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俗蠡测·
五 民族志与古典神话研究[1]
钟敬文
民族学这门学科，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以研究民族事象为任务的民族学（Ethnology），就是理论的民族学；另一个是以记述民族事象为职志的民族志（Ethnography）[2]，就是记录的民族学。这两部分是有密切关系的（有些学者把后者看作理论民族学的“下属科学”），但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它们的活动可以或应该相对地独立进行。
作为一种比较严格的科学，这种学间的形成和发展，显然是近代的事情。它跟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其海外通商、传教和殖民等活动有着密切关系。但是，如果我们要去探寻这种学问的渊源，那么，在欧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著作，例如希罗多德的《历史》，就包含着这类有关异民族的风俗记录；在我国，则那部大约编纂于两千年前的《山海经》（其中《海内外经》等部分），就提供了这方面的可贵资料（当然不免夹杂着一些怪诞的东西）。唐、宋以来，这方面的记述就逐渐多起来了，关于境外民族的，如《诸蕃志》、《真腊风土记》等；关于国内民族的，如《蛮书》、《台湾使槎录》等等都可以说是有一般文化史和民族学史价值的[3]。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特别是前中央研究院成立以后，有关的学术单位，依照世界这门科学的宗旨、方法去进行工作，对于南方的苗、瑶、彝族，东北的赫哲族等，都进行了调查、探究活动，并取得了一定的科学成果。可惜对于我国历代所积累下来的这方面的丰富文献，没有给以必需的整理，而研究工作也没有较广泛地展开。
五十年代以后，由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正确的民族政策，对众多兄弟民族的历史、文化，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不少资料。但因为太偏重于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因而相对地忽略了对各民族历史、社会、文化的广泛深入调查和研究。至于对过去这方面文献的整理工作，就更少动手了。这使我们学界在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点的民族学（包括民族志）及发展各种文化科学（包括神话学）的工作上，都受到一定的损失。这种“负”的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作为今后工作的借鉴的。
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承认，民族志及民族学的原始资料和研究成果，对于我国乃至于世界文化史及一般文化科学的研究和发展，都是极其宝贵的。因为中国境内有五十多个兄弟民族，他们不但所住的地域各自不同，所处的社会形态也大相悬殊。直到五十年代之前，他们当中有不少民族，社会性质还处在原始公社的末期，保留着原始社会的制度、风习和文学、艺术。有些民族则停留在奴隶制或农奴制的阶段，有的处在封建社会的初期。他们不同程度地保存着与社会形态相适应的制度和文化。这几十个民族，差不多把人类所经历的社会阶段状况，同时地展开在我国辽阔的版图上。它成了社会发展史的形象的展现。这对学者们进行社会、文化各学科的考察、研究，是何等有利的条件！
近年，有人从纳西族现代保存的某种婚姻习俗（“阿注”），联系到他们的宗教、神话等，去阐明该族远古历史上存在过的婚姻制度及社会性质，取得了有说服力的科学成果。这只是一个小例子，但它能说明民族志的资料，对于社会史、文化史的探究、阐明，具有多大的作用。
现在稍谈谈民族志跟古典神话研究的关系问题。
我国古典文献里，保存了不少神话、传说的记录。这种宝贵的资料，从五四以来，逐渐引起我国学者的科学关心。从事这方面搜集、探究工作的人不能算太少。我们只要翻翻那册没有公开发行过的《民间文学论文索引》（所收限于五十年代前，而且并不是怎样完备的）里神话、传说部分的论文，五十年代前这方面的情形，就可以大略明白。五十年代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辑过好几年的《民间文学论文资料索引》，但似乎并不怎样完全。因此，现在我们不大容易明了这方面的论文和记录篇章到底有多少。但是，只凭我个人过去耳目所及而现在还记得起来的，数量也就颇不少。我们这方面决不是一张白纸。当然，从观点的应用看，从使用的方法看，的确都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现在，只有认真总结经验，并且今后作进一步的努力，才能使我们在世界学坛上无愧于主人翁的位置（世界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正在大力研究我们这方面的文化遗产）。
大家知道，无论从事哪一种文化科学的研究，都必须注意到研究的方法，重视那有关的辅助科学。忽略了这些，即使具备了其他的必要条件（如正确的观点、可信赖的基本资料等），也可能限制了我们的科学成就，甚至使我们陷于困境——不能有所收获。
如上文所说，我国古代文献中的确保存了好些神话、传说资料（有的就是在世界神话学上也是很有价值的）。它决不像过去一些西洋学者所说，中国古代缺乏这种文化产物，或者要用后来的神怪小说等去冒充它。但是，跟古希腊、印度等民族比较起来，我们这方面的资料，大都是分散的、零碎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在书面化的过程（事实上当然不仅限于这种过程）中，受到种种损害，弄得面目模糊，甚至于性质全异——关于这些问题，下文要比较详细谈及）这种状况，对于我们进行古典神话学的研究、探索，无疑是不利的。它阻碍我们去取得更高的成果。为了突破这点，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各种辅助科学。我们必须求援于古文字学、考古学、民族史、民族志及原始文化史等。在这些辅助科学中，我觉得民族志（神话、传说是构成它内容的一个部分），必须给以应有的重视，充分发挥它在研究资料上的辅助作用。
民族志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居住在五大洲的大小民族（特别是那些文化晚熟的民族和地理上靠近我国或文化上跟我们有历史关联的）都能提供这种宝贵资料。如印度、越南、日本、朝鲜以及南洋群岛等地区的民族社会、文化的记录，对于我们的古典神话研究，都可能产生一定的有益作用。这方面的工作，过去已经有些外国学者尝试了。例如法国的马斯伯乐教授，就用印度支那民族的神话、传说，去阐明我国那些古典神话（羲和、洪水等传说），并且得到一定的成绩[4]。
国外民族志（神话、传说记录）的利用固然是必要的、有效的。我现在更要着重指出的，是对国境内许多兄弟民族的民族志资料的重视和运用。这种资料，数量是相当庞大的，质量也有不少是极贵重的，它是一个巨大的神话资料宝库！它对于我们研究那些在记录上有种种缺点的古典神话，能提供极丰富也极重要的一般比较材料。有些古典神话记录，意义不大清楚，在某些民族志资料的照明下，往往能够使它原来的性质、意义显现出来。
特别值得我们看重的，是兄弟民族这方面的民族志资料，不仅能提供一般性质的比较资料，往往还能提供一种跟我们文献上某些古典神话“血缘相关”的更为宝贵的资料。就是在现在一些兄弟民族的神话、传说记录里，既有那些在较古时代就已经流传入我们古典神话的领域，成为我们古典神话的一个构成部分的；也有原来为汉族的神话、传说，因接触关系，流传到兄弟民族的口头上，而直到现代，仍然以大致相似或相同的原来面貌在流布着。这是十分宝贵的学术资料。它有利于并促进我国古典神话学的研究是不用说的。去年，我们集合了十六所高等院校的一些有关教师在北京师范大学共同编纂《民间文学概论》的教材。在拟定的章目中，有一个是“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开始时，我们觉得这方面现成的材料不多。但是，经过这部分编撰人员认真的调查、探索，结果却发现了不少的有关资料，终于完成了那一章的写作计划。这件小事，对于今天我们考察古典神话，研究它与民族志（民族的神话、传说及有关的风俗、制度的记录）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总之，我们今天要攻下古典神话学这座关口，重视和运用我国境内数十个兄弟民族的民族志资料以及有关的民族史成果，是非常必要的，那样做也是一定能奏效的。为了进一步证实这种观点，我现在试通过论述我国古代女娲神话记录上的缺陷和新发现的民族志资料《女蜗娘娘补天》的作用，来使我们提出的问题得到有力的证实（后文从略）。
最后，让我再郑重说了两句：民族志，是我们研究古典神话学的一个得力帮手，它是这种学问的一门必需的辅助科学！
1980年10月22 日初稿写毕，北京。
[1] 本文为节选，原题为《论民族志在古典神话研究上的作用——以〈女蜗娘娘补天〉新资料为例证》。
[2] 这个名词，日本过去学界，曾译作“土俗学”（或“土俗志学”），我国解放前出版的某些著作也沿用了它，例如谢六逸编译的《神话学ABC》第一章；我自己也曾在某些文章采用过.
[3] 《蛮书》，唐代樊绰著，其中第四卷和第八、九两卷，所记为云南少数民族及周围民族的情况。《台湾使槎录》，又名《台海使槎录》，清代黄叔璥著。该书后半部《番俗六考》，记述当地高山族的民俗和歌谣等。
[4] 参看冯沅君翻译《书经中的神话》第一、二节，商务印书馆。
(来源：钟敬文著：《谣俗蠡测──钟敬文民俗随笔》，
巴莫曲布嫫、康丽编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