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西方对中国边疆与西南土司的研究
彭文斌
【摘要】近年来西方对中国边疆研究方兴未艾，从人类学的中国族群研究逐步向历史学的中国边疆社会与文化研究的纵深发展。在海外中国边疆研究的热潮中，中国西南土司制度成了一个热点，对于系列概念性的问题，如帝制时代多元文化政治、中心-边缘、文明进程、朝贡-朝圣体系、地方主体性建构等，产生了建设性与挑战性思考。
【关键词】海外研究; 边疆; 西南土司
【作者信息】彭文斌(1963-), 男,四川双流县人,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大学亚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重庆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人类学中心研究员，研究领域：西南人类学、康藏文化与历史、灾难人类学，邮编： 重庆，400030
【英文标题】Recent Overseas Studies of Frontiers and Native Chieftains in Southwest China——By Peng Wenbin
一. 范式更替
范式更替，在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 看来，标志着常规性研究所凭借的范式出现了非常态性的、解释性危机，而新的研究范式在竞争中兴起，逐渐为研究共同体所信奉与遵从，替代了旧的阐释范式，成为新的解读媒介，研究状态也重归于常态。[1]20世纪下半叶，西方人类学界在后现代的声浪中，也经历了一场解释模式的危机，被乔治·马库斯(George Marcus) 称为“表征危机”(crisis of representation)。[2]文本的主观性、历史性和书写的政治与道德，在生态-环境意识、女性主义和族群-原住民运动中，受到广泛的讨论与质疑，强调多元、走向边缘和反思“中心”成为学界时尚。这些学术思潮也不同程度投射到西方对中国社会与族群文化的研究层面。
自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学界对中国社会文化历史的探索，经历了一场比较大的地域与观念的转变——从1950年代后以港台及其他海外华人社区为场域的“离岸”(offshore)和“替代”(surrogate)型研究，走向对研究对象的“本位”或近距离观察，[3]在这一重归大陆的过程中，西方的人类学界也相应出现一些研究范式的转换，形成了以传统中国社会(宗族、民间宗教与仪式等)和汉文化为研究聚焦点的乡村人类学研究， 以及以中国边疆少数民族认同与历史文化为研究主题的边疆人类学，即西方的中国人类学称之为“边缘群体”(peripheral peoples)的族群性研究。[4]西方人类学回归中国大陆、走向边缘和族群研究的取向，实际上也是后冷战时代对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过程的一种观照与探索。
西方人类学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在20世纪末经历了从族群/民族概念的对应之争, 到“少数民族”历史的书写政治，再到少数民族文化展示几个范式的演进，[5] 实际上体现了西方对中国边疆研究新的热潮的兴起和对中国边疆研究观念的一次大的转变， 在这种转变中，逐渐呈现出一种西方人类学对当代中国族群的研究向帝制时代族群政治、文化与社会的历史学研究倾斜的趋势。边疆地方社会与中心的互动关系在人类学与史学的探索中得到彰显。
本文拟以近20年来西方对中国边疆认识观念的演变为出发点，讨论人类学向历史学转变的过程中，在西方学界中出现的一些新边疆认识，包括近年来对历史上中国土司制度的探索。边疆政治、中心文明扩张与地方反馈，以及边缘群体主体性与认同建构成了西方对中国边疆研究的主调，结束了过去单一的中心主导、边缘失语的研究态势。
二. 边疆概念
作为政治与学术的关键词，在海外近年来的中国学研究中，边疆的弹性度、多元性和复杂性得到了高度的认识， 弱化了传统认知概念中“文明/落后”的分野，以及单一、线性进化的解读方式。
在学术领域里，边疆不仅是作为一个地理的区域，也是一种历史的进程。对边疆的研究，在西方，尤其在美国有二种经典的观点，一是费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的“边疆进化”观点。 一个世纪以前特纳在美国历史学会所作的“边疆问题” (Frontier Theses)的报告，为美国的边疆研究提供基本的思考方式。 特纳认为，边疆是文明与野蛮交汇的地点，美国的国民性形成是与西进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从“定居” (settled)与“非定居”(unsettled)的接触，和不断与初民社会的碰撞而进化而来的，是文明进程延伸的结果。[6] 特纳的族群中心论的边疆进化观点，逐渐被史学家们所摒弃，后来的美国边疆史学者越来越关注边疆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而不是单线的文明进程，在反对 族群中心论的基调下,边疆被重新界定为“文化接触带”(zone of cultural contact)或 “族际场景”(intergroup situation)。
在西方传统的中国边疆研究中，具有典型特纳色彩的文明进化观持有者为何伟恩(Herold. J. Wiens )，他于1954年出版了在学术界颇负盛名的《中国向热带进军：历史与文化视野下与中国南方非汉族群攸关的汉文化、移民和政治控制的南方渗透》[7]。何伟恩对中国历史上民族南迁的几次大趋势作了研究，汉民族移民的过程，也是同化边地的进程，非汉族群受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逐步走上了与内地同质的过程。何伟恩的汉与非汉的文野之分，实际上既有西方经典的“边疆进化观”的烙印，也从华夏边缘的推进中演绎出历史的例证。
第二种观点是源于异域，但同样对西方的边疆研究起过很大影响的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长城学说”。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1951)，以长城作为农耕和游牧文化的分野，相比于过去对南方农耕文化的推崇，拉铁摩尔能以“他者”客观的态度，看待农耕与游牧二种文化的互动关系和相互影响，也对长城南北境内平行的王朝制度的更替方式进行了讨论。另外，他对地域的分割不以现代民族国家的界限而论，不是重在“文明”与“蛮荒”分野的讨论，而能放大视野，超越政治与民族，将长城内外合观为一个“亚洲大陆”。拉铁摩尔认为，“对汉族是边缘的长城，对整个的亚洲内陆却是一个中心”。拉铁摩尔的研究虽然有具体的落脚点，其宏观的视野却远远超越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疆域思考方式，不过，拉铁摩尔本人也意识到，以长城为分界线的周期性游牧和农耕文化的交汇与冲突，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伴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渗透、铁路的修建、枪支的引入和汉族农商业的渗透，内地与牧区的平衡已经被打破。在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看来，到18世纪清廷在军事上的胜利已经在中国的北方和西北方遏制了未来的游牧帝国的兴起，长城的中心地位越来越走向边缘化。[8]
上述二种边疆观点对于中国边疆——北方和西南的研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西南边疆惯常采用的是带汉文化中心色彩的“文明进化观”，如儒家文化体系的科举和朝贡制度对“边疆内地化”进程的影响，而西方对北方和西北边疆的研究常用的是拉铁摩尔的模式(如农耕与游牧帝国的更替)，强调跨区域的中亚因素和多种政治势力角逐的历史文化事实。也就是说，在西方的观念中，中国边疆势力的强弱与不同文化体系的运作对于思考边疆格局都有影响。[9]
三. 边疆研究的人类学向历史学的转型
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中国研究中，从人类学的角度对中国边疆社会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起步较早，也有一批数量可观的著述问世，如郝瑞(Stevan Harell)主编的《中国族群边疆的文化碰撞》和他的专著《西南族群之路》，李瑞福(Ralph Litzinger)的《他者中国》，以及路易莎·歇恩(Lousia Schein)的《少数法则》和埃里克·穆格勒(Erik Mueggler) 《野鬼年代》等。[10] 研究中国边疆的西方人类学家关注的是族群与国家关系的问题，侧重点在于民族识别和民族文化与历史再现的政治。西方人类学的中国边疆研究的框架现代性强，以民族-国家为主轴，探讨大多局限于1950年代以后的民族工作、民族地区的发展与现代化、传统文化的流变和认同的建构问题，从结构上很难超越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叙述，相关研究长期陷于名词概念(民族/族群)对应的争辩，西方人类学的中国边疆研究整体的发展势头逐渐减缓。
19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史学界将视线从海疆和费正清的通商口岸的研究投射到清帝国的内陆边疆研究。美国清史学对陆疆的拓展，虽然也借用了人类学中国边疆研究中的族群 (ethnicity)理论，但是相应的研究由于其所具有的历史深度，近年来对中国边疆研究中的共时人类学(synchronic anthropology)方式提出了挑战。比如，美国有名的中国回族史研究专家李普曼(Jonathan Lipman)就提出, 目前以1950年代以后民族概念和民族工作实践来研究自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开放以来的穆斯林在中国的认同问题就显得明显不足，需要以历时 (diachronic)的观念，即从族群起源与变化来认识“穆斯林-中国人”(Muslim Chinese)的形成过程及其与其他族群的关系。[11] 哈佛大学中亚研究教授，以研究满族八旗制度著名的欧立德(Mark Elliot), 也从史学的角度比较尖锐地批评了目前流行的美国中国人类学边疆研究的族群模式。族群在作为一种工作概念时，常被认为是指形成于现代国家边疆的认同现象，多指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远离国家政权中心的受压迫或边缘化的群体的文化认同与政治现象，欧立德从清帝国满族统治的事实出发，指出满族的认同在1911年前后，即清时作为统治的上层阶级与民国时期作为边缘群体的不同，反映了满族认同的历史性变化。西雅图华盛顿大学郝瑞教授所提出的“边缘群体”(peripheral peoples) 概念适合19世纪和20世纪的中国近现代族群政治格局，但是对以往的中国政治历史的解释显得有些缺乏张力。郝瑞所提出的“儒家文明工程”(Confucian Civilizing Project)，虽然带有历史叙述的痕迹，但是在运作上偏重于族群为现代国家现象，而且强调的多是1950年代以后的民族识别工作，对中国族群问题的历史性和连续性及其与帝国时代的关系探讨不足，而且“儒家文明工程”的说法也不符合清代边疆治理的实际，清帝国的文明中心，虽然有时也是带有很明显的儒家教化色彩，但是对西南边疆和西北边疆的治理有很大的不同，对于苗、瑶、彝、壮等南方少数民族，儒家教化的色彩很浓，但是对蒙古、藏、突厥语系的民族，却是无为而治，任其保留原来的文化制度。[12]
与人类学的中国边疆研究相比，近些年来西方史学对中国边疆研究大有后来居上的态势, 尤其是美国新清史的学术思潮, 近20年来产出甚多、甚广，也相继出现一批很有影响的研究清与近代满族的族群认同的学者，如柯娇燕(Pamela Crossley)、罗友枝(Evelyn S. Rawski)、路康乐(Edward Rhoads)和欧立德。[13]
作为汉、蒙、藏、伊斯兰四大文明的交汇处，西北边疆的历史与族群问题也引起了清史学者的关注。西北研究和历史与现实的政治生态与经济环境相关，带有很强的跨区域和跨国界的特色，“跨越”的气势很恢弘，族群政治与宗教信仰的研究突出，构成了西北边疆研究的一个主要特色，对民族-国家框架的冲击也高于其他边疆区域的研究。有关西北边疆研究的著名著述有：李普曼的《熟悉的陌生者：中国西北穆斯林历史》(1998)，米华健(James Millward)的《关外：1759-1864清代新疆的经济、族群与帝国》(1998)和《欧亚通道：新疆史》(2007);濮德培(Peter Purdue)的《中国的西进：清对中欧亚的征服) (2005)。[14]
美国清史学者对西南的研究与西北边疆研究的不同点在于西南研究更贴近人类学所关注的地方话语、政治仪式和民族志实践，清史学者对西南边疆的研究更注重地方文化与历史考据的研究。当然也不缺乏从西南研究的角度出发，提出一些大的命题，具有文化研究意义上的国际视野，如劳拉·赫斯忒特拉(Laura Hostetler)的《清朝的拓殖事业：早期近代中国的民族志与制图》则是明显的一例, 她在该书中提出了“早期近代中国”(early modern China)的概念， 以乾隆年间的《皇清职贡图》为例， 讨论同时段世界范围内帝国建构和扩张的过程中，制图与民族志作为技术手段不仅在欧洲殖民主义扩张中起到了广泛的作用， 也推动了清代的拓殖事业的发展; 在她看来，不仅欧洲，清帝国也参与到了“早期近代”的世界秩序与图示之中。[15]
新清史的中国西南边疆研究中，“苗疆”研究较为突出，著名的有罗伯特·金克斯(Robert Jenks)的清贵州苗民起义研究,著有《贵州的平叛与社会动荡：1854-1873的 “苗乱”)一书;[16] 苏堂栋(Donald Sutton) 的“湘西苗疆”研究论文《族群边疆的神话生产：湘西三王崇拜》和《族群与18世纪的苗疆》，[17]既涉及了清代在“湘西苗疆”治边政策及其在当地所引起的反响， 也涉及了湘西多民族边疆文化的互渗，在信仰体系中汉、苗、土家彼此涵化，体现出族群认同中常见的、但往往因强调族群边界与差异而忽视的杂糅现象。[18]
近些年来，在西方和美国史学界的中国西南边疆研究中，也许最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莫过于中华帝国的建构与土司制度在西南地区的变迁。西方学界新近对土司制度的研究，不仅提倡以能动的观念来重新检视帝制时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以“基层”的视角强调一种方法论的更新，即立足于土司制度与“地方世界”的构建过程来进行探讨，而非局限于仅以帝制时代“大一统”格局的创制为着眼点的传统研究方法。
四.“地方中心性”与西南土司研究
西南土司研究体现的是与西北研究的“中亚观”(central Asia) 不同的区域观与地方中心性: 与北方跨区域以游牧经济为主的族群关系不同，西南的政治格局就像西南沟壑纵横的地貌一样，成一种碎片似的分布，元明清以来的土司制度为一鲜明区域政治特征，实际上这种地方实权政治半自主的状态, 在汉末和三国时代西南”豪酋”和”大姓”割据时代就已彰显。西南边疆整合性的相对缺失, 从另一角度来思考, 也是该区域因缺乏跨社会和族群统合性而在政治层面上体现出地方实力彼此牵制、相对平衡的缘由。对西南土司制度的研究体现的是多元的地方历史文化与以复数的地方为中心的世界观。 就像迈克尔·阿里斯(Michael Aris)曾经在《喇嘛、王子与强盗：约瑟夫·洛克的中国藏边图片》一书的序言中所描绘的那样，历史上康藏地区大大小小的土司、头人，身居汉藏之间，形成了一种半独立的状态，处于“中心”制度与文明之外非此非彼的状态之中，固守着一种古老的以本土为中心的世界观，即”地方中心性”(local centrality)。[19]近年来, 西方学界几本有较大影响的中国西南土司制度研究的著述在不同程度上都体现了这种对”地方感”、”地方中心性”、或人类学意义的“地方能动性”的关怀，现例举简述如下：
1. 乔荷曼的《云雾之间--中国在贵州的拓殖，1200-1700》
乔荷曼(John E. Herman)，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弗吉尼亚州立邦联大学(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历史系副教授。为美国研究中国西南土司最负盛名的学者之一, 曾于1997年在美国亚洲研究学界颇具影响的《亚洲研究学刊》发表《帝国在西南：清初的改土归流》，[20]也曾在柯娇燕(Pamela Crossley)、萧凤霞(Helen F. Siu)和苏堂栋(Donald S. Sutton)主编的《在边缘的帝国：早期近代中国的文化、族群与边疆》一书中撰写《征服的辞令：土司制度与中国对西南边疆的政治整合》的章节，[21]其主要著述为 2007年由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列为“哈佛东亚专著”(Harvard East Asia Monographs)出版的《云雾之间：1200-1700 中国对贵州的拓殖》[22] ，该书主要记叙元明清三代中央王朝在黔西北的拓展过程以及纳苏彝族对帝制时代西南扩张中的反应， “上”“下”结合是该书力图讨论中央王权与地方少数民族势力互动的主要目标和构架。与前面提到过的劳拉·赫斯忒特拉一样，乔荷曼也用了“拓殖”(colonziation)这一近年来在西方的中国边疆史研究中的热点名词来表述贵州帝制时代的国家化过程，明显带有比附西方殖民主义全球扩张进程的叙事色彩。[23] 《云雾之间》分6个章节，分别叙述了纳苏彝族的起源、元朝在水西的统治及土司制度的确立，明代在西南地区的军事扩张，水西土司的应对以及清代改土归流中安氏家族统治的衰落。 全书有以下几个特点：1)挑战何伟恩(Herold J. Wiens)的“中原南进”所向披靡的说法，即中心文明的扩张过程中，在优越的汉文明和生产技术的不断影响与中原王朝强大的军事实力的威慑下，西南地区的土著“无可幸免”地会被强大的异文化所淹没;《云雾之间》通过对5个世纪文献的梳理，揭示了汉文化在边地拓展过程中的此消彼长、当地的抵制及帝制拓展中的诸种暴力过程。2)超越新清史学派的边疆研究时段和“中亚视角”，将注意力重点放在明代中央王朝的西南治理和扩张过程，同时也挑战传统的“明代治边无能”的观点——不同于对北方的防御和“郑和下西洋”后海疆拓展政策的收缩，明代在西南采取的是积极的扩张政策，从明朝开始，云贵地区被纳入有效治理的中华版图;3) 在研究方法上，乔荷曼大量运用汉译的纳苏彝族文献，在“中心”与“土著”文献历史观之间尽量寻找表述的平衡。
2. 查尔斯·派特森 ·戈尔西的《亚洲边地：清代中国云南边疆的变迁》
查尔斯· 派特森 ·戈尔西(C.Pat Giersche)，耶鲁大学博士，维斯理学院(Wellesley College)历史学副教授，清代云南边疆研究著名学者，曾于2001年在《亚洲研究学刊》上发表《混杂的人群：1700-1880年间西南中国早期近代边疆的社会变迁》，[24]其主要著述为2006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亚洲的边地：清代中国云南边疆的变迁》。[25] 该书分为二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政治与军事变革，主要讨论雍正和乾隆年间在西南地区摇摆不定的军事与招抚政策;第二部分为人口、经济与文化变化，涉及18世纪末到19世纪云南，尤其是傣族地区的人口迁徙、生产方式的变化以及内地与边疆在文化层面的交融与涵化。 该书着力讨论了傣族的土司们如何在处理与中央王朝以及东南亚的政治与文化关系时，左右逢源，在吸收汉文化的同时，努力保持自己的佛教文化与王室继承制度。戈尔西的《亚洲边地》一书，涉及了清代西南筹边策略、傣族地方政治的能动性，以及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是研究清末西南边疆与跨境政治的一本重要著述。 除了汉文献外，作者在书中也大量利用了傣仂文献，强调地方视野在中国边疆政治中的角力。戈尔西在书中还提出了“新月带”(Crescent)的地理区位观念来概括滇西南西双版纳一带的政治地貌，并且借用了后现代史学的“中间地带”(middle ground)的相关论述来描绘“新月带”的文化、政治、经济与军事接触与碰撞，并以此克服传统的单向历史思维方式。《亚洲边地》一书中汉文献的引用(如1574年、1736年及1835年的云南县志，尤其是对“摆夷”的描述)，折射出帝国对边地由远及近的认知与统治过程，而书中对傣族编年史的运用，从中可也以透析出当地人如何在与清帝国保持朝贡与政治关系之外， 继续维系与教权宗主国缅甸的政治与文化纽带关系。
3. 王罗杰的《1400-1665年间川边朝贡》
王罗杰 (Roger Greatrex)，为瑞典隆德大学(University of Lund)东亚与东南亚中心主任、著名中国学教授，著有《1400-1665年间川边朝贡》一文，[26] 为研究明代四川藏区与中央王朝的朝贡关系提供了不少生动、具体和复杂的个案。《川边朝贡》主要以《明实录》、《大明会典》和《蜀中广记》为史料来源进行研究， 涉及了多个层面， 如册封、朝贡途中的阻隔、京城旅居、朝贡品、赏赐、朝贡队伍的扩大等问题，也述及了明洪武时期川边朝贡的起源，及与地方土司和头人政治的复杂关系。在川边土司、头人和喇嘛等看来，朝贡与其说是感受“天恩”， 不如说是获利甚丰的贸易形式和一种地方权力的确认方式。在实践中，朝贡引发了形形色色的问题，如冒名顶替——川边长河西地区的僧侣伪造印信和号纸向朝廷领赏，也有记载逃亡士兵与工匠伪装成喇嘛加入朝贡队伍以便领取赏赐的案例;以次充好——用次等的马匹来换取朝廷赏赐的茶叶，返程后高价倒卖给当地藏民等。《川边朝贡》一文还记录了因朝贡人数遽增，京城频发的治安纠纷问题——如1488年，长河西的朝贡队伍在京城酗酒滋事，与冲绳来的朝觐使团成员发生械斗等。另外，朝贡中走私的现象也频繁发生，史载1453年东卜韩胡部人员进京朝觐后，私自购买了一万包茶叶，以及铜、铁、锡用具和瓷器等，并且由官府支付运往成都的差费。 更为离奇的是，1440年有一藏族僧人甚至要求皇上布施5万包茶叶和颁发自由通行的公文，不过未获朝廷的恩准。 又载1480年有一请求来京朝觐的队伍僧侣数达到1470人，如果以律赏赐的话，就意味着该朝靓的团队成员会获得1470套锦缎斗篷、2922套丝做的僧服、相当于147000块银锭的纸钞和88200包茶叶。朝廷在不堪重负之下，只得下令该团1008人留置边界，仅有法师、土司和王子等得以成行。
上述西方对中国西南土司制度研究的二本专著和一篇论文，反映了作者们在汉文史料方面深厚的功底，同时也在西方的中国边疆史研究中开辟了一条借鉴少数民族文献资料的途径;除了新的跨境视角和对地方能动性的强调外，目前西方对中国西南土司制度的研究，虽然和“新清史”研究有学术脉络和史观上的紧密联系，其最大的贡献则是因土司制度横跨元明清三个朝代，土司制度的探索自然而然会关注历史的延续性，以长时段的历史视角，校正“新清史”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人为断裂倾向和对清代“多元文化政治”现象的过分溢美。
四. 结束语
如果柯恩(Paul Cohen)的《在中国发现历史》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 是力图改变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扭曲性解读, 提倡从中国自身内部来探索近代中国变化的途径,[27] 那么”新清史”的中国边疆研究, 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扭转, 以中国或华夏的”边缘他者”(frontier others)为主题来进行研究, “新清史”所隐含的”边缘中心论”，实际上是西方学界对华夏主流历史的反思性探索。
西方的“新清史”中国边疆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模式的问题，比如族群模式(ethnicity model)的借用与延伸问题。尽管“族群”是人类学界所创制的的现代学术概念，但其所指的有关文化与政治认同的特征，在“新清史”学者们看来，具有历史的积淀性，可以在史学的框架里加以追溯和阐释。除了模式的借鉴外，近期清代边疆的史学研究也有双位的挑战对象，一是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二是长期以来主导清帝国阐释框架的“汉化模式”(Sinicization model)。
中国近代海疆研究集大成者是费正清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 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28]该书为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奠定了基础，也长期主导了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史的阐释框架，近期美国清史学从海疆转移到陆疆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替代性的阐释方式。比如，受儒家思想支配的满清政府对贸易的偏见和限制，在费正清看来，是近代中国未能成功向现代化转型的一个因素;但是米华健等的清季边疆的研究资料表明，支持或抵制贸易实际上是清帝国社会控制的一种实用策略，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和区域差异。对上海开埠的限制并不排除在内陆边疆地区大力推行商贸，为了新疆或其他中亚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稳定，清廷实际上鼓励汉商在边疆地区的渗透。在近期美国的清史学边疆研究中，与传统的弱化清统治的学术倾向相对，清朝在人口、土地、经济、文化方面的扩张，被描绘成与欧洲帝国时代具有同等的意义和可比性。
在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帝国的推崇中，“新清史”边疆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修正传统的“汉化模式”(Sinicization model)的思考方式。对满族入主中原以来的成就，长期以来在美国的汉学界被认为是清廷推行汉化政策的结果。近十年来，“汉化”研究却在清史学界引起不少争议。[29]最有名的就是罗友枝与何柄棣教授之间的论辩。在任“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会长的就职演说中，罗友枝引用新近的“满族”研究和清季边疆研究的成果，质疑何炳棣关于满族汉化的论述，批评汉化模式及其相应的汉族中心主义，强调清帝国与内亚非汉民族文化关联之重要性。[30]何炳棣在答辩中，引述大量关于入于中国之胡人习汉语、经学，采汉姓、汉服，与汉人通婚等证据，说明“汉化”之事实。[31]论辩双方都罗列论据，分歧的根源在于对“汉化”一词的界定。邵式柏(John Shepherd)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罗友枝与柯娇燕的讨论，皆创造了一个假想敌——刻版的汉化论。他认为罗友枝所犯的另一错误则是，将“满人认同”与“汉人认同”视为截然不可兼容的选择，忽略了人们的“认同”可能视状况而定。他因而指出问题的关键——“涵化”(acculturation)与“同化” (assimilation)是有区别的。他认为，“涵化”指采借他者的文化，而“同化”则指的是认同变迁。采借他者的文化并不等同与认同变迁。以此来说，何炳棣所讨论的大多是“涵化”现象。邵式柏因此将“汉化”(Sinicization)视为一种“涵化”现象，进一步讨论“涵化”的动因与过程。[32]
除了引用族群模式，挑战“冲击-回应”模式和“汉化模式”而外，“新清史”的边疆研究还创制了“早期近代”模式(the early modern model)来描述全球化的过程, 并且在与欧洲帝国实践的比附中引进了“殖民”模式(the colonial model)。在学界引起了震动和学术术语的混乱。“新清史”的边疆研究对于反思欧洲中心论与汉文化中心论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是相应的比附是否符合中国的多元边疆文化历史状况，是否过于强调清朝与中国其他时代的断裂而忽视了中国历史的延续性，是否真正摆脱了欧洲中心观的影响，在近期的中国学界也开始受到质疑。
不过如前所述，至少在近年来的西方史学界对中国西南土司制度的研究中，鉴于土司制度的长时段历史跨度的特质，新清史的史观断裂问题，似乎因中国边疆历史的研究向纵深推移而逐渐走向弥合。
注释:
[1] Thomas Kukn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 George E. Marcus, Michael M. J. Fischer(1999)，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 Keelung Hong 和 Stephen O. Murray曾在 Looking Through Taiwa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s' Collusion with Ethnic Domination，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5)(从台湾来观察：美国人类学家与族群治理的共谋)曾经对美国人类学家以台湾为中国大陆传统文化为缩影，忽视二岸差异的“离岸”、“跳板”或“替代性”研究作过尖锐的批评。
[4] Stevan Harrell，ed.(1995)，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5]见彭文斌 汤芸 张原：《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人类学界的中国西南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1期，第6-14页。
[6] F.J.Turne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in Harold P. Simonson, ed.,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Ungar, 1963, p.2-3.
[7] 见China's March toward the Tropics：a discussion of the southward penetration of China's culture, peoples, and political control in relation to the non-Han-Chinese peoples of South China and in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Hamden, CT: Shoe String Press， 1954.
[8] James Millward (1996),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Qing Frontier”, in Gail Hershatter et al., eds., Remapping China: Fissures in Historical Terrai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13-129.
[9] 实际上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对于边疆的认识还有第三种模式，即海疆与通商口岸的研究。费正清的对通商口岸的研究， 其建构的“回应-冲击”(impact-response)模式，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解读，最近有学者提出的以海疆为出发点，摒弃传统大陆框架思考模式，讨论中国与东南亚还有欧陆的贸易关系，也对学界视野的拓展产生了积极的意义(见Barbara Watson Andaya，Oceans Unbounded: Transversing Asia across “Area Studies”，JAS 65-4，2006)。
[10] Stevan Harrell,ed. 1995,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1，Ways of Being Ethnic in Southwest Chin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Ralph Litizinger , 2000 : Other Chinas-The Yao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Belonging, Duke University Press;Erik Mueggler , 2001 : The Age of Wild Ghosts: Memory, Violence, and Place in Southwe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Louisa Schein, 2000 : Minority Rules-The Miao and the Feminine in China’s Cultural Politics, Duke University Press.
[11] Lipman (1996): “Hyphenated Chinese: Sino-Muslim Identity in Modern China.” In Gail Hershatter, Emily Honig, Jonathan Lipman, and Randall Stross, eds. Remapping China: Fissures in Historical Terrai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98.
[12] Elliot (2006): “Ethnicity in the Qing Eight Banners”. In Pamela Crossley, Helen Siu, and Donald Sutton, eds. 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32-35.
[13] Pamela Crossley的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孤儿战士：三代满族与清秩序的没落)(Princeton, 1990)，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折射的镜子：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与认同)(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Evelyn S. Rawski 的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末代皇族：清帝国体制的社会史)(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Edward Rhoads的Manchus and Han：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满族与汉：1861-1928清末民初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Mark Elliot的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满族之路：八旗与中华帝国晚期的族群认同)(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4]Jonathan Lipman. Familiar Strangers: A History of Muslims in Northwest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8; James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Xinjiang, 1759-1864.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and Eurasian Crossroads：A History of Xinjiang.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
eter Purdue.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
[15] Laura Hostetl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
[16] Robert Jenks. Insurgency and Social Disorder in Guizhou: The “Miao” Rebellion, 1854-1873.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17] Donald Sutton, "Myth Making on an Ethnic Frontier: The Cult of the Three Kings of West Hunan, 1715-1996", Modern China , V. 26(4), October, 2000, pp. 448-500; “"Ethnicity and the Miao Frontie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Pamela K. Crossley，Helen F. Siu and Donald Sutton,eds., Empire at the Margi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pp.190-228
[18]清帝国边缘的研究也包括了台湾研究，涉及族群政治与边疆想象方面, 著名的作品有: John Shepherd,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1600-1800” (1600-1800台湾边疆的国家策略与政治经济)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Emma JinhuaTeng：“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1683-1985 台湾的想象地理：中文殖民旅行书写与绘画)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19] Joseph Francis Charles Rock, Michael Aris, Patrick R. Booz, Lamas, princes, and brigands: Joseph Rock's photographs of the Tibetan borderlands of China. China House Gallery,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92
[20] John. E. Herman (1997), “Empire in the Southwest: Early Qing Reforms to the Native Chieftain System“，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6, No. 1., pp. 47-74.
[21] Herman (2006), “The Cant of Conquest: Tusi Offices and China’s Political Incorporation of the Southwest Frontier”, in Pamela K. Crossley, Helen F. Siu and Donald Sutton, eds., 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22] Herman(2007), Amid the Clouds and Mist：China‘s Colonization of Guizhou, 1200-170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3] 对于“拓殖”及其相关框架的商榷，见吴莉苇的《比较研究中的陷阱——评劳拉·霍斯泰特勒<清朝殖民地事业>》，国学网：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6463; 李林,《开化”与”殖民”两套诠释话语的论争与困境—兼与John E.Herman教授商榷》, 载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0期(民國102年6月)，pp. 151-170。
[24] C.Pat. Giersche (2001), "’A Motley Throng’: Social Change on Southwest China's Early Modern Frontier, 1700-1880”,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0, No. 1., pp. 67-94.
[25] Giersche(2006), Asian Borderlan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Qing China‘s Yunnan Frontier. Harvard Univ. Press.
[26] Roger Greatrex (1997), “Tribute Missions from the Sichuan Borderlands to the Imperial Court (1400-1665)”, Acta Orientalia 58.75-151.
[27] Paul Cohen (1984),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28] John Fairbank(1953)，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9]下述有关清史学的“汉化”争议，转引自王明珂《华夏边缘》第四部分 “一个华夏边缘的延续与变迁”中的相关讨论。
[30] Evelyn S Rawski (1996),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4: 829-850.
[31] Ho Ping-ti (1998),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vnisioning the Qing,”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1: 123-155.
[32] John Shepherd (2003)“Rethinking Sinicization: Processes of Acculturation and Assimilation”，《国家、市场与脉络化的族群》，何翠萍、蒋斌主编《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人类学组，台北，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
本文刊于：《青海民族研究》 2014年第2期 9-15页，原文请见附件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