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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花秘扇》与女书

《雪花秘扇》与女书

这部电影从开拍时就因为“泼墨事件”倍受关注。电影改编自美国华裔女作家邝丽莎的同名小说,故事讲述了两个小女孩因“女书”结缘而延续一生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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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怀橘 于 2011-4-1 18:1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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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评:“秘扇”中的中国想象

中新网 2011年07月08日 16:01 来源:中国艺术报

  “秘扇”中的中国想象——评电影《雪花秘扇》

  《雪花秘扇》虽然是一部中美合拍片,却显然以美方为主,无论是导演、编剧还是原小说作者,都是美国人或美籍华人,只有李冰冰及其所讲述的中国故事,可以让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观众指认出这是一个关于中国的故事。这部电影改编自美国华裔女作家邝丽莎的英文同名畅销书,讲述了分别发生在当代上海和清末湖南小镇的两对女性“姐妹”情谊的凄美故事。这部电影的导演是知名华裔导演王颖,曾于1993年拍摄的成名作《喜福会》,同样改编自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成名作,讲述了解放前去美国的4对母女的情感纠葛,与《雪花秘扇》相似,也是关于中国女性的“秘史”。由此可见,导演擅长把握《雪花秘扇》这种中国女性隐秘而细腻的情感。

  与《喜福会》书写中国女性在海外的离散经验不同(需要处理在美国的现实遭遇与记忆中的中国情感),《雪花秘扇》呈现了跨越不同历史时空的中国女性情谊。影片讲述了两个彼此参照的故事。一个是生活在当代上海的两个青年女性尼娜和索菲娅的故事,一个是生活在19世纪湖南小镇的两个自幼结为“老同”的百合和雪花的故事。两组故事形成一种前世今生的关系,也就是说百合和雪花是尼娜和索菲娅的前世,后者则是前者的今生,而李冰冰和韩国影星全智贤也分别扮演古今两个角色。

  影片最大的看点,就是对中国特定时代和地域的“老同”文化的展现。无论是百合、雪花裹小脚,还是她们在媒婆之约下结为“老同”(老同指的是同年出生,且长相脾气相近的女孩一生相互照顾,互相爱惜),并且学习女书(女性之间相互交流的文字),以及婚丧嫁娶的仪式,都在电影中做了恋物式呈现。从百合、雪花通过秘扇来传递信息到她们产生隔阂、绝交,最终在雪花临死前和解,这种超越于“闺密”又非同性恋的凄美故事被极大地唯美化。与通常所叙述的女性被压抑、被剥夺的故事不同,女同、女书不仅让女性可以拥有“自己的语言”,而且可以结成彼此共享的情感同盟。这种差异性的故事成为新的东方主义想象的一部分,而得以继承或者说传承这种女同文化的,则是国际化大都市中的跨国白领。

  影片一开始就是在上海跨国公司工作的高级职员尼娜要被派往纽约的场景,这对于高考落榜、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的尼娜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成功机会,而此时心存芥蒂的闺蜜索菲娅(一个跟随父亲来到中国的韩国女孩)却偶遇车祸。于是尼娜深情回忆了与索菲娅结为“女同”并交恶的过程,几乎是古代故事的当代翻版。与古代故事经历家庭变故、时事变迁相似,当代版本的尼娜和索菲娅也经历着相似的家庭变故。百合成为了陆夫人,雪花在贫穷中度过,而尼娜即将到纽约工作,完成从上海姑娘到“美国人”的飞跃,索菲娅却在出租屋中写作。这种家世、人生的巨变,是为了衬托或者说凸显那份可以超越一切变故的女同之间“真心永不变”的情感。

  尽管这部电影在上映之初被认为是“女版《断背山》”,但影片非常小心和微妙地呈现这种女性情感。通过尼娜和索菲娅的故事,说明女同文化与现代生活并非格格不入,可以成为一种新的情感表达的方式,一种区别于友谊和同性恋的女性情谊。显然,这种女性情谊,对于异性恋的婚姻并不构成任何挑战,反而她们都是拥有家庭或男朋友的“好女人”。也就是说,这种略显差异的“老同”情谊,不过为正常的中产阶级核心家庭生活提供有趣的补充。相比百合与雪花用女书来沟通,对于生活在上海的尼娜和索菲娅来说,女书不是上海方言、普通话、韩国话,而是英语(就连索菲娅写作的手稿也是用英语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这部电影不过是为追求新奇的全球中产阶级提供新的时尚话题。

  这种精致的秘扇、女书、女同文化对于西方观众来说,是一种异域的东方传奇,一种想象中的异样的文化。而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却会产生一种间离效果。因为把19世纪中叶的中国直接剪辑或蒙太奇为当代中国的故事,其间被省略的恰好是中国观众所熟悉的血迹斑斑的近现代历史。不过,这样两种唯美的古典中国和国际化大都市的现代中国,恰好是当下西方对于中国的双重想象。

  或许,观众没有必要过分细究这些变故的缘由,恰如影片结尾处的动漫镜头,一切历史的变化、城市的变迁,都像季节的盛开与凋零一样,显得如此的轻飘和恒常。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东西,如索菲娅所深埋的对父亲的怀念,以及索菲娅与尼娜的“深情厚谊”,是可以超越时空的。

作者:张慧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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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雪花与秘扇》看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女性

中国新闻网 2011年07月14日 16:24 来源:文艺报 

  “地母”、“莲花”与“龙女”

  从《雪花与秘扇》看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女性

  改编自美国华裔女作家邝丽莎同名英文小说的电影《雪花与秘扇》(Snow Flower and Secret Fan),不是一个可以一望片名而知内容的影片。

  小说的背景是太平天国前后的湖南瑶族村寨。“雪花”是叙事者百合的“老同”——同年同月同日生、终其一生一对一、彼此忠贞甚于夫妇的结拜姐妹,“秘扇”是“老同”结义的信物,她们在上面用当地女性专属的秘密文字“女书”记录、交流人生重大时刻的体验:这把折扇上的第一句话是7岁的雪花问百合是否愿与她结为老同,最后一句话是雪花病故后,痛悔交加的百合写下雪花已“飞上了云霄”,愿百年之后“可以一同翱翔”。


  有趣的是,雪花本不是花,为什么不用这个词的惯用翻译?只能说,长久以来以花命名中国女人,是一种西方人的思维惯性。原作者虽然有华裔血统,但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观看中国的方式都打上了东方主义的印记。

  “花”与“扇”的民俗展示

  电影增添了现代上海的时空维度,在韩国长大的雪花家族后人索菲亚,与上海本地女孩尼娜演绎了一段与百合雪花二人相仿的姐妹情谊:儿时家境优裕的索菲亚和雪花一样家道中落、潦倒度日,个人际遇的白云苍狗之变,几乎毁灭了她与尼娜之间本已超越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女性情谊。《雪花与秘扇》成了索菲亚笔下的家族传奇。在她出车祸昏迷后,尼娜在病床前读起索菲亚的手稿,一个半世纪前的故事与尼娜的回忆穿插行进。

  民俗电影中的民俗不是一个中性的概念,这种展示之所以吸引眼球,瞄准的是东方与西方、旧世界和新世界有高下之判的差异性;受众是渴望在一个古老的国度寻觅东方奇观的西方人。以强者自居的他们,想看到的是一个贫穷、愚昧、有异域风情的“他者”。而中国第五代导演一度以欧洲三大艺术电影奖项的评委会为目标人群,不遗余力地这样想象中国。

  虽然邝丽莎自诩华裔,但她作为作者的文化身份,只能是一个对中国传统抱有善意的西方人,《雪花与秘扇》与中国第五代导演作品“自我殖民”的不同显而易见。第五代的民俗大杂烩,也是避开西方人看厌了的大城市,专门深入穷乡僻壤寻觅落后玩意儿,但这些传统时而也在宏大的叙事中迸发出丰沛而强劲的生命力,寄托了作者沉郁的民族复兴愿景。

  反观同时代的《末代皇帝》,叙事不可谓不宏大,但投向傀儡皇帝溥仪的目光不是批判,而是同情。镜头在今昔的交错闪回之间,每每都以“开开门”的呼喊串场,仿佛溥仪一直是一个不能自主的小孩子。他的卖国行径是由于他身为“历史的人质”身不由己,这是只有“外人”才能安然自处的立场。

  《雪花与秘扇》也是以这样饱含同情的笔触,来描绘一个多世纪前那些被禁锢在家里的中国女性。书中比“女书”更有存在感的民俗符号,也可以说是全书真正的主角,是“三寸金莲”。

  在情节设置上,一双完美的小脚,让百合成了名门望族的长媳,地位上的差距让她与雪花渐行渐远;在审美趣味上,电影人物大体上符合西方人对古老中国女性的想象,她们是饱经折磨,仍温婉坚韧,并保持强大生殖力的“地母”。

  欲望与恐怖的梦乡

  小说中,百合缠足时母亲一段宛如箴言的话反复回响,俨然全书主旨。她一边扯动百合“断裂的脚趾骨”,一边说:“只有经历过痛苦才能拥有真正的美丽,只有经历了煎熬才会拥有真正的平静。”

  作者隐隐宣扬,传统女性从封闭而顺从的苦楚人生中孕育的精神力量,今人仍可以汲取。这不由得让人想起赛珍珠的《大地》(The Good Earth)及其同名电影。女主人公阿兰是个嫁给穷苦农户的伙房丫头,无论是饥荒还是小康,是乱世中协助丈夫,还是发家后被丈夫冷落,她都只求奉献、恪守妇德,是理想女性的化身。她的丈夫王龙说,“她就是大地!”

  《大地》在诺贝尔奖和奥斯卡奖上斩获颇丰,并于1937年上映时取得了2500万美元的惊人票房。它在西方主流社会、尤其是在美国的成功,原因可能在于阿兰夫妇的自耕农发家史,暗里赞颂的是美国清教伦理。

  赛珍珠和邝丽莎来到了中国,搞了点农学和人类学调查,回去就推演出几部中国农村题材小说,隔膜和误读是免不了的——谁告诉邝丽莎丈夫去世了,正妻就要被卖掉?但在观摩与同情中挖掘传统中国的文化价值,百年来已至为友善了。

  有人说过,“在西方文化的中国形象中,中国并不是一个实在的国家,而是一个隐藏了西方人欲望与恐怖的梦乡”,是他们投射假想敌的容器。

  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影像中的中国女性形象,“地母”并不多见,“莲花”与“龙女”才是主流。“莲花”的另一个名字是“中国娃娃”。“莲花”是“蝴蝶夫人”这一戏剧形象在电影领域的变体,从默片时代开始,电影里叫“莲花”的中国女人,就如同小学作文里的“小明”、“小红”一样常见。

  “莲花”的关键词是柔美、脆弱与牺牲,她们倾慕西方文明,帮助在中国的白人并与之相恋,而白人最终会抛弃她们。最有名的一位“莲花”,是1922年华裔女演员黄柳霜出演的《海逝》(Toll of the Sea)中的女主人公,她的结局是投海而死。也许是这部影史留名的彩色电影,让学界将这类程式化的角色如此命名。

  “龙女”走到了“莲花”反面,她们通常是 “傅满洲”(程式化的中国男性角色)的助手,神秘、诡诈,不值得信任,实施攻击西方文明社会的邪恶计划。1931年《龙的女儿》(Daughter of the Dragon)一片里傅满洲的女儿一角激发了漫画家米尔顿·卡尼夫的灵感,他的系列漫画《特瑞与海盗》合成了“龙女”这一新词。

  无论是“莲花”还是“龙女”,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艺妓”,她们似乎永远没有家族的管束,白人可以随意获取她们。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表现中国农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生活的《雪花与秘扇》,将“花”与“扇”的意象叠加,无疑会使西方观众想起《蝴蝶夫人》和《艺妓回忆录》。这样的中国女性,难道不是来自想象吗?

  东方是西方?

  也许,有人会反驳,对“黄祸”的恐惧确有现实基础,这就是义和团大战八国联军。这是西方世界与中国在近代的有切肤之痛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然而,傅满洲与他的女儿一直活跃到上世纪70年代。李安的《卧虎藏龙》中的玉娇龙,也还是“龙女”,还是难逃一死。义和团已经是百年前的事了,西方的电影工作者为什么数十年如一日,在银幕上讲述“傅满洲”和“龙女”怎样意图颠覆西方文明?

  “黄祸”的理论支持,还在19世纪后半期的种族主义。种族主义者从达尔文进化论得到启示,用种族来划分人群,并认为种族有优劣之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可以说,近代以降,维护白人血统的纯洁性,是东方题材的题眼。1918年公演的舞台剧《东方是西方》(East is West)很是典型。美国驻华大使之子与中国少女明娃相爱,最后大家发现原来明娃是西班牙传教士的女儿。“东方永远也不可能成为西方”。如果没有揭示自己的白人血统,明娃按规矩是不可能活到剧终的。

  黄柳霜有一句话,她不无辛酸地说:“(在银幕上)我已经死过一千次了”。在她的时代,这绝不是艺术的夸张。男性角色也一样,怀疑血统不纯常常构成剧情矛盾的主线,能摒除中国血统的,可以大团圆结局;被证明混血的,是死路一条。

  1957年出版的小说《苏西黄的世界》及其同名电影,是“莲花”在流变中的里程碑。第一次,一个“艺妓”在银幕上不仅不用死,还得到了一个白人的爱情。今天的观众看到与澳洲演员休·杰克曼在《雪花与秘扇》中发生过感情纠葛的全智贤在片尾睁开了眼睛,想不到作为一位黄皮肤女性,比起在B级片中死过千百次的前辈们,这是多么大的幸福。

  东方与西方,在东方主义的殖民话语中,是落后与进步的同义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20年来中国电影失去了表现城市的能力。大都市的灯红酒绿对于西方人而言司空见惯。他们不想看,我们就不拍,长此以往,就抓不住中国城市的魂儿了。

  西方人掌镜的电影中,中国的城市更为失真。《北京等待》《功夫梦》里的北京,让多少人跌破眼镜:这是我们每天生活的那座城市吗?《雪花与秘扇》的古代部分,将原著小说人类学观测报告一般的平板叙事,只抓取只鳞片爪,已经让人感觉隔膜了;占用了大量篇幅的现代部分情节上前言不搭后语,主人公们活动的城市比《盗梦空间》里筑梦师造出来的还虚幻。

  长期妖魔化的叙事,曾经阻断了西方理解东方的路径。而打通这条路,远远比阻断艰难得多。(苏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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