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报》2009年7月24日
多元和谐，汤因比选择新疆的理由
□ 郑茜
近30年前，20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曾进行过一场著名的被命名为“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对话。池田大作问历史学家：“如果可以选择，你想出生在哪个国家？”
汤因比面带微笑地回答：“我希望生在公元1世纪佛教已传入时的中国新疆。”
这是一个曾写作12卷巨著《历史研究》、试图描绘人类历史总的图式的历史学家。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人能够像他那样，深切地理解这个星球上流淌过的多种多样的文明？因此，汤因比的选择耐人寻味。
有历史学家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影响深远、历史悠久的文化体系有4个——中国、印度、伊斯兰和希腊罗马西欧文化体系；而这4个文化体系同时汇流的地方，在地球上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新疆地区。
当季羡林先生注视着克孜尔千佛洞那些斑驳的、精美无比的壁画时，他慨叹：“克孜尔千佛洞的壁画正是这些文明融会的结晶，世上亦再无类似的壁画。”
新疆是世界上唯一的四大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这一交汇最美妙的时刻正好发生在公元1世纪前后——汤因比所向往的那一时光。斯时，各路文化在此相遇——中原、印度、波斯、埃及、希腊、犍陀罗。而丝绸之路上的西域，显示出博大、宽容的胸怀，它兼容着、混合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
没有哪一个地方像彼时的西域一样，流行着那么多种的宗教、语言与文字，有那么多错综复杂的文化纠葛。从汉代以来，有30多种语言在这里留下了被使用的痕迹。这些语言包括：匈奴语、犍陀罗语、于阗塞语、汉语、焉耆—龟兹语、突厥语、粟特语、回鹘语、中古波斯语、吐蕃语、蒙古语、满语等；而他们曾经使用过的文字至少也有20多种——汉文、佉卢文、焉耆—龟兹文、于阗文、突厥文、粟特文、叙利亚文、回鹘文、吐蕃文、摩尼文、波斯文、哈卡尼亚文、察合台文、契丹文、胡都木蒙古文、托忒蒙文、八思巴文和满文等。
公元1世纪，处于丝绸之路北道要冲、北依天山、南临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龟兹国，正伸张胸怀，开阖无边地容纳着东西涌流的文化。
龟兹国是“西域三十六国”中的大国之一，它的领土包括了现在的库车盆地绿洲、拜城绿洲、阿克苏绿洲、新和绿洲、沙雅绿洲和轮台绿洲。龟兹国的居民构成十分复杂，从民族上讲，龟兹境内曾生活着羌、塞、月氏、乌孙、匈奴、突厥、回纥和汉人，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他们都逐渐融合成了龟兹人。
史书记载着这样一个确凿无疑的故事：公元前77年，龟兹王绛宾爱上了从中原嫁到乌孙的解忧公主的女儿弟史。在弟史从长安习完鼓琴返回乌孙的路上，绛宾婉言挽留途经龟兹的弟史，趁机表达真情。最后，征得解忧公主的同意，绛宾终于如愿与弟史永结百年。1年后，夫妻俩携手前往长安，一住就是1年。绛宾眼界大开，对汉朝的制度和文化极感兴趣，回到龟兹后便力排从议，大刀阔斧实行改革。
龟兹位于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站。据说，龟兹国王曾将澡罐这种佛教器物作为贵重的礼物献给了汉武帝，而这是中国皇帝得到的最早的佛教器物。在佛教传入龟兹前，龟兹曾流行过多种宗教，如萨满教、祆教等等。但是，到公元1世纪时，佛教在这里人们的心中显示出它无尽的魅力，连王宫的装饰也开始借鉴寺庙的形象，以显示出王者从信仰那里得来的灵感。节日期间，各佛寺都会用珍宝锦绮把佛像装饰起来，然后载到彩车上，在城内街道上缓缓而行。上自国王、王后、贵胄、大臣，下至庶民百姓，都脱掉帽子，穿上新衣，赤着双脚，手拿鲜花出门迎接佛像。待佛像驾临，人人顶礼膜拜，个个焚香散花，仪式极为隆重。
佛教带来的不仅仅是高深的教义。依照龟兹人的性格，他们更容易沉醉在美妙动人的佛教艺术里。在木扎提河北岸雀尔塔格山脉依山傍水的悬崖绝壁间，最有声名的能工巧匠在崖壁上凿出了第一道痕迹。佛教石窟的开凿声从此便经久不息，以至于在龟兹的领地里持续了数百年。被季羡林先生认为是“文明融会的结晶”的克孜尔千佛洞，就是龟兹石窟最辉煌的代表作。那些层层迭迭、井然有序的洞窟，包括了供养佛像作礼拜用的支提窟，僧尼静修或讲学用的精舍毗诃罗窟，僧尼起居用的寮房，埋葬骨灰用的罗汉窟等等——这样完整的建筑体系，即便是对于世界上的佛教中心而言，都是罕见的。
东西文化交融的场景同样在丝绸之路的重镇吐鲁番上演着。
德国学者克林凯特在《丝绸古道上的文化》一书中说：“几乎没有其它哪个绿洲，在文化面貌上像吐鲁番这样丰富多彩，它位于一条东西大道和一条南北大道的交汇点上。因此它就很特殊地成为东西方许多不同文化的相会地点。从文化上说，吐鲁番好像一块海绵，它从各个方面吸收精神内容与文字形式，而并不一定要把它们统一化、规范化。引人注目的是，这个绿洲的文化传统极富国际性。”
十字路口上的绿洲！历史学家用“十字路口文化”，来解释历史上吐鲁番文化的开放性。
吐鲁番曾是世界上古代宗教最活跃、最发达的地方——据各种文字的文献、壁画及出土文物证实，吐鲁番曾传播过所有的世界性宗教。例如，公元前4世纪前后，产生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即中国所称之祆教，俗称拜火教）传入吐鲁番地区，高昌政权曾专门设置机构和官员来加强对祆教事务的管理，说明这里的祆教徒不在少数；佛教传入西域后，高昌国曾是著名的佛教中心之一，吐鲁番佛教在造像、绘画、音乐、舞蹈、寺院和石窟建筑艺术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创立于伊朗的摩尼教在公元6世纪前后经粟特商贾传入吐鲁番盆地，吐鲁番在9至12世纪曾是世界摩尼教的中心；在摩尼教传入前后，景教——基督教的早期派别聂斯脱利派——也传入新疆，在高昌回鹘时期与摩尼教、佛教同时流行；在东察合台汗国黑的儿火者（约公元1389年至1399年在位）时代，吐鲁番地区开始接受伊斯兰教；道教以及儒学伦理也在公元5世纪开始传入吐鲁番。在距今约1700年的阿斯塔那—哈喇和卓古墓群出土的文物中，曾出现过书写“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等极具道教色彩词语的文物，还发现过《毛诗郑笺》、《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说明这一时期儒家思想曾是上层社会治理国家所奉行的理念。
如此多样的宗教文化并行于吐鲁番绿洲，堪称当时世界的一个奇迹。显然，它也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奇迹。
这就是历史上的新疆——丰富而和谐，多元而和平；斑斓得令个体生命难以穷尽；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堪诗意栖居的地方。
毫无疑问，这就是汤因比选择新疆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