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贺

      非遗保护的“扬州经验”

2009年初，文化部专门召开过一个以“生产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的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基本都赞同这一思想，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落实在生产性保护实践中，对于传统手工技艺的保护尤其应该有这个着眼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强调“活态”传承，既然讲“活态”，其保护工作就离不开社会生产，离不开对传承主体的选择和传承机制的建设。
　　1949年之前，我国传统手工艺生产以家庭手工业为主，少量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为辅。由于小商品生产者资本的弱势，加上思想的保守性，传统技艺的传承困难重重。1949年后，手工艺行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一跃成为手工艺行业的主导经济形式。正是在这种所有制中，建立起了新型的师徒关系、生产合作关系和技艺传承机制。如今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基本上都是在这种保障性机制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得益于当时建立起来的“教、产、研”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方式。
　　随着上世纪90年代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轨，绝大多数声名赫赫的手工艺企业都改制了，家庭手工作坊重新成为传统技艺存续的社会空间。从近十年的发展情况看，家庭作坊无疑有它存在的合理性，诸如灵活性强、自主性高、市场化彻底等。只是它在文化传承方面存在着诸多弱势，诸如资本不足、再生产能力弱、以血缘关系为师徒纽带加大了传承风险等。有不少无管理能力和营销能力的老传承人，守着一身绝活，无徒可带，或退休在家，干等着政府来救助。这些严峻的现实问题促使我们反思在选择传承人和传承机制问题上似乎不应该采取单一的思维。在笔者的视野中，扬州玉器厂和漆器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可谓别开生面，他们在传承传统技艺方面较好地总结了历史经验，充分挖掘了集体所有制的制度优势来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
　　扬州玉器厂和漆器厂至今尚未改变其集体所有制，但是，他们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通过企业内部改革，打破了“大锅饭”，扬弃了集体所有制的弊端，使企业保持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扬州的做法概括起来有几点：一、调整收入分配机制，留住了高端人才；二、持续不断地办职校，培养手工艺后继人才；三、创办研究所，以研究促生产，建立技艺传承机制；四、对老厂区进行整体文化保护，创办专业博物馆，实现由单一的生产区向创意文化园区的转型。
　　以扬州玉器厂为例，该厂自上世纪50年代就开办了玉器学校，“文革”期间停办了一段时间，1977年又恢复办学，一直坚持到现在。现在“扬州玉雕”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顾永骏和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江春源、薛春梅等都是玉器学校培养出来的。过去玉器厂分类明细，有花鸟、壶瓶、山水、人物各类，人人有专长。自1992年工厂成立玉器研究所以来，厂里的国大师、省大师、省手工艺名人和市大师等技艺人才都被集中到一起生产，厂里为他们配备了最好的原材料和特别的待遇，保证他们的技艺能够充分施展。在这个所里，研究人员之间交流密切，切磋技艺，使得扬州玉器厂的技术力量始终在国内具有代表性，赢得了“和田玉，扬州工”的美誉。近年来，扬州玉器厂按照旅游示范点的标准进行了环境改造，整修了厂房，拆除了围墙，维护了古藤走廊，建设了藏品室和玉器博物馆。现在的厂区是开放型的，与扬州护城河风景区连成一体，极具园林文化特色，是集生产、销售、教育传承及传播玉文化多功能于一体的文化生态社区。
　　扬州漆器厂与玉器厂有着相类似的做法。在改制的风潮中，他们另辟蹊径，传承并优化了几十年建立起来的人才培养机制，也保住了“中华老字号”的品牌，近年来一跃成为全国漆器和玉器行业的领头羊。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扬州经验”告诉我们：非遗的保护工作应从历史中吸取智慧，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是新的，但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我们始终在进行。过去的工作经验和教训都是值得总结和反思的；其次，对于选择什么样的主体担任传承人这一问题，个体家庭作坊的法人当然是可以的，但“扬州经验”告诉我们：不能忽视集体的力量，不能忽视团队的优势，尤其在那些技艺要求高，工序复杂的非遗保护项目中，往往需要一个团队才能真正代表这个项目的技艺实质和核心价值；最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存关键要落实在生产中，个体生产可以“活态”传承，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也可以实现“活态”传承，“扬州经验”告诉我们：国有和集体企业本身的社会责任感较强，有能力对物质和非物质的、有形和无形的文化遗产进行整体保护，并且它们内部可以形成宽松和持久的人才造血机制，从而大大降低传统技艺消亡的危险系数。
　　总之，保护传统手工技艺的目的是让手工艺文化具备持续再生能力，其中人才培养是关键。如何为它的“存活”提供保障性机制？应在传承主体、生产关系上作多元化的尝试，特别应该重视过去已经形成的良好机制，如何通过内部改革来继续发挥其作用。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工艺美术研究所副所长）
（责任编辑：侯彦方）






本文转载自：中国经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