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启福

不同的生态环境铸就了不同的民族文化，自然与民族之间始终存在着互动关系，人为的改造是影响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因素。当今生态环境的恶化，严重地威胁着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生态重建须有选择地整合各民族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传统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




　　若以经济类型为依据，民族可分为渔猎民族、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三大类。渔猎、游牧、农耕等经济类型的出现，除了与人类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关，还取决于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
　　不同的自然环境，具有不同的生态。所谓生态，是指一定时空内所有生命存在与运动的客观实际，是自然环境中民族形成、生存与发展最为直接、最为重要的因素。不同的生态环境铸就了不同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是民族内部认同及与外部区别的标志。民族文化鲜明，则民族形象突出；民族文化淡化，则民族形象模糊；民族文化消失，将导致民族的消亡。生态与民族有着休戚相关的内在联系。
　　由于高原、丘陵、盆地、平原分布不均衡及所受太阳幅射、大气环流影响的不同，各地域的地貌与气候也各不相同。即使是同一地域之内，也因地势高低的差别，往往会出现大同之中的小异，即俗谓之“十里不同天”。地貌的复杂、气候的多样，构成了生态环境的复杂多样。生活在特定自然环境中的人群，须依赖自然、适应自然、利用自然以求生存与发展，久而久之，在其生产生活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及价值取向。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内，在生产、生活中具有相同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的人类群体便形成为民族。
　　民族的形成，在于民族文化的定格。民族文化是民族群体在生产、生活中劳动与智慧的总结。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决定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生活在江河之滨、深山密林里的民族，其生产生活依靠于捕鱼、狩猎，故其文化必然是渔猎文化；生活在草原上的民族，其生产生活依靠于放牧畜群，其文化必然为畜牧文化；生活于气候湿热地区的民族，其生产生活依赖于农耕生产，其文化必然是农耕文化。以自然环境与民族比较而言，自然环境长期处于相对固定状态，民族则处于相对变动状态。一个民族由于自然或社会原因离开了原来生活的环境，迁移到新的环境里生活，为了适应新的自然环境，其民族文化必然发生变异，但这种变异往往表现为民族文化增添了与现实自然环境相对应的新的文化成分，而一些民族传统文化的基因则往往会不同程度地长期传存，作为一种礼仪或记忆在其后裔中代代传递。
　　自民族产生之后的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总是表现为民族与自然的关系。因为人总是聚群而居，单个的人在大自然里是异常渺小的，脆弱的，极难生存的，更遑言发展。只有依靠群体的力量和智慧，方能在大自然中谋求生存和发展。就纵向而论，民族与自然的关系存在着渐进的历程。自然环境是有机界和无机界相互转换的场所，其有机物、无机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人类为了生存，必须而且只能利用所处自然环境提供的自然物质条件进行生产。社会经济发展的历程，反映出民族认识自然的深度、民族与自然关系的密切程度。
　　人是地球生物圈中的一个种群，与其他种群不同之处在于除了具有自然的生物属性之外，还具有社会属性，是生物圈中最为积极、主动而且富有创造性的群体。其根本特点是不仅对自然环境具有很强的适应性，还能对自然环境进行主动、积极的利用和改造，使之不断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在不同经济形态的社会历史范畴内，形成了不同特色的民族文化。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是对该民族适应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艰辛历程的记录，是对该民族改造自然环境的经验与教训的总结。
　　自然环境的复杂性、差异性，导致生活其间的民族在认识自然、应对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意识和方式上的差别，从而形成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既表现在不同地域空间文化内容与形式的不同，也表现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段文化内容与形式的差别。对自然环境认识的深度、广度，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环境能力的高低和方式的差异，是构成民族之间千差万别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基本成因。对自然环境认识的深浅与掌握改造自然环境技能的高低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一般来说，对自然认知度浅，改造自然的技能就低；对自然认知度深，改造自然的技能就高。认识自然的深浅，改造自然技能的高低，决定了民族文化的式样与历程，民间流传的“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等俗语，即是这一原理形象而精炼的概括。各民族万物有灵的意识、神话传说等，无不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在历史的长河中，各民族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实践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积累了善待自然、依赖自然、又不得掠夺自然、过度向自然索取的经验。有选择地运用存活于民族民间的传统生态知识，将有助于生态的重建，有助于传统文化的赓续。
　　（作者单位：贵州省民族研究所）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