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启福

2008年5月20日，中国政法大学梁永佳副教授做客中央民族大学为同学们作了一次精彩的演讲，他向大家报告了他关于“隐”的最新研究。梁教授指出，此次讲座涉及三个关键概念，分别是社会意识、隐、士绅。费先生在《乡土重建》中提出绅权一说。针对绅权，有两种质疑，一是吴晗认为绅权并不存在，二是一批海外学者主张用“地方精英”替代“士绅”。梁教授认为，这些质疑对费先生的绅权说存在两方面的误解。第一方面的误解将绅权之“权”简单视为一种权力；第二方面的误解与第一个有关但更属于方法论层次的问题，《乡土重建》和《乡土中国》中的绅权虽然针对民国社会提出，但在《皇权与绅权》里，费先生回到了古代经典。之所以回到经典，是因为费先生认为表现为一二思想家言行的社会意识，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就是说，《皇权与绅权》提出的士绅问题，并不能轻易地还原为经济关系、政治关系，而是社会意识的问题和精神世界的问题。
那么，士绅的社会意识是什么呢？费先生认为，有关士绅的论述，都突出了“消极”二字。《皇权与绅权》有关消极的论述集中在“论绅士”与“论师儒”两处。“论绅士”中，消极的人指“出而仕”的人，是“官”和“绅”；“论师儒”中，消极的人是“退而守”的人，是“隐”。梁教授认为，“绅”与“隐”虽然都属于士，但“出而仕”的消极与“退而守”的消极要区别对待。“绅的消极”在于士大夫决不觊觎皇权，有告老还乡的理想。隐的消极比绅的消极彻底得多，且性质不同：他不为皇帝服务，却可以鄙视皇帝。绅的消极让帝王放心，隐的消极让帝王无奈。绅和隐与帝王的关系不同，前者回避，后者拒绝，并一起构成了士的两个面向：入世与出世。从上可知，绅只是士的入世面向，它只有与出世的隐放在一起，才能让我们认识到完整的、关于士的社会意识。
将入世的官绅与出世的隐逸放在一起考虑，可以发现士大夫的一项更为基本的价值观，那就是“道”。“见”与“隐”是“守死善道”的两条路，其实是殊途同归。能不能守道，是评价士与隐的唯一标准。士可以“仕”也可以“隐”，因为两者都服从于一个目的——“士志于道”。正是“士志于道”，使得“士”独占了想象世界的可能，获得了一种超越性。不同的社会建立超越性的方式有着较大的不同。“集体欢腾”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方式，另一种模式通过反结构实现，社会成员通过反结构的仪式体会到日常生活的含义，印、欧社会则通过遁世修行实现超越性，但在中国，儒道两家都认为世间和超世间是“不即不离”的关系。这是一种“内向的超越”。梁教授特别指出，世间和超世间的“不即不离”，使中国的隐者一直不同于印、欧的遁世修行者，表现之一就是，个体主义从未成为中国的社会意识。如果说在印度的终极价值必通过解脱实现，欧洲的终极价值必通过拯救实现，那么中国的终极价值则必通过“修身”实现。
最后梁教授总结道，从“隐”入手，我们看到“士”不仅存在“绅”的一面，而且存在隐的一面，两个面向都属于“士”与“皇”的关系。它不能被还原为权力关系，而是一种社会意识，一种基于超越性的“道”的结构框架。

（王瑞静记录整理）

文章来源：中国人类学评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