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大巴多

出版社: 巴蜀书社; 第1版 (2002年5月1日)
精装: 504页
开本: 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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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是中国西部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巴蜀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蜀文化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而且对于继承发扬巴蜀文化优秀传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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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98年，在有关单位和一些学者的支持下，我自选出版了《胡昭曦宋史论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现在又自选了《巴蜀历史文化论集》，并且有幸被列入“四川大学‘211工程’项目巴蜀文化研究丛书”。
我偏重于四川(巴蜀)地方史的学习和研究，是从1960年开始的。那时，我就读于四川大学历史系五年级，主修中国近代史专门化，一边进行课堂学习，一边参加《四川近代史》(教材)
的科研，写出了第一篇习作论文《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对四川的经济侵略》 (刊登于《历史教学》1961年第11期—12期)。1961年大学毕业留系任教后，在校、系的关心帮助和业师蒙文通教授的指导下，我担任中国古代史通史课教学和重点进行宋史的研究。于是，我在科学研究上既偏重于宋史，又致力于四川古代史。
在宋史研究中，我大多是探讨宋代四川的一些课题。我认为，对宋史的研究应该既要注意到宋代历史的各个领域和方面，也要注意到宋代的各个地区。江南和四川是宋代社会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更应着重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全面地更为切实地认识宋代历史。我是任教于四川的宋史工作者，对四川的资料比较容易搜集，也比较了解四川的山川人文，更有责任为全国的宋史研究提供一些有关四川地区的资料、线索和认识。因而，我很注意把宋史研究同四川(巴蜀)古代史的研究结合起来，选择了一些宋代四川地区关乎全国性的、而史学界又研究较为薄弱的课题，诸如：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宋末四川宋蒙(元)关系、宋代蜀学、宋代四川科技文化发展以及宋代重庆城市发展、司马光诞生地、陈抟里籍、成都范氏家族、蒲江魏氏家族、绵竹张拭家族，等等。还在自己研究和吸取有关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出了《四川古代史稿》中的宋元部分。
与此同时，我对四川(巴蜀地区)古代历史文化的一些问题也作过探究，诸如：汉晋至隋唐以后的氐羌，唐末、元末、明末和清朝中期四川地区的农民起义，四川书院史以及对新修四川地方志的一些认识，等等。
自1960年至今逾四十年，可以说我在巴蜀古代历史文化方面的学习和研究是锲而不舍的，已发表的论著虽谓粗浅，但能为学界提供一点资料、线索或参考，我就感到满意了。
在巴蜀历史文化的研究方法上，我重视广泛掌握文献记载(包括考古成果)和必要的实地考察相结合。1981年，《中国地方志》刊登了我的一篇短文《研究地方史要重视必要的实地考察》，表达了我对这种研究方法的认识。我认为“这就是古人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方法。文中写道：“必要的实地考察，对地方史的研究尤为重要。第一，现存文献资料多是全国性史籍，作者不可能对其重要记述逐一核查，其中或有缺略、含混乃至错误之处。这些问题，一部份可在地方性史籍中得到订补，但有的地方性史籍也未详载或本来就抄自全国性史籍，这就需要进行实地考察。如果各地都充分利用自己的方便条件，进行这项工作，将会大大有助于全国性历史的研究。第二，现存地方史籍，虽大多是当地人修撰，留下不少可贵资料，但由于作者的局限，在一些问题上或付之阙如，或语焉不详，或矛盾抵牾，或错讹杂见。这就既要继承，又要创新；既要运用，又要订补，也得进行实地考察。”这种实地考察，“必须在广泛掌握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有目的、有重点地进行”。自1978年至1983年的六年中，我同历史系的几位同事和研究生、本科生，带着文献资料中发现的问题，先后去四川省内近50个市、县开展了实地考察，后来写成的《四川古史考察札记》就是这些活动和心得的部分记述。原来打算至少要去100个市、县考察，然而1984年学校委派我兼任校研究生处处长(后改为研究生部主任)，为了争取胜任这个新的、繁忙的工作，我停止了赴校外考察的活动。以后，一直兼任行政职务到1997年。行政工作和研究生教学任务的压力以及逐渐发展的高血压病，使我至今未能实现到100个市、县实地考察的计划。虽然如此，我从文献资料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中，获得许多收益，这可以从我的有关四川古代史的论著中明显看到。
收入本集的文章共33篇，文字有长有短，大多是正式发表过的，其内容涉及自汉代至近代巴蜀地区(今四川和重庆市)历史与文化中一些问题的论述和对有关著述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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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玉壶冰 于 2015-6-11 09:54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