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贺

     纪念过去，目的，其实只有一个——警示未来。于是，关于侵华日军第731部队遗址的相关地位，就成了一个无法回避也不应该回避的焦点话题。是否应该将“731”遗址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个问题，一如那遗址本身，让国人无法忘却。（7月15日《中华工商时报》）
    731部队遗址，是日本亲华细菌战和活体解剖罪行的铁证。这样的遗址赋予文化的称谓，的确让人心理上不舒服。但是，文化不仅仅是正面的，也有反面的，甚至有罪恶的，作为警示文化的标本，申遗是最佳的选择。因为只有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一遗址才可能达到更好的保护，才能起到警示人类的普适意义。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创造和破坏始终如影随形，诸如此类的反人类行为，只有让人类铭刻于心，才能棒喝人们深刻反省，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因此，在731遗址是否申遗的问题上，作为731部队最大受害者的中国人，应该从心理上正视，从全人类的视野审视“申遗”的意义。何况，731部队遗址申遗，完全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规定。按照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文化遗产申报标准共有6条，其中第6条标准是“特殊的历史事件对人类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波兰的“奥斯维辛迫害犹太人集中营”和日本广岛二战原子弹爆炸地——“广岛和平公园”，先后于1976年和1996年申遗成功。
    前有惯例，且能起到警示效应，申遗又何以引发争论呢？究其根本，依然是国人传统心理使然。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报喜不报忧的观念是浓厚的。无论家国，凡是好事、喜事和功德无量的事，那是要勒石树碑丹书铁券铭文纪念的；至于坏事、丑事乃至丧失颜面的事，则是要隐晦曲笔乃至不堪回首的。731部队遗址，是侵略者残害国人的证据，但也是让国人滴血心灵蒙羞的象征。将这样的东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不啻于向世界血淋淋地揭开自己的伤疤，此情何堪？故而，基于传统心理和文化习惯，有些人不愿意将这样的东西申遗，也称得上是此情可悯。
    当然，也有理性的反对声音。一方面，在中国社会浮荡功利文化的氛围里，申遗往往成为地方政府提升知名度和发展经济的利欲载体。如果是这样，731部队遗址申遗的动机就值得怀疑，申遗的目的也就不那么纯粹。另一方面，人们关注的是731部队遗址是否具备申遗的条件。现实是，不仅哈市的731部队遗址有些地方被占用，而且也缺乏对731部队的学术研究。当然，还缺乏对731遗址保护的地方性法规。这些来自民间的反对声音值得重视。毕竟，731部队遗址申遗，比不得一般的历史文化遗产，除了做一些技术性和事务性的工作，还牵涉到国民心理，因此需要慎之又慎。波兰的“奥斯维辛迫害犹太人集中营”和日本广岛“广岛和平公园”的经验表明，警示文化的申遗工作，最好提升到国家工程层面，经过充分的全民民意的酝酿，才能消弭申遗引发的公众诘疑和沉淀申遗附加的功利因素。
    清薛福成的《观巴黎油画记》一文中，对于法人油画中的普法战争场面，这么记述：“余闻法人好胜，何以自绘败状，令人丧气若此？译者曰：‘所以昭炯戒，激众愤、图报复也。’则其意深长矣。” 这是法兰西自省文化的真实写照。国人要涵养理性的警示文化，首先要摒弃掉传统的求喜忌忧心理，还要剔除动机不纯的功利欲望，然后才可以标树具体的标本，譬如731部队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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