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iger

愚公形象的寓言式解读与现代主体的建构
詹丹(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摘要: 愚公移山是古代的寓言，传统的解读主要着眼于愚公挖山不止的意志力而在现代，通过毛泽东等人的重新解读，使得愚公形象与现代人主体建构紧密结合，也为教学中全面确立现代主体人格奠定了基础，如果抹杀愚公精神在历史上的积极影响，或者颠覆作为正面形象的解读方式，是反历史的个人主义的具体表现，是人的主体建构中的一种负面思潮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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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论文，有水平，有学问，有批判，值得一读。

施爱东

认真看了，写得很一般。
前半部分是稍做检索就可以得到的，但作者显然不懂数学统计方法。
一则寓言有没有影响，光罗列例句是没用的，任意找个成语，都能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找出大量被引用的例句。关键是得在比较中得出你的结论，这涉及到与谁比较，如何比较的问题，这些问题，作者一概没有提及。
后半部分基本上谈语文教学，跟我们没关系，基本上可以不看。

风林火山

引用:

原帖由 施爱东 于 2012-7-11 16:55 发表
认真看了，写得很一般。
前半部分是稍做检索就可以得到的，但作者显然不懂数学统计方法。
一则寓言有没有影响，光罗列例句是没用的，任意找个成语，都能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找出大量被引用的例句。关键是得在比 ...

我们需要这样的声音

李晓婧

不向“土政策”妥协的长江学者

2012年07月13日 05:21
来源：中国青年报

　　毕业三年后才被授予学位

　　发生在南开大学教授李卫东和他的弟子之间的故事，起初是平凡无奇的，后来则成为令当事人“心情复杂”的极端事例。

　　这位颇有声望的化学家7年前开始在南开大学招收博士研究生，然而迄今为止，10多名毕业生中没有一名能够正常获得学位。

　　在争取了十几个月之后，30岁的白迎军6月底终于拿到了那本粉红色的博士学位证书。他将其放到一边，没向家人展示。

　　“它代表了一段痛苦的回忆。”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这样形容。

　　这段回忆包括：他的父亲去世之前，没有见到这一纸证书。

　　白迎军是与其他4名同学同时获得学位的。他2005年师从李卫东，2010年博士毕业，截至今年6月，学位证书迟到了18个月。但与学长多维国相比，这些等待不算什么。

　　2002年入学的多维国，2005年转至李卫东门下，2008年6月毕业，2011年12月才被授予博士学位。

　　多维国等了3年半，他说，“就算再读一个博士学位，也该毕业了”。

　　南开大学博士生的基本培养年限是3至4年，最长不超过6年，硕士-博士连读生的培养年限最长不超过7年。

　　多维国一度担心，自己超过最后年限两年，恐怕丧失了学位授予资格。

　　事实上，他的学术水平并不逊色于人。在2008年5月23日博士论文答辩那天，来自北大、清华等校的5位答辩委员会成员，一致认为他完成了一篇“优秀博士论文”，建议南开大学学位委员会授予他博士学位。

　　可他只能黯然带着毕业证出了校门。

　　因为南开大学规定，博士生须有公开发表的科研成果，方能获得学位。为了“坚持高水平的学位授予标准”，该校自2002级学生起，要求博士生在学期间至少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两篇论文，其中自然科学学科博士生至少要有一篇论文发表在SCI(美国“科学引文索引”)或EI(美国“工程索引”)的索引源刊物上。

　　类似标准并非南开大学独有。自上个世纪南京大学将SCI论文引入学术评价体系之后，这个英文缩写已在中国学术界耳熟能详。SCI论文成了教师评定职称、博士生申请学位的重要依据。

　　多维国就卡在了这上面。

　　他毕业时，他与导师合作的论文没有投稿。2009年，李卫东将论文先后投给了两家化学界的著名期刊，均被拒绝。

　　多维国多次向导师表示，自己不在意期刊的档次，只希望尽快发表，以便尽早拿到学位。导师则答复，研究工作仍在进行，一有新的结果，马上就投稿。2011年6月，论文刊发在美国的《有机化学通讯》上。

　　根据南开大学的规定，如因特殊情况论文未能发表，可以先毕业，待论文发表之后再行审批学位。

　　可多维国已经超期，2011年的这篇论文是否有效，他并不清楚。

　　而这是李卫东在南开大学指导的所有博士生发表的惟一一篇论文。

　　对于校方将学位与发表论文捆绑在一起，“我不是反感——我是逆反”

　　多维国之后，陆续进入毕业季的学生们，在学位压力下，都就发表论文之事催促过导师。

　　他们都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从评语来看，他们的毕业论文，要么是“高水平”，要么是“优秀”，最次也是“合格”。答辩委员会均建议校方授予他们博士学位。

　　“我认为我的学生完全达到了博士学位的标准。要不然我怎么会同意签字让他们毕业呢?”李卫东教授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我拍着胸脯说，每个学生都非常优秀，我对他们非常满意为他们感到骄傲。”

　　李卫东说，我国的学位条例从来没有要求博士生毕业要发表论文，各个单位自设门槛，这种做法是“丑陋的”。

　　现行学位条例规定，博士学位的授予条件是，通过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但1995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研究生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应要求博士生在学位论文答辩前已有在学习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或取得经过鉴定的科研成果”。

　　李卫东称，他在哈佛大学做过3年博士后研究，只知导师同意、答辩过关，即可授予学位，这是“常识”，从不知“世界上还有第二种标准”。

　　学位与发表论文捆绑在一起的做法，令他“极其反感”。“我不是反感——我是逆反。”他纠正自己说。

　　在他看来，卡住自己学生的原因，大家“心知肚明”。只要校方相信导师，相信担任答辩委员会委员和论文评审专家的校外顶尖同行，依据学生的研究成果而不是论文发表情况，正常授予学位，同学们的烦恼就不会产生。

　　“我感觉到羞耻和尴尬的是，他们不相信我可以，不相信学生也可以，连我们国内最顶尖的同行也不相信，看都不看他们的意见!”

李晓婧

　　学生的痛苦导师不曾经历

　　“李老师不停地给我们希望。”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生私下埋怨，他总是客客气气的，劝同学们耐心等待，论文总会投稿和发表。在学生们的印象中，李卫东教授从来没有表示拒绝投稿，然而希望一再破灭。

　　他们一再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强调，并不愿意抱怨导师，不想对老师显得不敬，“不愿意给任何人带来伤害”。

　　然而他们的压力太大了。

　　“我们没有拿到学位，人家会以为是我们自身的原因——是不是我们干了这几年没有任何结果?”一位同学说。

　　由于没有学位，多数博士的学术之路被堵死。几乎所有高校、科研院所招聘时都要看学位证，而且多数只招收应届毕业生，申请做博士后同样需要学位。很多人去了企业，然而在那里，又面临着拿不到博士补贴等种种歧视。

　　白迎军说：“因为学位，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道路都改变了方向。”

　　在他看来，更重要的是那种精神上的压抑，别人总是风言风语，猜测他们拿不到学位的原因。

　　这些年轻人已届而立之年。他们的痛苦是导师李卫东不曾经历过的。李卫东是教育部首批“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受聘那年他31岁，是最年轻的长江学者。

　　44岁的李卫东1993年从兰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仅用4年时间就完成了硕士和博士学业，期间发表了许多篇学术论文。他的南开大学同事、兰大校友朱晓晴教授对记者回忆，他当年是“风云人物”。不过李卫东强调，自己的博士学位与发表论文无关。

　　当初，学生们也是冲着李卫东在学术界的口碑投到他门下的。

李晓婧

　　校方破例颁发学位，李卫东停止招博

　　在2011年之前，学生们一直希望“通过师生之间的沟通交流”解决问题。直到他们发现，从那时开始，未获学位的毕业生队伍扩大到了9人。

　　2011年5月，在又一个毕业季到来之际，“感到绝望”的9名博士生联名向校方反映了情况。

　　校方介入此事后，2011年6月，李卫东给学生发邮件表示，“相关学术论文发表的问题，我们有统一的协调和安排，随时还会和大家联系有关写作、投稿等事宜”，希望他们“能够理解和耐心些”。

　　这年9月，9名博士生给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及学位委员会委员的电子邮箱里发了一封联名信。他们表示，由于李卫东教授一直未将研究论文投稿发表，导致已毕业学生均未获博士学位，恳请校长及各位委员调查核实，破例颁发博士学位。

　　在龚克校长的推动下，继多维国之后，其他5名濒临最后期限的博士生也重新申请了学位，并在2012年6月获得批准。

　　一位博士说：“这是学校下了很大决心推动的。”他们感谢学校解决此事。

　　回顾这一事件，一名同学说，客观地讲，导致此事的因素固然有学位评定制度上的问题，比如对发表论文数量的要求等，但在现实国情下，这样的硬性要求对于博士培养的质量又是极其重要的。

　　南开大学作出的另一个决定是，视事情进展，重新审核李卫东教授招收博士生的资格。

　　目前来看，这件事情已经没有必要。李卫东已经停止了在南开大学的招生，在读的博士生已经转到其他教授名下，他自2004年年底开始组建的研究组正在瓦解。一些学生给李卫东发邮件说，虽然很喜欢他的研究方向，但因为毕业太难，吓得不敢报考。也有同行告诉他，“你这样坚持，其他人不一定这样坚持”。

　　事实上，2011年5月起，李卫东已担任重庆大学创新药物研究中心副主任及该校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尽管还没离开南开大学，他对记者表示，自己将来可能只在南开大学兼职。

　　他表示自己很清楚，“发表论文才能毕业”不是南开首创，也不是南开特色，但无论在哪里任教，他都将坚持自己的主张，不向这“不合理的制度”妥协。

李晓婧

　　鼓励学生“做文章”还是“做课题”

　　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朱晓晴对记者说，学生拿不到学位，不是李卫东不给，他已经签字同意他们毕业，卡住他们的不是导师。李卫东有自己的见解，有自己的追求，人也非常耿直。在治学上，他的刻苦、执着，他的学术水平，都是同行公认的。

　　对于目前的结果，朱晓晴表示惋惜。

　　“这个问题不是个案。”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对于学校的规定，我也不能说是极力反对，但是我肯定是不赞成的。”

　　今年，朱晓晴有4名博士生毕业，其中3位没有拿到学位。迄今为止，他已有七八个博士毕业生没有拿到学位。

　　朱晓晴告诉记者，拿到学位的学生未必优秀。能力较强的学生往往啃硬骨头，不容易发表论文，反而啃软骨头的学生，发两篇无足轻重的“小文章”，顺利毕业。

　　他认为，将发表论文与博士学位挂钩，激励人们从事科学的动机是好的，但是，这样的制度也把那些愿意做真科学的路给堵死了。“做文章”的人会捕捉同行和期刊的胃口写论文，做短平快的课题，碰到难题马上就转方向。“做课题”的人一旦瞄准了重要领域，会花很多年研究，百折不挠。

　　在朱晓晴看来，像南开大学这样的名校要求博士生发表两篇论文，这个要求“一点不高”。如果只是让学生毕业，“搞几篇文章是小菜一碟”。问题在于，这类规定不能一刀切。目前，各高校之间攀比论文，这些指标转嫁到教师和学生身上，成了“学术界的GDP”。潜在的指挥棒迫使学生“逼”导师做一些容易出文章的课题，而不是可能失败的探索性课题，而且急于求成，容易出现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

　　朱晓晴记得，自己刚从教时，为了评教授，“拼命发文章”，一年多达10篇，结果“哪篇都不满意”。

　　如今，这位教授的兴趣点转移后，有时写一篇论文要花上一年多时间。毕业拿不到学位的学生也多了起来。他心里对这些年轻人过意不去。“这是我的一块心病。”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