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没有真理
陈丹青
东方早报 2009-10-11 3:33:21
据我所知,国内读书人通常推重专论,看轻访谈。如今市面上各种访谈是也太滥,偶遇好的问答,有真气,我还是喜欢读——无可修饰,不容斟酌,忽然,一句话,应答者说出了早经思虑而未能表述的意思来。在我的阅读记忆中,大有兴味的访谈录,很抱歉,多是西方人的问答:他们知道谈什么,怎样谈。
以我的无学,思想家的访谈大约可使哲学的艰深,进入相对易懂而舒展的话语,自然,这样浅薄的阅读动机,学者是不屑的;文学家的应答,宏富深厚,我倒未见得要想读那小说,访谈却不愿错过,且读之再三。艺术家访谈的好看,是性情毕露,此中有人:或与作品相映证,或谈出另一真身,使我要重新想想这位艺术家。我向来不很相信艺术家的夫子自道,但问得好,答得妙,读来真是快意:杜尚与卡巴内的长篇对话,可比散装的智慧零食,嚼之不厌,安迪·沃霍的胡言乱语,则是消费时代玩世甚恭的百科全书;近时读特吕佛尔与希区柯克的长篇访谈,那是有备而来,有备而往,随时咬住话题,随即精彩地展开,一句句读下去,真不愿就此读完。
在我读过的艺术家访谈中,最是不可捉摸而难以预期的言说,总出自摄影家,且各说各话,不按牌理出牌,每一道牌后,都藏着感兴与理致在,倘若作者不说,这一层层发现与见识,我们未必能在摄影中领受感悟,既经点破、道出,则大有警示:原来我们的双眼可以这样的看世界。
继2001年出版的“世界当代摄影家告白”,感谢顾铮先生又为我们辑录了这本珍贵的访谈。从开首的曼·雷到最后的横江文宪,涵括上世纪初直抵当今的二十多位摄影家,他们的作品,我在纽约大抵看过、看熟,或专展,或专集,现在听他们夫子自道,我又快乐地迷失于摄影——其实是观看——的无数歧路,并再次欣然确认:摄影没有定论、没有美学、没有规律,因此,摄影恐怕没有边界。摄影是什么呢?我愿略微改动贡布里希的话:“没有摄影这回事,只有摄影家。” 眼下这一组摄影家告白却又分明指陈:“摄影家”这么一种人,恐怕也没有。至少,总有那么几位家伙并不在乎自己是不是摄影家。
这话怎么说呢?
文学家、音乐家、画家、雕刻家、设计家……无论如何各有清晰的身份,惟自“摄影”诞生,“摄影家”身份却长久暧昧,殊难定义。近百年前的好几位摄影名家,本业是画家、雕刻家,如本书中的曼·雷与拉蒂格;长寿的布列松,摄影地位至尊至高,却很在乎自己是个画家,看他的素描,俨然是有野心的画手,而布拉塞的素描虽不敌摄影,今人更无缘亲见他的手笔了,这手笔,当年却为毕加索所盛赞。此外,富家子拉蒂格是不事谋生的阔少爷,他说他的双眼分管拍照与画画;生前贫穷无闻的阿杰特虽留下大量巴黎写真,以今日职业标准看,并不就是摄影家,而是伟大的业余爱好者。
事艺术而称业余爱好,在一战后的几位大人物如毕卡比亚与杜尚那里,是为时髦,亦属前卫的姿态,摄影究竟是否艺术的争论,也差不多延至二战之后。其间,但凡职业摄影家而声名卓著的人物如法国人卡巴和美国人维吉,身为记者,受雇媒体,其专业自不待言,却未必操心自己是不是摄影家,维吉甚至宣称他拍一回凶案照片,不过为了五美元酬金,立刻花光。至于手持相机的业余爱好者竟能名列摄影史,代代有人,本书中那位五十多岁才出阁的前苏联摄影人鲍里斯·米哈伊洛夫,就是不折不扣的“业余爱好者”:他和系列摄影《布拉格之春》那位勇敢到疯狂的作者蔻德卡一样,本业都是工程师。我因此想起桑塔格纪念的前苏联文学家列昂尼德·普茨金,这位专职医生热爱写作,死前七天,他唯一的小说在域外发表了。
二战以来的大多数摄影名家,受雇于报社、杂志、通讯社、广告业及种种时尚集团,当属专家。八十年代迄今,则越来越多的摄影才俊成了无所不为的自由艺术家,花样百出,步步进逼,使摄影,尤其是观念摄影,遥遥领先于当今所有平面艺术,非但垫高而开拓了摄影的格局,并一再刷新各种媒材争相介入的当代艺术。仿佛古老绘画的来世投胎与基因变异,摄影,不但大幅度改变了观看文化,甚或有一天——这一天其实已经到来——重塑我们的感官:今天,有谁能说我们的双眼不是“摄影眼”,有谁不曾领受摄影无所不在的教化?
然而在各路摄影家的纷然告白中,摄影观的对立与并存,暧昧与分歧,仍然和近百年前一样。
我不知道这是摄影的福音还是无可驯服的天性——假如摄影果然有天性的话——诸位明鉴:在每一摄影家的应答中,我们不可能寻获共识,跟随他们的故事,读者进入殊异纷呈的经验。大而化之地说,摄影家,有些异常勇敢、入世、担当,其他种类的艺术家不必是,也不可能成为卡巴那样以身殉职的烈士,而本书中的玛格丽特·伯克-怀特与尤金·史密斯正是这样罕见的勇者,单是枪伤与手术的次数,史密斯即无愧于辗转战壕的老兵。而另一类迷恋摄影的家伙则因羞怯、避世、闲适,这才拍照片,他们绝不出入血火之地,相反,总在搜寻愉悦而温柔的瞬间。当年迈的拉蒂格说:“幸运的是,我现在仍然是个孩子”,当米哈伊洛夫坦然诉说他个人与前苏联的整体恐慌,我的理解,是摄影既能使你超常地勇猛,也教会你如何与胆怯和安全感相周旋。
摄影家的知识状态与精神谱系,十分驳杂。我惊异于书中好几位摄影家无比深厚的人文教养,对另一些摄影家狭窄而静态的智力,同样惊异;摄影家对摄影的解读大抵属于私见,几乎每位受访者都能审慎说出自己的心得,不像作家或画家的谈论常不免流于夸张,甚至试图涵括文艺的整个美学;准确地说,每位摄影家的工作——尤其是那些记者或时尚业摄影家——其实是一项又一项再具体不过的任务,指向完全不同的领域,彼此的经验既难复制,也无从仿效:当作家或画家理所当然作为作品的主宰时,摄影家,手摁快门有如紧扣枪栓,对决定性一瞬赋有机械式的精准权力,但可能没有一种艺术家像摄影家那样,必须整个儿交付给对象,投入种种紧急状况。当蔻德卡冒死跳上苏军坦克,或者,当苏联公民米哈伊洛夫声称“恐慌来临”,鲁莽或胆小,都被证明是创作的绝佳机缘。出以画家的职业想象,我总是很难确定,在摄影中,仲裁并决定作品的关键,究竟是正在发生的一切,还是所谓摄影家。
因此,任何已知的摄影在摄影家那里未必意味着有效的“传统”:本书的主角们要么十二分确认前辈的影响,要么完全不予理会。他们是对的:摄影的真理——假如有的话——是没有真理。这就是为什么摄影家的工作方式千姿百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喜欢阅读摄影家的访谈:每遇新篇,我知道,我将遭遇和上一篇全然不同的故事,以及,无可预期的说法。
在这本摄影家访谈的多声部重唱中,他们并不彼此映证,而摄影作为主题,移动跳跃,亦非指向所谓艺术:艺术,在摄影中总是歧义丛生:早期摄影家焦灼关切摄影是否艺术,今天的摄影家,恕我妄断,已然超越这一过时的命题。在每一位摄影家自白中,我看到各种行动的理由,这行动的价值,诚如彼得·格拉西所言:乃因“拒绝接受公认的智慧”。说得多好!且慢:这是外人的评价。在摄影家那里,行动何其直捷,直捷得犹如关于登山的著名问答:为什么?只因“山在那里”。尽管好几位摄影家给出更高尚的理由——尤金·史密斯说起他满怀道德的作品,竟指称他之所学缘自贝多芬与卡夫卡——我阅读摄影家的谈话,并不核对作品,他们的言谈告诉我:可能没有一种艺术(姑且称之为艺术吧)像摄影那样,使艺术这古老的词,既感难堪,又出现意外的光亮,在那里,有人为各种理由颤栗着……在这本丰富的访谈中,我们面对的就是历经无数颤栗后,归复平静的摄影家。
2009年7月16日写在北京
(本文是作者为顾铮新书《当恐慌来临——世界当代摄影家告白Ⅱ》所做的序,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