清、应不应该分清的疑问。我觉得应该把问题分为几个层次：首先是把“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对象来讲，这是一个层次；其次是作为中国哲学的研究者，这是另一个层次；我们每一个研究者所做的不同工作，这又是一个层次。三个不同层次，也就对应三种角色：一个是中国哲学的身份角色，一个是中国哲学研究者个人的不同身份角色，再一个是每一个研究者写不同的文章、读不同的书、教不同的课时的特殊身份角色。

　　“讲”得再明白，往往也比不过“写”的清晰。老实说，以上这段话我反反复复读了好多遍，也没有弄清楚“三个不同层次，也就对应三种角色”的确切含义。“三种角色”本是针对“中国哲学研究者”的立论，我觉得，非得照辩护的思路把中国哲学研究者分出三个不同层次，那么，第一层次是作为整体的学科共同体，第二层次是作为个体的不同研究者，第三层次是作为个体研究者的不同状态。只是这样的“三个层次”跟现代学科研究者、生命导师、民族文化承担者的“三种角色”，还是无法构成一一对应的关系。尽管如此，“三种角色”是否分得清、应不应该分清依然值得深究，纪要于是有了自己的第三节——“中国哲学身份的‘分’与‘合’”。

　　对于“三种角色”截然分开、各行其是的做法，梁涛追问：“很多思想家，包括您在内，都有这样一种感受，就是只有与古人进行了深入的对话，才能有自己的思想出来。比如麦金太尔，就是在不断地与亚里士多德对话，他写过《伦理学简史》，这个应该算是客观研究了，但他也写了《追寻美德》，这应该算是民族文化，如果没有长期的客观深入研究，他也不可能有思想的创造，更谈不上复活美德伦理学了。那么从您的角度看，这个到底是算分还是算合呢？”

　　刘笑敢答曰：“我觉得当今的现状是基本不分的，但未来的趋向应该是分，而在分的当中应当有一种互动。”他还说：“我们需要分，分了以后各种角色就能得到深入的发展，这样的互动才是有质量的。要是不分的话，比如讲庄子，我就随便讲，你说我讲得不准确，没关系啊，我这是为21世纪的人类服务，有什么不对呢？那我就说，不对，你得先把庄子基本的思想理解深透了，再为21世纪的人类服务，这样才能提供更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在这一点上你说我不分，其实还是分，是‘两种定向’的问题，也就是你到底是面向历史、文本还是面向当下、未来的问题。”

　　既然“两种定向”说的仍是“分”，刘笑敢200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老子古今——五种校勘与析评引论》，余英时先生所赐之序为何题为《“回归历史”与“面向现实”》呢？难道人们暂时仅仅只能做到“合”，而“分”只是一种高悬的理想么？“分合之辨”同样复杂，还是先看看刘笑敢“两种身份”的说法——“两种身份就是学术研究和民族文化，两者之间应该有互动”。读到这里，我有个突出的感受：生命导师不过是中国哲学研究者可以具备的“一个角色”，却不足以成为中国哲学之为现代学科的“一重身份”。荣获过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模范教学奖”的刘笑敢，为什么非得“赶走”生命导师不可呢？这个提问也有意思，但比不上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副教授赵寻的质疑重要：

　　从刘先生今天的谈话中我很清楚地意识到，您对于中国哲学有一种十分强烈的忧患意识，深感中国哲学在现代社会以及现代学科体制之下所面临的危险，所以采取了一种防御性的姿态；但在我看来，这种过于强烈的防御性姿态同时也缩小了中国哲学的格局与气象，贬低了它所具有的可能性。当然，您可以反过来说，这样可以使它的基础更扎实。这个我也完全同意，但我觉得，我们当下面临的最大困境在于，如何摆脱在建立中国现代学科的过程中所附带的可以被称之为西方意识形态的东西的消极影响，从而如其所是地来面对西方，面对我们自己的传统，进而在古今中西之争中找到我们自己的位置。

　　“两种身份”强调学术研究比民族文化更根本，原来只是一种“防御性”的姿态，而且还是“消极”的。跟赵寻一样，梁涛也胸怀重建民族文化的抱负：“刘老师更关注的是中国哲学这门学科，他强调的是不论你做民族文化还是生命导师，都不能离开基础的研究，都不能脱离对文本认真的研读，所以他要区分中国哲学的三种角色，而自己是要恪守现代学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研究者。”梁涛还指出：因为中国哲学无法将民族文化的大部分内容包括进去，这门学科未必能够完全承担起民族文化重建的使命，所以，哲学之外还得需要另一个学科——国学。附带说一句，《光明日报·国学版》2009年10月12日发表的访谈录《国学是一门学科》，梁涛也是主持人之一。

　　尽管走学术研究之路还是走民族文化之路，不一定就是刘笑敢与梁涛、赵寻之间最大的区别，但是，着眼于中国哲学之为现代学科的角度，刘笑敢为何如此执著地要“分”而不是“合”，这才是整个纪要的要害。纪要第二节有段话，恰恰昭示了刘笑敢的良苦用心：

　　我之所以提倡纯学术研究为主，是因为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发展的目标，就是建立一种可以和西方学术接轨的现代学术传统。这个学科一方面有两千年的传统，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现代学科，又是全新的，90年都不到，所以我觉得先应该弄清楚这个新学科的边界是什么、主要任务是什么、主要方法是什么、主要目标是什么、评价方式是什么。恰恰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缺少共识。

　　只要是中国哲学的从业者，并且又期盼这门学科在新世纪里取得真正的进展，其实就得同情地理解刘笑敢这份苦心。有人喜欢搞学术研究，有人喜欢搞民族文化，有的人一个时期做学术研究，另一个时期做民族文化，难道不是常识么？对于作为个体的中国哲学研究者，尤其是对于置身不同状态下的中国哲学研究者，既然“分”是常态，“两种身份”各行其是，有何不可？况且，对于作为学科的中国哲学，刘笑敢消极、防御性的“做法”也未必就是孤军奋战，起码我这个责任编辑，经由慎重的“分合之辨”之后，已经渐渐地揣摩到了深埋在“两种身份”背后那份复兴民族文化的深情厚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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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9年12月16日   

学科史撰写的难度与造诣

——读李春青教授等著《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

■黄卓越（教授，北京语言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李春青等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定价88元。

　　期盼已久的由李春青教授主编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下称《研究史》）一书，最近终由山东教育出版社付梓发行，洋洋近八百页的篇幅，加之裹以精装的面皮，捧之于手，便已感觉到有压腕的重力。李教授长期以来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成果既丰又自出条理，为学界倾目，由其衔首来组织编纂一部近百年的学科研究史，想必有老马识途、行家里手之功存焉，此也“期盼”一说之由来。

　　当然，学科史编纂与具体的专业研究仍然有很大的不同，作为一种特殊的体式，其难度往往超出常人所料。尤其是在面对近百年的学术史时，由于学术制作的超度膨胀、版本资料的海聚，学术思维的多元、背景意义的复现，任何稍大一些的学科，在处理与评述该一长段的学术史经历时，都会遇及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以故往往或因陋就简、化繁为约，或局促于表层分类，滞宕于浮光掠影的排罗，其结果总是半折心始，难允公意。而不同的学科，其运行法则也自然会有所区别，并不存在一个绝对意义上的、普遍可仿的编述公理，加之还有如何面对此前出版的同类著述，进而能够有所创新等的问题。因此，治学术史之难，实难与外人言。在这样一些压力之下，李教授带领的团队仍能知难而进，想必其已有学植与识力等方面的充分准备与信心。

　　此非漫语。以我个人的心理期待而言，对近百年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史的梳理，最为值得关注的问题有若干，其中包括，一是这一学科是依据于怎样的逻辑进程逐步展开的，或云能否在此进程中发见一些深层的学理依据，以致于避免将这一领域的学术史写成一部表象事象堆积、多种研究之间缺乏内在联系的资料汇集；二是如何真切面对20世纪后半期尤其是近十几年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成就，因为这一阶段涉及的学术现象甚至包括人事问题等都要比其他阶段复杂与棘手，容易为一般的学术史治理者有意或下意识地忽视过去。一种学科研究史虽然不可能处理所有的问题，但对以上两个问题的积极面对与成功探索，对于较为深入、完整地理解20世纪以来的古代文论学科的构成及其变迁却是至关重要的，并且也将作为判断一部学科史价值所在的重要尺度。而在捧读《研究史》之后，我们不得不对该书的造诣有欣然的认同。

　　先述第一个问题。李春青教授在其长篇序论中即提出一种分辨，以为古代文论的概念承续诗文评而来，但二者之间的区别又是明显的，诗文评是把所言说者作为“份内事”看待，古代文论却是当作“别人的事”来看待的，由此而指出，20世纪以来的古代文论研究的一个基本学理特征，是一种为特定的思维过程所整理、重构过的知识概念系统。既然如此，它就既不是诗文评的“自然而然”的延伸，也不是对历史知识的抽样复制，而是应当将之看作研究主体依据自己的情况（客观与主观的）所进行的一种“建构”性的活动。

　　很显然，这个建构的概念很重要，并实际上已成为书中梳理全部研究活动的一个核心理念。虽然，我们也可以说，任何学术史研究都不会轻易地将学术话语与历史知识混同起来，需要意识到两者之间存在的自然缝隙，但这种“缝隙”意识的强还是弱却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对学术史的认识与把握，并呈示出有所差异或差异很大的学术史叙述。很显然，《研究史》走的是趋强的一路，在其看来，即便是所谓的“实证研究”、“求真研究”，也不能简单视之为一种回溯性工作，而同样也是依据某种特定的理解方式——话语预设，对知识对象所做的重新排序、赋予意义等。与之对应，通过文本解析的方法便可以将此话语预设——即“建构方式”揭示出来的，如果我的理解没有太大出入，那么这也可看作是《研究史》为自己所设定的一种工作目标。

　　毫无疑问，这种观念设置，在对古代文论学科史的研究中是颇见效果的。如书中在探讨郭绍虞、罗根泽、朱自清、方孝岳、傅庚生等第一代学者的文论史研究时，关心的主要不是这些批评史家对古代文论史实的研究，或他们在各种史实研究上有什么具体造诣与推进，而是明显地偏向于关注他们研究的理论出发点、展开方式、问题意识等，即建构其批评史研究的话语模式，进而再由此反身考订其对待史实的态度与功效。比如论及郭绍虞、罗根泽等的研究，本书都力图首先发现与确定他们借以展开其工作的核心问题，就郭绍虞而言，这个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好的文学”，故而是以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为其关瞩的中心，并以文学史的参照为批评史的归属。对于罗根泽而言，他所关瞩的中心是“文学批评”这一概念范畴，文学批评史被看作是可与文学史处于不同层次的、相对独立的系统，因此，批评史的撰写不需要参比外在的目的或意义，“求真”也就成为第一要务。尽管两位批评家都受到西学的明显影响，比如像探讨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学批评”这样的问题本身都是出于对西学的直接反映，已非历史本身的观念，但相对而言，郭绍虞的命题方式会使之更偏向于对西方文学观念的接受及以之裁论中国文论的知识状况，而罗根泽的命题方式则易趋向于对中国文论本身理路的梳理，而这又引发了他们在更下一个层次的研究上的差异。同样，其他批评家的模式构筑也都可以通过这样一种分析方法加以揭示与描述。

　　当然，建构还只是一种话语层次上的概念，如想要对话语做更丰厚的理解，则向外还需延伸到“语境”的概念（也是一个更大的话语结构），向内还需补充入“策略”的概念。这些工作同样也在本书中得到较好的落实。语境有大有小，以大的语境而言，本书以为中国古代文论学科自建立伊始即受到西方现代性观念的启示，这体现在学科概念、学科建制等各个方面，为此而使古代文论研究成为中国学术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学科之所以是“古代”的，是因为有着一个“现代”作为对比与前提，几乎每个批评家的工作都无法与这一宏大的趋势相脱离。但因为他们所面对的又都是古代的知识素材，因此便又都有一将此现代性话语与传统知识相融通的过程，批评家们对二者融通的理解与选择，也就造成了各自在重建方式、研究模式等上的区别。当然，以之概括与甄别一个批评史家的活动还是不够的，为此，一是需要关注各自所属的更小一些的语境（包括个人的学术经历等），另一是需要注重批评史家在研究过程中向内的方面透进而择用的一些策略。以后者言，比如就涉及到各自如何在更大的指导原则下对研究方法的取择，处理材料的方式，对流脉与习例分判等技术化问题，这些具体策略的实施，还会使批评史家各自的研究特征更为清晰地显露出来。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见出本书在总体间架的设计上形成的一些主要思路，也就是从话语建构的整体入手，以核心问题及伸展逻辑为主要考察对象，层层下贯，借此而展示文论研究史不断后推的进程。无容置疑，这种研究路径提供给读者的是一种“通透式”的解析，对于我们从一更广的背景与更深的逻辑上把握20世纪古代文论研究史的构成与路向，是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与启发意义的，也是本书作为总体创新的特点之所在。

　　再述第二个问题。一般对古代文论学科史的考察，会偏重于前半个世纪的成就，加之由于能够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当时的研究史料并不算太多，因此也相对容易把握。很显然，后半个世纪的古代文论研究所涉及的史料与问题都要庞杂、繁复的多，这也包括那些可能涉及的学者多属在世人物，不少讨论与研究的问题尚处在未有结论状态等，因此，是否敢于直面这一时期的研究，自然会对一部学科研究史著作的识力与胆力等提出挑战。但《研究史》却以很大的篇幅来展示该时期的研究，由此而使我们有关于这部分的期待也有了一个确定的落实。

　　自然，言及后半期的研究，还需要有所分辨，尽管对一个具有连续性的学术体的回顾是不能回避与舍弃50至80年代研究的，故《研究史》对之也有兼述，但如实而言，在这一领域中，真正有气象、有较高学术价值与自成体系的研究却始于90年代以后，这与90年代后学术规范的讨论与提升，学术思维的渐趋成熟，以及全球化、后殖民等所引起的新一轮的中西文化关系讨论再次成为瞩目的焦点等均有密切的联系，因此，虽笼统而言后半时期，但在古代文论研究领域中，最为值得关切的却无疑是90年代之后的研究与思想进程，这也是《研究史》所瞄定的重点，由此可见其对这一学科发展的基本判断是确切的。

　　而一旦进入90年代的古代文论研究，所要处理的问题当然就会随之急剧增加，仅由我目前所关心的范围看，就有如怎样评估这一阶段的实际成就，怎样合理、有致地梳理这一阶段的各种线索，突出这一阶段研究中的范式转化，等等。

　　目前在各领域的学术史撰述中，都会存在着这样的倾向，即会更多地将荣耀的冠冕赠与那些具有学科开辟性贡献的人物。如在古代文论研究中，像郭绍虞、罗根泽等先辈学者所获的地位往往会被看作是难以企及的，而对后进们的研究则会相对轻视或漠视。这有许多原因，有些是不便细述的。然而《研究史》并不那么认为，一方面，它在充分肯定先辈学者的创辟之功时，也敏锐地指出了他们的时代局限及留待开辟与改进的空间；另一方面则以为90年代以来的研究已在多个方面有了新的推进，这表现在其所述的理论上更为广阔、学科上更为深化、功能上更为超越等。尽管对后世研究的评价力度尚可加强，但上述所论却是中肯的，也是符合实际的，从而也就合理地确立起了该期研究在整个20世纪古代文论研究史上的地位，并为今后的研究树立了一个可参照的坐标。

　　关于如何梳理与总结90年代后的文论研究史，也是所有试图有所切入者都会遇到的一个难题。这包括需要认真地研究转换的学术与思想的背景，转换形成的各种新范型及其特征、各专题研究与分体研究推进的实况等，这不仅需要一种总体与复合的视野，以便揭示出蕴含其中的多重性意义，也需要深入到各项研究的学理内部做细微的探察，及有披沙拣金的识力，才能将真正有推进意义的价值成果发掘出来，而不是只看到一些支流的泛滥、重复性的扩大，及浮现于表面的话语表述与争论（所谓“现代转型”说、“失语症”说等）。如实而言，这些工作不是靠短时间的研究所能做到的，但从《研究史》提供的面貌看，本书还是对之做了尽其可能的努力。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对90年代以来形成的两种新的研究范型的揭示与表述，其一谓“文化诗学路径下”的古代文论的研究，再一谓“比较诗学路径下”的古代文论的研究。在书中，文化诗学的视角不仅被视作90年代以来的古代文论研究领域中出现的一种新的范式类型，也是统合全书的一个意义评判标准，因此，它也必然会贯穿在对此范式以外的各种研究类型与方法的论析中，及借此而表示出本书作者的一种学理归属性。依据作者所述，此前文论研究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中的一部分即与“外部视角”的缺席有很大的关系，这是负方位上的证明。从正的方位上看，这个外部视角可由政治史、思想史、哲学史等维度——总之以“文化”的维度之事实存在予以揭示，由此而肯定了一种综合研究的必要。经综合过的诸维度在意义上讲可称为“文化”，它也是内外之间起到黏合或“接合”诸原素的一种介体。从空间上讲，也可解释为是一种“场域”，而场域一旦与诗学或文论交织一起，并成为复合型“结构”的一部分以后，那么也就很难再分孰在其外孰在其内了。当场域编织了主体之后，也就同时转化为了主体的生命，如同“文化”既在诗学外，又在复合的过程中转化为了诗学之内。可见这一路径的确立，同时超越了曾经在古代文论研究领域中颇具影响的、单一化的审美主义模式（内部研究）与社会学研究模式（外部研究），而显示出一种新的、旺盛的学术生产与知解能力（尽管对在文化诗学范型中，解释未必相同）。关于比较诗学路径，作者也同样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并意识到这一路径在当代古代文论研究中愈益处于一种上升的趋势，但作者同时也强调了当今所谓的比较诗学实际上更偏重的是文化的比较，或已蕴藉在文化比较的含义中，已非过去所谓诗学体系或中西文论概念之间的单纯比较，也正因此，方能见出这一路径的“新”之所在。

　　在作者的理解中，90年代以来的这些变化，尤其是两种路向的展开，同样可借助于这一学科与现代性话语之间的关系来予以说明，也只有这样，对前后两时期的解释才具有逻辑上的连贯性。尽管作者谨慎地避免了用“后现代性”来解释近二十多年来的“现代性”转化的过程，但依我所见，后现代性的意识依然还是内含在本书的叙述中的（如提到文化研究的兴起、全球化与后殖民主义的展开等带来的影响），不然也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后期的中国文论研究会出现诸种范式上的转型，而呈现为一种与前期具有相当差异的面貌，除了学理技术上的增进以外，语境的变迁当然也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无论怎么说，毕竟前一现代性与后一现代性不是同一个现代性，那么由此推论，与近20年来古代文论学科发生关系这个“无形推手”当然已经不是一百年前的现代性。如果我们在这一概念的表述上能够更明晰与确定一些，那么就会对理解语境与话语的关系提供更多的便利。

　　总体上看，《研究史》是一部内容饱满、意义丰赡、创辟甚多的著述，所涉远非以上所述。我只是提出了两种考量的尺度，并以此分检本书实行的一些效果而已。最末想吐的一个感受是，在李春青教授的著述之后，我们如何还能再写一部新的古代文论学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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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视野中的长安

傅璇琮　

光明网 刊发时间：2009-12-16 08:00:00　光明日报

　　长安文化源远流长，长安文化的研究古已有之。晚近以来，有关长安研究的成果已颇为丰硕。但长安学概念及理论的全面系统提出并有所规划，则源于2005年陕西省文史研究馆李炳武馆长发表的《积极开展长安学研究》一文。目前虽得到部分学者的响应，但在全国范围，还未引起广泛注意。现在《长安学丛书》“综论卷”等八卷出版，另有十二卷也即将问世，既展示了海内外长安学研究的丰硕成果，又体现出当代陕西学界锐意进取、勇于创新的愿念，必将使文化学术界对中华文明研究的深广拓展更加充满信心。

　　20世纪前半期，陈寅恪提出“关中本位政策”(详见其专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他认为于关陇地区建立的北周政权，最初实力不强，但后来则合拼东部北齐，克制南朝萧梁;同时筹划“精神之独立有自成一系统之文化政策”，联接“胡汉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成为一家，以关陇地域为本位之坚强团体”。陈寅恪提出的“关中本位政策”，其着眼点在于文化。我觉得，这应是长安学在上一世纪的学术渊源。我们可以就学术史的角度，深入探讨长安学的治学历程。

　　长安地区的文化对于长期从事唐代文学研究的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撰写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就已甚注意唐代士人在长安的活动。在论及中唐大历时文学创作，特提出当时有以长安为中心、江东吴越为中心的两个诗人群体，受到学界的注意(参见黄霖《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总论卷》)。后于八十年代前期研究唐代科举与文学，就着重论述各地士人应试，在相当长时期居住长安，加强文化交往，促进长安地区文化发展。我于八十年代，与霍松林先生同为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共同主编《唐代文学研究年鉴》，经常来长安工作，更加深了对长安的感情。在我所著《李德裕年谱》的序言中，特为提及，长安作为汉唐京都的历史名城，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积累。现在读到长安学创新之作，“综论卷”等八书，确既有历史文化艺术享受的美感，又得到思辨清新所引起的理性的愉悦。

　　唐以后，政治中心东移，长安的地位逐渐发生了变化，但是陕西地区仍有文化名家及成果不断涌出。在北宋，以张载、吕大钧、吕大临兄弟等为代表的“关学”，一度与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形成鼎立之势。及至明代，关学人才辈出，吕柟、冯从吾等皆秀出一时，王阳明甚至感叹说:“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王阳明全集》卷六《答南元善》)清代“关中三李”(李颙、李柏、李因笃)对于关学的承传与发展贡献颇殊，他们倡导“明体适用”、“匡时要务”、“道不虚谈，学贵实效”等主张，重视躬行实践，使关学走上笃实重礼的实学化道路，对关中地区民风、民俗及人文素养影响深远。全祖望即认为李二曲(李颙)“上接关学六百年之统”，“守道愈严，而耿光四出”(《鲒埼亭集》卷十二《二曲先生窆石文》)。20世纪以来，秦地的小说、电影也均甚有特色。美术之“长安画派”、文学之“陕军”、音乐之“西北风”、电影之“黄土派”，再次引起大家的注目。这些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与辉煌的汉唐文化，共同为长安学的成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保障。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由不同地域的文化汇合交融而成的。欲深入研究之，就必须注意构成民族文化精神的各区域文化，因此地理或地缘文化的研究角度与方法是必要且有价值的。长安位于我国腹地，“右控陇蜀，左扼崤函，前有终南、太华之险，后有清渭、浊河之固，神明之奥，王者所都”(《旧唐书·郭子仪传》)，历史上确有多个王朝设都于此，正如杜甫所谓“秦中自古帝王州”(《秋兴八首·其六》)。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千余年的文化绵延，使其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具有卓越的研究价值。虽然对于长安文化的研究千百年来并未间断，然而对于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文化一直缺乏全面系统的梳理与整合，因此以地缘关注为重点创设长安学学科，对长安文化进行系统综合的研究，是颇具前瞻性和创新性的。

　　长安学的研究，不仅仅是对地域文化的探讨，更是对时代精神文化的整合。长安作为汉唐故都，既有地域文化的特征，又因曾处于政治文化中心而一度具有主流文化的特征。对于长安学的研究，其实也是对于历史上影响中华民族乃至世界范围的精神文化特质的关注与探究，对于构筑新世纪民族精神家园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特别是唐代，可以说是一个兼容并蓄、开放进取的时代，文教昌盛，文明远播，彰显着博大恢弘的气象。这种盛世文化的精神气度应当为长安学研究所吸纳和重视。从目前的学科构想来看，长安学是极具包容性的一门学科，在地缘文化的牵引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科技、历史、文学、艺术等多方面的内容。这种不拘泥于一时一事的综合研究视野为长安学的阐释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于不同门类学科所共同蕴涵的精神特质的开掘与融会贯通，可以更为系统深入地揭示盛世文化的内涵，为陕西文化建设乃至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持。

(摘自《长安学丛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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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去学科”质疑

杜靖

光明日报  2007.1.9   （11）

　　光明日报《理论周刊·学术》2006年3月28日刊发了张小军先生的《跨学科与去学科：人类学的三个视角》一文。在该文中，张先生明确提出了人类学的“去学科化”观点。这一提法如同当年张小军先生在《历史人类学》创刊号上提出“被史学抢注的历史人类学”观点一样，迅速在人类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

　　读过张文以后，笔者产生了一种非常复杂的感情。一方面激动于张先生讲出了大家多年想讲而又没有讲出的心中话语。的确，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理论框架和视角，因而在观察问题的时候自然难以摆脱其自身的局限，难以摆脱“有我之境”，因为不论研究者处于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状态之中，自身的学术惯性都无法挥之即去。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所选取的事实只不过是该学科所建构的事实而已，所谓的事实也只是全部事实中的一部分而已，并非什么客观的、全景观的考察。因而，胡塞尔和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提出了一种认识论上的“还原理论”，以此来纠正画地为牢式的具有专业垄断性质的学科范式研究之偏。法国人类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研究知识再生产时也有着类似的批判。

　　但另一方面，笔者却又担心人类学去学科化后所面临的尴尬以及人类学家的身份困惑。

　　第一，目前的中国人类学正处于一个形成过程，还不具备完整意义上的学科规范。1950年代以前我们基本采用的是欧美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采借了苏联的民族学范式。1990年以后随着新生代人类学家的登场，人类学在理论、方法和研究对象上采取了跟传统苏联民族学相分离的学术发展策略，从而接续了跟西方中断了数十年的学术传统。当下的中国人类学界内部发展却很不平衡：新生代基本上采用了二战以后国际上最新的理论成果，但有相当一部分人还停留在二战以前的功能论和结构——功能论水平上（要素主义和本质化成分甚浓）。他们当中的相当一批人跟西方隔膜了数十年，不了解二战以后整个国际人类学发展的状况及其规范性。这就是说，我们的队伍大部分还处在学习的过程中，处在吸收最新国际理论成果和跟国际接轨的阶段。笔者以为，在一种东西未成型的时候就提出“去型”是不大合适的。一般说来，去学科化问题多在一个学科处于成熟而又裹足不前的背景下提出，很少出现在其学科发生之初。要知道，目前的这个“中国人类学”运动仅始自上世纪90年代。

　　第二，人类学去学科以后，也会引起人类学从业者的身份疑虑：我是谁？我如何跟他者相区分？我的身份边界何在？而他者也会质问我们：“你的视角在哪里？”问题的关键在于，今日的知识生产是在学科体制划分下完成的，国家根据不同的学科发展规划来配置学科发展和学科知识生产的资源。如果人类学家摆脱了学科身份标志，不遵守学科规范，那么他何以拿到国家的研究规划？而在现实的情形下，学者又如何立足存身？这一系列问题会发生连锁反应，最后又反过来影响人类学知识的生产和整个学科的发展。

　　第三，目前人类学模糊而尴尬的学术处境也不允许存去学科之想。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标准局对人类学分别采用三套学科分类体系。这主要反映在人类学跟民族学和社会学的复杂关系上。1984年教育部在公布的分类社会科学专业目录中，人类学、民族学都是各自独立的学科。1993年教育部颁布了全国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其中人类学、民族学并列归属于历史学学科门类，即历史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在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制定的《授予博士、硕士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在法学门类下设一级学科民族学，民族学一级学科下复设二级学科民族学，并夹注括号“文化人类学”。1997年在新出台的专业目录中，却把人类学从民族学一级学科中析出，而成为一级学科社会学下的二级学科。1993年7月国家技术监督局核准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中，人类学作为一级学科民族学下的二级学科。作为不同部分之间的条块分割的结果，各立一套分类体系，并要求所属部门和可能施加影响力的机构团体贯彻，使得人类学学科地位处于漂浮不定的状态，影响了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王建民等：《中国民族学史》下卷）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局面：中国社科院民族学研究所现更名为“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而在社会学所下却又设“人类学研究室”；在大学里面，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的人类学专业放在社会学院系里，而在中央民族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等高校里则被置于民族学院系里。鉴于国家的学科体制氛围和目前人类学的尴尬境地，笔者以为，应该强调人类学学科意识。

　　当然，作为学科的部分先行者，为了使本领域充满活力和引领困于僵局的人类学的未来发展，完全有理由进行去学科化的努力。但是，对于整个学术界而言，面对上述情形，把“去学科”作为一个号召提出来还是要慎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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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学科史研究概述

　　作者：胡鸿保,张丽梅

发布时间：2009-12-20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60年来，新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经历了几次波折，曾两度“重新定位”。但是，由于社会发展和民族工作的需要，即使是在“民族学”名称被弃用的年代，民族研究和实践一直在延续。回首往昔，对于学科发展的历史研究一直处于“欠发达”状态，只是近来随着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新中国成立60年”以及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大会昆明会议的召开，学者们对于本土历史经验的总结才显现出空前的热情。我们在此依据文献做一概述，为同行提供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195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开始大学改造和院系调整等。严格意义上的本国民族学学科史研究没有展开[1]，存留下来的相关著述多是民族工作的阶段性总结，以及发展规划、成果汇总。其中费孝通和林耀华的《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民族出版社，1957)堪称名篇，对于当时(50年代前期)民族学的问题、进展状态等作了梳理回顾，堪称本国学科史研究力作。

　　学科史研究真正起步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民族学界学人的“世代更替”。除去“中国民族学之父”蔡元培(1868~1940)外，中国真正从事田野调查起步的“第一代民族学家”应该都诞生在1900年前后，到改革开放时步入晚年。生老病死，本是人生规律，薪火相传的学术人生礼仪也如影随形。1990~2000年前后纪念会和纪念文集频出(××先生从教××周年纪念、××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等)，对学科史是不小的推动。

　　具体来说，国内的民族学学科史方面，老一辈学者以亲历者身份撰写的有开拓意义的论文首推陈永龄、王晓义的《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ii]其他前辈的一些回忆性文章和访谈录也有较高价值。[iii]专著有王建民等的《中国民族学史》(上、下卷)、胡鸿保主编的教材《中国人类学史》以及美国学者顾定国的《中国人类学逸史》(胡鸿保、周燕译)。近期的论文有杨圣敏的《中国民族学的百年回顾与新时代的总结》[iv]、王铭铭的《近三十年来中国的人类学——成就与问题》[v]、何星亮的《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30年的回顾与展望》[vi]、王建民的《论中国场景下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vii]以及胡鸿保的《略谈中国人类学重建以来的学科史研究》[viii]等。王建民还主持召开了“学科重建以来的中国人类学”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基于学科史的回顾和梳理、区域性研究的追溯以及各自在人类学不同分支的研究实践，就学科重建以来的中国人类学发展状况进行了较为广泛、深入的讨论、反思和展望[ix]。另外，在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中，杨圣敏主编了“民族学卷”[x];张海洋、沈林策划“百年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组织有关专家学者编辑出版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百年纪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百年文献索引》、《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百年重要著作提要》、《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建设百年文选》以及《中国语言人类学百年文选》等。[xi]

　　重要民族学家的个人传记与行状同样是一种学科史。除阿古什的《费孝通传》(时事出版社，1985)影响较大之外，目前的公开出版物中尚有李光谟的《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岱峻的《李济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吕文浩的《潘光旦图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和《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张祖道的《1956，潘光旦调查行脚》(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8)、王日根的《冰心与吴文藻》(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江小林的《江应樑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谢本书的《马曜评传》(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张冠生的《费孝通传》(群言出版社，2000)以及李路阳的《吴汝康传》(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等。民族出版社2009年新推出“品读人类学家丛书·本土篇”，首批包括《费孝通评传》、《林耀华评传》、《马学良评传》、《宋蜀华评传》、《陈永龄评传》共五本。

　　对于早期在中国民族学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如今也有人撰写论文作过深浅不一的探讨。如胡起望对蔡元培、刘小云对史禄国、宇晓对王同惠的研究，何国强对吴文藻与杨成志的比较研究以及对于戴裔煊的研究，李然对吴泽霖的研究，等等[xii]。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老民族学家的追思、对民族学旧作的重读和评论、对旧田野点的再研究也颇成风气，这其中同样包含了某种程度的学科史关怀。相关著作有《梁钊韬与人类学》(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吴文藻纪念文集》(王庆仁等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潘光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陈理等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纪念林惠祥文集》(汪毅夫、郭志超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汇聚学术情缘：林耀华先生纪念文集》(庄孔韶等编，民族出版社，2005)、《费孝通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马戎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谢泳著，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银翅》(庄孔韶著)、《地域的等级：一个大理村镇的仪式与文化》(梁永佳著)、《土地象征：禄村再研究》(张宏明著)、《人神之间：云南芒市一个傣族村寨的仪式生活、经济伦理与等级秩序》(褚建芳著)等;论文有胡鸿保的《试析林耀华的社会人类学思想》和《林耀华与新中国的民族研究》[xiii]、褚建芳的《桃李不言自成蹊——记田汝康先生》、陈波的《祖尼小镇的结构与象征——纪念李安宅先生》、赵旭东的《学者即真诚——追忆田汝康教授》、吕文浩的《个人、社会与社会学——潘光旦先生与他的社会思想》、天健文史社的《冯汉骥与川大考古学——霍巍教授访谈录》[xiv]、何国强的《回忆曾昭璇先生的人类学思想》、马颖生的《记蜚声中外的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田汝康教授》[xv]等。值得一提的是，近几辑的《中国人类学评论》辟有专栏刊载“重读20世纪前期的中国论著”相关成果，杨堃、李安宅、吴文藻、李济、马长寿、王桐龄、林惠祥等人的旧著和学术思想均在重温之列。

　　此外，民国时期的学科史近年备受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工作和动向值得重视：

　　1. 民国时期的民族调查研究与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

　　一些机构和学者近年注重从社会科学在中国兴起和初步发展的背景下考察清末民国时期相关调查研究的学术内蕴，力图厘清中国传统学术与本土知识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和西方知识模式的遭遇过程和互动关系，从而加深对学科史的理解，并为学科发展寻求历史资源和借鉴。这方面的重要学术活动有：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主办的“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研讨会，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国际科研项目。此外，王铭铭还组织人类学实地研习营，让学生们研习清末民国时期的中国民族志作品与社会科学思想。

　　一种意见认为当前中国民族学学术史回顾研究有三种值得注意的转向[xvi]：一是相较前一时期(约1950-1980年)而言，对当年国民政府组织的调查的认识有了变化，评介转为全面、客观，试图科学利用这些调查资料。例如马玉华等指出，民国政府在1930-1940年间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进行过四次大规模的官方调查，反映了政府对边疆民族的重视。这乃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应用西方调查方法开展的民族调查。政府组织的调查突破了以往国内民族学调查中学术团体以及研究者个人考察的局限性。[xvii]二是一些少数民族学者以主位视角，“从边缘看中心”，提出了与以往主流话语不同的看法，他们重新评价了前贤成果，其主体批判意向十分明显。[xviii]三是早期在华的外国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实地调查的历史地位，以及对中国民族学的积极作用都得到了更为公允的评价。[xix]

　　2. 延安时期的民族研究

　　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的民族研究近些年来受到关注。[xx]相关论文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创新》、《1995—2005年延安时期民族问题研究综述》、《抗战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贡献》、《从民族自决到民族区域自治——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少数民族的认识》、《延安时期李维汉对民族工作的贡献》[xxi]等。这些研究对于延安时期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问题、民族工作者、民族学院进行了专门探讨，认为延安时期是党的民族理论的成熟期和民族政策的初步实践期。多民族结合而成论、平等团结统一建国论、民族区域自治论、回回民族问题论等在此期间的逐步形成和初步实践对建国后的民族政策以及“民族识别”、“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等成就产生了深远影响。

　　再以一例为证。王建民等编著《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百年纪事》(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中多处提及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民族工作，包括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延安民族学院成立、《回回民族问题》及《蒙古民族问题》出版等事件，累计约3000字。[xxii]之前，王建民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出版的《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中，涉及延安民族问题研究的叙述合计仅一页(227~228页)，不足700字，约占全书篇幅的千分之二[xxiii]。

　　3. 抗战时期的中国学术：李庄作为一个学术中心的案例研究

　　近年来，李庄这座“消失的学术城”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包括民族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话题新宠。这与民间学者陈代俊(笔名岱峻)的工作密切相关。他通过一系列的著述向我们讲述了李庄学者在抗战时期的前尘旧事、人文精神、学术自觉和社会担当。目前他已出版民国学术史随笔《发现李庄》(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4)、《消失的学术城》(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以及一些相关文章，并分别在中央民族大学和北京大学做了题名“李庄——抗战时期的中国学术”和“李济与李安宅——学科史的个案研究”(《中国人类学评论》(第6辑))的民族学学术报告。这些年出版的关于李庄的著作还有《人文李庄》(孙远宾主编，成都，天地出版社，2005)、《李庄往事：抗战时期中国文化中心纪实》(岳南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中国李庄：抗战流亡学者的人文档案》(刘振宇、维微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等，它们和岱峻的研究一起，留存了丰富而珍贵的史料，有利于我们深化对学术史的认识、理解和反思。此外，具有“朝圣”意味的学术会议和考察也不时涉足李庄。2008年在西南民族大学由王铭铭主持开办了“抗战时期的中国学术”研讨会;2009年夏季，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又在四川宜宾和李庄两地举办了“边疆与后方——抗战时期的西南研究”学术研讨会。

　　至于新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已经成为学科的“当代史”。费孝通、林耀华、江应樑、宋蜀华、李绍明等人的有关论文对这段历史做了总结和思考。例如，费孝通的《关于人类学在中国》和《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林耀华、金天明的《从历史发展看当前我国民族学的对象和任务》，江应樑的《民族学在云南》，宋蜀华的《中国民族学的回顾与前瞻》，李绍明的《21世纪初我国民族学发展的几个问题》和《学术与学会的里程》。[xxiv]一些在20世纪50年代亲历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的民族学家，就那段不平凡的岁月写出了回忆文章并结集出版[xxv]，不单留存了史料，更有助于后来的研究者在阅读“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时加深对材料的理解。

　　近些年来，关于1950年代民族调查的研究越来越注重口述材料和文献史料的结合，以求互为补正，并对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研究进行重新评价和反思。杨圣敏、潘守永及王铭铭等主持的“前辈学人口述史调查”已经分头开展对李绍明、蒋炳钊、严汝娴、王承权、王尧、刘达成等的口述调查[xxvi]，存留访谈记录和音像资料。他们以及其他亲历者对当时民族调查的回忆和评价具有重要价值，有助于我们对当时的工作做出更公允的评价，同时对一些研究者围绕这一话题的个人见解和彼此争鸣[xxvii]达成更清醒、辩证的认识。另外，定宜庄等对满族历史研究的反思文章也使用了一些亲历者的口述材料[xxviii]，并在口述和文献史料相结合的基础上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及其影响进行了思考[xxix]。

　　由王铭铭和杨正文共同主持、李绍明担任总顾问的“西南民主改革口述史调查”项目也在进行过程中。到目前为止，该项目已完成6次田野调研活动，对四川、云南、湖南等地参与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的当事人、亲历者、目击者及研究者等相关人物进行了口述史调查，留存了大量的原始访谈记录、老照片和影像资料，已编辑出版“民主改革与四川民族地区研究丛书”十余部，如《四川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大事记》、《四川民族地区民主改革资料集》、《四川民主改革口述历史论集》、《民主改革与四川藏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研究》、《民主改革与四川藏族地区经济发展研究》等。这种对史料的抢救性收集和保护工作，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此外，历年来《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原《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开辟的“人类学家访谈”栏目已经先后介绍过李亦园、黄淑娉、乔健、李绍明、黄应贵等数十位当代学人，留存了宝贵的学科史资料。[xxx]民族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经典学术对话丛书：民族学人类学系列”( 主编张海洋)也展示了老中青几代学人的学术风采。

　　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代以来的博士论文多有学科史题材，如丁元竹的《费孝通社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费孝通指导，北京大学，1991)[xxxi]、包智明的《论比较社会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费孝通指导，北京大学，1994)、王建民的《民族学在中国的早期发展史：1903-1949》(陈永龄、王晓义指导，中央民族大学，1995)、于长江的《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创建》(费孝通指导，北京大学，2000)、吕文浩的《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潘光旦社会学思想研究(1922-1949)》(费孝通、王铭铭指导，北京大学，2003)、张正军的《二十世纪日本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之研究》(王文光指导，云南大学，2003)、马玉华的《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之研究》(万永林指导，云南大学，2005)、孟航的《社区研究与功能主义的结合——中西方接触视野下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在中国早期发展史的案例研究》(杨圣敏指导，中央民族大学，2009)、杨清媚的《在绅士与知识分子之间——费孝通社会思想中的乡土、民族国家与世界》(王铭铭指导，中央民族大学，2009)、伍婷婷的《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围绕李绍明的中国人类学史个案研究》(王铭铭指导，中央民族大学，2009)、张丽梅的《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及其历史际遇》(胡鸿保指导，中国人民大学，2009)等。这种现象除反映指导老师的旨趣之外，还表明学界(尤其是青年学人)对民族学历史、理论和田野方法之辩证关系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另外，关于费孝通及与之相关的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和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的论文(其中多半是费先生本人指导的)集群推出，除了费孝通的特殊魅力、他本人的学术师承等原因之外，也与当前本学科与英美人类学交流较多、博士生大多选修英语有关。比较一下20世纪50、60年代，明显可见苏维埃学派的影响风光不再、急流勇退。

　　总的来看，民族学界对学科史(尤其是中国民族学学科史)研究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都呈增长态势[xxxii]，这正是学术自主性和自觉意识日益增强、学术研究水平提升的表现。在对中国民族学百年历史进行整体回顾和宏观把握的基础上，一些研究者开始致力于更高层次的总结、讨论和展望。如，杨圣敏认为，“民族学的中国学派已初现端倪”，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功能学派”，中国的民族学已经进入一个“具有自己的世界性影响的本土学派”的新时期[xxxiii];王建民则对中国民族学学科在追求世界性学科规范与倡导本土学术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重点讨论，并提出了一种可能性立场和策略[xxxiv]。此种研究方向以及与民国学术史相关的一些研究焦点均表明，“学科史的探索如今已经超越了学科发展过程的回顾,进入到学术思辨和思想史、知识史探索的阶段”[xxxv]。

　　另外，一些青年学者以其特有的敏锐感也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未来的发展走向做出了深刻的反省。如，梁永佳从事了“再研究”后觉得，在中国，“变迁问题不一定非要在出过人类学民族志的地方才能研究”。他指出，学科史上的断裂“使得学科延续很难通过具体的经验研究来继承”。同时，他还批判许烺光的名著《祖荫之下》“失去了‘己身-他者’这一对人类学家最为珍贵的比较视角”，“只能算是一本写给英文学术界的资料报告”。[xxxvi]谢燕清的《中国人类学的自我反思》则揭示出了1949年后反思的主体一度缺席，而1979年之后学科重建又面临国内政治和国际人类学双重依附性的困境。该文分析了吴文藻1949年前后介绍西方人类学流派时态度的变化、马长寿理论的前卫性、潘光旦接受共产党教育后转变立场写出不失学术水准的论文，以及吴文藻-岑家梧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萌芽等种种史实，起到了“解魅”的作用，读来令人耳目一新。[xxxvii]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杨清媚受导师王铭铭“中间圈”等论述的影响，特别关注费孝通的“心史”，想通过“三圈”[xxxviii]和“绅士”来解读费孝通的思想世界，进行一项“对学人思想的人类学史研究”[xxxix]，论述也有一定的新意。

　　总之，以田野工作见长的民族学的建设和发展，同样需要回到“写字间”、对自身的历史实践进行经验总结并做出一定的理性分析。中国民族学有百余年的历史，而只是最近十多年学科史的研究才稍显“繁荣”。但愿以上概述能为引玉之砖，激起更多同仁关注这门发展中的社会科学。

　　作者简介：胡鸿保(1948-)，男，上海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丽梅(1982-)，女，湖南隆回人，人类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


　　[1] 1960年代初，有关方面曾布置批判资产阶级民族学的任务，陈永龄、林耀华、吴文藻等做过相关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并写出批判文章，但未见公开出版。参阅王建民等：《中国民族学史》，下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219-220页。广东省的社会科学期刊《学术研究》刊登过一些批判资产阶级人类学的文章。

　　[ii] 载中国民族学研究会：《民族学研究》(第一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

　　[iii] 例如，杨堃：《杨堃自叙》，载《史学理论研究》，1998(4);潘乃穆执笔：《回忆父亲潘光旦先生》，载潘乃穆等编：《中和位育——潘光旦百年诞辰纪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巴博德：《经历·见解·反思——费孝通教授答客问》，载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邸永君：《林耀华先生访谈录》，李彬：《李毅夫先生访谈录》，载《中国民族研究年鉴(1999年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彭雪芳：《容观瓊先生访谈录》，邸永君：《宋蜀华先生访谈录》，载《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000年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瞿同祖、赵利栋：《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瞿同祖先生访谈录》，载《近代史研究》，2007(4);李方桂：《李方桂先生口述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徐樱：《我与方桂五十五年》，北京，三联书店，1993。许烺光：《边缘人——许烺光回忆录》，国立编译馆译，台北，南天书局，1997年。贾兰坡：《世纪老人的话·贾兰坡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

　　[iv] 载《西北民族研究》，2009(2)。

　　[v] 载邓正来、郝雨凡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回顾与前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vi] 载《民族研究》，2008(6)。

　　[vii] 载王铭铭主编：《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

　　[viii] 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5)。

　　[ix] 该会议论文集已经公开出版，参见王建民、汤芸主编：《学科重建以来的中国人类学》，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

　　[x] 杨圣敏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民族学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xi] 均为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

　　[xii] 胡起望：《蔡元培与民族学》，载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民族学研究》(第一辑)，251~260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刘小云：《史禄国对中国早期人类学的影响》，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3);刘小云：《知行两相难：史禄国云南调查事件探析》，载《学术探索》，2007(4);宇晓：《中国第一位女民族学者──王同惠传略》，载《社会科学战线》，1991(2);何国强、唐凯勋：《析中国民族学北派和南派的学术倾向──以吴文藻、杨成志为例》，载《思想战线》，2005(5);何国强：《论戴裔煊的民族学研究》，载《广西民族研究》，2008(4);何国强：《记一位安乐椅上的民族学家》，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李然：《吴泽霖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载《贵州民族研究》，2009(1)。

　　[xiii] 分别见《社会学与社会调查》，1990(6);林超民主编：《民族学评论》(2)，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

　　[xiv] 分别见王铭铭主编：《中国人类学评论》，第2、3、4、5、9辑。

　　[xv] 何国强：《回忆曾昭璇先生的人类学思想》，载《岭南文史》，2009(1);马颖生：《记蜚声中外的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田汝康教授》，载云南民族大学编：《民族学报》，第七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xvi] 胡鸿保、马伟华：《主客互渗──对于“民国时期少数民族社会调查”的重新思考》，载黄兴涛、夏明方主编：《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139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xvii] 马玉华：《20世纪上半叶民国政府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调查》，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1);马玉华：《试论民国政府对贵州少数民族的调查》，载《贵州民族研究》，2005(2);马玉华：《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之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马玉华、万永林：《试论国民政府对云南少数民族的调查》，载《思想战线》，2005(2).杨绍军：《抗战时期云南的人类学研究》，载云南民族大学编：《民族学报》，第七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xviii] 参见李列：《民族想象与学术选择──彝族研究现代学术的建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张锡禄、曾维益、马尔子：《西南田野的当地经验：北大座谈录》，载《民俗研究》，2006(1).

　　[xix] 费孝通暮年撰文，对他的几位启蒙老师史禄国、马林诺夫斯基、派克等有不同于先前的评价，参见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北京，三联书店，2001。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翻译整理出版了不少外国民族学者的著作(参见前一节)，并有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例如，和匠宇、和铹宇：《孤独之旅：植物学家、人类学家约瑟夫·洛克和他在云南的探险经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黄才贵：《影印在老照片上的文化──鸟居龙藏博士的贵州人类学研究》，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李绍明、周蜀蓉选编：《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成都，巴蜀书社，2004;胡鸿保、张丽梅：《20世纪早期外国民族学家在华调查对中国民族学建设的影响》，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12)。

　　[xx] 参阅贺小娜、侯虎虎：《1995—2005年延安时期民族问题研究综述》，载《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

　　[xxi] 王继、郭林：《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创新》，载《民族研究》，2009(3);贺小娜、侯虎虎：《1995—2005年延安时期民族问题研究综述》，载《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马学勤：《抗战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贡献》，载《攀登》，2005(4);姚兰：《从民族自决到民族区域自治——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载《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3(6);周昆云：《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少数民族的认识》，载《广西民族研究》，2003(3);马奎：《延安时期李维汉对民族工作的贡献》，载《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4)。

　　[xxii] 王建民等编著：《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百年纪事》，188~189、208、220~221、226~227、264页，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xxiii]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此书共计约470页，36万字。

　　[xxiv] 费孝通：《关于人类学在中国》，载《社会学研究》，1994(2);费孝通：《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1);林耀华、金天明：《从历史发展看当前我国民族学的对象和任务》，载《民族研究》，1980(2);江应樑：《民族学在云南》，载中国民族学研究会：《民族学研究》(第一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江应樑：《人类学的起源及其在我国的发展》，载《云南社会科学》，1983(3);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的回顾与前瞻》，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李绍明：《21世纪初我国民族学发展的几个问题》，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11);伍婷婷、李绍明：《学术与学会的里程──李绍明先生谈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的发展》，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1)。

　　[xxv] 郝时远主编：《田野调查实录──民族调查回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xxvi] 参见曾穷石：《人类学家严汝娴教授访谈录》，载王铭铭主编：《中国人类学评论》(第6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张经纬：《人类学家蒋炳钊教授访谈录》，载王铭铭主编：《中国人类学评论》(第7、8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李绍明口述、伍婷婷等记录整理：《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

　　[xxvii] 参见杜玉亭：《简史丛书非凡说———中国民族史探索40年》，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徐姗姗：《对“民族大调查”与“社会历史调查丛刊”的再解读》，载《广西民族研究》，2007(2)。

　　[xxviii] 接受定宜庄等访谈的前辈学者有王钟翰、赵展、朱宁、黄铸、李登第、杨学琛等。

　　[xxix] 定宜庄、胡鸿保：《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的再思考》，载杨圣敏主编：《纪念费孝通先生民族研究70周年论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xxx] 参阅徐杰舜：《轨迹：学科重建以来中国人类学的四件事》，载王建民、汤芸主编：《学科重建以来的中国人类学》，142-152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

　　[xxxi] 丁元竹199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经修订和完善于16年后正式出版。见丁元竹：《费孝通社会思想与认识方法研究》，“后记”，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

　　[xxxii] 民族学学科某些分支领域的学科史研究也在进行之中。比如，唐戈、陈伯霖：《通古斯人类学论纲》，载《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4)。

　　[xxxiii] 杨圣敏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民族学卷)，41-42、34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xxxiv] 王建民：《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看学科的世界性与本土性》，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4)。

　　[xxxv] 王建民：《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看学科的世界性与本土性》，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4)。

　　[xxxvi] 参阅梁永佳：《“汉语人类学”视野中的大理研究与再研究》，载王建民、汤芸主编：《学科重建以来的中国人类学》，172-184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

　　[xxxvii] 参阅谢燕清：《中国人类学的自我反思》，载王建民、汤芸主编：《学科重建以来的中国人类学》，108-141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

　　[xxxviii] 指“以汉人为主的核心圈”、“以少数民族地带为主的中间圈”和“非中国本土的海外圈”。参阅王铭铭：《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想》，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王铭铭：《所谓“天下”，所谓“世界观”》，载王铭铭：《没有后门的教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xxxix] 杨清媚：《在绅士与知识分子之间——费孝通社会思想中的乡土、民族国家与世界》，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12页，143-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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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界定“国学”？如何认识“国学”

中国新闻网 2010年01月04日 09:06　来源：光明日报

　

　　一、怎么界定“国学”

　　“国学热”的兴起,深层次的根源毫无疑问与中国在新世纪全面崛起有关,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闪耀亮相的标志。换言之,在我们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对话的时候必须有自由的平台和载体,要在传播自己的思想时赢得最广大的人们的认同,即找到文化的“最大公约数”。这样也可以使对方最大程度地了解我们,减少误解,同时我们也要对西方有所了解,这就是文化的作用。国学就在此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但是,“国学”的定义究竟是什么?它的内涵与外延又该怎么来界定?这始终是个问题。假如一定要给“国学”下个简明扼要的定义,我赞同下面的提法,即“国学就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学术及其研究的学问”。  

　　具体地说,“国学”包含有三个层面:第一,它是一种知识体系。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自然应该有一种最起码的亲近感与敬畏心,应自觉成为一名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对唐诗宋词、四书五经、《史记》、《汉书》这些内容应该有基本的了解。第二,它是一种思维智慧,是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不管中国人有没有正式地把国学当做学问来学习,都是在国学的氛围里成长的,受到其熏陶的。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因此,面对同样的事情,中国人和西方人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最后,“国学”就是它的核心价值观,比如“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应该说,这些价值观层面的东西,才是国学最根本的内容。

　　在强调价值理念为“国学”核心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国学”综合性与整体性的特征,不能把“国学”收缩为单纯的精神、理论层面,而应该系统梳理“国学”演变的轨迹,区分“国学”的原生态与次生态,界定“国学”的“道”与“术”的关系。

　　现在,有很多人在那里呼吁重归传统、倡导弘扬国学,但却很少有人清楚我们究竟要回归哪个传统,我们到底要弘扬哪种国学?是回到明清?还是唐宋?抑或秦汉?甚至先秦?是依据《隋书·经籍志》所最终确定的经史子集的四部之学,还是复振《汉书·艺文志》所系统构建的六艺、诸子、诗赋等六略之学?是回归以经典传承为中心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六艺”呢,还是回归以全人培养为宗旨的礼、乐、书、数、射、御的“六艺”?倘若连这些都没有任何感觉,理不清头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却侈言国学,大谈传统,则不免是顾盼自雄,自娱自乐而已。

　　二、如何认识“国学”

　　“国学”是个好东西,这一点恐怕没有人能否定。然而,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国学”如同世间其他事物一样,也有它的软肋,也有它的局限性。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国学”依旧昌盛的清代后期,偌大的中国怎么会在“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侵略面前,几无招架之力,留下极其屈辱的历史一页!

　　说到底,“国学”的不少内涵有的本身就是落后腐朽的,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三纲思想,这种情况,在号称“兵学圣典”的《孙子兵法》中同样有鲜明的反映。如它公然鼓吹“因粮于敌”、主张“掠于饶野”“掠乡分众”,这就是战争中的“抢光”;又如它提倡在战争中对敌方实施“堕其城、毁其国”,这也有“烧光”“杀光”之嫌。无怪乎曾有人称孙子是战争中推行“三光”政策的“始作俑者”,话虽然说得有些刻薄,但并非子虚乌有,厚诬古人。

　　有的本来是正面积极的内容,但随着时空变化,时过境迁,渐渐落后于变化了的形势,已无法应对时代的挑战,而成为了历史的惰性与包袱。譬如《孙子兵法》所提倡的原始民本观“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这在其诞生的春秋战国时代,无疑是进步的,但进入近代后,却严重滞后于新型的民主要求了,而它本身是无法顺利完成转型,变“令民与上同意”为“令上与民同意”的。

　　另外,以“国学”为主要表现的传统文化理念,在许多情况下,是知行割裂的。如《孙子兵法》乍读之下,会觉得它很爱兵,体恤士卒,视如爱子:“视卒如婴儿”、“视卒如赤子”,云云,真的是亲切动听,令人神往。但如果你把它看做是孙子的真实想法,那可就太天真、太离谱了。其实在孙子的眼里,士卒不过是牛羊而已,“若驱群羊,驱而来,驱而往”,所以,可以“上屋而抽其梯”,能够“置之死地然后生,投之亡地然后存”,不存丝毫怜悯之心,只有赤裸裸的敲骨吸髓,还美其名曰“慈不掌兵”。

　　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学”绝对不是只有其美、没有其恶的纯粹事物,在它的身上,善与恶、真与伪、美与丑,同样交织在一起,我们既不能因它存有糟粕而一概抹煞它,但同样也不能因它今天仍拥有合理的内核而一味拔高它。科学理性、一分为二永远是我们对待“国学”应有的立场与态度。在“国学热”蓬勃兴起的今天,我们对“国学”多一份冷静、多一点客观尤其显得重要,注意避免因弘扬“国学”而导致对传统文化的曲解与粉饰,为维系定见而虚幻想象。

　　三、怎样弘扬“国学”

　　对这个问题,学术界与社会上也是说法多样、意见纷纭。我个人认为,在传承与弘扬“国学”方面,宜提倡“三纲九目”:第一,要强调“三个回归”,即回归文本,回归主流,回归核心。第二,要完成“三个沟通”,即沟通古今,沟通中外,沟通知行。第三,要实现“三个超越”,即超越文本,超越四部,超越国界。

　　现在,有些人把“国学”在近现代的中衰、没落完全归咎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后遗症,这种说法有些似是而非。我们细加考察就能看到在“五四”以后国学出现了真正繁荣的高潮。现在很多人研究国学,争论的问题和民国期间争论的东西是一样的,讨论的好多问题是民国时期的翻版。

　　民国的国学教育与国学研究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就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完全是用科学的方法、先进的理念、中西文化汇通的角度进行科学的研究,用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借鉴西方学术、理论、文化及其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进行综合性研究。第二类可以无锡国专为代表。那里注重国学教育的博雅性,不但践行“文以载道”的理想精神,也注重“游于艺”的艺术陶冶,追求“全人”人格的滋育培养。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均有较高的造诣,都是很好的,那里出来一大批人,比如饶宗颐、钱仲联、冯其庸、王遽常全部是这里出来的。这又是一个路子。还有就是马一浮的,他搞复性书院,强调“六艺”为一切学术之本,就是坚守原则,比较传统的做法。可以称得上是原教旨主义者,最后所有老师都跑光了,熊十力也不跟他合作,复兴书院也搞不下去了。显而易见,清华国学研究的特点是求真务实,无锡国专国学教育与研究的特点是崇尚博雅,马一浮的国学教育与研究的特点是追求纯粹。

　　当然,我们今天弘扬国学,应该有全新的理念与方法。尤其要做到两个“超越”:

　　第一,超越单纯的汉族畛域。中华民族有五十六个民族,不能因为强调了五十六个民族的个性,淡化甚至否认了作为一个中华民族主体的共性的东西。这个是我们要强调的。不要让少数民族看来,你们这个国学仅仅是你们汉族的学问,与我们没有关系。如果我们今天的国学仅仅局限于汉族这一块,显然会是残缺不全的,既不符合实际,也不利于民族的团结与国家的统一。我们必须特别强调,今天的国学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之学,五十六个民族个个有份,弘扬它也是个个有责。总之,我们的大国学首先应该是超越汉族的。

　　第二,超越经史子集。为什么后来国学变成大家觉得无用的了,或者说淡出了,因为后来限于经史子集中。但是去看一下《汉书·艺文志》,实用之学与理论之学是结合在一起的,“七略”实际上有“六略”。第一略通论,下面六艺略就是理论指导,就相当于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诸子略,就是中国的学术学派;诗赋略,就是文学创作;兵书略,就是用于指导战争实践的理论及其相应的操作方法;术数略、方技略,这些都是属于自然科学范畴，但经史子集里淡化了这些操作、实践性的东西。要超越经史子集,而回归到《汉书·艺文志》的学科传统中。

　　西周时期的“六艺”,是培养“全人”人格的,德、智、体、美全方位发展,有精神思想的指导:“礼”“乐”,有自然科学知识、文化技能的掌握:“书”“数”,也有军事技能、操作实践能力的培养:“射”“御”。但孔子之后的“六艺”却变成了纯粹的课本、书本知识。“学习”,一个词有两层意思,不是偏正结构,而是一个并列结构。“学”,首先是从知识层面上学,是被动的、灌输性的学;“习”,是练习,是在实践中练习它、升华它,然后真正成为自己的知识。本来“学习”是个很好的词,现在我们只有“学”,没有“习”的成分了。所以今天弘扬国学,要真正超越经史子集的传统,回归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中国传统学术的原生态。实际上,经史子集就是次生态,原生形态应该是六艺之学,就是从西周的六艺之学,一直延续到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六略之学。

　　总之,现在我们提倡的“大国学”“新国学”,绝对不是要回到单纯的经史子集小小的范围里面,而是要在中西文化背景交融的理念下研究国学,以整个中华民族的共有文化立场而非狭隘的汉族文化角度研究国学。我们还是要包容,当然,包容也不是没有主导,即在坚持主体性立场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心态,汲取世界一切优秀文化的精华,原于传统又高于传统。

　　黄朴民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