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的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
2009年07月23日 15:33:3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记者：我们知道，民族学、人类学产生于西方，传到中国也只有百年的历史，它们在中国本土的建立和发展的依托或根基是什么？
郝时远：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人们可以从多角度去判断中国之大之古老。但是，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视野看，中国之大不仅在于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而在于她所具有的丰厚文化遗产，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星罗棋布的考古遗迹，丰富多样的语言文字，翔实浩繁的文献资料……。这一切都表明，中国是一个民族学、人类学田野广阔、资源富饶的国度。当然，中国不是现代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发源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历史上缺乏民族学、人类学的观念和实践。
在先秦文献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五方之民”的互动关系，即所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中华夏”这样一种历史格局。当时对这几个方位性分布群体的语言、风俗、嗜欲、服饰、饮食、居室等差异性描述，就是中国最早的具有民族志意义的记录。当然，越来越多的新石器以来的考古发现，也从文化类型、社会发展程度等诸多方面证明着远古中华文化多样性的分布及其交互影响。至于文献的记载，更可谓汗牛充栋，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多民族互动构成了我国古代社会延续不断、朝代传承的重要动因。无论是西戎之属的秦人，还是北魏汉化的鲜卑；无论是混血的唐朝李氏，还是契丹、西夏、女真；乃至统一全国的蒙元、满清，实际上都延续着先秦历史的“五方之民”互动的势能。这样一种历史国情，在世界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中可以说绝无仅有。因此，在历朝各代中原王朝的统治实践中，民族关系的调节之策、边地边疆的治理之法都是重要的内容。同时，诸多有关少数民族社会的专门记载，或志、或传、或游记，比比皆是。我曾写过一篇《清代台湾原住民之民族志———〈番俗六考〉》,就是通过对清廷派驻台湾的官员黄叔璥所著《番俗六考》一书的研究，反映我国民族志的历史传统。民族志，是通过田野工作实现的研究文本，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中国有这样的历史传统。
记者：民族学、人类学之间是什么关系？
郝时远：民族学（Ethnology）和人类学（Anthropology），都是产生于近代西方的学科。不过，说清楚这两个学科的关系，非专文论说不可。一般认为，人类学是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问，而对人的研究包括了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因此人类学初始阶段注重人类体质类型的描述、测量和区分。当然，这与西方世界全球性扩张的背景直接相关，因为各大陆之间不同的“种族”正是在那个所谓“地理大发现”时代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互动和交往。但是，人类的种族之别，除了生物学意义并没有其他社会意义，比如没有什么“种族的文化”或“种族的语言”，人类社会群体的聚合形式是通过血缘氏族组织向地缘民族组织演进的过程，即同一种族中包含了诸多文化相异、语言不同、习俗不一的民族性群体，对这些群体单元性的描述就产生了民族志（Ethnography）文本。虽然民族志中包含了体貌特征的辨识，但更多关注的是被调查描述群体的语言、信仰、家庭婚姻、社会组织、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广义文化的内容，而注重于这方面研究的学科也就成为民族学。如果粗线条的划分，人类学具有英美传统，民族学具有德法俄传统。从学科边界而言，民族学较之人类学要狭窄，人类学在其发展中包括了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我们今天理解的民族学，与人类学中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具有同一性。当然，有关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关系在国际学术界也存在诸多争论，所以也形成了“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这样“难舍难分”的学术组织。
记者：民族学、人类学在我国本土化过程中形成了那些学科性特点？
郝时远：民族学在早期传入我国时，曾突出了“民种学”、“人种志”这类译名，最终以蔡元培的“民族学”译名，得以学科性的发展。1928年，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历史语言研究所设立民族学组和人类学组。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长蔡元培亲自担任了民族学组主任。在此前后，我国的许多著名大学开设了人类学、民族学课程。这些研究机构和教育实体的建立，标志着我国民族学、人类学早期的学科性发展。在研究实践方面，虽然不乏具有民族学、人类学特点的调查研究，但是有关边疆政治、边疆民族、民族问题等方面的研究取向更加显著。其中，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观察中国的民族问题形势，指导民族工作的实践，对1949年以后我国民族学研究的发展起到了主导性作用，即形成了包容狭义理解的民族学在内的民族研究体系。而这一体系的形成，在学科理论和结构上也直接受到苏联民族学的影响。在人类学方面，由于苏联的人类学主要是体质人类学，所以在我国有关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归属于科学院系统。考古学形成独立学科，其中包括了考古人类学的传统。语言人类学则因汉语及其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的区隔而绝少为人提及。社会文化人类学在相当意义上与民族研究体系内的民族学合流，在名义上也基本消失。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现代社会文化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大量译介传入，人类学及其相关分支学科也迅速发展，研究与教学机构相继恢复和建立，同时也推动了民族学自身在学科地位方面的变化。目前，在国家的学科划分规范中，民族学下包括了原民族研究体系中的民族历史、民族理论、世界民族、狭义民族学（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经济，乃至蒙古学、藏学等专门学问。同时，在社会学中也包括了社会文化人类学。这种学科划分和归属虽然不尽科学，但是它反映了民族学本土化过程中的综合性特点。同时，人类学研究也正在发生学科内部的分解，正在衍生出诸多学科性方向，如影视人类学、都市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医学人类学、体育人类学、女性人类学、生态人类学、宗教人类学、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哲学人类学，等等。这些缀之以“人类学”的研究方向或学科性取向，使人类学的研究田野和对象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即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民族学研究中以少数民族为基本对象的局限，其田野调查扩展到了城市和不同的群体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学与社会文化人类学正在实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发展。因为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无论什么样的田野，都会涉及到民族因素。即便是传统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在分子生物学取而代之的条件下，它所面对的虽然不再是体貌特征，但是对不同民族的基因研究却为此打开全新的视野。同时，随着考古学的发现，历史上多民族、多种族、多文化的互动，也为考古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研究课题。
记者：民族学、人类学曾经是以传统社会为对象，那么其现实意义是什么？特别是在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我国的民族学、人类学正在关注那些现实问题？
郝时远：民族学、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的确是建立在对那些所谓“原始”的社会研究基础之上，它反映了西方殖民势力全球性扩张过程中，对所谓“新大陆”古老文明或传统社会进行的“他者”解读。甚至这种“解读”曾为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提供了帮助，也曾为种族主义观念的现代流行提供了佐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社会对种族主义的挞伐，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也经历了反省和转型的变化。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爆发“文化革命”之后，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的视点更多转向了后工业化时代的城市、阶层、移民、女性、同性恋等各类社会群体，其中包括对美国“熔炉”政策失败的检讨。有关身份/文化认同、地方性知识、多元文化主义、文化相对论、文化多样性、人权、少数人权利、族裔复兴以及流动性、碎片化等后现代思潮，都为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所关注，因此也产生了众多理论流派。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性问题的增多，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视野更加开阔，对现代社会的变迁及其所面临的问题进行研究，使这些学科的现实性显著增强，人文关怀的色彩日益浓厚，其研究视点越来越广泛地深入到发展观念和模式的范畴。
我国是一个正在持续发生社会转型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因素随着经济持续的快速增长呈现日益增强的态势，但是我国又是一个幅员广大、地区差异显著、民族众多的国度。因此，几乎所有的学科所面对的实践都无法摆脱传统与现代的交织。所以，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必然出入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从传统意义上讲，民族学、人类学需要深入农村、牧区进行扎实的田野调查；但另一方面，其田野工作的范围已不限于一村一寨的局限，需要面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而这类问题，在广阔的西部地区往往与少数民族、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
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虽然只有1亿多人口，但是其聚居分布地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占到国土面积的64％，在两万多公里长的陆路边界线地区基本上都居住着少数民族，30多个少数民族与境外相关国家的主体民族或少数民族具有历史文化的渊源关系，现贫困人口中大部分属于少数民族，等等。因此，经济地理意义上的西部地区，事实上主要是少数民族地区。在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特别是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不仅面临着经济基础薄弱等历史因素，而且涉及到我国陆路边疆地区的现代化进程、社会稳定、边防巩固、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说到底，在关系到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由于历史、地理、民族、宗教、文化和环境等因素，在发展模式上需要探索新的思路和实践。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大气候和我周边形势的变化，“三股势力”对我相关地区的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西方等一些国际势力利用民族、宗教等问题对我诋毁、渗透的力度加强，其中在关涉人权、生态环境、传统文化、宗教信仰自由等方面的问题对我形成较大压力。而这些问题，都属于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
记者：您谈到在西部或者少数民族地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探索新思路、新实践的问题，可否进一步加以说明？
郝时远：我国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综合国力的大幅度增强，与实践邓小平同志“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是直接相关的。进入新世纪以来，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进程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显著加快，近年来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位居全国之首。但是，这些地区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区域教育、科技、管理能力，区域生态、环境抗逆水平等方面，大都位居全国之末的基本态势并没有改变。单纯追求GDP增长速度的发展取向，改善投资环境的社会生活“东部化”的模仿，甚至某种体现政绩的城市发展中的“水泥森林”化，往往伴随着生态环境恶化和文化多样性资源的流失代价。西部地区的优势不仅在于矿产、能源、森林、草地等自然资源，而且还在于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这些优势。我们党历来强调因地制宜地实施发展，而在加快发展的推动下照搬东部的发展模式则非科学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西部大开发进程中，探索符合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际的发展思路和模式，是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其中，对少数民族多样性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传统知识和智慧进行发掘、提炼、升华，无疑也是创新性发展不可忽视的本土资源。同时，在这一发展进程中，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少数民族聚居格局也正在发生人口流动、劳动力转移和各民族散、杂居化的态势，民族关系的民间化、社会化发展日益显著，各民族之间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关涉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相互适应问题也不断扩大，这种发展不可避免地使族际互动中的矛盾、摩擦相应增多。这些问题，都是目前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关注的“热点”问题。在这方面，国际民族学、人类学界提倡“应该以人类学的方式设计发展，真正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观念，是值得重视的取向。
记者：我国民族学、人类学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合作的情况如何？在这方面有哪些重大的学术活动？
郝时远：我国是人文资源极其深厚、丰富的国度，但还不是民族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发达的国家。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还没有形成符合国情实际、立足本土的学科理论体系。因此，在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方面，一度受苏联民族学理论、目前受西方人类学理论影响的痕迹显著。当然，我们不可能关起门来发展自己的学科理论，必须通过国际性的交流、借鉴、吸收、创新来实现自身学术的发展。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交流、引进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相关的学术研究机构、教学机构、学术团体开展了与国际同行以及我国的台湾、香港、澳门学界的广泛交流，其中包括学术访问、会议论坛、建立在联合田野调查基础上的合作研究等多种形式，效果显著。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工作者也日益广泛地走向世界，其中参加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的学术交流活动成为重要的渠道之一。
当然，在各种各样的理论纷至沓来的形势下，一方面打开了我国学者的学术视野，在理论、方法、规范和成果等方面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某些“饥不择食”、生吞活剥、脱离国情实际的应用和括套，甚至是削足适履地括套。例如，在“族群”理论的本土阐释和应用中，就出现了不求甚解、不及其余的随意性现象，以致造成一定程度的概念混乱和理论误导，其中所谓提倡“民族”研究“去政治化”、实现“族群”研究“文化化”观点具有代表性。事实上，这种研究取向不仅脱离我国的实际，而且也与世界范围广义的民族问题形势不相符合。如果全盘接纳外来的理论体系，我们构建自身学术理论的努力也就不需要了。亦步亦趋于国际流行理论或思潮不是学术交流。学术交流是一种互动关系，而非单向的吸收、接纳。互动是通过双向的磨合、理解和适应实现创新发展的过程，我想这是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国际交流的主流取向。
近些年来，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界对中国学术界的发展日益重视，对我国的社会变革和广阔的田野兴趣盎然。我们自身的发展和在国际学界产生的影响，也使我国民族学、人类学争得了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的主办权。2008年，我国将在昆明举行主题为“人类发展与文化多样性”的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大会。这不仅将是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发展史上的一大盛事，而且也将是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界繁荣发展的重大契机。这一被称为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界“奥林匹克”大会在我国召开，预计将有数千名各国专家学者出席。这次大会前期准备工作已经进入实质阶段，其中包括我本人主持的学术工作委员整合全国相关学术资源，即包括人类学传统涵盖的、分别依托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相关学科共襄盛事的任务。目前，围绕2008年大会的学术活动十分频繁，国际上专家学者参与的程度也明显增强。我们希望，根据大会主题的导向，组织国内外专家学者在什么是发展、如何发展等诸多具有全球性意义的问题方面提出人类学的见解，发挥民族学、人类学在探索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多样共容、和谐共存进程应有的学术功能，这些将是2008年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大会的重要目标。（2007年07月04日 本报记者赵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