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民间结社 文化必能繁荣
作者：左春和
文章来源：中国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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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繁荣的标志是什么，什么又是繁荣文化的基本路径？歌舞升平不等于文化繁荣，文化繁荣更不等于当前主导模式下的人为幻象。文化的繁荣源于每个人自由的文化表达，由此而来的每个人自由的文化消费选择才是文化繁荣的标志。文化的创造主体是人，而文化的消费主体又是每一个个体的人，所有的文化形式离开了人这个基本目的，肯定也无法构成文化的目的。而当前大量的文化形式和文化运动恰恰不是以人的消费选择为目的的，有的空壳大型设施是建给拆迁公司而不是建给文化消费者的；有的大型节目则是演给官员的政绩冲动而不是演给普通观众的。在这些表面的文化粉饰之下，没有文化的繁荣，只有价值的空洞；没有文化硬度的在场，只有文化精神的抽离。
那么，什么又是文化的繁荣路径？说起来简单的出奇。文化的生成是人类自然选择的结果，任何权力主导之下进行的文化打造可能事与愿违，既不能满足消费选择的要求，又不能达到主导者的一厢情愿。任何高度控制下的文化不可能结出文化的繁荣之果，任何把文化作为其政治主张的捆绑只能是不伦不类，终不能在社会的沃土上生根成长。
中国有灿烂的古代文化，然而这不是官方主导的结果，我们至今引以骄傲的文化资本大都发生在广阔的民间。改革开放后，表面看来没有了革命年代的文化喧闹，但文化已在民间社会遍地开花。与改革开放前相比，虽然消失了许多“文化阵地”，但人们接触到了更多的文化形式和内容，多元文化的形成是任何偏见都无法否定的事实。如果在文化上怀抱客观的事实指认，三十年来，文化的发展已经趋于正确的路径。这样的结果不是权力对于文化的强制和指导，完全作用于市场经济对文化控制的消解，也是文化权力让渡的结果。如果能够理性地观临当下，今天的文化发展已经渗透到社会的细枝末节，其文化表达远非昔日能比。
然而，在政绩观的作用下，不仅未能理性地总结这一现象，还要借发展文化之名重新收回文化的主导权力。当下由官方主导的一系列文化设施建设、文化发展规划、文化主题制造、文化下乡活动和文化广场演出便是对这一进步的反动。文革年代，大唱革命文化是以革命的名义，今天大搞形象文化则是以满足人们文化消费为名。文革文化是一种破坏式建设，今天则是一种建设式破坏。因此，今天的主导模式比文革时更危险，因为它的理由更堂皇，破坏更隐蔽。
前些年大力提倡文化体制改革，一时间要出现文化的艳阳天，文化的民间社会看到了成长的空间。但是，几个回合下来，文化体制改革已经走入了绝路，因到关键处就无法突破，开始变相掉头，或者换汤不换药。每一次轰轰烈烈的文化体制改革之后，文化机构在表面上合并减少，而实际上内设部门和公职人员反而增多。当既得利益在改革中出现疼痛之时，出于利益自卫的本能会掉头找出各种理由，甚至否定文化活动的市场化和社会化。到头来自己还要做文化的救世主，还要为人们提供各种文化活动，以此来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
计划年代为什么文化形式单一，文化内容贫乏？不是人们不要文化，而是权力恐惧造成的文化管制，所有的文化必须一个模式，这实际上是少数几个人在向全国人民输送他自己的“文化”。今天的人们回过头已经知道那种文化供给方式既荒唐又残酷，是在剥夺人们的文化权利。直到改革开放后这种局面才被打破，人们一下子涌现了空前的文化热情，各种各样的创造活动呈现了非凡的活力。后来的文化产业发展，实际上是进一步把文化的权利归还社会，客观上承认了文化创造的主体。文化的需求潜藏在民间的深处，它的前提是文化的自由生产，而文化的自由生产来源于文化的自由表达。如果进行了半吊子的文化体制改革停滞不前，或者又回到官办文化的老路上，文化资源不仅重新被权力所垄断，文化的发展通道还会被堵塞，文化的造假工程会铺天盖地而来。现在有一个危险的迹象是，一些官员开始大力搞文化，因为不懂得文化的规律和生成机理，一下子又被文化开发商绑架了，文化的怪胎便接连出现。
如果想真正让文化繁荣起来，让文化弥漫在整个社会，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支撑，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权力对文化的插手越少越好。权力不在的地方，文化的发展肯定是健康的。权力强势的地方，文化必然凋落。这一点儿早已被古今中外的历史所证明，根本用不着再论证。只有让权力的手缩回去，文化的民间社会才能形成，文化的创造才符合人们的文化要求，文化在一种生态理性中达到一种成长的平衡。因为文化的核心是精神内容，文化的表达需要一定的媒介，而表达又需要一定群体的信息交流和反馈，所以就必须放开文化的民间社团和文化出版。放开各种文化社团的民间组建，根本不会破坏社会的稳定，甚至能促进社会的和谐。任何公开的文化社团，因为生存的需要都会以美好的愿望、目的和活动方式来吸引成员，并在活动中被更多的社会人群认同，从而获得生存和壮大的物质基础。所以，越是对社会有利的文化社团越容易得到多数人的认可，并借此立足于社会，否则，不利于社会的文化社团也必然被社会弃之。如果承认人的理性的局限性，承认人世间没有救世主，那么就能相信人们的文化鉴别能力，在文化选择上，权力还是别当保姆的好。否则既无效，又不讨好。
美国人斯东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中发现，人类在形成言论自由这个概念之前自由地讲话一定已有很久了。今天我们讲文化的表达自由，也同样是人类的文化形成是因为有自由表达的悠久历史。然而，有的人由于权力的焦虑不仅在限制人们的权利，还要限制人们的文化表达，如果这样，文化的自由表达并不会自甘消亡，会以另一种形式形成，那才是权力的真正危险。权力的焦虑者大多情况下并不明白，文化的民间成长不仅是非暴力的，反而是一种温和的理性，它反对革命、厌倦斗争，只是在自由表达中进行文化的创造和构建。由于文化自由表达的实现，会形成真正的公民人格，有利于现代社会的良性转型。
2010年12月25日
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