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小宝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是翦伯赞先生三十周年忌辰。我以为，王国维先生和翦伯赞先生这两位历史学家的死，是本世纪两大文化史事件。有人对翦老的死不以为然，认为翦伯赞应该像冯友兰一样；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不该如此脆弱，云云。这位先生的看法也许不是个别的。在许多人看来，诗人、文学家、艺术家的自杀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本身“都是些怪物”(马克思语)，而且成天生活在情感世界中，靠想像、幻想过活，生活态度带有浓厚的浪漫成分，一旦承受不了生活实际与艺术境界之间的强烈反差，容易踏上轻生之路。而历史学家不该如此，尤其是那些杰出历史学家，看见过如此多的生离死别，如此多的兴亡交替，如此多的荣辱沉浮，何以还如此执着，以致于非死不可。执此说者，大约未必理解陈寅恪先生对王国维自沉之举的评说，可暂不论。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在王国维先生因受北伐军引致的“两湖之变”刺激而自沉颐和园昆明湖之时，翦伯赞先生正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之命，以总政治部特派员的身份前往山西和归绥(今呼和浩特)，策动山西督军阎锡山和归绥都统商震归顺南方，参加北伐。因此，将两人相提并论，殊不类也。但是，这两位杰出历史学家的死，实在是一脉相承。如果说，王国维的死是当时所面临的所谓文化上的“巨劫奇变”所致，那么，四十年后翦伯赞所面临的这场“巨劫奇变”，其深度与广度似乎并不亚于前者，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假如，“劫尽变穷”，王国维不得不死的话，那末，这也是翦伯赞之死的种因。而且，耐人寻味的是，两人死时，口袋中均装有“遗书”。王国维先生的“遗书”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据新近出版的《翦伯赞传》披露，翦先生的“绝命辞”写在两张纸条上，分装在左右两个上衣口袋里。辞为：
    我实在交不去［出］来
    走了这条绝路
    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王国维先生之死，究竟是为了殉“逊清”，还是为“收拾不住”的传统学术文化殉道，抑或是出于对“北伐”的恐惧，文化界可以说莫衷一是。
     翦伯赞先生自尽前为何三呼“毛主席万岁”，似乎也将成为历史之谜。翦伯赞先生首先是一个“战士”，然后才是一个“学者”。作为一个“战士”，他有着传奇一般的经历，与许多著名政治人物如周恩来、冯玉祥、国民党元老西山会议派主要成员覃振等，都有极深的感情关系，有的甚至是生死之交。在与众多著名政治人物的接触交往中，与毛泽东的关系从根本上决定了翦伯赞后半生的生死荣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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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朱振华艺苑 于 2010-6-20 14:49 编辑 ]

山田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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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朱振华艺苑 于 2010-6-20 14:44 发表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是翦伯赞先生三十周年忌辰。我以为，王国维先生和翦伯赞先生这两位历史学家的死，是本世纪两大文化史事件。有人对翦老的死不以为然，认为翦伯赞应该像冯友兰一样；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不该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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