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启福

胡人身 汉人将

——唐粟特人的文化选项与族源记忆

李鸿宾

唐代的胡人武官像

        唐朝（尤其后期）的宫廷禁军，特别是人们所熟悉的神策军，出身外族如粟特身份的将领，着实不是个小数目。

　　何文哲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这些粟特人是如何融入汉族社会的？在其汉化的过程中，又经历了哪些思想的变迁？




　　何文哲是今人几乎毫不知晓的人物，但若要追溯到1180多年前，特别是在长安的宫廷里，他的名声可是如雷贯耳。作为神策军（唐朝中后期主要的禁军）的军事首长，他手下有10多万兵众，在朝廷内外凭由军队说话的时代，禁军将领上可以左右皇帝的抉择，下可以决定宫内斗争的胜负。这么一个重要的位置和这么一个关键的人物，族属却是个“外来者”——粟特人，这能让皇帝放心吗？

　　的确，在人们的观念里，唐朝向以开化而著称。就皇宫禁廷内部的守卫工作而言，若以常人的角度观察，势必要择用那些最忠诚的同族人来充任，外族人自应不在此列——同族人担任皇帝的警卫总比异族人放心——这似乎是个不言而喻的惯例。可是我们却发现，唐朝（尤其后期）的宫廷禁军，特别是人们所熟悉的神策军，出身外族如粟特身份的将领，着实不是个小数目。这种状况是怎么形成的呢？据《资治通鉴》记载，自唐玄宗天宝年间（公元742年至756年）以来，滞留在都城长安的西域各国各地使者，生活费用全部由政府外事部门负责供给，已渐渐成为朝廷的一大负担；而且这些人“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想撵走都不成。后来大臣李泌想出一个办法，下令有关部门统计长安城里的胡客，一共查出4000多人来。李泌指给他们两条出路：一是干脆归国了事，以减少政府的补贴；二是愿意留下来的，就要纳入唐朝的属籍，成为唐朝的百姓，再安排工作为国家效力。结果是，“胡客无一人愿归者，（李）泌皆分隶神策两军，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牙，余皆为卒，禁旅亦壮”。也就是说，包括粟特人在内的这些西域胡客都被安置在保卫宫廷的神策军里了。

　　何文哲进入神策军，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实现的。从《资治通鉴》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表面上主持清查长安胡客并将他们纳入神策军这项工作的是李泌，实际上背后的支持者是德宗皇帝。没有皇帝的首肯，李泌也不能擅自做主招揽胡客进入禁军。这些胡人都被视为是朝廷可信任、依赖的人而征召入宫的，这种情形在其他王朝里确实不多见。那么，禁军中的胡人是否忠诚呢？

　　据《何文哲墓志铭》中记载，何文哲入禁军之后，曾参与拥戴穆宗皇帝即位的活动，获得皇帝“卿翊卫心膂，为朕爪牙”的称赞；敬宗即位伊始，宫内发生染工暴动，他又“领敢死七千人，或擐甲重门，严其环卫；或荷戈讨乱，诛剪群凶”，敬宗也亲口对他说：“今日投卿，安危斯在，还宫之后，必议甄酬！”又是一番夸奖；就连文宗皇帝上台不久，也有“卿有莫大之功，社稷今存是卿之力，即令宰臣与卿土地”的赞誉和承诺。因为忠诚勇敢、表现突出，甚至为皇帝万死不辞，何文哲的职务迅速飙升，成为中尉之下、万人之上的左神策大将军，这是禁军中最高的武将职位了。

　　类似何文哲的例子还有很多，粟特人安金藏为证明皇嗣（也就是后来成为皇帝的睿宗）在武则天掌权的时候没有异图，甚至剖胸以示自己言辞的不罔和皇嗣的清白。这个惨烈的举动大大地感动了武则天。粟特人石演芬在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背叛唐德宗朝廷的时候，坚决反对并声称自己只忠诚于朝廷，最后竟不屈而死。这些情况在唐朝不是个别、偶然的，而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他们的行为也因此博得皇帝和朝廷的称赞。笔者认为，这种忠诚除了有胡人尚武精神的原因外，还与他们进入内地走向汉化有直接的关联。

　　进入唐朝管辖范围的粟特人及其后裔，大体上呈现聚集、分散居住两种状态：聚集者分布在各处，尤其边缘地带更为集中，尚保持着本民族原来的一些习俗和文化，且多系中下阶层；与此对应，中上贵族首领则多被安置在长安、洛阳等城市，充当朝廷文武官吏。在这类粟特人中，何文哲即为典型。他们长期处在中原内地，周边多系汉人及其相同的主流文化，他们的生活更容易受此影响而改变。事实上，他们忠诚于朝廷的义举，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正是深受汉化影响的结果。因为忠诚可靠，就能获得朝廷的信任；获得信赖，就能出仕任职；出仕任职，就能享受荣华富贵；享受荣华富贵，就能扩展家族、荣光后代。从这个角度讲，忠诚和勇敢是他们生活在内地的一个最佳的选项。因此，胡人忠诚背后隐藏的因素颇为复杂，忠诚已成为他们走向坦途的必要手段，由此而获得信任，在获得信任的过程中取得禄位，在禄位的获得中吸收中原文化，……这与边缘地带胡人自成系统的生活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于是，中上阶层的粟特人就从中亚的胡人文化转向了中原的汉人文化。这个取向，就是何文哲发展的轨迹。

　　另一方面，何文哲的墓志里又清清楚楚地记载：“公本何国王丕之五代孙。”墓志接着叙述其先祖自高宗永徽初年入唐以后各代的发展情形，至何文哲及其诸子辈，入唐已达180年之久。像这样成为唐朝百姓、长期生活在中原并任职朝廷的粟特人后裔，在我们所见到的入华粟特人中，应该说是很有典型特征的。从墓志铭文的整体情况看，这个家族已基本汉化了，如果没有这句“何国”的族源追溯，我们已很难界定他们的外来族属身份。尽管如此，何文哲的后人（包括碑铭的撰写者），仍然没有忘记他们的中亚源头。

　　民族学的研究告诉我们，民族的属性，往往通过记忆而承传和延续。对于一个完全脱离自己民族生活环境、进入一个迥然不同的陌生世界的人，有关语言、婚姻、生活习性、思想等诸多层面的文化渊源，就只能留存在记忆之中——记忆，是族性、本根得以保持的最后壁垒。何文哲的姓名、字号、籍贯、郡望，这些汉式的装饰都足以证明他和他的家族早已转型而融入汉人的文化世界里，而对自己民族属性的认同，只能保留在记忆深处。墓志本身并不能为外人广为阅读，它是个很私密的东西，这个家族在墓志里追寻粟特祖源，应该说是汉化之后对自己族性渊源的一种回念，只不过这个回念是私下的、密不透人的。

　　荣新江教授在其《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中提出一个说法值得参考：安史之乱对唐朝的冲击是人人皆知的，其危害之大，对时人的震撼，几乎遍及全国。因此，唐后期汉人世界出现一股明显排斥胡人的社会思潮。面对迥然有别的不利局面，内地的胡人就以改变自己的籍贯与郡望等形式，隐藏胡人的身份，借以换取在内地安全生活的条件，他们的汉化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实现了。何文哲家族是否也受到此风的影响？从他祖、父，特别是他本人任职地方和长安的情况，可以想象得出，他们也不能排除在外。墓志记载的都是这个家族忠诚于朝廷和皇室的行为，足以证明这个家族奔向汉化的意愿，于是，粟特祖源、粟特身份的文化特征，就让位于对汉文化的追寻和攀附之中。现实生活中的本土化，是他们的刻意追求；原有民族的文化根源，就只能保持在家族的某种秘密的记忆之中了。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 2009.04.24第7版

文章链接：人类学在线http://www.anthropology.net.cn/?action-viewnews-itemid-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