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鸟“宗日”:破解巴蜀文明起源之谜
“望帝啼鹃”的故事
这是一个在古老巴蜀大地流传了数千年的故事。讲的是很早很早以前，蜀国有个国王，叫做望帝，建都汶山。他爱百姓也爱生产，带领百姓开垦荒地，种植五谷，把蜀国建成丰衣足食、锦绣一般的天府之国。然而就在望帝的晚年，一场世纪大洪水却不期而遇，使富饶的大地成为水乡泽国。望帝因此忧心忡忡，身体也日渐消瘦。一天，从荆州来了一个叫做“鳖灵”的人，自称可以治理洪水。望帝便拜他做了丞相，命他去治水，拯救生灵。鳖灵领了圣旨，带了许多有本领的兵马和工匠，顺流来到巫山，把巫山一带的乱石高山，凿成了夔峡、巫峡、西陵陕等弯曲峡谷，终于将汇积在蜀国的滔天洪水，顺着七百里长的河道，引向东海。蜀国又成了人民康乐、物产丰饶的天府之国。望帝是个爱才的国王，他见鳖灵为人民立了如此大的功劳，才能又高于自己，便选了一个好日子，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将王位让给了鳖灵，自己隐居到了西山。鳖灵做了国王，便是“丛帝”。他领导蜀人兴修水利，开垦田地，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大好事，百姓过着快乐的生活。可是，随着在位时间的延长，丛帝开始居功自傲，变得独断专行，不大倾听臣民的意见，不大体恤老百姓的生活了。人们为此忧愁起来。消息传到西山，望帝非常着急，他决定亲自走一趟，进宫去劝导丛帝。然而这个消息很快就被老百姓知道了，大家都诚心诚意地期望丛帝能悔过反省，便一大群一大群地跟随望帝进宫请愿，此举反而把事情弄僵了。丛帝远远地看见聚集的百姓，心里起了疑惑，认为是望帝要向他收回王位，带着老百姓来推翻他的。丛帝便急忙下令紧闭城门，不让望帝和那些老百姓进城。望帝无法进城，只好无奈地回西山了。可是，望帝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帮助丛帝清醒过来，治理好天下，便变成一只会飞的鸟儿，飞进城中，把爱民安天下的道理亲自告诉丛帝。他苦苦地叫，叫出了血，把嘴巴染红了。于是这世上少了一个国王，多了一只会飞会叫的杜鹃鸟。
许多人都为杜鹃的这种努力不息的精神所感动，由此尊重和热爱杜鹃鸟。蜀人郭沫若在《杜鹃》中一往深情地说道：“杜鹃，敝同乡的魂，在文学上所占的地位，恐怕任何鸟都比不上。我们一提起杜鹃，心头眼底好像有说不尽的诗意。它本身不用说，已经是望帝的化身了，有时又被认为是薄命的佳人，忧国的志士，声是满腹乡思，血是遍山踯躅，可怜，哀婉，至诚……在国民的心目中杜鹃鸟成了爱的象征，这爱的象征感染了国民的感情。也许，一个国家、一个帝王的命运，能与杜鹃鸟联系在一起，那承载着人民多么美好的祝愿呀。
记得，李商隐在的《锦瑟》诗中说到：庄生晓梦迷蝴蝶， 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他以望帝啼鹃故事，自述身世。不同的人们对此做着不同的解读。而许多学者专家经过望帝啼鹃故事的研究，解读出与常人无法获知的信息。
古蜀王“形象标识”
我们古老的先民往往以鸟为图腾，尊鸟为祖先。他们头插羽毛、戴羽冠，身着鸟形衣装，模仿鸟语，创造鸟文，甚至以鸟为姓，以鸟命官，以鸟为国名。连神灵也被鸟化，不是长着鸟头，就是有着鸟身，或是长翅膀，生鸟爪等等。民族文化中保留了许多鸟崇拜的习俗，基诺族祭师董萨在祭祀祖先时必须头饰孔雀、野雉等百鸟羽毛的羽冠，身穿长袍，否则祖先会视自己为别类，不予理睬。彝族地区曾有用绿斑鸠鸟做为家族的名号及祖先崇拜的历史，哈尼族以鹌鹑和麻雀命名世系。
鸟崇拜的实质是什么？一些学者将鸟崇拜解释为男性生殖崇拜，这一观点较为流行。郭沫若认为，鸟是生殖器的象征。鸟直到现在都是（男性）生殖器的别名，卵是睾丸的别名。古人将鸟归为阳性，《淮南子》曰：鸟生于阳，毛羽者，飞行之类也，故属于阳。勃起的阴茎好像是鸟的头，民间俗语故称男根为“鸟”、“雀雀”、“鸡鸡”、“鸭鸭”。胡三省说：“鸟”读曰“雀”。
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便以鸟形装饰陶器、骨器、玉石器。有的将整个器物表现为鸟形，如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灰陶鸟形鬶，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鸟形盉等。有的将器物的盖子制成鸟头形，有的在勺把配上鸟头，还有的在器物上绘（刻）以鸟纹。
湖南高庙文化遗址（距今约7800年）出土的凤鸟图案陶器，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距今约7000年）出土的双鸟象牙雕刻碟形器，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距今约5500年）出土的玉鸟，太湖流域良渚文化遗址（距今约5300年）出土的羽冠鹰爪神徽等，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分析，均表明鸟崇拜已是一种相当成熟的宗教信仰。
我认为，远古先民崇拜鸟决非生殖崇拜，而是出于两个原因。鸟崇拜的第一个原因是鸟与物候的关系。远古先民崇拜鸟的第二个意向，是图腾崇拜。在“望帝啼鹃”中的杜鹃已经非自然实体，而具有神灵观念、祖先崇拜、祥符瑞兆与宇宙生息等集体的民族精神意识。而“鳖灵”出现，证明了曾经出现的属于不同文化类型的巴文明与蜀文明大交融、大冲撞的历史。
“太阳神鸟”金饰
这是一件出土于成都金沙遗址，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度仅0.02厘米，重量却有20克的圆环形金箔饰。它看起来像一张工艺精美的剪纸艺术品，采用镂空的表现形式，图案分内外两层，内层为12条弧形齿状芒饰，按顺时针方向旋转，外层图案由4只首尾相接的飞鸟构成，飞行方向与内层图案的旋转方向相反。金饰中心图案很像一个喷射出12道光芒的太阳，专家学者据此将其命名为“太阳神鸟”。(国家文物局2005年8月15日将“太阳神鸟”金饰图案作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太阳崇拜是人类由洪荒向文明迈进过程中的古老话题之一。由于太阳和自然万物的密切关系，对人类的生存繁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先民们自远古以来就对太阳怀着敬畏崇拜之情，并由此产生了各种崇拜形式。同时由于先民们对太阳与宇宙的观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丰富想象，使得世界各民族中都出现了绚丽多彩的太阳神话。这些以太阳为母题的神话传说，在世界的西方和东方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广为流传，对古代各民族的精神观念和行为方式，乃至整个历史文化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阿波罗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中国古代则广泛传播着具有浓郁东方特色的十日神话，这些都是我们熟知的最为显著的例证。中国远古时代的十日神话传说，不仅与西方太阳神话传说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展示了东西方区域文明的不同特色。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就是古代蜀人心目中一棵具有复合特征的通天神树，既是十日神话传说中扶桑与若木的象征，又是天地之中建木的写照。青铜神树分为三层的树枝上共栖息着九只神鸟，分明就是“九日居下枝”的情景。这些“铜鸟”，头部的羽冠装饰华丽，犹如日芒。突出一支又长又尖的鸟喙。眼睛又大又圆，还向外突起。头、颈、身分布着鳞片状的羽毛；双翅贴身，相对较小，翅膀前圆后尖，显得威风凛凛。专家认定就是戴胜鸟的原型。戴胜鸟大概就是古代蜀人想象中太阳精魂日中金鸟的形象吧。
三星堆还出土有大量反映古蜀太阳崇拜观念的器物与图像，如青铜太阳形器、圆日形状的青铜菱形眼形器、有圆日图像的青铜圆形挂饰、青铜神殿四面坡状屋盖上的圆日图像纹饰、人面鸟身像胸前的圆日图像、金杖上圆脸戴冠呈欢笑状的太阳神形象等等。这些古蜀时代留下的大量器物和图像遗存，真实地反映了殷商时期古蜀王国金鸟崇拜祭祀活动的昌盛。
彩陶上飞翔的太阳鸟
2004年，我受组织委派到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挂职，在巴沟地区开展了较为详细的文化普查。宗日遗址位于该县巴沟乡，紧邻黄河二级台地上。这里海拔2680米，年平均气温4-6度，年降水量250-300毫米，气候温暖，水利条件优越，是高原深处一个不错的富饶之地。世代居住的村民以种植农业为主，兼营少量畜牧业，出产的藏系绵羊十分有名。从1984年到1996年，青海省考古队在这里进行了三次发掘，发现墓葬341座，探方31个，灰坑18个，祭祀坑18个，出土文物23000余件。据专家通过碳14年代测定，宗日遗址有5800多年的历史。我有幸找到了当时的发掘报告和考古人员有关研究结果的文章，从这些成果中，梳理出宗日文化的发展脉络。
宗日文化曾受到过马家窑文化的强烈影响，宗日文化的陶器在器类上与马家窑文化大致相同，但陶质颜色和纹饰则完全不同，自成体系，不仅陶胎多为乳黄色，乳白色夹砂陶，纹饰多绘紫红色彩，绘变形鸟纹，折尖三角纹、多道连续折纹等，而且墓葬以石棺、木棺为葬具，有二次扰乱葬、俯身葬、火葬、墓葬等习俗。这些都是先羌的遗俗。在出土的彩陶中，我们看不到东部包括河湟地区常见的马家窑文化蛙纹，而是鸟纹和变形鸟纹。细看这些鸟纹，它们大多等距地绘在彩陶器物的颈部，或站在山峰上，或站在树枝间，或簇拥在一起，身体呈三角形。有的静视远方，有的引颈高唱，有的在彩陶上围成一圈，翩翩起舞，有的凸现头部，硕大美丽，有的凸现脚部，健壮有力，有的凸现脖子，细长而弯曲，有的简单一笔，鸟就跃跃欲飞，有的表现的极其复杂，不仅有头有脚，面部轮廓清清楚楚，有一只彩陶罐口沿绘有一组倒置的鸟首，或引颈向下探望，或饮水嬉戏，或洗刷羽毛，有一支彩陶罐内，一组飞鸟紧紧围绕“卍”、“米”、“北”、“¤”“〕〔”等太阳符号翩翩起舞。有一只绘有麦穗纹的陶罐，其鸟目硕大而外凸，双眼如炬，令人不寒而栗。曾被认定为人面的人面纹彩陶碗，其实它的造型更像一只张开翅膀的大鸟将双翅交叉胸前，如果把彩陶碗的手柄部看作是鸟的头部，那碗内的竖纹便是它的羽毛，因此称它为鸠形枭面彩陶碗更为合适。
宗日遗址共发掘完整墓葬215座，埋葬方式以单人葬为主，共194座，约占90%；二人合葬14座，约占7%，三人以上葬3座，不足2%。葬具有木椁、木棺、石棺、瓮棺4种，其中石棺葬共21座，形制与川西高原石棺葬惊人的相似。随葬品中以取水蒸煮、盛置和饮食等成套的陶制生活用具居多，也有少量的装饰品或生产工具。各个墓葬中的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大体相同，说明私有制还没有出现。宗日人遵循母系氏族的外婚制，女人是整个社会的主力。她们不仅具有烹饪食物、管理住宅、生育抚养子女的能力，还掌握管理家庭、社会的才能和外交本领。可能不少还是女酋长，在祭祀中已成为神附体，带有神性，是图腾歌舞的扮演者，成为人们敬仰的女神。宗日人是一支高度文明的母系氏族群体。他们把鸟视为本民族所共有的起源，并把它作为氏族的祖先，成为氏族的标志和保护神，这与《山海经》中西王母的描述一脉相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宗日彩陶中飞鸟环日图，反映了以鸟为图腾的氏族是崇拜太阳的，以太阳形象征的寓意手段，使彩陶花纹具有绚丽灿烂的风格与强烈浓郁的风采，再现了对太阳神崇拜的炽热情怀。
“宗日”改写中国上古历史
就在挂职期间，我凑巧读到一篇关于《景颇寻根》的文章，讲到一批学者克服艰难险阻沿着祖先留下的印记来到青海寻根的故事。文章引述《丽江地区民族志》：纳西族源于中国西北部河湟地区南迁的古羌人，唐代称为“麽些蛮”，公元6世纪末迁入并得势于丽江坝，7世纪初曾进入洱海东部，建立越析诏政权，7世纪末败后返回丽江一带。汉文记载与纳西族东巴经记载的“祖先迁徙路线”基本相符。纳西族《送魂经》中的返乡路线是从白沙、大具、渡金沙江到中甸白地，再继续送往北方。文章提到了纳西族史诗《送魂经》。
其实，查阅藏缅语族普米族、彝族、哈尼族、拉祜族、基诺族、傈僳族等少数民族历代传唱的史诗，无一不称自己的祖先是从青藏高原迁徙而来。景颇族《目脑斋瓦》讲到，远古时期，即“宁龙中会”时期，大约在10000至6000年前，景颇先民开始从“蒙古利亚”（蒙古人地方）的“木拽省腊崩”（天然平顶山，河湟地区）迁到“户练央旦卯”（平坦之地，中原甘南、陕西一带），之后进入“颇究桑昔卯”（大森林地区，藏东南与川西林区），再迁到“哲聂林真卯”（红土高原，川西、滇西一带）。景颇族有一个重要的歌舞祭祀活动，叫“目脑纵歌”， 就是用舞蹈的形式纪念祖先的迁徙壮举。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来自四面八方的景颇人聚集到顶部绘有景颇族发源地昆仑山（或言日月山），两侧绘有迁徙之路的 “目脑示栋（目脑柱）” 下，在身穿龙袍，头戴“戴胜帽”，手持长刀的“脑双”(领舞)的率领下，踏着铿锵的鼓点，伴着豪壮的乐声围成圆圈，翩翩起舞。景颇人说，站在目脑柱前搭建的两个高台上，可以眺望祖先的故地昆仑山。一时间，仿佛看见祖先跟随戴胜鸟从昆仑山南下“哲聂林真卯”，不畏艰险，千里跋涉的情景。
似乎是刻意安排，金沙遗址中的城门、房屋、宫殿及墓葬等建筑物都朝向北部偏西的方向—岷山，如果视野再放远些，会惊奇的发现，它指向的竟然是宗日。同样在三星堆众多的文物中，那些清晰的鸟形纹、鸟形的变体纹俨然是宗日遗址的翻版。宗日遗址的许多彩陶上绘有与金沙遗址出土的许多与太阳神鸟金箔饰极其相似的图案，逆向飞行的神鸟，引颈伸腿，展翅飞翔，首足前后相接，围绕在内层图案周围，排列均匀对称。是不是可以这样大胆设想，在五六千年以前，也就是人类大洪水的时代，以鸟为图腾的氐羌部落进入四川，带来了高度的文明，并与蚕丛部落结成了犹如炎黄部落联盟，并取代了当地较为落后的文明，也就是说，代表氐羌文化的柏灌（水鸟）取代蚕丛（蚕），创造了古蜀文明。1977年在宗日附近的尕马尔台遗址出土了一件精美青铜镜，铜锡比例为1：0.096，是我国已知的最早的一面铜镜，也许从这面铜镜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出三星堆青铜发达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宗日遗址出土了被誉为“国之瑰宝”的舞蹈彩陶盆。舞蹈纹盆高12.5厘米，口径22.8厘米，腹径24厘米，底径9.9厘米，在橙红色泥胎上用黑彩描绘出精美的图案；较窄的口沿上画有成组的弧线三角纹和短斜线纹，显得匀称、自然；外腹绘有稍粗的四道弦纹，简明流畅；内腹绘有两组分别由11人和13人组成的群体性狂欢舞蹈图案，人物头饰比较宽大，下着尾饰十分特别，集体连臂踏歌，两组人纹间以折纹、斜纹，圆点纹相隔，使图案疏密得当，人物形象富有律动感。盆内下侧绘有四组平行蛙纹，在形式上与组舞交相呼应，虚实相生，既有艺术韵味，又有精神指向，似乎正在进行祭祀活动和崇拜仪式。
许多专家认为，彩陶盆呈现的是巫舞，说到巫舞，让人首先想到的是在北方草原影响巨大的“萨满”，“萨满”不仅传递着巫术的信息，也包含着丰富的原始歌舞活动的内容。“萨满”一词，按照通古斯语解释就是“激动不安”或“疯狂乱舞”并含有占卜的意思，萨满是对巫师专有的称呼，它成为人神之间的中介人。萨满的原始宗教仪式是跳神，跳神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舞蹈。回顾青藏高原早期历史，高原居民曾一度受到来自北方草原萨满文化的影响。保留至今的原始本教就信奉万物有灵，天，地，日，月、星宿、雷电、冰雹、山川、土石、草木，禽兽等自然物，都是它所崇拜的对象，吐蕃人的“羌姆”（跳神）就是典型的“萨满”与南方傩形态（戴面具）相交会的仪式。喇嘛们戴山面具有节奏地舞之蹈之，酬神驱鬼，以巨大道德精神力量撼人心魄。《吕氏春秋·古乐》载，“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所歌八阕”正是巫舞。操牛尾，是模仿牛的形态。而在舞蹈彩陶盆中，宽大的头饰，很可能模仿某种动物。模仿动物的狩猎活动是上古先民最重要的生产活动。可以想见，宗日的先民在祈祷神灵时，同样把个人的实际上的无力、只存在于个人想象中的本质力量，通过舞蹈获得现实的本质力量和能力。舞蹈彩陶盆，被今天的人们称作审美意识的创造物，在原始社会不过是膜拜需要的产物，而彩陶盆中的舞蹈能够使人逃避恐惧，获得心理平衡和精神享受，满足现实远远不能满足的精神企图。或许正是舞蹈具有凝聚人心，娱神娱人的作用，舞蹈因此被永久保留下来，并被发扬光大。到了中古，这种娱神为主要功能的舞蹈逐渐变成群众自娱的工具。今天，无论是青藏高原，还是川西草原，我们才有可能看到，边歌边舞的“依”舞，动作粗犷豪放的“卓”舞，踏节而舞的“热巴”舞，动作幽默、极富感情的“热伊”舞以及寺院组织的僧俗，在唢呐伴奏下场面宏大、气派宏伟的“锅哇”舞。难道以圆圈舞为形式的卓舞（在川藏被称为锅庄舞，实为卓的不同译音）不正是宗日舞蹈的活化石？
宗日，虽然用藏语翻译是指人群聚集的地方，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宗日从汉字字面理解为宗崇太阳，也完全有理由把宗日看作是一个先民崇拜太阳，以鸟为图腾，创造不朽的地方。2006年“周格索索”，也就是六月欢乐节那天，我又来到了宗日，与大家一起骑马、射箭、跳锅庄，一起畅饮。那一夜，我似乎在跳舞欢乐的人群中，看到了古老的宗日人与巴蜀先民头戴戴胜帽，连臂踏歌、翩翩起舞的身影。
本文作者：王伟章
本文来源：西部论丛
本文转引自：
http://www.zgxbdl.com/list_news.asp?id=1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