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座谈会纪要
[日期：2010-04-02]
来源：www.xbchina.com
2006年4月26日下午，费孝通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术厅举行。与会者主要是两个国家重大课题“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和“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在京的部分课题组成员方李莉、任大援、马盛德、顾森、赵朝洪、刘托、李东方、康玉岩、何玉人、胡晶莹等，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费老女儿费宗惠和女婿张荣华也应邀出席。费老生前是课题的总学术指导。会议由课题负责人方李莉主持，会议持续了三个多小时，约30余人参加。以下是发言纪要。
方李莉：今天是费孝通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日子，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开座谈会纪念费孝通先生，一方面因为他是我们课题的学术总指导，他虽然去世了，但他的思想，他的学术理念，还在指导着我们，还在鞭策着我们去完成他还没有来得及完成的工作。另外，他不仅是我们课题的学术总指导，他还是一位值得我们尊重的学者和思想家，他的许多学术思想，尤其是他晚年提出来的“文化自觉”的思想，是值得我们一再深思和研究的。今天到会的都是我们在京的课题组成员，另外还请了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费老女儿费宗惠和女婿张荣华三位嘉宾，希望大家聚在一起缅怀费先生，同时讨论他的学术思想。下面请刘梦溪先生发言。
刘梦溪：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光临中国文化研究所。 我是一个不喜欢参加会议的人，但今天是一个例外，当我接到这个会议的通知时，有一种想参加的冲动。因为费老对中国而言，是一个特殊的人。我说他特殊，是因为他是一个思想家。而当今的中国，是一个缺乏思想的时代。当今的中国，有学者，有专家，有教授，但缺少思想家。即便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也不一定都有思想。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著作，但称得上有思想的著作很少。我虽然不能说现在是无声的中国，但我敢说，是缺少思想的中国。因此，今天纪念费老，虽然与会者限于课题组成员，我依然有一种激情，愿意说出我的看法，作为费老仙逝周年的纪念，也是与诸位的一次学术交流。
就学术而言，思想是无比珍贵的。可以说，思想是学术的灵魂。我并不完全赞同主要靠国家课题的集体方式来推展学术。在文化部一个有关课题的会上，我的学长谭霈生先生提出，个人的著述才能出思想，大量的群体著述反而不容易出思想。我认为他提出的是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因为集体著述往往是思想的妥协，而不是思想的创生。而且，如果产生了思想，产生的是谁的思想？当然，我并不反对一些重大课题由国家立项、动员群体来完成，因为有些课题个人是没有力量完成的。比如多卷本的通史和断代史著作，比如艺术方面的大典和通典，比如我们的西北人文资源基础数据库等等，个人无论如何完成不了，只能通过国家课题的方式，聚集各方专家集思广益来完成。但我敢说，在学术史上，真正有思想的著述应该是个人著述。
费老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也是政治活动家，但在我看来，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思想家，一个独立的思想者，一个不断进行思考的思想者。他从未停止过他的思想。他的人类学研究是有思想的，包括他与马林诺斯基的师承和学术渊源，以及早年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和后来的《小城镇，大问题》等，每一部著作，都是思想家的著作。即使是1957年他不幸的遭遇，也没有禁锢住他的思想。
我这里着重想说的是，在他的晚年，他还提出了许多对当今中国极有价值的思想。其实，这些思想大家也是知道的，但我愿意用我的方式对他的两个令人震撼但又未引起人们充分注意的思想，作一些诠释。有的文章谈到过他的这两个思想，但对于它们在当今中国和当今世界的意义，它的学术价值，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阐扬。 第一是费老提出的文化自觉的思想。
这个思想是他在晚年提出来的，是他的独创。按费老的解释，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历，它的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发展趋向，以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就世界范围而言，文化自觉还包括要理解多种多样的文化，增强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位置的能力，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从而形成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文化自觉对个人而言，就是要具有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能力。晚年的费老是不断进行学术反思的。他主持的几次人类学高层研讨班，都以学术反思作为题目。文化自觉这个概念，也是在学术反思中不期而然地提出来的。他说：“到最后一刻，我想总结一下，问一句：我们大家在搞什么? 心头冒出四个字‘文化自觉’。”费老认为，文化自觉这四个字，正好表达了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它试图回答人们的一种心理需求：要求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 这样生活会为我们带来什么结果？也就是人类发展到现在已开始要知道我们的文化是哪里来的? 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 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这些问题，就是文化自觉的基本义涵。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独自提出来的全新的概念。这个思想对当今中国而言，对每个中国人而言，特别是对知识分子而言，其价值格外深远。
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处于文化不自觉的状态。四十年前的这个时候，我们开始了历史上不曾见过的动乱时期。对这样的时期，不同的人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但我们至少可以说，那是文化不自觉的时期。今天，那样的时期已成为过去，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但我们是否已经进入了文化自觉的时期呢？我看还不敢这样说。起码在文化自省和文化反思方面，我们距离文化自觉有好大一段距离，如果不是南其辕北其辄的话。 近年来，中国开始重视传统资源，重视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保护。这个行为本身的文化自觉的内在义涵远远抵不上话语的浮面价值。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个行为本身的过程可以启迪人们朦胧的文化自觉，使人们群体觉得，文化遗产是重要的，不能轻易去毁坏它，至少有时候还可以带来荣誉和商业利益。其实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是传承人类精神的血脉，是民族的薪火相递，只有到了这个层次，才称得上是文化自觉。而文化血脉的传承，它首先是一种理性认知，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延续。换句话说，文化自觉近乎是一种信仰。所以，费老的文化自觉思想在当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学术文化界应该推展这个概念，阐扬这个思想。这是一个真正的思想，是一个当代思想家的重要思想。 费老提出的第二个重要思想，是“美美与共”的思想。
简单说，就是费老提出的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愿意称它为“四句教”。顾廷龙先生给中国文化研究所题写的宋代大思想家张载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横渠四句教”，展现的是宋儒的最高精神境界。“为天地立心”是指学问、人格应该追求的天地境界，也就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为生民立命”，这是一种民本为源为根的思想。“为往圣继绝学”是指学问的传承。最后是一个普世性的关怀，要“为万世开太平”。费老的四句话也可以说是切合今天的“四句教”。“各美其美”，指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文化系统都有自己的美点。这个美不只是审美意义上的美，同时也是人性、民族文化、文明的优长点，是真、善、美的价值综合。 第二句话“美人之美”，更其重要。一个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系统，看到自己的美点，对自己的文化感到自豪，是自然的，也是比较容易的；能够看到并且能够欣赏他人之美，则比较困难，因此就更加难得。只美自己之美，看不到他人之美，这是狭隘的文化偏见。他这句话要表达的意思是，各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都自有其优长之处，不可以轻易论长短分优劣。各美其美，固然；同时也要美人之美。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不是很容易。人们的思维惯性，习惯于用己之长去量人之短，国家、民族、文化、文明，都是如此。即使是一个单独的学人，也容易犯以己之长量人之短的毛病，只知自己美，看不到他人之美。因此，费老提示我们，在各美其美的同时，还要美人之美。 第三句，“美美与共”。我之美，你之美，他之美，大家融合在一起，众美交融，而不是互相冲突。最后一句，“天下大同”。学术界有朋友提出，最好不用“天下大同”，因为哪里会有天下大同呢，所以建议他用“和而不同”代替“天下大同”。费老当然也没有当面表示反对，作为晚年的费老，他不会轻易反驳别人的意见。但在我看来，还是用“天下大同”好。“天下大同”是一种期待，是思想往深远处的投射。“和而不同”是对“众美”相处状态的概括，是期望在一个大的框架内，大家彼此能够和平相处，这固然好；但是这个思想作为四句教，还应该往前延伸，不应静止。“天下大同”作为人类的理想，尽管遥遥无期，但它是人类文明融合演化的最高点，这与横渠四句教的“为万世开太平”，有相似而不必相同的信仰期许。
费老的“美美与共”的思想，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出来的，特别是在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文明冲突论”之后提出来的，这个思想有格外突出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文明冲突论”的一个回应。我们这个世界很不幸，我个人不太赞同亨廷顿先生的这个观点（我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本来有机会对亨廷顿教授作一次访谈，一切访谈的准备都做好了，但因为杜维明先生的秘书把时间弄错了，错过了这次访谈），但从中国传统思想的视角看，他的观点包含有很大的时段“预见性”，似乎有一种文化的“悟”。当苏联东欧解体、两个阵营的对立消失以后，他出人意表地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这是很厉害的观点。中东的状况证实了他的思想，至少现在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当美国出兵攻打伊拉克的时候，他发表了一个声明，说美国外交史上所犯的错误从来没有像打伊拉克这么大。 亨廷顿先生也谈到了儒教文明与西方文明可能的冲突。这些思想隐藏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基底下。这种看法显然是对中国文化的极大误会。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各种信仰是可以和平相处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互相融合，所以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宗教战争。比如佛教从印度传来，与中国文化磨合的时间固然很长，但最后融合得很好。当佛教转化为禅宗时，其宗教的信仰成分减少到了接近于无。禅宗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调节剂，是智辩，是语言的机锋。比如禅宗史上一些著名的话头，例如问“如何是佛心”？回答是：“镇州萝卜重三斤”。这有什么信仰呢？但禅是一种很高的思想。佛教其实很适合中国人的心性，在中国民众中，佛教思想已经生根。中国历史上，佛教与基督教、天主教曾经有过一段相冲突的历史，但从未发展到势不两立的地步。利玛窦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立足，就是由于他能够使天主教儒化，与中国文化融合得比较好。道教是一种自然宗教，更容易与佛教、与儒教、与西方的宗教相融合。至少中国历史上的当权者，在大多数情况下采取了比较妥善的处理方法，不把他们对立起来，不致演变为大的冲突。所以，用亨廷顿先生的“文明冲突论”思想来解释中国文化，是解释不通的。中国文化重视的是融合，而不是对立和冲突。 在这样的背景下，费老提出“美美与共”的思想，实际上是主张不同的文化与文明，应该互相吸收对方的长处，大家和平相处，“美美与共”，形成一种文化的融合，甚至对未来的“天下大同”给予一定的期许。学人之心，思想家之心，实在可感可佩。一个人在晚年能够提出这样的思想，是令人震撼的。我们的学术界、人文学界、大学、研究机构，应该阐释并推衍这些思想，可惜做的远远不够，这正是我今天有愿望也有激情来说这番话的原因。
今年恰逢香港《明报月刊》四十周年纪念，我也是《明报月刊》的编委，编辑部向我约稿，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呓语》。在这篇短文中，我说了这样的话，“经济学家装满了自己的钱袋，已经不懂经济；政治家昧于天道，尤其不懂政治”。我所说的政治家，不单指中国，也包括全世界的政治家。美国的政治家把战争当作一种游戏。美国的战争游戏很好看，很刺激，在电视上播放，任何一个小孩都会喜欢。并不需要拉姆斯菲尔德或者沃尔福威茨，美国的战争模式是一个懂事的孩子都可以设计出来的，我们在座的如果掌握美国的战争机器，也能够设计出一套战争方案，如何把伊朗打下来。为了对付伊朗，美国提出了要动用原子武器。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我们没有想到21世纪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对这个问题，我有些悲观。人类文明的精粹不应该用在战争上。再强大的兵力，再先进的武器，能够征服人的良知吗？能最后征服人的信仰吗？战争可以推翻一个政权，但能够粉碎一个民族的信仰吗？伊斯兰文明的信仰是人的个体的信仰，不仅仅是群体的信仰，武力征服能够消灭个人的信仰吗？所以我说现在的政治家昧于天道，尤其不懂政治。中国太缺少思想家了，连认真的思想者也很少，所以很少看到有人讲出真正有思想的话。大家看到，北京的城市建设有诸多可议之处，包括城市的主体色调都不是没有问题。几年前，一家有影响的报纸提出，北京的建筑颜色应该以灰色为主，这是一种误导。北京本来空气不好，灰蒙蒙的，又加上整体的灰色建筑，怎么会好看呢。其实北京应该以亚光的红色调为主。美国波士顿的气候与北京差不多，那里的建筑多以红砖的色调为主。冬天很长很冷，红色使人感到温暖。这只是一例，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都需要有人说话。清宫戏在电视台泛滥，有人批评过吗？有真正学者思想家的批评吗？电影方面，难得一见的有思想的电影导演是张艺谋，但被媒体批得一塌糊涂。张艺谋的《英雄》，几乎有与费老相似的思想。费老是从学者的角度，主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张艺谋是用电影的手法告诉大家，在群雄林立、尚武逞强的时代，敢于放弃的人才是真英雄。《十面埋伏》说的是在独立和自由面前，面临着“十面埋伏”，不论是飞刀门也好，还是捕快的组织也好，都是对个体生命自由的极大束缚。要获得生命的自由，获得真正的爱情，能够象风一样飘到自己喜欢的地方去，就要冲破如同“十面埋伏”的重重束缚。这实际上是在主张思想和个性的自由，如同主题曲所唱：“北国有佳人，异世而独立。”我对张艺谋电影主题的阐释挖掘，他本人也未必全清楚。他电影的主题非常重要，是很前沿的思想，但中国的传媒除了一片攻伐外，没见到佳评。提出有价值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李泽厚的一个谈话，他是我的朋友。他提出，道德的基本精神具有绝对性。这就是一个思想。我们所受的教育，几乎半个世纪以来讲的都是道德相对论，如说有无产阶级道德和资产阶级道德，有封建时代的道德和今天的道德，今天的道德不能从过去的道德中继承发展而来，今天需要重建我们自己的道德等等。可是道德精神也是具有绝对性的。李泽厚以孟子的话为例，说“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此之谓大丈夫”，所表现出来的不屈服于富贵，不屈服于武力，不屈服于贫穷的精神，就具有人性的普遍价值，这种价值是一种人的坚强不屈的精神，它具有绝对性和普世性。民族气节也是如此。我们今天有些过于赞美清朝了，对清朝的历史地位我不作评价，可是那些在明清鼎革之际不同意降清的民族英雄，他们的精神气节，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史学界有人忘记了这一点，甚至认为降清才是好的，他们就不懂得作为道德精神的民族气节的绝对性。
我对一点一滴的思想都格外珍视。中国文化研究所每周有一次例会，不是开会，但我们相见无杂言，不讲废话，常常讲些最能入于道的事情。今年春节后我们第一次例会，我在会后餐叙时问摩罗：人活着有什么意义？他说，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生出来就很被动，也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他是我们研究所的一个思想家，这是很有思想的话。中国需要有知识的人讲出有价值的见解，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好。可能有些有思想的人不愿意管闲事，不愿意多说话，那么他就缺少费老提倡的“文化自觉”的精神。 费老的文化自觉的思想是太重要了，他的“美美与共”的四句教也是了不起的思想。费老并不认识我，但他是老辈学者中我非常佩服的思想家。有学问的人很多，有思想的人却未免太少。绝对不可以认为，写出一本书就是一个思想家，其实写出一本书也不见得是学者。学者必须是通儒。能够写出一部专业领域的专著，也不见得是一个学者，只能算是专家。专家不一定是学者，学者必须是通儒。通儒的标准就是一个有系统思想的人，费老是通儒。
方李莉：刚才刘先生谈到了费老晚年的几个重要思想。他的晚年思想，特别是文化自觉的思想有待更深入的研究和弘扬，这也是很多学者的一种共识，汤一介和乐黛云教授多次向我谈及这样的看法。西北人文资源基础数据库课题的宗旨是费老提出的，他希望通过这个课题，来认识我们自身，摸清我们所剩余的家底，重新认识我们的文化传统和人文资源。他认为，任何文化的发展都需要有其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传统，如果我们没有了传统，我们所得到的就是无根的文化，这是非常危险的。文化的健康发展应该是在继承传统中进行创新，抛弃和否定传统就不会有文化的发展。同时，他的文化自觉思想也是针对世界而言的，目前世界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困境，过于注重物质文明的发展模式带来了很多灾难，最发达的西方世界也没有创造出一种能够适应这个世界发展的文化。他认为，现在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战国时期，全球化让各国成为了地球村的一个部分，大家都是邻居了，在这个时候，迫切需要一个大家都能够和平相处的规范，在一个大的规范里各自能保持自己的特色。费老认为，这个大的规范的基本精神应该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费老曾经跟我说，做这个课题的时候要反对三个中心主义，一个是西方中心主义，第二个是汉族中心主义，第三个是精英中心主义。这是文化自觉思想在学术研究中的体现。
任大援（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费老是前辈学者中对我影响非常大的一位。他看上去是如此儒雅，根本看不出他所遭受的磨难有多大。我特别想讲讲他在《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中的一句话。在这书中，他引用了英国性心理学家霭理士(Eliis)的一句话：“我的一生有时候象是用流血的双脚一步一步地走向耶稣受难的圣地，在我走过的每一步，都盛开了芬芳的玫瑰”。费老确实给我们留下了芬芳的玫瑰，但是他的书中很少看到他写自己流血的双脚，他对自己的苦难都是轻描淡写，实际上他所经历的苦难是常人难以忍受的，我觉得这是他伟大的人格力量。
费老的思想太博大，我在这里只选取五朵玫瑰来和大家分享。第一朵是他对中国落后地区的关注和对艺术的强调。中国落后的地方是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他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是真正的现代化；如果没有民族的现代化，也根本谈不上现代化。他本来可以走上民族研究的学术道路。当他去英国见他导师时，带了两部手稿，一部是有关花瑶的调查，一部是江村经济的调查。他导师建议他以江村经济作博士论文。为什么导师会这样建议？我认为这与当时人类学视野的转向有关，开始从对边缘落后人类的研究转向现代社会的研究。江村经济研究的名气太大，掩盖了费老对民族研究的贡献。实际上，他对民族问题的研究也是相当深入的。49年以后，他一直行走在少数民族地区。
另一个是他对艺术的强调。2000年他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演讲中，他谈到了一次考察的经历。那次是周总理派李维汉和他等人去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有一个文工团随从。这次考察让他意识到，在民族之间的交流中，艺术可以超越语言的限制，这也应该是他非常重要的思想。他从西方的人类学训练中认识到了语言的价值，对少数民族的调查主要通过语言进行交流和分析，但是他晚年发现了艺术的优越性，艺术可以补充语言的不足。这是让我启发很大的观点。
第二朵玫瑰是他的小城镇研究。我第一次听他谈小城镇问题是在西安，后来他送我一本书，《费孝通谈小城镇问题》，我觉得这本书的思想对中国的社会发展是非常有价值的。这次我不谈理论问题，只谈谈我的亲身体会。我早些时候去了德国，看到了德国到处都是小城镇，正是星罗棋布的小城市组成了现代化的德国。我骑着自行车，一天可以穿过几个城市。小规模的城市可以充分发挥城市的优点，而大城市则是问题重重，比如北京，交通拥挤，空气糟糕，环境污染，非常不适合人居住。小城镇里有大学问，值得我们深思。 第三朵是他的文化自觉思想。刚才刘先生已经谈到了，我想说的是，他把文化自觉与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了。他提出，中国人一定要认清本民族文化的价值，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承担起传播、阐扬和发展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在这个方面，他的姐姐费达生先生就是一个榜样，她对中国丝织的研究有着巨大的文化价值。费老曾经说过，他受他姐姐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沿着他姐姐走的路继续走下来的。他的这种历史担当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对于他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完全赞成刘先生的看法。“天下大同”的梦想恰恰能反映出他作为一个耄耋老人的激情，这太难得了。“和而不同”是很学术，很现实，但是缺少诗人般的激情，不是一种能够激励人的理想。
“富了以后怎么办”是对我影响很大的第四朵花，他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这个问题，这反映出他的先见之明。这个问题在今天依然没有解决。现在的大款，为富不仁；官员为官不仁，有些学者为学不仁。人们富裕以后，下一步怎么办？这不是一个小问题。他曾经提出，对人类社会的研究应该从生态转向心态的研究。我觉得这与“富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是有联系的。
第五朵花是他留给我的一个谜。在德国，我看到了《华裔学志》第二期上有他一篇英文的文章，是研究中国的血缘关系制度的问题。我在费老的全集中没有查到这篇文章。由此线索，我想了解汉学或者西学对他学术的方法论上的影响。上世纪30年代，他与北京的汉学家有比较频繁的交往。我想知道，西学在方法论上对他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其实，费老的思想对西学也有很大影响，他的《江村经济》和在云南的考察报告是欧洲人类学研究生的必读书。
方李莉：任大援提到的费老关于从生态转向心态研究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费老一直跟我说，希望有人能够改变人类学研究的导向，我们过于重视物质世界了，应该转向精神世界的研究。他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不是导弹的精确度，而是道德水准和精神风貌。因此，他晚年特别关注人文资源、艺术等精神世界的问题。
顾森（原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所长）：费老不是一般的学者，是一个思想家，在某些方面还是一个先知先觉者，这要归功于他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学贯中西的知识结构。没有这样的眼界，是不可能有他那样的预见能力的。我是搞美术研究的，我举一例来说明。20世纪初，中国美术界遭遇了一个“文人画”的危机，在西方艺术思潮的强大影响下，中国非写实性的“文人画”传统被贬得一无是处，只有一个人站起来说，“文人画”是好的，这个人就是陈师曾。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先见之明，那是因为他曾经留学日本，看到了日本在经历了否定传统的阶段后重新肯定传统的演变过程。因为他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他敢于说这样的话。
费老也是如此。他的知识结构与普通学者不同，不仅学贯中西，而且既做最宏观的研究也做最微观的调查，这样可以让他对很多问题都了然于心。西部课题的确立就是他的一种预见性。他知道，如果不首先摸清家底，对什么应该保护，什么可以开发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贸然开发就一定是破坏。实际上，这个课题已经有些晚了，等我们去调查时，很多东西已经破坏了。但是这并不影响他的预见性，因为西部大开发的决策不是他能够影响的。值得庆幸的是，现在西部还有很多保存完整的东西，这个课题是及时的，也是很有价值的。这个课题的调查过程也是一个宣传的过程，我们可以向被调查者宣传传统的重要性。保护传统不是为别人保护，而是保留未来发展的资源。
方李莉：对费老的超前意识，我补充几句。他在调查江村经济的时候就发现，农民光靠土地是养活不了自己的，必须要有副业，才能致富。小城镇对于发展农村副业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他写了《小城镇大问题》的书。农民富裕以后，他又提出了“富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开始关注人们的精神世界。西部课题确立时，文化保护还没有受到多少重视，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得到全世界的关注。他还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失范和混乱，希望出现一个新的“孔子”，能提出一个让全世界都接受的一种能够适于各国发展的思想规范，来结束这个世界的混乱。他始终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人。
李东方（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所所长）：我是研究经济法的，对费老的思想了解不多，但我很希望认真读他的书。他的那本《推己及人》让我很有体会。我昨天去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那里的物质装备非常先进，但是他们的工作纪律非常不人性，工作人员缺乏基本的人文素质，根本不知道“推己及人”的道理。他这样的思想应该得到传播。
我认为，“富了以后怎么办”的思想实际上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我们现在的富裕是以牺牲后代资源为代价的，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法律只关注当代人的公平，这是远远不够的，法律还应该追求代际间的公平，使得上一代和下一代都能够获得公平的待遇。法律过于具体的个案，缺乏宏观的视野，就容易忽略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因此，好的法律应该充满人文关怀的精神。费老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区域经济思想对中国的经济立法是有很大启发的。去年的中国经济法年会中就专门讨论了区域经济立法的问题。他的很多思想值得我们法律界的人认真学习。
赵朝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费老是我非常敬重的学者，他不仅关心民族问题，也很关心民族考古事业。我对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的这篇演讲正好与我的一篇文章都发表在1989年北京大学学报的第四期上。他对考古学有独到的研究，在这篇演讲中，他吸收了很多考古学的知识，他的观点与考古学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观点提供了丰富的考古材料。有一次，考古学会的理事长徐平芳先生在会上说，在人类学研究上，费老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论，苏秉奇先生从考古学的角度提出了相同的观点，这是殊途同归。
我是研究玉的，费老推动了对玉文化的研究。在左倾严重的时候，对玉的研究受到了压制，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重视起来。中国的玉文化是世界上最灿烂悠久的，现在我们提倡发展传统文化，那么玉文化就不可忽视。中国人爱玉，玉被中国人赋予了美好的内涵，玉有五德，玉在封建时代有非常崇高的地位，一直是礼器。费老支持玉文化的研究，是站在了以此推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度上的，这是很难达到的高度。
马盛德(中国艺术研究院科研处处长)：费老是我非常敬仰的学者。他在晚年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产生了丰富而有影响力的思想，1987年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1991年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995年提出了“文化自觉”思想，这些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思想。 我是一个少数民族学者，对他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感受尤其深刻。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还不包括没有认定为民族的人种。这么多的民族有一个统一的民族认同感，这是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关键。少数民族在人口上虽然不及一亿，但分布在占国土面积的66%以上的地区。如果对少数民族的地位没有一个恰当的肯定，那么就会出大问题。费老的这个思想就能够得到各民族的认同，因为这个思想体现了民族间的平等，各民族不分大小强弱，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他也肯定了各民族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贡献，各民族共同组成了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都是国家的主人，缺一不可。这个思想对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这些年来，中国没有出现类似苏联那样的分裂，很大程度上与费老的这个思想有关系。这个思想为中国民族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从少数民族的角度看，费老的文化自觉思想有着特别的意义，这个思想反映出人类的共同追求。大民族要有自己的文化自觉，弱小民族也要如此。文化自觉首先要认清自己的文化传统。以撒拉族为例，这个民族自元代从中亚迁到青海，史料上记载，当时只有160多户人家，总计不过几百人，而且没有几个妇女，因为妇女在长途迁徙中都死去了，只能与汉族联姻，周围是强大的汉族和藏族。但是撒拉族并没有被周围强大的异族文化所消灭或者同化，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了，到今天800多年过去了，现在有近10万人，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一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能够使得这个小民族能够繁衍至今？对这样的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够。文化自觉会在这样一些问题的解答中确立起来。
费老一直关注少数民族的生存发展问题。在我记忆中，他至少三次去了我们撒拉族人居住的地方，那里可是海拔三千多米高的高原。他十一次去甘肃，七下定西，去的都是落后贫穷的少数民族地区。为了帮助发展那些地方的经济，他付出了很多努力。他提出过建立包括甘肃、青海的回族经济协作区。这个区域在历史上就是商业贸易比较发达的地方，风俗习惯相近，适合建立协作区。他多次牵头这些省份的领导进行磋商。现在，随着交通的发达，他的理想基本上实现了。 他对艺术的强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2000年他来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所做的有关西部开发中的人文资源保护的演讲中，他提出了文化的最高层次是艺术的观点。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了，人们富裕了，下一步面临的问题是文化的发展，艺术则是文化的最高层次。艺术能够教化人，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修养。费老认识到了艺术的价值，这么深刻而超前的思想是在他晚年提出来的，非常了不起。他不断有新的思想产生，没有倚老卖老。他的思想既符合当下中国的发展规律，又符合人类发展的规律。合乎人性的需要。比如“富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这是他已经考虑到了人们富裕以后对文化的需要就被提上来了，而艺术是文化的最高层次，他在提醒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艺术。
总之，费老还有很多重要的思想，我们挖掘得远远不够，我们现在认识到的这些思想是如此重要，值得我们珍惜。
方李莉：马盛德提到了费老对艺术的看法，这是学界所忽视的思想。在这个时代，艺术已经边缘了；大家都是在追求实在的、物质的东西，艺术是虚的、精神性的东西。费老看到了艺术的特殊价值，认为艺术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一种更高的文化层次走向。他认为中国现在之所以发展不起来是因为缺少一个文艺复兴的阶段，要走向富强，必须先有文艺的复兴。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中产生了许多伟大的艺术家，艺术的兴盛带来了社会的大发展。
色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1992年我到费老门下做博士后研究，当时费老主持一个大课题“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发展”。我负责“近代蒙汉从经济交融走向文化交融”的一个小题目。有些少数民族学者没有好好理解费老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对此存在一些误解，当时我也有些不解。在后来的一次座谈会上，费老充分阐释这个观点，这才让我释然。这个观点并不是为某种政治目的服务的，而是试图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发展中的相互影响、不断交融的过程。他是从历史发展的文明史和文化交融的角度提炼出了中华民族形成的这种格局。
后来，各个地方开始研究和传播费老的这个思想，但是这个过程中出来了一些误导性的东西，比如用来做华侨的工作，这个观点被抹上了一些不恰当的政治色彩，对费老的这个思想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
利用这个机会，我还想谈谈费老晚年提出的另外一些很闪光的学术观点。一个是“文化自觉”的概念，以及后来提出的“人文资源”的概念。1997年，费老在北大举办的第二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明确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很快得了学界的认同。他后来提出了许多更具体的，可操作的概念，比如人文资源的概念。这是一脉相承的思想。只要我们认真总结他的思想，就会发现文化自觉思想是一种比较体系化的思想，可以称为文化自觉论。这个体系是他长期思考的结果。他在上世纪80年代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比如他在鄂伦春族地区调查时就已经关注到小民族的文化命运问题。在他持续不断的田野调查中，他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现在遇到全球化的潮流，中国文化受到的冲击很大，不只限于国内弱小民族的文化了。因此他把文化自觉提到了更高的高度，站在了全球化的高度来思考文化的问题。他对文化自觉的概念作了比较明确的界定。文化自觉的核心是要有自知之明，首先要对本民族文化的过去、现在、未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文化自觉不仅仅是一种学术观点，已经达到了社会思想的高度。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个思想。一种有影响的学术观点的产生是不容易的，有影响的社会思想的产生就更不容易。
他的“人文资源”的概念的意义也是很重大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起来了，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文化遗产的概念导致了我们实践中的很多悖论，使得保护与发展之间产生了很多的冲突。遗产是应该保护的，不能开发和发展。文化遗产的保护很有可能导致只在博物馆中保护起来，让文化遗产进入一个死亡的状态。后来学界提出一种“活态保护”的方法，这个方法也不是很容易实现。“人文资源”的概念则有利于解决实际操作中的矛盾，使得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有了更多的可操作性。既然文化遗产是一种资源，既可以保护也可以在不作很大破坏的前提下进行适当的开发，在开发中进行保护。
我于2003—2004年在日本访学一年，收集到了日本最新的保护文化遗产方面的成果。2004年，日本提出了文化资源学的概念，在日本很有影响。东京大学成立了文化资源学研究中心。创办了《文化资源学》年刊，设立了文化资源学的专业。对日本而言，文化资源是一个很新的概念，费老的人文资源概念提出得比日本更早，只是国内呼吁、宣传得不够。 费老提出的观点，即使从国际范围看，也是前沿性的。他晚年的思想值得我们继承和充实。这对我们的学术建设，也对国家的发展是很有价值的。
方李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值得商榷。这个概念实际上是把还未死的东西看成是死的。遗产当然是死的，但事实上，非物质文化却是活的，是我们今天的人们每天都在运用的。这里就存在冲突，如果把非物质文化看作是遗产，只是放在博物馆供当代人观赏，那么这样的文化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但如果我们像费老一样，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作“人文资源”，那么关系就大了，就有价值了，而不只是活的化石。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今天的发展资源。“人文资源”可以服务于目前的东西很多，如可以发展为一种民族精神，是未来文化发展的基础，可以发展为一种民族的认同，传统的认同，提高民族的凝聚力。人文资源也可以为文化产业服务。工业革命的开发对象主要是自然资源，后工业社会和知识经济的主体则是文化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对象就是“人文资源”。当然有发展就会有破坏，如何做到有持续发展，不仅是表现在物质经济上，也表现在非物质经济上。所谓非物质经济的发展今后要开发和利用的就是人文资源，在开发和利用的过程中肯定会造成破坏，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这就是我们课题所要研究的。对“人文资源”的研究在世界上是处于前沿的课题，欧洲在“人文资源”研究方面是比较欠缺的，是东方人最先重视“人文资源”的研究。“无形文化财”，“文化资源”、“人文资源”等概念都是东方人提出来的。费老的思想在世界上是前沿的，我们这个课题已经做了一些工作，我越来越感到我们是任重道远的。费老总是说，他做的这个课题是他晚年的一个梦想，他希望我们能和他一起把这个梦做好，现在他走了，我不知道我们能把费老的这个梦做到什么程度。同时，我又觉得我们很荣幸，能在费老的指导下做这个前沿性的研究。
张荣华：去年费老逝世时事情太忙，没有来得及感谢大家。今天，借这个机会，感谢你们。 大家对费老有很多评价。他认为自己“老来依然是书生”。他是一个平凡的人，做了老一代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情。但我对岳父的评价是：他是一个伟大的人。
1980年，胡乔木要岳父恢复社会学系。他当时已经是70岁的老人了，刚刚结束了几十年的磨难，一般的人可能就会放弃这个工作了，但他还是想做事。就这一点，我就觉得他了不起。
1990年，我开始做他秘书，因为岳母和我妻子当时身体都不好，无法照顾岳父。我63年大学毕业后，工作也一直很顺利，但是没有办法，为了支持岳父的工作，必须离开我先前的岗位。今天听大家这样评价岳父的思想，我才发现自己对岳父的认识还是很不够的。 从1990年开始，岳父每年有一百多天在外考察，1998年从人大退休时，那一年他走了168天，这很难得。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志于富民”的梦想已经实现得差不多了。就在那个时候，在中国最富裕的广东南海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岳父就问与会的人，你们富了以后怎么办？他参观的地方都是富裕的地方，家里各种现代化电器都有，就是没有书。广东的小孩不用上学，盖个楼租给打工者，收入比大学教授都多。我当时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还为时过早，现在觉得他是想得比较远，比别人看得远。今天这个问题就已经非常严重了。“富了以后怎么办”确实是个大问题。中国的农民富了以后脑袋中只有地主的形象，而没有资本家的形象。富了以后就养狗、打麻将、养保镖，我们可以看到农民企业家是很少做善事的，那些在镜头前承诺做善事的企业家事后还常常不兑现，欺骗老百姓。
上世纪90年代后期，费老特别希望学者们能和他一起讨论问题，进行思想的碰撞。西北人文资源基础数据库课题，我认为这是方博士与他思想碰撞的结果。我当时担心方博士作为一个女士，能不能承担起这么大一个课题。岳父说，有文化部的支持，有中国艺术研究院这么多专家学者，只要她愿意挑担子，就不会有问题。现在看来，他的信任是没错的，这个课题做得很顺利。
这个社会缺少思想，没人敢说话。有思想太难了，大家都得保护自己，只有退休以后才敢说。但费老在位的时候就敢说话了。他下去考察时，不坐飞机要坐火车。他要我们观察人们穿什么衣服，盖什么样的房子。他非常善于从细节中发现问题。有次去河南农村考察。打开一户人家的冰箱，里面有用塑料包好的饺子，介绍人说，主人工作忙，只好把饺子包好放冰箱给小孩中午吃。他说这是门面户，是做样子的，自己家里做的饺子哪有塑料包装的。小孩名叫刘丽娜，他推测，能取这么一个比较洋气的名字，父亲该有点文化，经常在外跑。结果证明他的推测是对的，小孩父亲是在外做销售的。
1984年至2003年，他几次去甘肃。他认为甘肃有特殊的地位，是西北的交通枢纽，对西藏都有很大的影响，只要甘南的藏族好了，西藏也就会好了。他能七下定西，去了很多非常贫穷的地方。有一次在河北，当时领导不带我们下去，因为那里太贫穷了，但老先生不怕困难，坚持要去看最穷的地方。
老先生有一个观点，从一个点的变化可以看出整个国家的变化，因此，他会坚持反复去看一个地方。最穷的地方都富裕起来了，国家肯定富了。 他有很丰富的生活经验，深知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的欺骗性，不会在考察的时候上当。这些丰富的生活经验，与他愿意和学者们交流有很大关系。当他成为人大副委员长以后，他一度不愿离开民族大学。因为那里很方便与他人交流。但为了顾全大局，不让中央为难。他还是离开了民族大学的住处。
我认为有三句话可以概括老先生一生的理想和贡献。第一句话是“志在富民”，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志在富民。第二句话是“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这是对民主党派最好的定位，摆对了参政党的位置。有民盟的同志问，“这不是雷锋吗？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应该是批评和监督”。老先生回答说，只要你能象雷锋一样干好工作，执政党自然就会听你的意见了。第三句话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方李莉：费老晚年有那么多的成就，能这样长寿，与张先生和费大姐的悉心照顾是分不开的。他们牺牲了自己的事业照顾费老。作为西北人文资源基础数据库课题总指导助理，张先生为了西部课题出了很多力，在此多谢。
康玉岩(原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研究员)：年青时，我觉得费老是高高在上的大人物，不敢仰视。因为这个课题，我能走近费老这位先贤，觉得非常荣幸。我对刚才刘先生说的一句话深有感触，就是那句“政治家昧于天道，尤其不懂政治”。现在的政治家真的不懂得天道了，经常做出很多让人苦笑不得的事情来。 对这个文化遗产保护，我听到一种说法，就是对于其中涉及到的有关民间宗教、民间信仰的东西应该尽量淡化处理，这样才能通过国家的审批，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正确的学术研究方向。
何玉人(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费老的学术地位不仅在国内是很高的，即使在国际上也是很有影响的。他求实务实，持之以恒的学术精神和学术风范值得我们学习。 他的学术生命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他博士毕业到1949年，这个阶段奠定了他扎实的学术基础。早期学术训练对一个人的学术生命是起关键作用的。费老特别看重早期的学术训练。第二阶段是1949年—1966年左右，他也写出了不少著作，比如他对生育制度的研究。第三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他重建了社会学、人类学本土化。这是他学术的顶峰，表现在“文化自觉”思想的提出。费老不是静止地看待文化，而是用一种发展的眼光看待文化传统，这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如果只是就事论事，而没有上升到哲学的态度，那只是工匠，而不是思想家。正是因为费先生有了哲学的高度，使他的理论主张有很强的超前性。费先生的思想已经形成了一个很精深的、很丰富的、对实践很有指导意义的体系，值得深入研究。
对于文化自觉，我个人觉得有两个内容。1、是对乡土文化、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和创新。2、对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费老的精神也值得学习。他在95岁时还能保持非常鲜活的学术思考状态，是因为他对现实的、鲜活的东西永远是充满兴趣的，他一直身临生活的第一线。另一个是他几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的学习心态，造就了他晚年的巨大成就。
方李莉：课题结题后，我们应该开非常正式的讨论会，来讨论费老的文化自觉思想、人文资源的思想。今天与会者仅限于课题组成员，但我们讨论得很深入，大家热情很高。以后的讨论范围还可以更大一些。
这个课题是费老的一个遗愿，我们有责任继续费老未完成的事业。我当时接课题时有些不自信，费老鼓励我说，人的命运不是自己主宰的，而是有一只看不见的鸿蒙之手在主宰。他说，自己所做的一切并不是自己计划的，而是历史赋予的任务，刚好我遇到了这样的机遇，就这样做了这些事情。现在你也遇到了历史的任务，这个课题是鸿蒙之手交给你的，所以不要犹豫。
不仅我接下了这个课题，还有课题的每一个成员都和我一起承担起了这个任务。没有你们，我是承担不起的。 这个课题是摸清家底，同时也会出版我们的考察笔记，表达我们作为观察者的一些思考。我们还要沿着《江村经济》个案研究的方法，对个案进行解剖麻雀式的调查，写出系列的个案研究报告。我们是在进行原创性的调查和研究，人文资源就是一个原创性的概念和思想。大家任重道远。前年课题办了一个中期成果展，我本来很想让费老来看一看我们做的工作，让他看看离他的梦想还有多大的差距。他对我说，我可能去看不了了，我帮不了你们了，但路我已经为你们开好了，下边的路你们自己走，我相信你们能走得下去。我希望大家能用费老的精神来激励我们完成这一研究，当然，学术的探索是无止境的，谁也不敢说自己的研究就做的多么的好，但我们可以尽力。
(廖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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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一窍不通 于 2015-4-25 08:16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