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报》2009年7月24日
正确的历史观与民族观是认识新疆问题的前提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白振声谈“7·5”事件与新疆的历史
□ 本报记者 孙雅莉
7月16日，在由广州开往乌鲁木齐的内地新疆高中班学生专列上，各族学生同唱一首歌，同跳一支舞，感受着团结、互助和友爱的力量。图为列车员学跳维吾尔族舞蹈。资料图片
白振声，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系教授，民族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从教40多年来，先后为民族学专业本科生和硕士、博士研究生讲授《中国民族志—新疆民族》、《民族学概论》、《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国近代史》等课程。作为主要作者之一，著有《民族学通论》、《广义民族学》、《民族学理论与方法》、《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略》等。
“7·5”事件是反人类、反社会的暴行
记者：白老师，您长期从事和新疆有关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您怎样看待这次发生在乌鲁木齐的“7·5”事件？
白振声：“7·5”事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新疆发生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暴力恐怖活动，也是国内外敌对势力针对社会主义中国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暴力恐怖活动。暴力恐怖分子用刀具棍棒和石块疯狂残害无辜平民，造成近200人被杀，1700多人受伤，还有600多辆汽车和300多间店铺被烧毁，所以，我们说这是一起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如果从国际政治学和政治人类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次事件，可以说，这是一次反社会、反人类的暴行。西方推崇所谓的民主制度，在荷兰海牙设立了国际法庭，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以反人类、反社会的罪名来起诉、审判那些战争罪犯。我是1964年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的，当年的同学毕业后有在新疆工作的，我还有学生选择今年暑期去新疆做社会调查，所以“7·5”事件发生后，我也是非常担忧，打电话询问相关情况，结果他们都回答说是非常血腥，从小巷中竟然能找到50多具平民百姓的尸体。我们这样一个法制国家，这样一个祥和的社会，竟然出现了这种暴力、血腥的场面，暴力恐怖分子不是在反人类、反社会，又是在做什么？
记者：“世维会”声称这是“民族冲突”，那么，您认为应该从哪几个方面来看这一事件的起因？
白振声：从起因来看，这一事件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是直接原因，即“6·26”韶关事件。韶关事件本是一起普通的治安事件，而且事件本身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处理，但是境外的“世维会”却借此大做文章。他们以此为救命稻草，拼命扩大事态，通过在境外的挑唆和策划，内外勾结，妄图将事态扩大，演变成所谓的“民族冲突”。“7·5”事件发生后，“东突”分子对我驻外使领馆、对我旅游团队的暴力袭击，就是他们内外勾结的明证。
二是根本原因，那就是“东突”分裂势力一直在谋划新疆独立，而此事件只不过是他们为达到目的的一个步骤。“东突”分子搞暴力恐怖活动由来已久。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东突”分子策划的暴力恐怖事件就不断发生。据新华社报道，仅上世纪90年代期间，就有164人在他们的恐怖活动中遇难。如果再往前追溯，可以说，从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起，被推翻的国民党反动势力残余就和“东突”分子结合在一起，专门从事针对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的破坏活动。他们将目标针对所有心向共产党、拥护新中国的人。1996年5月12日，时任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大毛拉的阿荣汗·阿吉在遭遇恐怖分子袭击时，听到那些人口口声声地叫喊：“谁跟着共产党走，谁就是这个下场。”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突厥斯坦”这样的称谓，“东突厥斯坦”是将不规范的地理名词政治化
记者：您能介绍一下“东突”问题的由来吗？
白振声：如果要追溯“东突”问题的由来，我们需要先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中国自古称新疆为西域，公元前2世纪末，当时处于匈奴统治下的西域“三十六国”先后归服汉朝。公元前60年，西汉设置西域都护府，西域各地的首领和主要官吏均接受西汉赐予的印绶，接受管辖。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西汉开始在西域行使国家主权，新疆从此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
新疆的称谓是清朝后期才出现的。我们知道，清朝是由地处祖国东北一隅的少数民族——满族建立的政权，满族入关以后，对于他们来说，整个中原地区都是新开的疆土。当时被称做新疆的地方有好几个，包括四川的大小金川地区，还有贵州的一些地区。鸦片战争以后，新疆受到沙俄等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1864年，中亚阿古柏势力在英国唆使下入侵新疆，盘踞达13年。1875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就任钦差大臣，着手收复新疆。到1877年底，清军陆续收复了被阿古柏侵占的天山南北诸地。1881年2月，清政府收复被沙俄强行占领长达11年之久的伊犁。1884年，清政府正式在新疆建省，并取“他族逼处，故土新归”之意改称西域为“新疆”。新疆建省，是清朝政府对历代中央政权治理新疆的一次重大改革。自此，新疆行政建置与内地完全一致。
记者：那么，新疆又是怎么和“东突”问题纠缠到一起的呢？
白振声：要想说明白这个事情，还是要从历史上来追根溯源。突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已经消失的民族，如同匈奴、鲜卑、柔然、契丹一样，是曾经生活在中国西北和北方草原上的一个少数民族。有人说，北方草原就像一个大舞台，历史上一个个游牧民族都曾先后在此上演过一幕幕威武雄壮的话剧。公元6世纪中叶，突厥在中国北方草原上崛起，公元552年，突厥首领土门打败统治他们的柔然，以漠北（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北地区）为中心建立政权。尔后，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为争夺汗权争斗不休。8世纪中叶，东、西突厥汗国相继灭亡，其后裔融入了其他民族之中。突厥汗国灭亡后，有两个比较强大的部落向西迁徙，其中一个部落在其首领塞尔柱的率领下，于10至11世纪迁至西亚，在现今的土库曼斯坦建立了塞尔柱突厥汗国，并曾强大一时，到12世纪灭亡；另一个部落奥斯曼则迁至小亚细亚一带，于13世纪建立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在中世纪阿拉伯的地理学著作中，曾出现过“突厥斯坦”一词，意为“突厥人的地域”，是指中亚锡尔河以北及毗连的东部地区。随着历史的演进，“突厥斯坦”的地理概念已相当模糊，在此后的史籍中也已基本无人使用。19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在中亚地区殖民扩张的深入，地理名词“突厥斯坦”重新被提起。1805年，俄国人季姆科夫斯基在使团出使报告中又使用了“突厥斯坦”的名称，用以从地理上表述中亚及中国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鉴于两地历史、语言、习俗的差异和政治归属的不同，他将位于帕米尔高原东部的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称为“东突厥斯坦”，或称为“中国突厥斯坦”；把被俄国先后吞并的希瓦、布哈拉、浩罕等中亚河中地区称为“西突厥斯坦”，或“俄属突厥斯坦”。这一名称随之被西方广泛使用。但是在中国，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也无论是口语还是文献，从来没有“突厥斯坦”这个称谓。
维吾尔族的前身是回鹘，原称回纥，是铁勒（中国古族名）诸部之一。最初活动于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流域，后迁居土拉河北。公元744年，发展壮大了的回鹘在联合唐朝打败突厥后，于漠北建立政权，并两次出兵帮助唐朝中央政权平息“安史之乱”。公元840年，回鹘汗国因自然灾害侵袭、统治集团内讧及黠戛斯（中国古族名）的进攻等原因而崩溃，其部众大部分向西迁徙。其中一支迁往今吉木萨尔和吐鲁番地区，后建立高昌回鹘王国；还有一支迁往中亚草原，分布在中亚至喀什一带，与葛逻禄、样磨等民族一起建立了喀喇汗王朝。自此，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受高昌回鹘王国和喀喇汗王朝统治，当地的居民和西迁后的回鹘互相融合，并为后来维吾尔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记者：可以说，“东突”最初只是一个地理名词，那这个名词又是如何变成问题的呢？
白振声：从名称变成问题，需要从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说起。
这两种主义的产生，都与自19世纪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对亚洲的侵略有关。泛突厥主义产生于黑海一带的鞑靼国，目的是为了反抗沙皇俄国民族压迫的暴政，同俄罗斯资产阶级和他们极力主张的泛斯拉夫主义相抗衡。出生于克里米亚的伊斯马依勒·伽斯普林斯基提出，凡是讲突厥语族的民族，都要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以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泛伊斯兰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阿富汗，倡导者为哲马鲁丁·阿富汗尼，他建议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和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不过，这些人的政治主张在他们自己的祖国并没有产生影响，却在当时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受到了欢迎。当时的奥斯曼土耳其苏丹哈米德二世正面临西方列强对奥斯曼帝国的瓜分，迫切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来武装人民。这两种思想正符合他加强统治的需要，它们经过改造后演化为大土耳其主义，并以其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而盛行一时。
20世纪初，这一思想传入新疆，受到了极少数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的推崇，并成为“东突”思想的源泉。在外国敌对势力的怂恿、支持下，“东突”分裂势力开始制造动乱。1933年的2月，以伊敏为首的一小撮分裂分子在和田成立了所谓的“和田伊斯兰教王国”，伊敏自称埃米尔。1933年11月，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 沙比提大毛拉等在喀什建立了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这两次分裂活动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反对下，很快就被平息了。1944年，新疆爆发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一部分的“三区革命”（“三区”是指当时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勒泰3个地区），原苏联乌兹别克人、大阿訇、泛伊斯兰主义者艾力汗·吐烈窃取了“三区革命”初期的领导权，在伊宁成立了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自任“主席”，妄图搞分裂活动。1946年6月，“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撤消了艾力汗·吐烈的职务，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改组为伊犁专区参议会，分裂势力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由此可见，分裂是不得人心的，所以他们也必定失败。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东突”的分裂活动之所以能够得到一部分人的响应，原因就是它有一套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而这套体系又很能迷惑一部分人。我们前面提到的伊敏在1933年从事分裂活动失败后，逃到了印度，并开始著书立说。他大量参考了土耳其大突厥主义分子孜亚·乔家勒普的《突厥主义原理》一书，撰写了一部《东突厥斯坦历史》。该书根据老殖民主义者炮制的说法，将不规范的地理名词“东突厥斯坦”政治化，编造了一套所谓的“东突厥斯坦独立”的“思想理论体系”。鼓吹“东突厥斯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民族有近万年历史，“是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民族”；鼓噪所有操突厥语和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否认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历史；叫嚣“要反对突厥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消灭“异教徒”，中国是“东突厥斯坦民族3000年的敌国”，等等。上世纪40年代，伊敏回国，当上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参议员，他和玉素甫·艾沙、麦斯武德3人在1947年前后，先后回到新疆，分别担任了新疆省政府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等职务，开始大肆宣传他们的“东突”理论。这一理论被形形色色的分裂分子接受，并以此为旗号进行活动，企图实现其建立“东突厥斯坦国”的妄想。这一理论影响很深，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吐尔贡·阿勒马斯撰写的《维吾尔人》、《匈奴简史》和《维吾尔古代文学》，都彻头彻尾地贯穿了这一理论。
我们说，在当今世界，根本不存在突厥这个民族，也没有所谓的突厥语，只有突厥语族下的各不同民族语言。突厥语族是一个语言学上的分类，它下面又分不同语支，各语支包括多个不同民族的语言，如维吾尔语、柯尔克孜语等。不能将这些不同民族的语言混为一谈。对此，我们应该准确地表述，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加以利用。
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根基
记者：“7·5”事件已经过去半个月了，从您长期从事民族理论教学和少数民族学生培养的角度出发，您认为我们在加强民族团结、实现新疆的长治久安方面，还有哪些需要努力的地方？
白振声：“东突”分子为达到其分裂祖国的目的，一直没有停止过制造爆炸、暗杀、纵火、投毒、袭击等血腥恐怖暴力事件。“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东突”被联合国以及美国等国际社会认定为暴力恐怖主义组织，“东突”势力便改头换面，打起所谓维护“人权”、“宗教自由”和“少数民族利益”的旗号，编造所谓“中国政府借机打击少数民族”的谎言，混淆视听，欺骗国际舆论，试图逃脱国际反恐怖主义的打击。但是，我们说，事实可以证明，“东突”分子在新疆所从事的分裂活动，犹如蚍蜉撼大树，动摇不了统一多民族中国的根基。为什么这么说？一是在“7·5”事件中，我们听到、看到了许多维汉群众互相帮助、荣辱与共的感人故事。二是我曾经多次到新疆从事社会调查工作，也耳闻目睹了许多普通百姓之间的故事。比如，在库车县的三道桥乡，我就当地民族关系的情况询问过一个叫肉孜的维吾尔族村长，这位年轻村长的回答是“好得很”。我们到了那个村子，发现情况果然同他说的一样。在他们村里，维汉群众和谐相处，维吾尔族村民帮助汉族村民建房、安家，汉族村民帮助维吾尔族群众种植蔬菜，栽培果树，大家共同致富。
我认为，从长远来看，我们首先还是要加强宣传教育活动。事实证明，我国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现行的民族宗教政策，都有着无比的优越性和巨大的生命力，我们应该毫不动摇地坚持。但是，在具体的政策执行上，我们还需要多思考。比如，一说加强民族政策教育，好像就是对少数民族而言。其实，我们现在尤其需要在汉族群众中加强这方面的宣传教育。因为这么多年来，汉族干部群众中民族政策意识淡漠的现象非常普遍。
二是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比如双语教学，我们不能只强调少数民族学汉语，那些生活在民族地区的汉族干部、学生也应该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进疆的汉族干部都提倡学习维吾尔语，这样工作起来才方便。
三是要加强对青年学生的教育，包括在教育体制、办学方式以及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上，我们都要考虑，看其是否有利于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否有利于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