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边疆史
作者：袁剑
中国作为一个有别于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传统多族群国家，其边疆史有着鲜明的“中国性”，这种“中国性”一方面体现为中国的文化主体性，表现为总是不自觉地在潜意识中以中原文化观观照中国边疆史，但在另一方面，正如社会人类学家施坚雅（G.W. Skinner）所指出的，“中国”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是一个均质化的、“铁板一块”的单一实体；它是经由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发展并不均衡的一系列地方区域之间的互动与整合而形成的一个系统。这反映到中国边疆史上则又表现出某种“复合性”。这种融汇“主体性”与“复合性”的“边疆记忆”在中国自身的文本表述中有着特有的记录方式与表述传统，而与西欧、美国甚至俄国的边疆历史发展史存在着结构性的区别。近代以来，出于“以史为鉴”与“经世致用”的考虑，中国学者对边疆史的研究日益深入，大批边疆研究著述问世，如葛绥成的《中国边疆沿革考》（一九二六）、顾颉刚、史念海的《中国疆域沿革史》（一九三八）、夏威的《中国疆域拓展史》（一九四一）、蒋君章的《中国边疆史》（一九四四）、童书业的《中国疆域沿革略》（一九四六）等著作分别从各个角度对中国古代的边疆政治军事行动与边疆政策加以论述，逐渐形成了对于中国边疆史的“历史/政治型”叙述模式，分别叙述各个朝代的政治、军事、族群政策并加以罗列，再形成整体性的边疆史。这种叙述模式从材料搜集与运用的角度而言，意义不言而喻，但是从整体角度概观，则会发现逻辑说明力显得较弱，“在阐述民族或族群的历史根源性时，我们过去采用的溯源式叙事范式，恰恰忽略了对于所研究对象的主观归属意识之状况及其历史变迁进行必要的考察；因此便可能很轻率地将某种经过极漫长的历史变化过程才最终形成的结果，非历史地倒追到该过程的开端之时。另外，中国自己的边疆史地学，多侧重于讨论历朝中央政府的治边策略与治边实践，而对边陲社会的回应还缺乏足够的注意”（姚大力：《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一篇书目式述评》，载二○○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文汇报》）。在传统观念中，“地域的边界以一种可以想见的方式与社会的、民族的和文化的边界相对应。然而一个人对自己是‘非’外国人的感觉常常建立在对自己领土‘之外’的地方所形成的很不严格的概念的基础上。各种各样的假设、联想和虚构似乎一股脑儿地堆到了自己领土之外的不熟悉的地方”（[美]萨义德：《东方学》，三联书店二○○七年版，68页）。而中原王朝的边疆行动机制是如何形成的？中原王朝与游牧政权之间的边疆互动又是如何生发的？如何量度这种边疆互动？游牧政权是否有其习惯性的边疆政治思路？这些都是边疆史研究的“中国性”中所经常缺失的“复合性”的问题，而这在“历史/政治型”叙述模式中无法做出清晰的解答，我们必须从其他角度寻找解答的工具，以另外的视野观照中国边疆问题。当史籍材料无法形成有效的解释体系时，田野调查的重要性就日渐突出。非历史视野下的中国边疆史研究，使我们对边疆问题的研究有了全新的视域。近年中国的对外学术交流日渐活跃，西文著述的中译亦如火如荼，但其间各专业的情况大不相同。作为目前整个人文学术界相对冷寂的边疆研究，由于受现实政治问题的困扰，西文著述的译介显得较为乏力，长远而言，这种状况对学科之发展实属不利。在事实上，当我们尚满足于对边疆史的“历史/政治”式观照时，彼岸的美国已有学者开始了人类学视域的探究，力图从游牧社会来发现历史，找寻边疆史研究的“中国性”中一度缺失的“复合性”，其中巴菲尔德（Thomas J. Barfield）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ss.: B.Blackwell, 1989）一书受到关注。有国内学者认为此书是在中国边疆史研究领域内由“重新发现”拉铁摩尔（O. Lattimore）到新的“边疆范式”形成的过渡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姚大力：《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一篇书目式述评》）。
托马斯·巴菲尔德出生于一九五○年，现为美国波士顿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及人类学教授。他在哈佛大学接受了系统的社会文化人类学以及考古学训练并于一九七八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一九八九年成为波士顿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他已出版的著作主要着力于对欧亚大陆过去及当代的游牧民族进行研究。《危险的边疆》一九八九年由Blackwell出版集团出版之后，因学术界评价甚高，Blackwell遂于一九九二年再版发行。作者对游牧帝国与中国的关系做了全景式的探究，并以社会学和考古学的视角提出了新的看法，令人耳目一新，西方学界亦有多篇书评加以评述。
此书通过对两千多年历史时段内游牧帝国和中国的历史关系的人类学考察，提出了一个解释包括蒙古帝国在内的游牧大帝国兴盛和衰亡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分析模式，并对中国与这些帝国的关系做了贯通性的研究。作者指出，作为一直居处于汉族中原王朝北方的游牧民族在大多数时段内都控制着北方草原，并建立起强大帝国与中原王朝对峙，在成吉思汗时期，这种北方游牧力量达到极盛，不仅征服了中原的大片土地，而且横扫欧亚大陆，对整个世界历史产生了转折性的影响。到了十八世纪中叶，随着技术与贸易方式的革新，北方游牧地区在世界政治及贸易中的战略位置开始下降，而且游牧地区与中原政权之间久已维持的军事平衡也逐渐破坏，最终，这块区域在俄国与清朝的帝国扩张中被一体化。但是在对内陆亚洲的游牧民族加以研究时，学界却始终缺乏一种合适的分析框架对其历史发展做出清晰说明，即使是那些内陆亚洲问题的专门研究者们也经常对其历史发展中的基本问题茫然无措，他们往往忽视历史或社会科学的现代研究方法，而局限于对历史文献或碑铭的转述、语言问题、艺术史以及对历史上部落的位置的确定等。作者认为在对内陆亚洲的研究中有必要对历史上和人类学视角下的一些更突出的问题加以探究。在中原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漫长的交流史中，北方的马背民族不仅拒斥汉族的文化与思想意识，而且除了汉族所提供的他们生存所必须的物质产品之外也抗拒汉族的其他产品，他们有着自己的游牧经济基础，对邻近政权的物质依赖性很小。从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各自的角度而言，他们都认为自己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具有优越性，但是在内陆亚洲的两者边界上，这两个社会彼此相互接触并对对方都有着相当的影响。当前的人类学理论日益看重对作为社会间互动产物而非当地原发产物的社会与政治关系的结构性发展的变化进行分析。孤立地看，内陆亚洲的政治变迁似乎是很随机性的，但是一旦将其置于一个长时段的地区性背景中考虑时，就会发现它与中原王朝的集权化周期有着强烈的规则性关联。游牧民族与汉人在世界观念上的不同使它们之间的关系经常问题重重。草原社会的权力机制往往是英雄化并兼具卡里斯玛式的，而中原汉人社会的机制则更类似于体系化的官僚科层制，这些制度性差异使他们往往难以合理解释对方社会的兴盛变迁，双方经常处于彼此“误读”的状态之中。基于汉族既有的文化观念，中原王朝的学者们在与游牧民族的关系方面就更强调“华夷之辨”的问题而往往忽略了现实的北方军事压力。而处于南北对峙间的边疆民众则变得非常善于变通，他们往往接受汉族的外部形式而放弃其实质内容，正是这些边疆区的所谓“野蛮人”（barbarians）的存在，使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界限大致得以固化。成吉思汗及其后代统治者的观念亦是从其北方民族意识出发的，他们所率的蒙古铁骑在横扫欧亚大陆并客观上打破了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固化界限而加速了民族交融之时，又以其观念误解了中原内地的社会状况，差点将良田皆改作牧场。基于当时环境下的话语霸权，目前所遗留下的史料多为汉文史料，这些史料尤其是那些由儒家学者所编纂的中原王朝的官方叙述，总是以否定性的态度看待非汉族民众，故而，纯粹的中原视野不足以真实地发现两个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基于以上的一些考虑，作者将内陆亚洲游牧社会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史集中于五个基本问题并将之贯穿于全书的叙述分析之中：一、政治组织问题，即游牧社会是在怎样的基础上建立起联合的地方性的社会政治组织的；二、互动的范围，即内陆亚洲的游牧民族与邻居尤其是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为什么游牧力量在某些历史时段中强盛而在有些时段中又萎靡不振？三、中国的征服王朝：是否存在一个边疆关系周期能够解释那些发源于东北的民众所建立起的外族王朝在中国历史的一半时间中统治着中国北方？四、蒙古世界征服者：蒙古帝国是草原政治发展的必然结局，还是对草原政治的一种偏离？五、游牧社会的发展问题：是否存在不同时段游牧社会间的显著差别以对古代、中世纪及近代的游牧社会做出合理区分？
在本书中，作者还专门指出，外族王朝对中国北方地区统治的周期律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一种基于集权化与分权化之上的机制的更替过程。在大约公元前八百年左右，欧亚草原经历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变革，在某种程度上形塑了之后两千五百年的世界历史。内陆亚洲的游牧民族随着骑兵技术的使用，开始逐步侵入紧邻的农业国家，并最终在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的领导下几乎征服了整个欧亚大陆。为什么它们能做到这一点？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作者认为，仅仅将这些族群看成是野蛮人则大为低估了其社会组织的复杂性。作者认为这些游牧民族大多深知倚靠强大的中华帝国的必要性，故而往往确立一种“外部边界战略”（outer frontier strategy），其与汉族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共生而非寄生关系。北方游牧社会与中原王朝经常彼此交错进入混乱无序状态，当中央集权的中原王朝稳定而强大时，为了能够从中原社会的经济资源中获益，身处草原的游牧政权往往会摆脱分散状态而日趋联合，但这种联合程度不高且经常被强盛时期的中原王朝所压制，他们基于经济因素采取不同的边疆战略，但总是“避免对中原领土的征服”。当统一的中原王朝崩溃时，身居东北的部落民众往往就会进入中原建立政权，而不大会在草原地带建立强大的帝国秩序，他们也并不是简单地从中原王朝那里“借用”国家形式，而是倾向于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国家体系，在这些政权中，像辽、金朝内部还继续存在着南（汉人型）、北（本土型）政治体系的划分。北方游牧社会与中原王朝的基本互动类型由秦汉一直持续到清朝，其间只有成吉思汗领导下的蒙古人打破了这种长久维持的中原与北方边地政权之间的关系，而到了清朝中叶攻灭准噶尔政权之后，传统的边疆关系开始向全球性的经贸关系转变。作者认为，蒙古草原上的游牧部落们（不包括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族）在边疆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却并未成为中国的征服者，而来自于中国东北地区的部族们却由于其自身的政治与生态原因在中原王朝因内部叛乱而垮台之际得以在中原建立起国家政权。这也成为作者贯穿于全书的核心观念之一。
当然，作者作为人类学教授，并非关于内陆亚洲历史研究的专门家，也并不熟悉中文和其他内陆亚洲语言，这种研究领域及语言工具上的欠缺无疑会对研究产生障碍，并可能影响其论据及论证过程的准确程度。但是，作为历史学界之外的观察者，他对关于游牧帝国问题的某些基准性的传统看法提出了挑战。他大量阅读杰出的研究著作，充分利用了人类学学者对游牧社会所特有的田野调查经验，较之专研某一问题的专门学者，展示了一个更为宽广的视野，并对中国边疆史的研究贡献了一种不同于专门史学家的新思路。从专业历史学家的批判性眼光看来，他的此部著作缺少对于原始材料的运用，所附地图偏少，且在文末注释中也缺少某些必不可少的经典性书籍，如格鲁塞（Rene Grousset）的《草原帝国》等书，且其观念依旧保留着些许“中原中心”与经济决定论的色彩。但就从作者提供的新的观察分析视角而言，本书试图避开中国边疆史中的“历史/政治型”叙述模式并找寻“复合性”的尝试，对于我们依旧有所助益。或许，只有从最纯粹专业的角度加以探究，才能在这一层面加以最大限度地发掘。当我们在新的矿井中找到最璀璨的明钻时，或许会对周围矿井中遗漏的些许宝石抱宽容的态度。
（《危险的边疆： 游牧帝国与中国》，[美]托马斯·巴菲尔德著，袁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即出）
(《读书》200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