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文化：田野是“实验场”还是“我们的生活本身”(二)
民间文化论坛 发表于 2006-3-14 14:22:23
刘宗迪 施爱东 吕微 陈建宪
话说得不少了，该打住了。总的来说，本人目前的立场更接近宗迪，尽管我一直欣赏爱东的论文，理由已如上述。爱东认为，对科学的反省是西方科学发展至今毛病已经充分暴露后的当下之事，而在我们这里还远远未到反省科学的时候。但我以为，实际上对科学的崇拜和对科学理念的应用，在２０世纪的中国，其程度可能要远远超过西方国家。至少，在他们那里还有宗教在掣肘，而我们这里，科学已经摧毁了一切宗教和宗教性的东西（至少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是如此）。然而，尽管已经僭越了宗教的崇高地位，科学却无法提供绝对命令。绝对命令之所以绝对，就因为绝对命令出自人的绝对自由的决断而无须将此决断回放到经验的实验场所中以求得实践的检验。因此，科学所提供的预设（命令）尽管也是人的自由的体现，却不可能是绝对的命令，而只能提供有条件的、相对的以及可被证伪的命令。今天中国的很多社会问题，多与社会的非宗教化和全面科学化有关。
因此，民俗学究竟应当走向何方？民俗学应当和能够为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社会做出什么贡献？是走向经验科学，还是回到本学科的起源之处，抑或两者兼顾？重新思考中国民俗学的真精神，是我们中国民俗学者目前面临的艰难选择。对此，本人还在犹豫，还没有想好。如果我们不采用科学的方法，那么我们在经验研究中还可能有什么更令人满意的替代方法么？宗迪自己对《山海经》的解释不仍然是一个科学的假设或主体的预设吗？而这种预设和假设，必然要设定一些条件同时也排除另外一些条件。因此，宗迪的论文和施爱东的文章（也包括我自己的文章）在我看来，同样是在强迫对象（无论这对象是主体还是文本）做出“是”和“否”的回答。要从科学主义的立场、方法过渡到建立在新的学术伦理基础上的新的研究方法即新的整体研究范式，中国民俗学还有相当长的路程要走。
施爱东
有个穷人买了一只鸡蛋，盘算着如何用它来孵小鸡。他老婆夺过鸡蛋就砸了。穷人惊问为什么。那婆娘说，蛋孵小鸡，小鸡变大鸡，大鸡又生蛋，蛋又孵小鸡……有了很多鸡，你就会有钱，男人一有钱就变坏，所以，我要先断了你的源头。
宗迪在论辩中故意混淆了两个概念：“科学方法的探讨”与“科学信仰”。对方法的认识与追求是任何工作得以进行的首要前提，这本是无可厚非的。宗迪先是把方法与信仰捆绑在一起，然后再给它们贴上一个主义的标签——“科学主义”，一下就把我送上了砧板，提刀就剁。如果这种标签可以乱贴，我是不是也应该为宗迪贴上“不可知论”、“人本主义”，甚至“人类中心主义”之类的标签？
我只是想孵个小鸡，宗迪非要说我“不仁不义”。其实正如吕微说的，我们是在两个层面上说话。我讨论的是科学哲学的问题，而宗迪讨论的是科学伦理的问题。
其实，我所关心的正是吕微“非常想听一听”的关于宗迪对我的实验报告“不严密甚至夹带私货的问题的分析”。综合宗迪历次对我的指责，我把问题归结为二：
实验的结果其实早在试验设计时就已经暗自夹带了。
部分结论根本不必进行实验就可以为大家所了解。
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我先陈述一个常识：科学实验不是随机观测，任何实验都是有目的的，是在特定知识结构的指引下所进行的。自然本身是一个标量，是纯粹的混沌，它本身不呈现为任何可以直接观测的规律，而实验设计却是矢量，它具有明确的方向。世界上不存在没有目的没有预设的实验。当你想购买一种书写工具的时候，你一定会走到文具市场，而不会在蔬菜市场上转悠。同样，生物学家设计克隆实验的时候，他只会设计羊克隆羊的实验，他不会设计羊克隆猪或者牛的实验。这个实验将由他做而不是由你做，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实验将怎么做而你不知道。所以瓦维诺夫在《相对论的实验证明》中说：“设置实验是为了判明某些理论构成的正确与否，实验者总是在进行实验之前先提出实验的合理性问题。”这是所有科学实验的最根本的认识论基础。
我的实验不是自然观测，我有明确的目的和指向，这在我的论文中做了非常明确的说明。我也预设了结果。有些结果被证明了，我在论文中进行了详细说明；有些结果没能被证明，我只能留待以后再讨论；有些预测被实验所推翻了，我果断放弃了。当然，也出现了一些事先没有预测到的结果，比如，男性与女性在故事传播中的差异性问题。
我认为，实验设计的预设性并不是问题所在。如果宗迪认为“预设”本身就是问题，那么，宗迪应该先为“科学哲学”或者“实验方法的认识论”问题进行证伪，然后再对我进行批判。
其次，宗迪认为我的许多结论是不用实验就可以知道的。如果这样，感谢宗迪，因为这说明在宗迪的知识演绎中，我的结论是合理的，宗迪的经验直观又一次证明了我的结论的有效。现在的问题是，既然这是一个普遍认为有效的知识，实验还有没有必要？
我的回答很直接：有必要。
这里涉及到一个专业知识的生产问题。你用什么手段和方法来生产你的专业知识？是理性与科学呢？还是靠心灵与感悟？我的回答是，应该把专业知识的生产建立在理性与科学的基础之上。我一点也不怀疑宗迪的感性直观能够达到相近的认识，但是，如果我们允许这种自我的、感性的思想方式成为建构专业知识系统的有效途径，那么，我们的工作将以什么样的标准来继续？我们凭什么在主体与主体之间达成理解与共识？
有规则才能界定游戏，但规则必须是既定的、能得到共同体所普遍认可的。在专业知识的生产中，自然观测的统计分析是一种生产，实验结果是一种生产，逻辑论证也是一种生产……同一个结果可以从不同的理论、不同的方法、不同的个案中得到生产。具体用哪条途径生产这一知识是次要的，是否把生产过程建立于可验证的逻辑基础之上，这才是最重要的。而验证本身，也是一种生产，也就是说，验证一种假设，本身就是一项知识生产。
知识生产是从已知出发还是从未知出发？相信在这一点上，我与宗迪的观点是一致的：从已知出发。只有当已知成为共识，我们才有可能在已知的基础上开始我们的逻辑运作，我们才有可能从现象论进入到实体论，进而在理论的层面进入学科建构。而共识的基础，恰恰只能是被验证的知识，不管这种验证是实验的、观测的，还是逻辑的。
在知识的稳定性上，宗迪借用了一句哲学名言“人永远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句话本身就有很大问题，从绝对意义上说，我也可以认为“人永远停留在同一条河流”。为什么呢？因为当河流不再是同一条河流的时候，人也不是同一个人了，那一个时空点上的那一个人，只与那一条河流同在。现在这一时空点上的这一个人，只与现在的河流同在。时间、空间及其关系的这种不可重复及更改的一致性决定了“人永远只能停留在同一条河流”，而不可能两次踏入两条河流。
我们的研究工作只有从相对性出发，才可能形成有用于人类的知识，才可能对事物有所把握和了解。我们只有把今天的长江看成是明天的长江、明年的长江，我们才有可能也有必要去了解长江的水文、地质、流速、流量、生态等等，以及它们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幻的规律。我们才有可能利用规律去躲避洪水和灾害，利用规律去造福我们的生活。
宗迪认为民俗学应该“通过对于传统的研究和阐发，为在知识界促成尊重传统文化……的共识，从而克制社会科学和……知识精英的虚妄，为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做出贡献。”
我完全同意。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放弃了具体的方法与策略，我们还能通过什么途径来与知识界达成共识，从而克制虚妄，达到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目的？这也是吕微提出的问题：“如果我们不采用科学的方法，那么我们在经验研究中还可能有什么更令人满意的替代方法么？”
我们有可能仅仅用“精神性”和“人文性”去和知识界对话吗？如果没有建立在普遍有效的科学方法之上的具体的研究成果，只有破碎的地方性知识的经验描述，只有抒情式的来自生活的心灵感悟，我们的工作和浪漫诗人的采风写真有什么区别？我们以什么理由让知识界相信民俗学者比普通人“更接近活生生的民众的生活、文化和心灵”呢？
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把一种提出的知识论点断定为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有趣的、难以相信的还是毫无意义的，可能都取决于谁提出这一结果，研究工作是在哪里进行和它是如何完成的……在对知识论断做出反应时，正是科学共同体本身赋予了发现与境（语境）以决定性的地位。”（诺尔－塞蒂纳《制造知识》）所有已经出版的语言修辞，都是待确定的知识，知识是知识界对于既有修辞的一种选择。现代社会，各种各样的出版物多如牛毛，出版不再被视为知识的成型。知识的成型被认为是一种被接受的过程。
那么，民俗学将何以成型？也就是说，民俗学将以什么方式来谋得知识界的普遍接受呢？顾颉刚、钟敬文们已经去世了，我们在知识界已经没有了“谁”的优势，我们只有在“哪里进行”和“如何完成”的问题上争取知识界的尊重。也就是说，民俗学的研究工作必须先从方法与形式上得到知识界的认可，我们的生产内容才有可能被知识界所认可，进而通过平等的商谈而成为“知识”。起码在现阶段，知识界对话与商谈的基础是科学与理性，舍此没有别的尚方宝剑，采风式的心灵感悟只能被学术界放逐得更远。
许多哲学家把人文科学界定为道德科学，这只是一种人为的规定性，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人文关怀可以是我们的终极追求，却无法成为我们的现实手段。事实上，任何舍去手段的终极追求都将以失败而告终。正如共产主义在实现过程中，不可能排除私有制经济的存在，所以我们终归还是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时代回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和宗迪一样，对现阶段的大部分田野成果大不满意。但是，我们的不满并不基于同样的理由。宗迪的不满在于学者们“把科学性当成了田野研究的追求目标”；我在《告别田野》中也是持这一观点。但是，更多的阅读与思考之后，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如果说，把科学性当成一种信仰追求，那么就如宗迪所说，科学只是成为一种修辞和口号，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把科学方法视为一种操作工具和手段，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现行的田野作业，我们的失败恰恰在于学者们没有经受过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训练。
追求科学意义和追求科学方法是两回事，前者是对于学科地位的语言修辞，后者是具体操作的技术追求。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大多数已有的田野作业走的恰恰是“非科学”的道路。也就是说，我认为民俗学田野作业的问题是在于科学方法的不足，而不是科学信念的过度。对同一个问题，我们得出了完全相反的认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