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谈“生死”：庄子认为人之生死是“天行”
中新网 2011年12月05日 15:08 来源：人民政协报
【编者按】生与死之间的探讨，从古至今，从东方到西方都探讨不止。无论男女老少，高低贵贱，只要是人都逃离不开其中的轮回。而作为文艺美学专家的王向峰教授又是如何归纳百家后去看待这个问题的呢？此文做出了详细的诠释。
演讲人:王向峰
简 介:1932年生于辽宁省辽中县，1958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同年到辽宁大学任教，现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是中国作家协会、电影家协会、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王向峰在多年的学术研究中已经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他的美学思想以主体与对象统一为核心，在中外古今文学艺术的经验基础上探求和阐发艺术的审美规律，形成艺术实践美学理论的系统建构。
阅读提示:
清代邓汉仪才有“千古艰难唯一死”之说。然而不论怎样艰难，如果有谁想超脱这一“大化”，最终都是不可能的。
庄子认为人之生死都是一种“天行”，即自然运动变化的结果，故应以自然的态度去对待，即“恬淡寂寞、虚无无为”的平常心。
生前的是非功过，总不免与其人的名字连在一起，有的流芳百世，有的遗臭万年。而“重如泰山”与“轻如鸿毛”之说，也正是由此而生。
让个人在享有足够的天年之后消逝，以不了了之，实现以后浪推前浪的新旧交替方式，世代相续地保证族类集体的胜利。
大化流行势所然
英国的莎士比亚在他的悲剧《哈姆雷特》的第三幕中，让他的忧郁王子在长篇独白中提出了一个令世人不能不关注的大问题:“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这是对原文的直译，如果寻其意指就是生或死的问题，整个一段独白思考的也正是这个问题。我们就从哈姆雷特的思考开始，继续谈谈这个大化流行中势所必然的问题。
俗人皆好生而恶死。不论对于亲友和自身，谁都愿意长生不老，所以清代邓汉仪才有“千古艰难唯一死”之说。然而不论怎样艰难，如果有谁想超脱这一“大化”，最终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凡是有机生命，有发生的那一天，就有消亡的那一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历史上的秦皇、汉武，差人访仙寻药，闭关饮露，都想尽一切办法不死，但最后谁都难逃大限。春秋时代齐国的齐景公登上牛山，北望其国的都城怆然而流涕，对身边的人说:“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他想不通一个具有万乘之国的国君，却也无法摆脱这一人生的大限。远不如唐代诗人杜牧登临牛山时看得明白:“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这说明现实实际发生的死亡与人的求生意向是相悖的，使很多人不能像杜牧这样看得开。这却使各种宗教观念得以异化的想象思维，创生出一个神仙世界，认为人于俗世间能按教义修持，皆可在修为圆满后使灵魂升入一个美好的安憩之所，这个所在因教别不同而叫法不同，如“极乐世界”、“天国”、“神仙世界”，以及道教所设置的让修持者在那里以肉身长生不老的“洞天福地”等，也就是或让人的灵魂永生，或能与天地同年，永享安乐。宗教所构想的“天堂、地狱”之说，虽不可信，在劝善惩恶的意义上，可以召唤人多做善事，警诫人不做恶事。但何谓善，何谓恶，宗教的认定却又各有标准，与世俗并不完全一致，尤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更有距离，所以二者只有存异求同才能相共于一个社会之中。
生死在老庄眼中
在中国历史上的哲人中，老子对生与死是最早的直接的论析者。老子以人之形与神的统一来定位人的生命构成，是“负阴而抱阳”之身，身是物，“物壮则老”，到时候作为自然生命也就终结了。但人的自然生命终结之后，还可以遗有不死的东西在永久延续，即“死而不亡者寿”。但这个“不亡”的东西并不是灵魂仍在，而是留在世上的功德与话语能泽溉后人，如用老子的话说，就是“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在文字层面上，与《左传》中概称的“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大体同构。这是人之死的不死，或不死的死。汉代的《古诗十九首》中说的“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所求就是死而不亡的光荣的名声。李白说屈原“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杜甫说李白“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白居易说李白“吟咏留千古，声名动四夷”，如此等等，都可以称之为“死而不亡”。
庄子作为老子思想发扬光大者，对于人之生死更有明确见解，他有很多说法和一些行为远超世俗之外。他认为“人之生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知北游》)气为人立神形之本。人的生命是载之以形，守之以神，“汝神将守形，形乃长生。”(《养生主》)如果不知摄生，神不守形，形衰而神散，即是死亡，与百物的消亡一样，“生于土而反于土”(《在宥》)，这是谁都逃不脱的自然规律。庄子认为这是检验人之体道程度的一个标准尺度。
庄子讲了一个体道高人秦失的言行事例。秦失是老子同时代人，二人素有友谊，老子死他去吊唁，只哭了三声，老子的身边弟子很不满，以致谴责秦失说:他是你的朋友，你就这样应付场面地吊唁，怎么能说得过去？秦失说:完全可以的！我以前认为，老子是一位高人，现在看他身边的人这么不懂生死之理，我现在不这么看了。“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他们这些人所以会这样悲伤，肯定都出自于人之死让人哀痛，想不哭也禁不住要哭(“不蕲言而言，不蕲哭而哭”)的习惯。其实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悬解(自然地解除倒悬)。指(脂)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养生主》)这里的薪火相传，说的是道之不尽，庄子在这里以比老子还高一等的秦失之举，张扬了生死齐一的大道之开通旷达。
庄子认为人之生死都是一种“天行”，即自然运动变化的结果，故应以自然的态度去对待，即“恬淡寂寞、虚无无为”的平常心，“此天地之本经而道德之质也”，故曰，“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不为福先，不为祸始；感而
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刻意》)庄子的这种高论并不是说完了事，他自己也是以清醒哲人的态度应对切身所遇之事的。他的妻子死了，他鼓盆而歌，让去吊唁的惠子很是不解，申斥他的这位朋友:你的妻子与你长期厮守，为你生儿育女，老而身死，你不悲哭，也足够说了，却还敲着盆子唱歌，这岂不是太过分了吧？庄子把高人秦失讲过的一番话活学活用，讲出了人之生而自然、死也自然的常理所在。庄子认为惠子指责的不对，说:“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若有若无)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变形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至乐》)这是说，人原本无生命、无形体、无气息，在有无变化之间才形成有气、有形、有生之人，死是生命变化的结果，这与春夏秋冬四季变化一样，今已安息于天地之间，我要哭哭啼啼，那岂不是不通生命变化之情理！庄子的话把生命运行之理说得十分透彻。
诗人生死之际的豁达
东晋时期的诗人陶渊明在官场不为五斗米折腰，挂冠归隐田园，在思想流脉上属于老庄一派，他的生死观也极具道家的开通与旷达。他在63岁逝世的前两月为自己作的《自祭文》和三首《挽歌辞》，就表现了他对“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的超然态度。他在诗中说:“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已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这是挽歌的第三首，写的是死后被埋葬的情景。一个人总是要死的。但是一般情况下，一个活得正在兴头上的人是无须也无暇多想此事的。在诗人生活的晋宋时代，虽然诗人名士多好在活着时就给自己写挽诗，但当认真给自己写一首挽歌时，想必一定是别有滋味在心的。
在挽歌中，诗人对死是想得很旷达的，他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人生的运动过程中来客观地对待，意识到个人的生命历程是有限的，死带有不可避免的永远性，故而在“将辞逆旅之馆”时，用活着的我，对拟想中但却又必然会变质的死去的我，进行一番理性的审视，却也不无意义。诗人想象，在一个地上是严霜荒草，路畔有白杨萧萧的九月高秋，他已经死了的形体，被送往四面不近生人的远郊。他还看到，自身正被人送进高大的坟封，他感到这是人生最后得见光明的时候，送葬的马为他仰天长啸，西风也为他倍感萧条。他愿在这“死后”还有“知”的最后一刻，想到生时更多的事，但这已经来不及了，最近目前的恨事是坟墓一闭，自己就永堕黑夜，长隔三光，这真是贤士达人也无可奈何的无情规律。
对死都想开了，因而诗人对于亲戚的余悲有多少，他人事后忘怀得多么干净，都视为自然，无复计较。如果对照他同时写的《自祭文》里的“思想”安慰死后的“肉体”的话，“匪贵前誉，敦重后歌，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则更可看出诗人对生死的旷达而现实的态度。陶渊明早在《形影神》诗中就说，“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他对于这“与我而相违”的屈处乱世的生命，是不想“以心为形役”，而是“委心任去留”。他生时遇有屈心违志，便敢于高唱“归去来”，死后也要在幽室被封闭的最后一刻，唱出达观的挽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