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启福

1935年，白寿彝在河南开封创办《伊斯兰》月刊，并在发刊词《我们的自白》中说：“我们很少数的几个回教青年，平素有一个共同的实感，就是觉得，关于回教或回教人的事，自己知道得太少，我们常怀着热烈的兴趣，来试探一些大的以及小的问题。”从此，白寿彝开始了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研究，这一研究成为其学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学术成就的重要方面。　　在《伊斯兰》月刊第4期，白先生发表了《中国回教史料之辑录》一文。白先生在文中提倡全面收集“回教”史料，那时的“回教”包括今天的“回族”、“伊斯兰教”两个含义。白先生当年的倡议为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这两个学科日后开展研究奠定了基础。
　　1937年，顾颉刚组织了西北考察团赴西北地区进行学术考察，白先生也是其中的一员。7月1日，白先生从北京出发，先后抵达绥远（绥远省于1954年并入内蒙古自治区）、宁夏、甘肃和青海做调查，历时3个多月，写成《绥宁行纪》、《甘青行纪》、《西北回教谭》等著作，其中收录了不少回族伊斯兰教的资料。
　　1939年初，白先生到达昆明。在这里，白先生的回族伊斯兰教学术活动分几方面进行：首先，是收集杜文秀起义资料，最终辑为《咸同滇变见闻录》交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其次，是收集云南回族伊斯兰教人物资料，撰写文章。1940年，《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连载了白先生的《滇南丛话》一至七篇，1941年《回教文化》刊出八、九两篇。《滇南丛话》从“初到云南的伊斯兰人”写到近世，成为系统的云南回族伊斯兰教人物志。此外，白先生还完成了《回教先正事略》60卷，为后来撰写《中国伊斯兰经师传》和编写《回族人物志》打下了基础。第三，出版了《中国回教小史》、《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完成了《云南伊斯兰史略》、《中国伊斯兰之发展》、《明清间中国回教学术运动》、《番长司与怀圣寺》等多篇有关回族研究学术文章的写作。
　　1947年春，白先生离开昆明到达苏州。在苏州的日子里，白先生完成了《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的编辑出版工作。这是一部通史体例的资料，既是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也是中国回族史参考资料。
　　1949年新中国成立，白先生非常兴奋。他说：“我们中国回民从此有了一个新的时代。”1951年，白先生的新作《回回民族的新生》由东方书社出版，他在《题记》中说：“这是一本近乎回回民族简史的小册子。……我叫它作‘回回民族的新生’，因为这几个字正说明了我们回回人民所置身其中的大时代，说明我们回回人民对这个大时代的喜爱。”刚逾不惑之年的白寿彝，以极高的政治热情和学术热情，投入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和新时代的回族学术研究。从1951年出版《回回民族的新生》，到1957年《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之后的《回族简史简志合编》等著作问世，白先生在新中国成立最初10年对回族历史研究作出了的杰出贡献。1960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白先生《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包括“回族和伊斯兰教”、“回族的来源”、“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历史人物”、“回族史工作”5部分内容，这是那个时期回族史研究的纲领。
　　此后，由于各种原因，回族史研究停顿了十几年。1978年，在白先生指导下，《回族简史简志合编》前半部分被析出，作为《回族简史》单独出版，这标志着回族史研究的复苏。1979年，白先生参加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的第13届伊斯兰思想讨论会，宣读了论文《中国穆斯林的历史贡献》，这可以说是标志着伊斯兰教研究春天的到来。1981年，《中国穆斯林》复刊。从复刊后的第2期（1981年第2期）起，《中国穆斯林》连载了白先生的《中国伊斯兰经师传》，直至1984年第3期止。这部30多年前完成的著作，终于公开与读者见面了。
　　随着中国学术的繁荣，回族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1982年起，白先生开始主编全4册的《回族人物志》。历时10年，这部以人物连接成的回族史终于完成，它是回族历史研究的开拓之作。1983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白先生的《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对于书中收录的11篇完成于三四十年前的旧作，白先生逐一作了审订和说明。1992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这是对白先生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著作的再次广泛收集，包括半个多世纪前的著述。白先生说：“反映作者治学进程的踪迹，也许还可以反映我国史学界前进的踪迹。”
　　古稀之年后的白先生，主要精力是总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及《中国史学史》等，但他一直关心并指导着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的研究。到了晚年，白先生还惦记着新型体例回族史的编写。在他的指导下，他的两名学生负责具体工作。这本书在白先生逝世前已定稿，白先生亲自定书名为《中国回回民族史》。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