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村主义到新农村建设 ——中国农村建设思想史发展述略
徐杰舜 海 路
[作者简介]
徐杰舜（1943－），男，浙江余姚人，广西民族大学教授，中南民族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
海路（1975－），男，四川隆昌人，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后
[摘 要]新农村建设思想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理论渊源。近百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对农村建设问题提出了各自的思想主张，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形成了百年来中国农村建设思想史发展轨迹。
[关键词]新村主义 乡村建设运动 新农村建设
From New Village Idea to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A Brief Review on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of Thoughts of the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in China
Xu Jieshun1, Hai Lu2
（1.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South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430074， China；2.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idea has its profou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abundant theoretical origin. In a century,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ian put forward their respective thoughts, carry useful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to problems of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Therefore, this formed the path of development of history of thoughts of the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in China in a century.
Key words: new village idea;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着一场伟大而深刻的变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思想不是凭空诞生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理论渊源。近百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对农村建设问题提出了各自的思想主张，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①]
一、中国农村建设思想的萌芽：新村主义理想 “新农村建设”这一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的日本，当时叫“新村主义”，由日本学者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提出。1919年3月，周作人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对新村主义进行系统介绍，把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思潮带进了中国的知识界。当时的许多刊物，如《新青年》、《新潮》、《批评》等都发表了介绍和讨论新村主义的文章。短短一两年内，新村主义思想迅速传播，引起了当时中国广大进步知识青年的关注。包括毛泽东等在内的早期共产党人都曾对新村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后，曾偕同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寄居于岳麓书院半学斋湖南大学筹备处，他们在这里进行自学，讨论社会问题，自己动手挑水拾柴做饭，并设想在岳麓山附近建立起一个半工半读、平等互爱的新村。毛泽东对新村主义这种试图用和平的方式来创建新生活和新社会的构想很感兴趣。为此，毛泽东制订了一个颇为详细的“新村”建设计划，把其中的一章《学生之工作》公开发表在1919年12月1日的《湖南教育月刊》上。毛泽东开篇就谈到建设“新村”是自己多年的梦想：“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事无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像，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1](P449)
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一文中主张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知识分子要积极参予农村劳动。“旧日读书人不预农圃事，今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以神圣视工作焉，则为新生活矣” [1](P445)，毛泽东在文中还具体设计了一天的作息时间，即“睡眠八小时，游息四小时，自习四小时，教授四小时，工作四小时”，他认为“工作四小时，乃实行工读主义所必具的一个要素。”[1](P450)毛泽东这时所设想的新村，是“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1](P449)的。毛泽东认为，现有的学校、家庭和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必须进行彻底的革命，在新村中建立一种新的家庭类型。“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1](P454)。毛泽东认为这样的新村计划可以改变旧有的教育制度和家庭制度，实现对人的改造，进而达到改造社会的最终目的。
在新村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一部分人青年知识分子除了在理论上接受新村主义之外，还积极参与新村主义的实践活动，创建“新村”。如1920年春，墨西哥归国华侨余毅、陈视明等人在江苏昆山县子红村盖了一间建立了“知行新村”，并得到了陈独秀、张东荪、蔡元培、吴稚晖等人的积极赞助。1920年，青年王拱壁在河南西华县孝武营建“青年村”。其理想是建立一个“人人有劳动，家家有地种，贫富有饭吃，男女有权柄”的农村乐园。而全国最大的政治社团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发起人王光祈则借用新村的模式别出心裁地设计出了一个“菜园新村”。[2]
尽管新村主义理想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得到了积极传播。然而，新村主义理想毕竟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这种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美好蓝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到1920年代后期，在经历了多次碰壁之后，新村主义的农村建设尝试便宣告失败了。
新村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的尝试，它既没有发动群众积极参与，也没有制定具体可行的措施和方针，只是一种理想化了的新农村建设的图景。但从中国农村建设思想史发展来看，新村主义理想所描绘的关于农村建设的美好图景，代表了“五四”运动时期一部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改造旧社会、建设新农村的向往和憧憬，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中国农村建设的最早憧憬和向往。新村主义的理想和尝试，表达了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建设新农村实现社会改革的美好愿望，是中国农村建设思想的萌芽。
二、中国农村建设思想的初步形成：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农村经济社会矛盾尤为突出。以知识分子精英为主体的一些学者、专家纷纷为拯救破败的农村积极奔走，轰轰烈烈地掀起了大规模的“乡村建设运动”。
（一）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模式
民国的乡村建设运动派别众多，影响甚广，笔者以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陶行知等人的乡村建设试验为代表，把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分为以下四大模式：
1.平民教育——晏阳初的“定县实验”
1926年，晏阳初率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一批有志之士，在河北定县进行了一系列旨在顺“民心”、发“民力”的乡村建设试验。晏阳初认为乡村建设的核心在于“教育”， “教育即为引起建设事业中种种活动之动力”[3](P219)，中国农村问题的病因在于农民的“愚、贫、弱、私”。为破除这四大弊病，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乡村建设开展了以“三大方式”、“四大教育”为特色的“六大建设”。即在科学的社会调查的基础上采用社会式、学校式、家庭式三位一体的三大教育方式；推行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通过以上种种手段，达到政治、经济、文化、自卫、卫生、礼俗“六大建设”。
2.文化复兴——梁漱溟的“邹平实验”
1931年，梁漱溟来到山东省邹平县，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和《乡村建设》半月刊，开展乡村建设实验。梁漱溟“邹平实验”的主要内容是：第一，以文化复兴为乡村建设的根本思想。梁漱溟主张以复兴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思想来进行乡村建设，在中国文化的“老根”上培育“新芽”，“创造新文化”，“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4](P496)，以此为解决乡村问题的唯一途径。第二，创办“乡农学校”这一乡村基层组织，集“政、教、富、卫”为一体。其实施办法是，“行政机关教育化”和“社会学校化”，用“村学”代替“乡公所”，用“乡学”代替“区公所”，在政治思想上对农民进行伦理道德教育，使“村学”、“乡学”、县政府、乡村建设研究院等一连串组织成为“小家庭对大家庭之伦理的关系”；在经济上组织各类合作社，并从事农作物物优良品种的推广；在防卫上训练联庄会，组织地方自卫团体，训练民众，维护治安。
3.经济建设——卢作孚的“北碚实验”
1927年，卢作孚开始了以四川巴县北碚乡为中心的乡村建设实验。卢作孚认为，乡村最缺少的是事业的建设，农民最需要的乡建计划是谋“民生”、保“民享”。卢作孚“北碚实验”的主要内容是：第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推进乡村现代化。卢作孚认为：“经济生活为国家最大多数人所必须参加的活动，……政治应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福利，自应先致全力于经济建设的运动”[5](P603-604)。第二，强调“实业救国”，自力更生，反对依赖军阀政府。第三，积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要“根据世界的最高记录作为目标，根据国内目前的状况作为出发点”，把西方国家“所有的产业运动……其方法、其历程、其所达到的最高记录，通通搜集起来”，以便为全国人民所认识。[5](P268)
4.生活教育——陶行知的“晓庄实验”
陶行知认为要改造落后的中国，应先改革中国的教育，而“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6](P170)1927年，陶行知在南京城外创办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更名晓庄学校）。陶行知在 “晓庄实验”中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的基本主张，其主要内容是：第一，提倡“教学做合一”，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第二，兴办乡村教育学校，在农村中培养合格的乡村教师。第三，师生农民化。教育必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以成为“活教育”。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使学校成为改造乡村社会的中心，通过培养具有实践能力的教师从而培养出具有实践能力的现代农民，由此完成教育改造社会的功能。
除以上四大乡村建设实验类型外，高践四领导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在无锡黄巷，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会在江苏昆山徐公桥等地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也很著名。此外，还有江苏农矿厅在镇江黄墟，国民政府内政部在上海俞塘，苏州青年会在苏州唯亭，学者顾君义在秦县顾高庄，福建教育厅在福建闽侯五里亭，章元善领导的华洋义赈会在河北，彭禹廷在河南镇平等地的乡村建设实验[7]也有较大影响。除了这些形形色色的乡村建设运动实践之外，费孝通等学者的农村建设思想也颇引人关注。费孝通虽然没有亲身参予乡村建设运动，但他对于农村建设问题有着诸多的研究和思考，在1937年写成的《江村经济》一书中，费孝通提出了农村建设的基本思路：“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收入。”[8](P238)因此，必须“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从根本上“恢复农村企业”[8](P238)。由此，费孝通提出了解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增加农民收入”即“富民”。
（二）对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评价
与新村主义理想相比较，乡村建设运动无论是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农村建设思想。首先，在实践上，乡村建设运动试验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真正从教育、文化、经济、社会关系等诸多方面对中国农村建设问题所进行的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和实践，为中国农村建设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其次，在理论层面上，乡村建设运动直接推动了许多有志之士对中国农村建设问题的深入探讨。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充分展现了中国本土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农村建设问题所进行的理论思考和现实探索，标志着中国农村建设思想的初步形成。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立足于民族的苦难与危机，对中国农村建设道路所作的一种积极而有益的选择与探索。虽然乡村建设运动做为一种改良主义运动本身存在着诸多缺陷，但它为中国农村建设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乃至建国后的合作化运动和今天的新农村建设，都提供了重要的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三、中国农村建设思想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革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中国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四年解放战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共产党人由此开始进行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艰辛探索。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建设五十年（1949－1999）以来的发展历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以政治为中心的农村社会改革
在这一阶段，特别是受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反右”运动、“大跃进”，以及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农村建设的特点主要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其主要内涵是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一阶段主要包括土地改革（1949－1953年）、合作化运动（1953－1958）、人民公社（1958－1978）三个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后，从1950年冬到1953年春，新中国实施了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农村革命，实现了土地农有，农村生产也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然而，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个体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并在农民中产生了两极分化的现象。因此，党中央开展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农业合作组织为重心的农村建设工作。从1953年到1956年，中国共产党通过逐步前进、相互衔接的三个步骤，即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实现了从土地农民私有到土地集体所有的转变，在我国农村建立起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
1956年，全国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在这一章程中，新中国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而这一章程也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法规”[9]。1955年底，毛泽东组织起草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该草案于 1960年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会议决议指出，纲要“是高速度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纲领”。1958年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的扩大会议做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1958年底，以人民公社为载体的农村建设模式在全国各地普遍推开。不久，伴随着“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农业劳动力被大量抽调，农村建设受到严重影响。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在三年自然灾害危机的影响下，为了解决粮食危机，党中央实施了城镇人口向农村转移的战略，1963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提出要动员和组织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和山区去“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1962至1964年，全国动员“上山下乡”的人员达98万余人。[10] 1964年，党中央开始了“农业学大寨”运动，把大寨作为当时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榜样。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过度强调阶级斗争，提出要割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尾巴”，把农村建设简单化化、片面化、教条化。
总之，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建设方面的探索，主要是通过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以及建立人民公社，对农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的农村逐步走上了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义发展轨道，农村建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得到了快速发展，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然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错误理论的指导下，农村建设没有遵循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农村经济总体发展缓慢，农民生活整体上还处于贫困状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建设道路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虽然这一阶段农村建设的历史探索对于实现中国农村建设的现代化和农民生活的富裕并未能达到应有的效果，但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
（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以经济为中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村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路线，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开创了农村工作的新局面。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规定了农村土地政策改革的基本方向和目标模式，即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经营方式。1982年12月党中央讨论通过了《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并由1983年1月作为党中央第一号文件下发，要求把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作为农村的主要形式，到1984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5％以上。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现，突破了人民公社体制下生产资料所有制、经营方式、分配原则等方面的旧模式，再次实现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即土地所有权仍然集体所有，土地的经营权归农民所有。由于实施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从根本上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建设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农村社会改革，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带来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巨变，基本上解决了10亿多中国人的吃饭、穿衣问题，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道路。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努力，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连续迈上几个大台阶，农产品供给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在这一时期里，农村工业化、农工商综合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标志，涌现出了一批诸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河南南街村、江苏华西村、北京韩村河村等新农村建设的典型。
然而，在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下，这一阶段中国的城乡越拉越大。经过50多年的发展，经历了以政治为中心的农村社会改革和以经济为中心的农村社会改革后，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随着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求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而农业发展越来越受到资源和市场的双重约束，结构性矛盾和农民增收困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三农”问题严峻地摆在了中国人民面前，对中国农村建设思想的发展提出了挑战。
四、中国农村建设思想的创新：21世纪初的新农村建设 进入21世纪以来，“三农”问题被提高到“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中央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高度，不失时机地把关注的战略重点转移到了农民身上。
2005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则的建议》指出：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006年2月14－20日，中共中央专门兴办省级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并在研讨班结束的当天公布了2006年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份高含金量的纲领性文件破解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诸多深层次的问题，全文共分八部分：
（1）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强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
（3）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夯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
（4）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条件；
（5）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培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农民；
（6）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体制保障；
（7）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
（8） 切实加强领导，动员全党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同时，《意见》还指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
从中国农村建设思想史的视野来看，二十一世纪初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思想是中国农村建设思想史上的伟大创新，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一）有利于促进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还是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农村合作化运动，以及改革开放之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农村建设思想只涉及到农村社会发展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如有的侧重于发展文化，有的侧重于发展教育，有的侧重于发展经济，有的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中心。而本次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二十字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则涉及了农村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各个方面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位一体地和谐发展，符合“科学发展观”以及“以人为本”的理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在进一步发展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本次新农村建设在思想内涵和外延上大大超越了以往的历次农村建设运动，[11]有利于促进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有利于推动城乡社会的统筹发展
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今后五年内，或者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整个20年的过程当中，任务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第一次提出以城乡统筹的思路解决“三农”问题。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此，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思想上、理论上已经酝酿很久，从“十六”大以来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到正确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再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思想和理念由此产生。这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中探索和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结果，也是党长期以来对工农问题城乡问题统筹发展认识的不断深化的结晶，可以从根本上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樊篱，推动城乡社会的统筹发展。
（三）有利于实现农村建设的历史跨越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出是建立在党中央和国家政府长时期以来对农村建设进行不懈探索的基础之上的。[12]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是在改革开放20多年，我国城乡社会经济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后提出来的。全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排名的第6位，财政收入达3万亿元，我国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已经迈出了一大步，达到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阶段，即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阶段。这说明新农村建设已经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不是一种幻想或理想，而是可望而且可及的现实。新的形势给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在从促进统筹城乡发展，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机制出发，提出了农村工作的新思路；在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的眼光，从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要求出发，把农村工作提到了新高度，[13]从而为实现农村建设的历史跨越创造了必要条件。
五、结 语 纵观百年以来中国农村建设思想史的发展轨迹，大致经历了五四时期带有空想社会主义成分的新村主义理想这一中国农村建设思想的萌芽；到民国二十、三十年代一些爱国知识分子推动的具有改良主义性质的乡村建设运动，这项运动的成果标志着中国现代农村建设思想的基本形成；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的以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为特点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革的初步探索以及1978年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经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直至今天党中央实施的以人为本、城乡统筹、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历程。在回顾中国农村建设发展的百年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21世纪以前，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进行了改造旧体制、建设新农村的种种艰辛探索和实践，其中的许多主张、观点和愿望，都包含了良好的出发点与合理的因素。虽然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农村建设的探索和实践最后都没有获得真正的成功，但它蕴含了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为今天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近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孜孜不倦地致力于通过农村建设来改造中国社会的伟大事业。这一绵延不绝的历史现象深刻表明农村在中国社会的特殊地位，中国社会归根到底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乡村社会，农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首要问题，“一切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努力，都必须自乡村始，必须以乡村为基本的出发点和最后的落脚点”。[14](P10)概而言之，只有建设好中国的农村，才能真正实现富国强民的梦想。今天以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构建和谐农村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场深刻而广泛的变革，在中国农村建设发展史上具有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伟大历史意义。它既是对百年来中国农村建设思想宝贵经验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对先前农村建设探索和实践中不合理因素的扬弃和超越，更是中国农村建设伟大事业的发展和创新。它对于真正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都将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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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民日报,1956-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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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梁华林.解读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J].2006,(6).
[13]陈锡文.深化对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认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J].小城镇建设,2005,(11).
[14]胡潇.世纪之交的乡土中国[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
[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开展农村建设，国内已有不少文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评介，笔者拟在另文中进行评述，故本文对此不作重点论述。
[原载《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