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杰舜

[转帖题记] 李鸿然先生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方面著名的评论家，也是我的校友，他在2006年长征出版社出版的《岑家梧学术论文选》中作序对岑先生的学术思想作了述评，饱含激情，转帖于此供分享。

岑先生没有远行
李鸿然
（海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化转型期，也是中国学术最繁荣的时期之一。这一时期，中国学术领域出现了一批大师级人物，他们品德高尚，学识渊博，敢于创新，成果累累，对特定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其地位和影响为学术界所公认。海南也有这样的大师，那就是陈序经先生和岑家梧先生。海南省文化历史研究会前年曾召开“陈序经学术研讨会”，媒体对陈先生的学术生涯和光辉业绩有多次报道，社会各界对陈先生已比较熟悉。对于岑家梧先生，教育界和学术界之外的人还知道得不多。现在海南省文化历史研究会召开“岑家梧学术研讨会”并出版岑先生的著作，是非常必要的。海南省文化历史研究会会长王春煜教授说，同陈序经先生一样，岑家梧先生也是“从海南走出的文化大师”。事实正是这样，在20世纪文化中国的版图上，陈先生和岑先生都占有不应忽视的位置，都可作为现代海南的文化符号和文化旗帜，是我们的光荣和骄傲。
岑家梧先生辛亥革命第二年出生，文化革命头一年逝世，人生起点是海南澄迈，终点为湖北武汉。先生早年的经历具传奇性，晚年的遭遇带悲剧性。对先生的人生道路和学术业绩作简要回顾，具有多重意义。
出身农民家庭，父母双双离世，岑先生少年时期的艰辛，是不难推想的。不过艰难困苦也玉成了他，使他格外勤奋好学，志向高远。少年岑家梧初中毕业便跨过琼州海峡，先在广州，后到北京，既为求学，也为求生。1931年，青年岑家梧考上了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得到著名学者何思敬、邓初民、胡体乾、许地山的指引。他专心致志，刻苦攻读，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也确立了不同凡响的人生目标和学术方向。这时他特别希望自己能够像长期深入印第安人部落做田野调查的美国人类学泰斗摩尔根那样，长期深入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做社会调查，全面而深入地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为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做出贡献。1934年，先生得到在南洋经商的堂兄的资助，又跨过大洋，赴日留学，在日本立教大学攻读史前考古学，并在帝国大学跟随人类学民俗学家松村僚博士研究体质人类学，还结识了著名人类学家松村武雄和小原铁等，获得了很多教益。国外名师的点拨和自身的勤奋，使他迅速地走到了国际学术前沿。1934—1937留日三年间，他接连撰写了《图腾艺术史》、《史前艺术史》和《史前史概论》三部专著，而国内商务印书馆获稿，旋即于1936—1940年联袂出版。以今日的眼光看，这似乎是学术著述与出版的奇迹，因为《图腾艺术史》出版时作者24岁，《史前艺术史》出版时作者26岁，《史前史概论》出版时作者28岁，作者的学力和出版者的魄力，都令人惊叹。对于作者来说，未及而立之年能有这么大的成就，说明他不但走到了相关学科的前沿，而且登上了学术的制高点，从此作者名播中华，卓然成为方家。令人欣慰的是，作者未为名声所累，成就和殊荣带给他的，不是虚荣心和销蚀力，而是自信心和驱动力，他以此为起点，向着更新的高度攀登。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满怀民族义愤和爱国激情的岑先生与许多留日学生一道回国。先生冒着生命危险，辗转于上海和广州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广州沦陷前夕，先生偕夫人随中山大学迁往西南，后又在迁徙西南的南开大学、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和大夏大学任教，夫人冯来仪女士也跟随不断迁徙的学校在云、贵、川三省颠沛流离。抗战八年，物价飞涨，货币贬值，靠微薄的工资吃饭无法糊口，先生的两个女儿皆因缺衣少食和患病失医而夭折。但是，家难国难，百般熬煎，都没有动摇先生对祖国教育事业的忠诚和自己献身学术的信念。先生勤勤恳恳教书育人，走遍大西南做民族调查和社会调查，而且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刻苦著述，日以继夜，兀兀穷年。先生这一时期的许多论著，如《抗战与边疆民族文化运动》（1938）、《西南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1940）、《嵩明花苗调查》（1940）、《西南边疆民族艺术研究之意义》（1941）、《槃瓠传说与瑶畲的图腾崇拜》（1941）、《西南部族之体饰》（1941）、《中国艺术考古学之进展》（1941）、《论民族与宗教》（1942）、《论苗族的几何纹》（1943）、《西南部族之乐舞》（1943）、《西南部族之工艺》（1943）、《西南部族及其文化》（1944）、《西南民俗与中国古代社会制度互证》（1944）、《贵州部族研究述略》（1944）等，均以真知灼见，熠熠生辉，六十余年的历史烟尘，并没有掩盖它们的光芒。
解放战争开始不久，岑先生由四川回广州，在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并在岭南大学兼课，担任《社会经济研究》杂志编委会副主任。1947年秋，先生参与创办珠海大学，任法学院代院长，在出色地完成自身教学科研任务的同时，努力做好管理工作，还为学校延揽了不少著名专家教授，对岭南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先生这一时期也有大量论著问世，《中国民族与中国民族学》（1946）、《中国民俗艺术概说》（1946）、《我国史前文化对日本的影响》（1946）、《古代社会阶段论》（1947）、《中国边疆艺术之研究》（1947）、《水书与水家来源》（1948）、《四川蛮洞考察记》（1948）、《亚洲北部古代渔民及其陶器文化》（1948）、《水家、仲家风俗志》（1949）、《瑶麓社会》（1949）、《遗俗论》（1949）、《唐代妇女装饰风俗考》（1949）等，都是当时学术界同行耳熟能详的名篇。1949年，先生的《西南民族文化论丛》和《中国艺术论集》两本书出版，分别收集了先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撰写的民族学、艺术学两方面的论著，现已成为相关学科的重要文献。
新中国成立后，岑先生欢欣鼓舞。他对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寄托了无限美好的希望，表现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在1949年12月出版的《西南民族文化论丛》自序中说：“今后对于西南民族，必须在整个计划下，用集体的力量，作全面的长期调查，彻底了解它们的情况，从而配合现在国家的政策，为它们解决实际问题，加紧对它们的社会经济及文化建设。作者愿向这方面有所努力。”1951年，即人类学、社会学被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加以取缔的前一年，先生又以《人类学研究的自我批判》为题，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虚心而诚恳地表示自己要为“改造旧的人类学，建立新的人类学，能够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人类学而努力。”先生后来未能参与新人类学的建设，而他“配合国家政策解决少数民族实际问题”的希望，也仅在短时期内部分地得以实现。先生1951年7月曾作为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副团长，带队赴广东北部地区及海南岛访问瑶、苗、黎等兄弟民族。1956年担任中南民族学院副院长期间，先生奉命赴京，参与全国性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筹备工作，审编《社会性质调查参考提纲》，并给全体调查人员作《关于民族社会调查研究的一些问题》的报告。同年，先生被委派为广东调查组组长，带领调查组赴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在保亭县毛道乡黎族“合亩”制地区作重点调查。次年，调查组在先生全面指导并亲自参与下，撰写了几十万字的调查报告，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有关政策及开发建设黎族地区提供了重要参考，并为进一步开展国内少数民族社会调查提供了珍贵的范本。1957年夏秋之交，先生赴京汇报黎族社会性质调查工作，受到国家民委的充分肯定。他在《光明日报》上连载的长篇文章《海南黎族“合亩”制的调查研究》，也获得学术界的高度赞扬。可是，当时正在开展“反右派运动”，先生返回武汉后，因应邀向学校提出“党委领导，行政负责，依靠教师，民主办校”等建议，便被说成“带头向党进攻”，接连不断地受到批判。1958年底，先生被划为“右派分子”，撤职降级，送学校农场劳动。这正是“昨日功臣，今日祸首”，“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然而，先生没有为自己辩诬。据冯来仪女士回忆，先生以坦荡的胸怀，顽强地面对劫难，在沉重的体力劳动中，他想得最多的，是怎样写完《中国古代史》、《中国民族关系史》和《中国美术史》。先生高尚的内心世界，一位大师级学者的价值追求，由此可见一斑。
1960年元旦，岑先生的“右派分子”帽子摘掉了，从农场回到学校，得以同家人团聚，后来又逐步获得了做公民、做教师、做学问的权利。让人无限感佩的是，先生毫无悲情，更无怨恨，念兹在兹的，仍然是教书育人和研究学问。他在历史系、政治系担任民族史和民族志教学，后到民族问题研究室从事专题研究，去民族地区做社会调查。不论做什么，先生都一如既往，带着天降大任般的心态和热忱。1961年春，先生完成了《中南民族史略》和《中国原始社会史》两部专著的写作，还撰写了《中国民族关系史》的一些重要章节。1965年夏季，先生奉派去广西三江民族地区参加“四清运动”。他千方百计调查收集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历史资料，准备在日后教学与研究中使用。谁料1966年初先生返校不久，就遭逢“文化大革命”，使先生在一场大灾难中终结了光辉然而短暂的一生。常言说人生百年，可先生的一生只有54岁，学术生涯才30年。他的英年早逝，让人有“千古文章未尽才”的浩叹！这是他个人及其家庭的不幸，也是学术界的不幸。那么深厚的学养，那么过人的才华，那么不凡的抱负，倘若天假以年，再给先生30年做学问的时间，先生的学问会达到何等境界，学术领域该增添多少硕果和亮点啊！
在回顾岑先生的人生道路和学术业绩时，下列六个方面特别引人注意：
一、岑先生学识渊博，视野开阔，其学术方向始终顺应着世界先进文化潮流和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著名学者徐杰舜、彭英明曾对岑先生的治学经历及其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有过全面评述，认为岑先生是我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基础宽深、注重田野、提倡本土的治学思想和方法，对我国人类学与民族学产生了很大影响，至今仍有指导意义。两位先生的评述相当中肯，颇具启迪性。前面已经说过，1931至1934年，岑先生在中山大学学社会学，名校就读，名师授业，本人又异常刻苦，其专业基础宽深，势所必至。而先生1934至1937年留日，师从多位著名学者攻读史前考古学与研究体质人类学，不但使他专业基础更宽深，而且具备了国际学术视野，以及与世界学术对话的资质。先生能够大器早成，接连完成《图腾艺术史》、《史前艺术史》和《史前史概论》三本高难度著作，一鸣二鸣三鸣声声惊人，主要依靠两条：一是基础宽深，二是国际视野。1937至1949年是战争年代，但是先生继续夯实基础并拓宽视野，即便在偏远封闭的地方，也努力充实丰富自己的学识，关注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发展。先生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是中国民族问题和中国艺术问题。他强调社会调查，也注意与之相关的中外文献和研究动向。他脚踏实地，从中国民族问题和艺术问题的实际出发，又放眼五洲四海，把世界民族问题和艺术问题作为大背景或参照系，所以他比那些只看两三亩地一头牛的学者，有更多更新的发现与收获。在学科建设方面，他呼吁建立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批判西方殖民主义学术话语，然而他从来没有以此为由，把自己封闭起来。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是本土的，又是开放的。终其一生，先生一直没有放弃对国外学术成果的借鉴和对世界先进文化思想的吸纳。先生的学术研究具有大视野、大格局、大气象，与此有密切关联。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逝世前夕，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与应用十分自觉，于是他的学术活动又有了新特色，学术著作也添了新智慧。这在他解放后的学术活动和学术著作里是不难发现的。
二、岑先生著作等身，涉足多种学科，对人类学、民族学、艺术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均有奠基性或开拓性贡献。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其著述数量之多、学术质量之高、覆盖领域之广，一般学者难以比肩。这些著作有的出版于先生生前，有的出版于先生死后，主要有《图腾艺术史》、《史前艺术史》、《史前史概论》、《中国艺术论集》、《西南民族文化论丛》、《中国原始社会史稿》、《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另有《洪水传说集》、《劬燕集》等。限于学力，笔者无法在这篇小文中对先生的大著进行评说，只建议有兴趣的读者看看本书附录《名家论岑家梧》，以及《图腾艺术史》前面卫惠林、陈钟凡两位老先生的序言。卫老先生说：《图腾艺术史》的作者，“在（20世纪）30年代对于西方学说能有此成熟的介绍和评述，确已是难能可敬，厥功甚伟”，又说书后附文《中国图腾跳舞之遗制》“更可以证明他对于中国古代图腾文化研究的造诣很深”。陈老先生则说：《图腾艺术史》之前，虽然国外一些世界级学者都注意到图腾与艺术的关系，却“绝不以它为艺术发生的渊源”，《图腾艺术史》“才算是专门研究图腾艺术的一部著作”，“体系清晰的著作”。“厥功甚伟”、“造诣很深”、“体系清晰”之类的评价从卫、陈两位老先生文中道出，不能等闲视之，因为他们都是大师级学者。岑先生的《西南民族论丛》和他在民族研究方面的其他论著，也广受中国民族学界推许。先生对我国西南、中南和北方诸多民族的研究，对我国悠久历史上民族关系的研究，材料翔实，见解深刻，新意迭出，引领民族研究风气，对于从整体上提高民族研究水平，起过推动作用。先生1946年提出“建立中国民族学”，1951年提出“建立新的人类学”，都基于对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建设的战略性思考，对两个学科的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先生对于艺术学的贡献，早就为人瞩目，当下更受关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和艺术界从事美学、艺术学研究的一批年轻学者，新世纪以来非常推崇岑先生早年对艺术学和艺术史的研究。2005年开始出版的《清华艺术学丛书》，在把岑先生的有关论著置于经典位置的同时，还高度肯定了岑先生在中国艺术学构建中的地位。清华大学教授、著名艺术理论家陈池瑜在丛书《总序》中说：“20世纪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开始构建，无论在艺术原理还是在艺术史研究中都取得了一大批成果，出现了蔡元培、鲁迅、林文铮、滕固、岑家梧、郑午昌、姜丹书、陈师曾、黄宾虹、倪贻德、李朴园、傅雷、傅抱石、史岩、丰子恺、梁思成、童书业、刘海粟、潘天寿、朱光潜、宗白华……等著名艺术理论家、艺术史家和艺术家，他们为构建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艺术史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陈先生是从历史实际出发的，他的评价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岑先生在艺术学、艺术史学方面的历史地位与功绩。
三、岑先生的著作并没有过时，他的许多著作至今仍然具有强劲的学术生命力和现实影响力。为了纪念岑先生，也为了写这篇小文，笔者本月特请著名比较文学学者、中南民族大学图书馆馆长叶绪民教授借助最新的电脑检索系统对岑先生著作被引用的情况进行检索。叶教授利用CSSCI等权威性电脑系统，检索了1997年底—2006年初岑先生著作被学术期刊引用的情况，结果为：专著《图腾艺术史》74次，《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22次，《中国艺术论集》10次，《史前艺术史》6次，《中国原始社会史稿》10次；论文《中国民族与民族学》6次，《水书与水家来源》5次；其他专著与论文33次；总计166次。166次这个数字，不可小看。岑先生早已作古，他出版的著作，最早的距今已整整70年，他研究的问题大多在高、精、尖档次上，相关学科的圈子较小，能够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不多，更不是一般知识分子关注的热点焦点，然而他的著作竟有这么高的引用率。怕影响叶教授的工作，不好请他再检索与岑先生同时代同专业学者的论著被引用的次数，排一下名次，但我敢于断言，按岑先生名下这一数字，排名一定位居前列。论著被引用的次数和排名的先后当然不能作为判断学者水平和论著价值的唯一标准，但是被引用的次数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说明学者的水准、地位及其论著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民族学、人类学、艺术学、原始社会史范围内的著作被引用的频率，绝对数不可能是很大的，几次十几次，都已很不容易，更不要说几十次了。比如岑先生《水书与水家来源》一文，虽然只有5次的引用率，但这篇论文在水族和水书研究中曾有石破天惊效应。岑先生被学术界和35万水族人民公认为水族与水书研究的“鼻祖”，就与这篇论文有关。水书是水族的特有文字，在水族人民心里非常神圣。它是类似甲骨文和金文的一种古老符号，记载了水族古代天文、地理、宗教、民俗、伦理、哲学、美学、法学等文化信息，被誉为水族的百科全书，象形文字的活化石，堪与震惊世界的纳西族古文字媲美。岑先生的文章，破天荒第一次指出了水书与殷商甲骨文的姻缘关系，其创始地在西北，后辗转迁徙而传入贵州，是一种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近两年，水书研究已成为有关学科的重要话题，而在学者的研讨中，岑先生的英名和他的有关文章频频为学者们提及，其景仰之情，常溢于言表。
四、岑先生心系故土，在30年的学术生涯中坚持研究海南的方方面面，成果辉煌。先生不愧为澄山迈水养育的文化大师，不愧为海南人民的忠实儿子。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直至逝世前夕，他毕生都有解不开的海南情结，带着浓厚的乡土情怀。岑先生的乡土之情，既表现为强烈的伦理感情，又包含着对海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问题的深入思考，不但具有深刻独到的理性内涵，而且体现在多种多样的实践活动中。本书收入岑先生研究海南和相关文章十余篇，从1932年他与王兴瑞合著的长达12万字的长篇《海南岛民俗志》，到1965年他撰写《明代嘉靖年间那燕领导的黎族起义》，在漫长的岁月中，先生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奉献了大量心血和智慧。除论说海南的民俗外，还论说海南汉人的戏剧，三亚的回族，更多的是研究黎族，诸如黎人的来源、黎族母系氏族制的遗迹、黎族合亩制、黎族纺织工艺及历史上的“吉贝”、历史上黎族和汉族的关系及黎族社会的经济发展等。总之，海南各方面的问题，都在他的学术视野之内，他用有理有据、发前人之未发的文字，呈现给了世人。这些论著不但提升了海南人民的自信，而且也让世人知道南溟奇甸是怎样地人杰地灵，历史如何辉煌悠久，文化何等丰富灿烂，各族人民多么勤劳智慧和勇敢坚强。尤其是先生对海南黎族的研究，可以说前无古人，是中国民族学研究中的丰碑之一。中国有满学、藏学、壮学、彝学、苗学、纳西学、蒙古学、维吾尔学等等，好象还没有人说有“黎学”。依我看，“黎学”早已有之，岑先生就是现代“黎学”的奠基人。他对黎族的研究，与他对水族的研究一样，具有开山性地位，只是尚未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而且我们在黎族研究方面，也不象岑先生那样尽心尽力。岑先生的研究前无古人，可他希望后有来者。像先生那样走进黎族社会与整个海南社会，是我辈后学必须充分重视的重大课题。
五、岑先生教书育人近30年，兢兢业业，诲人不倦，为国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才。先生在留日回国之后，一直在高等学校任教，他的学术生涯是与教书生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在将近30年的教书生涯中，他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可谓桃李满天下。学高为师，德高垂范，不论什么时候，包括先生被视为“右派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挨批判受斗争、在农场放牛挑草的时候，先生都没有忘记教书育人，绝大多数学生也始终虚心接受先生的教诲并把先生当作自己的学习榜样。我1958年秋进中南民族学院学习，1962年秋毕业后留校工作，1965年也去广西三江参加“四清运动”，说起来一直与先生生活在同一地方，但因为我学的是中文专业，却无缘得先生亲炙，只算是先生门墙边的半个学生。由于我“反右运动”中同情“右派”，受过处分，接着又被打入“答马李小集团”（“李”即本人，时年19岁），所以对先生的认识理解和“左派”先进人物大为不同，加上我是“走白专道路的典型”，我对大师级的先生除了有较多理解外，另有一番景仰之情。用当下小青年的话说，我是先生的一个“粉丝”，对先生十分崇拜，读过先生不少书，还曾带着崇敬也带着好奇多次去偷听先生讲课。现在想来，先生当年的为人为学为文之道，对包括我在内的各种学生，都有程度不同的教育作用。而先生的及门弟子，从先生身上受到的教育自然最大也最多。现在是著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徐杰舜、彭英明二位“学弟”，就是如此。徐杰舜先生在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都有突出贡献，出版各类著作40余部，是我国从事汉民族研究的顶级学者，现为中南民族大学人类研究所所长，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还是中国人类学研究会副会长。彭英明先生是中南民族大学教授、前院长，中国民族理论学会副会长，也是著作等身，他的《民族新论》、《从原始群到民族》、《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和《学步集》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力作。徐、彭二位的为人为学为文之道，都鲜明地呈现出岑先生的风范，广受学术界称道。岑先生在海南也有数以百计的学生，其中林安彬、杨文贵、张儒群、刘明哲、董学明、陈振魁、向光明、陈儒参、黄玉兰、陈清江、张业霖、兰照义、马日新、董如川等等，都是海南社会各届的精英人物，他们追随先生的足迹，为海南做了应有的奉献。
六、岑先生是文化大师，也是品德高尚、受人崇敬的大写的人。先生为人处世，可谓有口皆碑。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为人处世的榜样意义，不低于他那些光辉著作的意义。冯来仪女士说：“岑先生忠厚，正直，胸怀豁达，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断追求真理，勇于探索和开拓。他短短的一生，几经坎坷，仍孜孜不倦苦心孤诣地为祖国培育栋材，为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奋斗终身。”的确如此，从岑先生身上，我们最鲜明最直接地看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高贵精神。先生之死，更使我们看到了先生人格精神的崇高。曾在先生身边学习或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先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家人、热爱事业、热爱生活和生命的人，少年父母双亡，中年两女夭折，战争时期备受颠沛流离之苦，“反右运动”中遭受意外劫难，种种厄运，都没有击倒他，文革中他却选择了死亡，死得又是那么惨烈悲壮，让人特别震惊和哀痛。而在扼腕叹息和哀伤痛定之后，我们对这一悲剧也有了更多更深的思考。过去我们总说先生“在文革中自杀”或“文革中被迫害至死”，现在看来失之简单。因为先生之死既有社会的政治的原因，也有文化的精神的原因，是残酷的客观现实和刚健的主观精神激烈撞击的结果。“伏青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秉承中华民族精神传统和文化传统的先生，是以死明志，以死抗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先生之死中，我们看见了高尚人格精神炙燃的壮美火花，联想到夕阳和晚霞的灿烂辉煌。
岑先生1966年9月4日逝世，距今已40年，似已渐行渐远。然而在跨越世纪的40年间，先生的道德文章却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全面更深刻地被后学所认识，受到愈来愈多也愈来愈高的评价。先生的著作不断再版，先生的人格精神在教育界和学术界不断传扬。现在海南省文化历史研究会召开岑先生学术研讨会并出版先生的著作，也是继承先生的学术传统和弘扬先生人格精神的重要举措。南海泱泱，五指山苍苍，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岑先生没有远行。他的道德文章将在永不停息的时间之流中被发现、被阐释、被弘扬，必将永垂不朽！


李 鸿 然      
2006年11月12日于海南大学

注：作者毕业于中南民族学院，历任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学报主编、中文系主任，现为海南大学教授，中国民族文学学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