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渊感生神话的历史形成
作者：胡祥琴
《民族研究》2006年第1期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云:“豹(刘渊之父)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于龙门，俄而有一大鱼，顶有二角，轩鬐跃鳞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觋皆异之，曰:‘此嘉祥也｡’其夜梦旦所见鱼变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鸡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贵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征也｡吾昔从邯郸张冏母司徒氏相，云吾当有贵子孙，三世必大昌｡仿像相符矣｡’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
该神话以神秘主义的方式对后汉建立者刘渊(即刘元海)的出生进行了详尽生动的表述，堪称古代政治感生神话的一个典型例子｡《晋书》为唐初史官所修，其 “载记”部分主要裁取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而成，可见刘渊感生神话至少在南北朝时期已完全形成｡秦汉以来的政治神话制造者都遵循着一条基本原则，就是试图通过神话故事而将政治人物打扮得与众不同，进而为他们树立神性权威，以达到现实的政治目的｡这也恰恰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刘渊感生神话的产生时间应当为刘渊在世前后，否则制造神话岂不失去了意义?那么该神话是根据什么创造的呢?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载，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这说明刘渊熟知儒家典籍，是一个汉化程度很高的匈奴贵族｡联系魏晋时期民族融合的历史背景，我们有理由相信，刘渊是当时诸多匈奴贵族接受汉族文化的一个代表｡陈寅恪先生在有关论文中就曾指出，匈奴上层的汉文化水平都很高，而其中尤以刘渊､刘聪等人为最｡参见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第100-102页｡这样看来，要考察刘渊感生神话的来源，从传统汉文化的典籍入手应该是一条有益的思路｡
刘渊感生神话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情节1)“祈子于龙门”;(2)“顶有二角，轩鬐跃鳞”的大鱼;(3)服“日精”而“生贵子”;(4)“左手文有其名”｡
古书关于龙门的最早记载见于《尚书·禹贡》:“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砥柱｡”由于《尚书》的《禹贡》篇从来被人们视为反映大禹治水及其任土作贡的文献，龙门便与大禹治水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发生了直接联系｡基于这一原因，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明确提出“禹凿龙门”之说:“禹凿龙门，通大夏，疏九河｡”《禹贡》成书年代不晚于战国，这表明龙门之名由来已久｡由于龙门之名源远流长，加之《史记》“禹凿龙门”说法的影响，使得龙门在历史上获得了极高的知名度｡龙门的声誉在秦汉及其以后不断得到提高｡《尸子》云:“龙门未凿，河出孟门之上，大溢逆流，无丘陵高阜，名曰洪水｡”《孝经·援神契》说:“禹凿龙门，辟伊阙，决江开岷，导四渎｡”总之，在汉魏时期人们的心目中，龙门已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地名，而是一个神圣和神秘的象征｡
刘渊感生神话中之所以出现“祈子于龙门”的情节，除了龙门自身的巨大影响之外，还应当与刘渊及其家族长期居住并发迹于山西龙门附近有关｡据《晋书》卷 101《刘元海载记》载:“刘元海以惠帝永兴元年，据离石称汉｡”“离石”即今山西省离石市｡刘氏贵族长期居于山西境内，这种情况即使在曹魏分匈奴为五部时也未曾改变:“刘氏虽分居五部，然皆居于晋阳汾涧之滨｡”《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再结合上文所说龙门在秦汉以来人们心目中的神秘地位，刘渊将自己的出生与之联系起来岂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刘渊感生神话中值得留意的第二个方面是围绕“大鱼”而展开的一系列情节｡在刘渊的感生神话里之所以出现“俄而有一大鱼”的情节，当与龙门和鱼的关系有关｡在汉文化的神话历史上或典籍中有关龙门和鱼的关系有“鱼跃龙门”､“登龙门”､“暴鳃龙门”等典故｡鱼跃龙门､暴鳃龙门可能是真实的自然现象，这一现象被神秘化盖始于东汉，东汉辛氏《三秦记》最早记载了此典故，其文略云:“河津一名龙门，水险不通，鱼鳖之属莫能上，江海大鱼薄集龙门下数千，不得上，上则为龙｡”《后汉书》卷67《李膺传》注｡可见，“鱼化为龙”的观念乃是古人将黄河中的自然现象神秘化的结果，这一思想的形成最晚也不过东汉｡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被神秘化的龙门是一标志，跃入龙门的鱼便是同类中的幸运者和佼佼者，它们脱胎换骨，“化身成龙”，从而与众凡鱼不同｡而龙又是中国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神或权力的象征｡龙成为天子的象征不迟于汉代，王昌正在《龙之研究》一文中说:“此后(即刘邦被神化后)，史家对帝王的记载，几乎没有一个能冲破帝王龙生的束缚｡”潜明滋:《中国神话学》，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8页｡结合刘渊出生的时代背景，就不难理解刘渊感生神话中鱼的出现了｡刘渊母祈子于龙门，有鱼“轩鬐跃鳞”而至祭所，由于这里的祭所即是龙门，所以所谓的大鱼“至祭所”不过是“鱼跃龙门”的另一种表述｡
刘渊故事里的“大如半鸡子”也不是随意的比附｡早在中国上古时期，卵便与人类的生育发生了联系，《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先秦历史上还有秦祖大业因卵而生的传说｡《史记·秦本纪》说:“颛顼氏之裔孙曰女修，吞玄鸟之卵而生大业，大业娶少典氏而生柏翳｡”秦祖大业的感生故事大致是由商祖契的感生故事附会而来｡刘渊之母服半鸡子状之物，遂“生贵子”的说法应当与先秦以来种种卵生神话有直接继承关系｡
至于感生神话中夜送“日精”及刘渊生后“左手文有其名”，也可以在汉文化的历史典籍中分别找到依据｡“日精”即太阳，太阳作为重要政治人物的象征，自三代时期已然｡《尚书·汤誓》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这是讲百姓在夏桀的严酷统治下难以忍受，以致甘愿与这个可恨的以太阳自居者同归于尽｡按照传统的说法，《汤誓》是商汤率领众人讨伐夏桀时的誓词，若此说可信的话，则将夏桀这样一位暴虐的君主比作太阳，显然是当时人们的普遍观念｡太阳在先秦时期不仅象征君主，实际上，大凡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都可被人们比作太阳｡《左传》文公七年(前 620)载:“酆舒问於贾季曰:‘赵衰､赵盾孰贤?’对曰:‘赵衰，冬日之日也;赵盾，夏日之日也｡’”赵衰､赵盾为当时晋国执政大臣，其势力在一时之间炙手可热，因此被时人比作太阳｡太阳被神秘化为政治人物(尤其是帝王)降生的象征，这种现象大致出现于汉代｡汉武帝出生时王夫人“梦日入怀”是其中较早的记载｡《史记·外戚世家》载王美人梦日入怀，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贵征也｡”“梦日入怀”实际上是古人观念中天子之灵降临人体的标志，因此而生者当然非帝王莫属了｡成书于魏晋间的《帝王世纪》云:“汉昭灵后含始游洛池，有宝鸡衔赤珠出炫日，后吞之，生高祖｡”《史记》卷8《高祖本纪》正义｡与上述种种有关太阳的神话相比，刘渊感生神话的“创新之处”其实不过是突破了“梦日入怀”的陈旧模式，改变为服日而生罢了｡
传统中原文化有关“有名在手”的最早记载见于春秋初期｡据《左传》昭公元年(前541)记载，晋国的始封之君､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有文在手”在当时观念看来似乎是天命所降的标志，因此后来唐叔虞被封于唐地为诸侯，这一政治事件也因此被染上浓厚的神话色彩，从而有了“受命自天”的涵义｡《左传》隐公八年(前715)载:“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这则传说的真伪无法判断，然而仲子后来果然嫁给鲁惠公为妻，可以断定这件事与她出生时“有文在手”的奇迹不无关系｡这样看来，有文在手也代表着富贵｡
汉魏之际是一个造神的时代，“有文在手”似乎成为人们渲染重要政治人物不可或缺的一种手段｡非常有意思的是，就连那些早期史料所载并没有“有文在手” 者，到了这时候也纷纷以这种形式粉墨登场了｡颛顼､虞舜以及黄帝等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兹举数例加以说明｡唐人司马贞《史记正义》引《河图》说:“昌意出河滨，遇黑龙，负玄玉图｡时有一老叟谓昌意云:‘生子必叶永德而王｡’至十年，颛顼生，手有文如龙，亦有玉图之象｡”手文如龙，正是先秦汉魏以来所谓的天生帝王之相｡《河图握拒起》描述了黄帝诞生时“有文在胸”的非凡迹象:“黄帝名轩，北斗黄神之精，母地袛之女附宝之郊野，大电绕枢斗星，耀感附宝生轩辕， 胸文‘黄帝子’｡”(又见《河图稽命征》､《孝经钩命决》､《诗含神雾》等纬书)与这些传说人物的情况相比而言，虞舜的“有文在手”说产生时代要稍晚一些，然而在晋人的作品中已创作完成｡《搜神记》卷8记载:“虞舜耕於历山，得‘玉历’於河际之岩，舜知天命在己，体道不倦｡舜，龙颜，大口，手握褒｡”什么叫做“握褒”呢?宋均注云:“握褒，手中有‘褒’字，喻从劳苦受褒饬致大祚也｡”可见这不过是“有文在手”的另一版本而已｡通过上引先秦至汉魏间的此类神话能够看出，刘渊感生神话中的“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云云，其实就是那些早期神话的翻版，它的来源是非常明确的｡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刘渊感生神话的形成深受汉文化的影响｡由于史料记载的局限，已无从得知这则神话到底与匈奴文化有多大关系，却可以在传统汉文化典籍中一一找出其中主要神话情节的“原型”，这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难以想象像刘渊这样一个汉文化水平极高的匈奴贵族，在制造神话时会舍弃他所熟稔的大量典故而另寻依据，因此完全可以断言:刘渊感生神话是中原传统汉文化诸多因素重新综合的产物｡
(作者胡祥琴，女，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历史系讲师｡地址:银川市，邮编750021)
〔责任编辑 贾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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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karin 于 2009-4-20 19:17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