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学：国际学界的重要力量
作者：杨圣敏
《中国民族报》2009-07-24
6月30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百年历程展”在云南昆明开展。 资料图片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执委会主席瓦格斯(右一)赴云南大学考察第16届世界大会筹备情况。 本报记者 王珍摄
民族学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至今已有百年了。在旧中国，中国的民族学界主要依托西方各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在几十所大学开设了民族学人类学课程。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中国民族学界又成为苏维埃民族学派的一支，曾为新中国开展的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作出卓越贡献，并为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参考。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民族学界经过30年的努力已初步自立门户，在学术上形成了自己的本土化特点，一个中国民族学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功能学派已初现端倪。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即将在中国举行，这标志着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已成为国际民族学人类学界的一支重要力量。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与之同步，中国的民族学也迎来了学科的新生与春天
民族学又称“文化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于19世纪中叶产生于西方。如果从1895年汉译本《天演论》（严复译）在中国问世之日算起，或从1903年汉译本《民种学》出版之日算起，民族学传入中国已有100年的历史了。如果从它在中国高等教育中被列为正式课程算起，民族学在中国也有100年的发展历程了。
1978年，当改革开放新时代来临的时候，中国的民族学已经磕磕绊绊地走过了坎坷曲折的70年。70年中，这个学科经历了20世纪之初从海外引进，到二三十年代初步建成比较完整的学科，再到1937年以后十余年的本土化努力和初步繁荣的过程。到了上世纪40年代，中国的民族学已经发展成为国际民族学界一支初具特色并引人瞩目的新生力量。1949年以后，经过一场脱胎换骨的改造，尽管部分学者的民族学研究还在“少数民族问题研究”的名义下继续，但实际上，作为一门学科，民族学在中国大陆已经被撤销了多年。1978年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大会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把民族学与哲学、法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等学科并列，确认其为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门独立学科。民族学作为一个学科获得了新生。
在1978年以后的30年中，中国的民族学发生了以下3个方面的重大变化：首先，它获得了新生。全国几十所高校开设了民族学、人类学专业，全国大部分省区都建立了民族学研究机构。其次，它摆脱了孤立。在与西方学术界断绝来往30年之后，特别是自1959年以来与国际民族学、人类学界完全断绝来往近20年以后，它再次融入国际学术界，成为国际民族学界的一员。第三，它在全面开放的基础上初步自立门户。1949年以前，中国的民族学界主要向西方民族学诸学派学习，其研究也依托于西方民族学界的各种理论展开；1949年以后，它开始追随苏联民族学，成为苏维埃学派的一支；现在，经过最近30年的发展，在学术上它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本土化特点，一个民族学的中国学派正在形成。
最近30年来，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可以大略划分为如下3个时期: （1）上世纪80年代，恢复与重建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教学、研究机构相继恢复与重建，有十余所高校建立了民族学人类学学院、系或研究所等机构，几十所高校开设了民族学、人类学课程。与民族学相关的期刊、专栏等相继创办，国外有关的各类著作得到大量翻译和出版，国内学者的民族学、人类学著作和教材也陆续推出。（2）上世纪90年代，初步的发展与研究领域的拓展。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大量涌现，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浪潮对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冲击，给中国带来了很多新的民族问题，这些都需要民族学、社会学等社会学科进行研究并给予解释。政府和社会对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更加重视，民族学界也积极参与到中国当前各种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中，民族学获得了更快的发展，从引介国外理论方法为主发展到初步的创新性研究，研究领域也拓展到了国际民族学界现有的各分支学科。（3）21世纪初期，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2000年以后，中国民族学受到政府和社会更大的关注和支持，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也更加密切，进入百年来发展的黄金时期。
经过近30年的努力，中国民族学已能够与主流的国际学术界进行平等的讨论和对话，在学术上已初步形成了比较鲜明的特点
教学与研究机构。在民族学会建设方面，1980年，中国民族学学会重建，学会下设汉民族分会、回族分会和影视人类学分会3个分会。目前，中国民族学会会员近2000人，其中约45%为少数民族会员。此外，各地方还建立了一些以地方的社会和民族研究为重点的民族学会，如中国西南民族学会、黑龙江省民族研究学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学人类学学会、云南民族学会等。一些单一民族的研究会也相继成立。在人类学会建设方面，1981年成立了中国人类学学会，目前有会员近千人。
在高等教育方面，以中央民族大学为首的中国13所民族院校，大多建立了民族学教学与研究的学院、系或研究所。另外，云南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兰州大学、北京大学等十余所高校也设立了民族学、人类学系、研究所或开设相关专业。在社会科学院系统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生院民族系是高校系统以外在民族学与人类学领域实力最突出的研究机构。
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在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方面，在上世纪80年代民族学和人类学恢复的初期，国内学者重点是翻译介绍通论类和教科书类的著作，也翻译一些学科介绍性文章。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开始编写出版本专业的教科书，与此同时，翻译介绍国外著作的重点也转向了上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的一些经典著作。近年来，中国学者已经更多倾向于重点翻译介绍国外学者最新的当代著作，主要是近十余年来发表的著作和论文，西方一些民族学、人类学杂志上的论文也已经可以几乎同步地以中文形式出现了。此外，还出现了中文版形式的英文杂志，以及对西方民族学著作进行评介的著作。近30年来，中国民族学翻译和评介的工作，实际上是继20世纪之初所开始的大量译介国外民族学类著作的热潮之后，再次大规模地引进作为完整系统的西方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同时，中国民族学界结合中国的国情和中国民族学发展的历史与特点，在民族学与人类学理论、方法本土化方面也有一定的进展。
在民族学的应用研究方面，中国民族学学科发展的根本途径就是紧密地联系中国社会，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角度正确地解释中国各民族的社会实际，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服务。在这种结合中，通过对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分析，才可能不断创新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实现本土化。近年来，中国民族学在结合实际的应用研究方面，与理论和方法的研究相比，取得了较明显的成绩，主要表现在对发展问题、环境问题和民族关系等问题的研究方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由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和国家民委合作承担的“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调查研究”。该项目自2000年开展，2002年第一期调查报告完成并上报国务院，国务院据此发出第44号文件，给予22个人口较少民族以数十亿元的发展支持。在民族发展问题的研究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什么是我们所需要的“发展”，有大量论文讨论的是在现代化和西部大开发背景下少数民族发展的道路问题。在现代化和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如何使传统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如何保护环境，也是近年来学者们讨论较多的问题。这些研究成果对于社会、政府和当地的社区与民族都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关于民族关系问题的研究也有较多的成果发表。其中，有的研究针对全球范围内不同民族与文化之间的冲突，有的研究针对全球化与民族多元文化之间的冲突，有的研究则讨论通婚、语言等因素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中国的人类学尽管基础薄弱，但也有其优势，这就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留给学者们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在中国，历史学是传统最悠久、积累最深厚的一门学科。借鉴历史学的一些方法和传统，充分利用丰富的历史文献，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传统和优势。近年来发表的很多民族学著作与论文，充分利用历史文献，一方面对所研究的社区、民族、人群作背景性的介绍，另一方面在对当前一些社会与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时，能够深入挖掘出这些现象的历史原因，从而给予更准确深入的解释。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民族学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已经明显不同于西方学者的口述史研究传统。中国学者大多借鉴历史文献和历史学考辨文献的能力，将文献介入口述史的研究，校正口述的偏差，解释口述内容的意义，从而使得中国学者的口述史研究别具一格。
中国民族学研究取得丰富的成果，其中一部分对国际民族学、人类学界普遍关注的传统理论有修正和发展的意义，一部分则进一步丰富、突出了中国民族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本土化特点
分支学科逐渐建立起来。经过多年的努力和积累，近年来，我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一些分支学科已经初步建立起来。这主要表现在出版了一批分支学科的教材和著作，各高校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系都新开设了相应的课程，特别是学者们的研究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划分出了不同的理论和方法的视角，从而加强了研究的深度，也推动了一些分支学科学会的建立和分支学术会议的召开。近年来，一批有关经济人类学、影视人类学、体质人类学、都市人类学、宗教人类学、应用人类学、青年人类学和生态人类学等分支学科的教材、通讯和著作先后出版；法人类学、妇女人类学等分支学科虽然还不见教材出版，但已有多部相关的研究著作和译著问世；历史人类学、审美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移民人类学、乡村人类学和医学人类学等分支学科也都有一批学者在从事研究，并且其成果已形成一定的影响。
对国际民族学界传统理论产生冲击。民族学、人类学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在中国发展的时间不长，又几经坎坷，因此在学术成果、研究队伍方面比较薄弱，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有待提升。近年来，随着中国民族学界研究水平的提高，其研究成果也开始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有的成果还对国际民族学界的传统理论形成了冲击，在国际民族学、人类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有关婚姻制度的研究成果，引起了欧美民族学和人类学界的注意。北京大学教授蔡华的著作《无父无夫的社会》出版后，世界一些著名的人类学家如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英国的罗德尼·尼德姆、美国的克利弗德·格尔茨等人都发文评论，给予很高的关注。中国学者在婚姻制度和云南摩梭人研究领域的成就，是几十年来学术积累的结果。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老一辈中国民族学家就相继进行摩梭人的调查研究并且发表了多部专著。对于此问题的解释尽管在国内外都有不同意见，但这项研究本身说明了中国民族学界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已有越来越多的成果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并对国际民族学的理论发展作出了贡献。
结合实际的应用成果突出。中国民族学界的传统特点是结合社会问题实际的应用研究优于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近30年来，伴随着中国社会巨大的发展与变革，很多新的社会、民族问题凸显出来，民族学界的研究几乎介入了所有这些问题，包括经济全球一体化与地方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关系问题、民族关系与民族冲突问题、现代化背景下的宗教发展趋势问题、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等。这些问题的研究成果，一部分以专著、论文和调研报告的形式公开发表，更多的是给各级政府的内部报告，为政府调整和制定相关的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