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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自《中国人类学评论》第8辑



2007年5月27日晚七时，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本校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王铭铭出任本次“社会理论与当代中国”课程的主讲教师。王铭铭教授借助这次机会向在座的研究生们深入浅出地解释了自己基于对“当代中国”概念的理解，从而展开对中国式社会理论的思考。

讲课一开始，王铭铭就解答了一个与本堂课主题直接相关的问题：何为“当代中国”？目前，学界的共识认为“中国”是一个晚近才兴起的概念，而“当代中国”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则被用来特指“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术界，尤其是英美学界又进一步把“当代中国”定义为“后社会主义时期”。变换“当代中国”的概念反映出以西方学术界为代表的研究中，对中国究竟为何有着程度不同的想象成分。这是因为，目前围绕“现代性”生成的社会理论是研究中国社会的唯一“正统”所在。但是王铭铭指出，中国社会的发展显然并不是与西方社会的发展在同轨上运行的，因此这些从西方社会提炼出来的社会理论在研究中国时既会出现臆想又显得力不从心。比如这套思路难以回答王铭铭提出的一个问题：当我们说中国已进入“后社会主义时期”时，那所谓“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就已经纯粹是社会主义了吗？我们应当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

在王铭铭看来，我们或许可以通过界定“当代中国”的主要特征来明晰此概念。他认为，改革开放30年间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两个显著特征：第一，“文明”成为这个时期官方语言的首要特征，比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到生态文明。第二，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是这个时代的重中之重，“发展”成为这个时期的另一个关键词。在这两个特征之下，中国社会飞速进步，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比如物质性的满足与不充足的精神自主性之间的矛盾、随处可见前现代的“阴影”，他们似乎与现代中国社会格格不入但是又休戚相关。显然，若要真正认识当代中国，以上的特征和问题都是研究者们必须回答的。

基于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上述认识，王铭铭不仅明确指出单纯用与“现代性”有关的理论不足以解释中国，而且也认为，即使20世纪末的最后几年，新自由主义经济和新左派文化研究之间展开过一次有益的争论，但由于争论的双方都不是以“社会”为核心概念提出各自的理论，因此凭借这两种理论来讨论中国社会的研究，也就不可能触及到中国问题的根本了。可以说在这个意义上，学界目前尚不存在真正适于研究中国的社会理论。这些现状促使他思考的结果是，他认为“当代中国”应该指整个20世纪至今的中国社会，只有将“当代中国”看成这样一个有百年历史的连续体来研究，才能真正理解何为“当代中国”。接下来他解释了如此考虑的原因，因为中国社会在这100年间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首先，取消帝制使得中国社会在观念上已经接受了一套关于平等、民主、自由的非帝制话语；其次，中国是一个有边界意识的民族国家的观念被不断强化；最后，通常的现代化是以消灭城乡差别为特征之一，而在中国百余年的现代化过程中，明显出现的是城乡分化而不是城乡合一。

确立“当代中国”的研究时段以后，王铭铭继而强调，以“中国社会”为中心提出的社会理论才是解释中国社会的有力武器，因此创造这个理论的工作必须回到中国社会本身去考察。然而当代中国已经丧失了一些让中国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的“中间层”——王铭铭认为这是社会理论中“社会”的来源和关键，因而目前研究者的工作应该是在研究中重建“中间层”，然后透过研究这一层次最终创建出能够清晰解释当代中国社会的社会理论。





                                                              （伍婷婷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