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田野中重新发现中国历史
新华网山东频道１１月１４日电（记者 徐冰）山东省平度市大泽山脉深处荒败已久的日照庵，在１１月草黄树红的晚秋时节，迎来了二十几位远来的游客，其中还有几位金发碧眼的“老外”。中外学者们面对这里现存的１００多通功德碑碑林很是兴奋。在仔细读碑的加拿大麦基尔大学教授丁荷生（Kenneth Dean）说：“这是在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中国典籍只记载了一半历史
一头金发的丁荷生教授是著名的汉学家，他认为：“这种功德碑刻是最接近普通百姓生活的资料，是普通民众的信仰行为的记录，是老百姓自己拜神做仪式，自己记录，更加真实而客观。”
来此参加“新史料与区域社会史研究――大泽山功德碑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中外学者在考察现场，不同学科的专家都开始了各自的“田野作业”。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韩书瑞（Susan Naquin）教授独辟蹊径，她根据石碑的材质、碑座的大小、碑身的纹饰等资料，试图从功德碑的物理形态上获取人文信息；扬州大学教授车锡伦老先生要求会务人员把他“架”到山上，仔细研读碑铭，探询当地民间信仰与附近佛教庙宇的关系；台湾东吴大学王秋桂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叶涛研究功德碑与泰山碧霞元君崇拜的传承。
面对这片功德碑林，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伟对记者说：“中国的历史典籍只记载了一半历史，即中国古代的帝王史。我们搞历史的学者，遇到外国同行问及中国底层民众的历史，我们基本无从回答。我们今天在这里读碑，其实是在这种宝贵的民间文献中认识中国的另一半历史――中国底层民众的历史。”
以史为鉴 史从何来
在平度市召开的“新史料与区域社会史研究――大泽山功德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外学者们开始了大泽山功德碑的解读与研讨，天津古籍出版社编审、８７岁高龄的李世瑜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以田野工作法研究中国的民间秘密宗教及结社。他经过研读碑铭推断出上世纪五十年代大泽山香会团体与五台山民间秘密宗教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叶涛对记者介绍：“大泽山功德碑碑刻记载了明弘治到民国四百多年间，大泽山周边的老百姓去日照庵朝山进香的事迹和进香者的名字。当年是由“香会”组织进香、拜神、修庙、修路等活动的。有些香会组织，成员多达数千人，成员跨村落、跨地区，成为一种影响很大的民间势力。”
“以史为鉴，史从何来？”在明清社会史研究领域成果卓著的刘志伟教授，曾在乡村居住一年多进行田野调查，梳理民间文献。他对记者说：“中国民间秘密宗教及结社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但古代官方文献这方面记载几乎是空白，功德碑这类民间文献的研究，既有学科价值，更有现实意义。例如农村自治组织的建立，宗教和民间信仰的管理与规范，它们的传统是什么，历史上作用如何，都需要我们从底层民间文献中梳理出源流、规律和传承，才可使我们今天的引导和管理以人为本、有的放矢。”
民间文献亟待发现和保护
叶涛介绍，我国民间文献种类丰富，如家谱、碑刻、契约文书、账本、日用杂书等。但目前大量民间文献都遭到破坏。大泽山功德碑是他和台湾东吴大学王秋桂教授从曾任平度市博物馆馆长的高瑞吾处偶然得知，才使得这１２０通功德碑刻在史料学意义上被重新“发现”。这批被湮没多年的珍贵文献，终于得以进入学者的视野。
高瑞吾向记者介绍，平度大泽山脉石壁上从东汉、北魏至清各朝代刻石多有精品，其中北魏光州刺史郑道昭所书的《郑文公碑》记载了北魏年间中国书法由隶书到楷书的变化，是考证中国书法源流的的珍贵文物。这些碑刻大都得到了较好保护，但功德碑从未得到重视，从抗日战争开始，这些功德碑在战乱、修整梯田及洪水等情况下不断被毁坏，现在留下的只是一部分。
叶涛介绍，这次碑刻整理运用了全新的方式，他与研究生和拓工入驻大泽山，对日照庵周边１２０余通功德碑进行传统拓制和现代的数字化处理，可以永久性保存，叶涛与台湾学者王秋桂先生商定，打破学术壁垒，将这些碑刻资料无保留地提供给中外相关学者，为此次多角度研究与解读这些碑刻提供条件。
叶涛介绍，大泽山功德碑的保护性研究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全力支持，也成为地方文化建设的盛事。从而为政府加强民间文献的保护提供了一种范例。对此，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政府支持是后盾，但在具体的研究与保护过程中更多还应该体现出学者与民间的力量。
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厦门大学历史系郑振满教授说：“民间历史文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是中国本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资料宝库。有效保护、系统收集和整理、利用民间历史文献，深入揭示民间文化的传承机制，开展多学科结合的综合研究，对于推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方向性的意义。”（完）
实习编辑 贾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