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鸦片与黑衣壮的族性建构
玉米、鴉片與黑衣壯的族性建構
海力波
〔摘要〕
黑衣壯人是清朝中期以來從右江河谷向上游山區遷徙而形成的現居於德靖台地大石山區的壯族移民族群。該族群以玉米種植為生計基礎，並參與近代中國西南鴉片種植與貿易體系。玉米、鴉片成為其參與地方社會以及與其他族群進行物質、觀念與服務等交換的重要媒介，亦使黑衣壯人在主流社會中被逐漸“汙名化”，同時也強化其族性邊界與認同。本文借助Zomia理論探討黑衣壯個案中人、環境、物三者在族性建構上的互動關係，亦由此反思壯族歷史與認同的建構過程。
〔關鍵字〕玉米、鸦片、黑衣壮、族性、Zomia
Maize ,Opium and The Heiyizhuang’s construction of ethnicity
Hai libo
Abstract
As one part of residents of Youjiang river valley, the Heiyizhuang people choosed to migrate to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oujiang river for evasion of the Qing government’s control and population explosion at the beginning of 19 century. Maize became the basis of Heiyizhuang people’s mountainous region livelihood and opium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 goods for them to exchange .The Heiyizhuang people constructed their ethnic identity and ethnic boundary By dint of maize and opium.At the same time ,opium also made them be stigmatized by the mainstream society .The Heiyizhuang’s case gives us a chance to discuss the interaction relation between human .object and environment use for reference the Zomia theory and to reflex the Zhuang history and identity.
Keyword：Maize, Opium, Heiyizhuang people, Ethnicity, Zomia
人（居民）、地（自然与人文环境）、物（物产与生计要素）三者如何互动而创造出作为观念体系和生活方式的文化是人类学物质文化研究的关键，也是中国西南人类学研究生发出提供新思想观点的契机所在。中国西南地区存在着不同的族群与多元的生态环境，玉米、土豆、鸦片等作物对西南曾产生重要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影响，人、地、物在历史背景下如何互动并塑造出西南的自然与人文景观，是一个有趣但尚待深入的问题，也只能通过具体的民族志个案考查来深化。本文拟以生活于广西西南部右江流域上游德靖台地上的壮族支系——黑衣壮族群为民族志对象，探讨玉米、鸦片这两种物产在历史上如何影响其与其他族群、乃至王朝、民族国家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发生互动的过程，同时，也要探讨历史上的国家和主流群体如何为达到对鸦片、商路的支配而对黑衣壮人加以象征和现实的暴力，最终将黑衣壮人加以污名化的过程。此过程告诉我们，黑衣壮人与其所生产和流通的玉米、鸦片一样是全球化体系和历史上的国家对西南边陲渗透的历史产物，黑衣壮族群区隔的形成和族性的表征都必须置放到中国西南人、地、物与国家的历史框架中才能得到理解。
一、“黑壮人”：黑衣壮人作为山民的历史
黑衣壮人生活在广西百色市那坡县北部、东北部大石山区及相邻的云南富宁县部分地区，总人口五万余人，分布在大小一百六十多个自然村屯中。 壮族占那坡全县人口90%以上，大致而言，那坡壮族可分两类，一类为土著，居住在县城及县境内气候温和、地势较为平坦的中部、西部和南部一带河谷、丘陵与低矮土山区，以种植水稻为主，因其所讲方言“央话”而自称为“布央”，占全县人口的大部分；另一类即为黑衣壮人，与“布央”同操壮语南部方言德靖土语，但发音上有细微差异，包含有不少北部方言成分。黑衣壮人多自称为“布敏”、少部分自称为“布农”、“隆安”。黑衣壮之称来自“布央”历史上对其污名化称谓“黑壮”，黑衣壮老人解释道：““说我们黑衣住在山上，没有水洗澡，身上蚤子多，穿得黑黑的也像个蚤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污名化称谓在官方层面被禁止，20世纪90年代当地民俗旅游开发后，官方与“布敏”精英试图为本族群找到一个响亮而又具有文化特色的名称，因“布敏”过去长期穿着自种自染的黑色土布衣服，遂将原来污名化之“黑壮”衍化为中性的“黑衣壮”之称，该称谓没有侮辱性的色彩，“又能够体现出本族群身着黑衣的特点，还具有历史上的延续性和真实性” ，故得到黑衣壮人的认可，成为他们的自称。
历史上，黑衣壮人与“布央”之间存在着严格的族群边界，以至于年龄较大的“布央”壮人会对自己被误认为黑衣壮人感到愤慨，甚至断然否认“他们（黑衣壮）不是壮族，我们才是壮族，他们是住在山里边的”。
族群区隔的边界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过去黑衣壮女性内穿长裤外穿长裙“穿裙又穿裤”，而“布央”女性则“穿裤不穿裙”更为符合“风化”；黑衣壮人更为严格地遵守“不落夫家”之俗，在葬礼上所做的道教“法事”也更为隆重复杂，“布央”壮人则相对大而化之。
黑衣壮人居住在高海拔大石山区，“布央”壮人居住在县城、圩镇及周围为数不多的平地上以及河谷和土坡地区，黑衣壮人与“布央”壮人从不混居在一个村寨中，也极少有与外人通婚的现象，有的研究者甚至因此将黑衣壮人表述为“实行严格族内婚制度的民族”。其实，黑衣壮人因出外打工、求职与求学而与外地人或其他民族通婚者并不罕见，只是在村落日常生活的层面仍然被区隔于那坡当地“布央”壮人的通婚范围之外。
文化表征上的区隔最终被归结为生态与生计上的差异。“吃玉米”与“吃大米”成为那坡当地对黑衣壮人和“布央”壮人之间根本差异的表述。一位“布央”壮人告诉我：
“其实所谓黑衣壮呀……以前就是喊他们黑衣崽。他们住在山里面，很穷，和我们住在外面的不一样，我们都不会和他们结婚的……为什么咧？我们在外面都是吃大米的，他们都是吃玉米的，最多有点粥吃就不错了，出来也吃不惯大米，我们的姑娘也不愿嫁过去吃玉米呀。其他的都和我们差不太多……”
［那坡县城，那坡县城某中学李姓教师，2004年2月报导］
与“布央”壮人喜自称土著不同，黑衣壮人保持着身为移民后代的记忆。尽管在方志等文献资料中缺乏黑衣壮人历史来源的记载，但根据口述史和族谱记载，大多数黑衣壮村寨通常在七、八代人以前建立， 以一代25年计算，最早可追溯至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即清乾隆末年到嘉庆初年。黑衣壮人多称其迁出地为广西隆安县。隆安地处右江下游，明清两代属南宁府，“三面控诸羁縻州而东一面达南宁”，“据邕太上游，为镇色门户，控扼土司，屏蔽永武”， 〔黄朝桐（编辑） 1975：卷2，页2〕东近南宁邑城，西、南地接平果、大新、天等诸县，处于连接桂中汉族地区与桂西右江壮族地区的枢纽地位，也是中央王朝向右江流域开拓的门户所在。清雍正至乾隆时期，改土归流在南方各省展开，壮族土司势力被大大削弱。桂西北红水河流域势力最大的泗城岑氏土司、东兰土司、左江流域太平府（今崇左市）恩城州（今大新县）赵、农两氏土司、思明土府（今宁明、凭祥县）黄氏土司、右江流域奉议土州（今田阳县）、归顺土州（今靖西县）皆改土归流。〔吴永章（主编） 1992：385、389、392-393、399〕雍正7（1729）年，云、桂、黔三省总督鄂尔泰奏请将右江上游势力最大的镇安土府以土司无后为由改为流府、派流官统治，从而将今百色市所辖大部分地区包括今那坡、德保等县纳入中央王朝直接统治的范围。〔张联桂（编修） 1967：卷20，頁三〕在此过程中，清政府主要以右江作为官吏军民的主要通道，大量的人员与物质在南宁集结后，从隆安出发，逆右江而上，深入沿江各壮族土司辖地。隆安不仅是右江水道的起锚地，也是清代从南宁至百色的官道，从南宁可经隆安、果德县（今平果县）、思林县、恩隆县（均在今天田东县境内）到百色。〔黄朝桐（编修） 1975：178〕隆安的壮族居民在改土归流后要承受日益沉重的赋税、差役和官府严密的控制。那坡县城厢镇龙华村“文寨”是作者主要的田野调查点，“文寨”居民祖先迁徙历史的记忆颇具代表性：
“我们黄家最早也是从隆安迁来的，据老祖宗讲，是在乾隆年间的事情。那时候我们家住在隆安通往百色的官道边，过往的官都要我们家老祖宗挑担子，苦多，受不了啦，就跑到那坡来。以前还是住在平地上面，后来住到嘉庆年间，荒年，又要去当夫子，就往山里面跑，山里面那时侯好空的，有多的地，又不用见官，管不了我们，就在道光年间来到‘文寨’这里。我们的老祖宗住得久了，人也慢慢多了，就让我们黄家的老祖宗当了一个甲长，那是清朝洪秀全时候的事情咯。”
［那坡县“文寨”，黄绍精、黄绍福，2004年2月报导］
大多数黑衣壮人记忆所及的家族历史只能追溯至数代前由隆安向西迁来，隆安是西迁的始发地抑或中转站尚带进一步调查考证，改土归流前后的壮族移民史相关成果亦属阙如。但在清朝中期的右江流域确存在过一次以隆安为迁出地的壮族移民浪潮〔张江华 2001a、2001b〕。这批壮族移民溯右江而上，沿途不断有人栖身于右江河谷两岸大石山区中，其他人则继续向上游进发，一部分移民来到右江上游德靖台地大石山区，他们迁徙距离最远，所迁入地也最为偏僻，即为黑衣壮的祖先。他们所经历的不仅是地理位置的移动，更经历了从低海拔的河谷-土坡到高海拔的岩溶山原这一生态环境上的改变。这直接导致其在生计方式上从稻作变为山地农业为主。
二、从河谷-水稻到山陇-玉米：黑衣壮人生计方式的改变
据方志显示，清嘉庆以前广西只在桂北全州和桂中浔州有种植玉米的记载。〔谢启昆（编修） 1988：2824、2895〕但至19世纪末时，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玉米已经成为广西山区主要的农作物，对山地居民生计方式的影响尤为直接。随着乾隆、嘉庆、道光这一历史时期的迁徙与垦殖热潮，左右江与红水河流域一带不仅成为移民和山地开发的主要地区，也是玉米种植得到最大发展的地区。〔周宏伟 1998：171-175、249-252〕
右江流域民族分布格局历史上呈现出“僮（壮）人多居水头，苗瑶住山头”的模式。壮族居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生活于右江及其各支流两侧的河谷平原或有水源的土坡、丘陵地区，以种植水稻为基本的生计方式，在壮族土司的统治下过着定居的村落生活。在清中期以前右江两岸尤其是上游地区的山地、林地仍处于未充分开发状态，居者多为瑶族，亦有少部分苗族、彝族。清代方志中多记“居山者曰瑶人”，瑶民“多居于深山中，冬日焚山，昼夜不息，谓之‘火耕’。稻田无几，种水芋、山薯以佐食”，“居深山中，以芋薯为粮”，“锄畲种粟”，“散处林谷，所种山稻、稗子、野芋”，“耕山种畲”，“耕樵猎兽而食”。 〔谢启昆（编修） 1988：6869-6880〕山居者常年迁徙，因此也大多“无户籍”，“不供赋役”，更因为单位产量低下，只能以保持低人口密度来获得人均较大的耕作面积，借以维持产量与消费的平衡，因此，山居族群人口密度与数量同山下的壮族相较更为稀少。河谷-稻作-定居与山地-火耕-流动两种生计方式的差异成为明显的族性边界，并被赋予道德色彩，“瑶性最恶难驯。俍（壮），则土府州县百姓皆俍（壮）民，衣冠、饮食、言语颇与华同，”〔王士性 1988：6881〕褒贬之意十分明显。
在黑衣壮人的记忆中，他们在迁入大石山区前以种植水稻为生，并生活在官府或土司的统治之下。黑衣壮的刺绣中保存着大量的鱼、鸳鸯、水纹图案，黑衣壮妇女的银项圈制成双鱼对吻型；黑衣壮人传说祖先逃难时受困于大江大河边，后幸有太上老君化为一尾大鱼将其渡过河去；在葬礼中还有将死者亡魂超度后护送其渡过无数条大江大河，最终到达极乐的“扬州世界”的仪式，这些都可作为黑衣壮人曾经的河谷-稻作生计方式的佐证。但是，当他们溯右江而上，最终到达德靖台地时，适宜稻作的河谷、土坡地带已经被另一壮族支系“央人”所开发、占据，他们只能上山居住：
“黑衣壮最早从隆安县来，我们李家来这里有七代……我们黑衣壮一来就是种玉米的。那些山下面的‘央人’，就是‘蓝衣壮’，汉族人是喊他们做‘本地人’的。我们来的时候田峒都没得了，怎么种得了水稻呢？只好到这些山窝窝来，只有种玉米了。……那时没有锄头工具，用木来挖种玉米的——我阿婆（祖母）讲的，点一把火，从底下烧到这里，原始森林呀，烧完跟着来，哪个地方合适种哪里。这里原来是彝族人的，他们种小米，小米撒要的，产量很低，（我们）改种玉米，听老人家讲的。”
［那坡县弄弓屯，李兴存，2012年6月报导］
黑衣壮人掌握了19世纪初期传入广西的玉米种植技术 ，这是后来者的优势。相对于原有的畲禾、麦、粟、水芋、山薯等山地作物，玉米在产量上占有很大优势，对环境的适应性也更好。麦、粟类作物虽能耐旱耐瘠，但仍具有喜凉的习性，发育时要经过一个春化的阶段，此时需一段时间的低温后才能过渡到生长期，右江流域山区春季气温仍然偏高，因此麦、粟类作物产量不高，多在亩产150斤左右，畲禾亩产则在200斤以下。〔周宏伟 1998：167〕而玉米亩产量可达2000棵、一斤玉米种可收30斤玉米，每亩平均可收五、六百斤玉米，得400斤干苞谷，产量远远高于畲禾等山地作物。直至清光绪年间，在镇安府属各县，麦、粟作物仍然“俱不甚多”，远没有玉米地位重要。据清嘉庆6（1802）年谢启昆修《广西通志》所载，当时的百色、镇安等地并不产玉米。但至清光绪17（1892）年修《百色厅志》、清光绪18（1893）年修《镇安府志》记载，百色、镇安下属各县已经普遍种植玉米，并视为主要的粮食作物，如《百色厅志》卷三•物产所记：
“上林下旺各就其地所产大概相同，自粳稻外，惟包粟、山薯及芋，四月蒔九月穫，入冬间种荞麦。”［陈如金（主修） 1967：卷三，頁13-14］
百色诸县中又以恩隆县（今田东县）玉米出产量最高。镇安下属各县中天保县（今德保县北部）最早种植玉米，《镇安府志》卷十二•物产引旧志所记：“玉米……向惟天保山野遍种，以其实磨粉，可充一二月之粮，近来汉土各属皆种之……”《镇安府志》更称咸丰、同治以来，“畲地种包谷收获较广”，“镇属种者渐广，可充半年之粮，惟秋获后良田并不种麦，畲田更少（种麦），惟持玉米一造，若雨旸不时，贫民即有饥饿之患。”可知玉米自嘉道至咸同年间，已经在德靖台地取代了畲禾、麦、粟等传统山地作物，成为与水稻同等重要的作物，尤其对缺乏水田的山民更为重要。但是，在镇安等地，玉米只限于旱地、山地种植，水田仍以种水稻为主。《镇安府志》记当时“土民惟知务农”，但只有在山地才会“开山种畲，正月种荞麦，小米、秕，二月种棉花、芋头、玉米”，编者更以天保县（今德保县）为例说明，天保县地属岩溶山原，多为峰丛洼地的东北乡“正二月种玉米甚多，可支半年之粮”，而在多为土坡、谷地，水源条件较好的“西北乡尚少，近城各田埔并荞麦亦不种，惟秧稻一造，别无所收。”天保县东北与百色田东县西南相联，同为岩溶山原地形，并向西南延伸至靖西县西北部、那坡县北部，构成德靖台地主体山原部分，该地区的壮族居民以种植玉米为主要生计方式，且多自称为自隆安移民的后代，玉米种植技术很可能是从田东县西南顺山区地势走向一直传播到当时的天保东北再向西南传播到那坡，恰好与黑衣壮人溯右江而上并进入那坡山区的时间和路径相重合。
玉米相对于其他山地作物的高产量带给黑衣壮人充足的食物供应，并迅速转化为人口优势。从道光至咸、同年间，黑衣壮人已经遍及那坡及邻近靖西、德保等县山区大部分地区，原来的瑶、苗、彝族居民则逐渐往海拔更高的高寒山区迁徙，“文寨”老人回忆道，黑衣壮人迁入当地时，山陇里已有两户“倮倮”（彝族）居住，他们曾经与黑衣壮人共同生活，但随着黑衣壮人的繁衍，这两户彝族居民最后也迁到别地居住，当地成为一个纯粹的黑衣壮村寨，据作者本人的田野调查经验，不少黑衣壮村寨也大多有过类似的过程。至迟在清光绪后期，那坡已经形成了瑶、苗、彝族居住在海拔最高的高寒山区、黑衣壮人居住在高海拔的大石山区、”布央”壮人居住在低海拔的土山、坡地与河谷田峒地区的垂直分布模式。与山下主要从事水稻种植的壮族同胞相比，黑衣壮人的生活带有更浓郁的山地风格，也更为多元而复杂：
“他们（布央）住平地、土坡，种水稻的，一年到头都种，种水稻工种多，一年四季都很忙的，没有工夫种别的，而且水田也舍不得拿来种别的，主要是种水稻。……我们种玉米的，（农历）二月种，七月收，护理也比水稻简单，工种没有他们那么多，有空，所以我们在山上种杉木、茶果，种蓝靛和棉花，还可以养牛、马，有技术的还编竹子、打铁，多咯。
［那坡县城，黄绍英，2005年5月报导］
在那坡，黑衣壮人不仅以种植玉米，更以牛、马、猪的饲养业和土布织染技术闻名。事实上，过去还有所谓“布敏三样大”的谚语，即黑衣壮村寨因为地处山区木材和饲料丰富而具有房子大、牛大、猪大的特点。黑衣壮饲养的黄牛耐干旱、善爬山，适合山区农业环境，不仅销售给那坡的”央壮”，还远销周边县份乃至云南地区。马匹则是山区主要交通运输工具，直至20世纪30年代，在百色和云南需求量都很大。据那坡县志记载，黑衣壮所居住的石山地区在民国时期是那坡主要的产猪地。〔广西那坡县志编撰委员会（编） 2002：194〕黑衣壮女性主要从事蓝靛、棉花的种植和土布的织染工作，黑衣壮土布向来以缜密厚实、耐穿不易掉色而闻名。牛、马、猪和土布不仅自用，更用来出售。无论是山上的瑶、苗、彝族居民还是山下的”央壮”，对黑衣壮的产品都有稳定的需求。黑衣壮在族群分布的地理格局和经济交换格局中，都处于田峒地区的”央壮”与高寒山区的瑶、苗、彝族之间的中介地位。三类居民群体掌握的资源和产品不同，因为交易品和交易地位的差异，从而具有某种阶序性的地位差异。
居住在高寒山区的瑶、苗、彝族因为地力更为贫瘠，“高山上坡度太大”，农地更为零散，虽然也逐渐以玉米作为主要农作物，但产量较低，供给口粮尚嫌不足，更不可能用作饲料。由于地理位置险恶，牛、马行走不便，生猪更是难以运到墟市交易，因此，高寒山区多以养山羊和养鸡为主；山羊在山崖上行动自如，还可以啃食石缝中牛、马无法食用的低矮草根，不需专门为其准备饲料；高寒山区气候寒冷，且居住分散，鸡瘟较少，而平地鸡瘟较多，鸡种退化很快，因此，过去那坡养鸡多在高山瑶寨苗村，平地较少，鸡种分为瑶鸡与苗鸡两种，质量优良。〔广西那坡县志编撰委员会（编） 2002：195〕山羊与鸡方便携行运输，瑶、苗、彝族多以山羊、鸡交换黑衣壮的土布。对黑衣壮而言，羊、鸡量少且并非必需品，但土布对瑶、苗、彝族不可或缺，交换关系上黑衣壮人居于主动地位，也使他们产生了某种心理和认同上的优越感。“文寨”一位黑衣壮老人这样谈到他在交易中对瑶民的印象：
“我们这里和瑶族人打交道的很少，几乎没有。为什么咧？瑶族人几乎没有到县里和街上来的。最多到他们‘下华’乡的镇子上买点东西。我以前经常到瑶族住的地方和他们做生意，所以比较了解。我认为（过去）这个‘瑶人’在住的上面不像我们黑衣壮有大房子，他们是用树杈杈搭起来的棚子住的。瑶人死了以后，家里的人要迁走，另外住的，所以住房也简单。房里面，人和羊都混在一起住的，人住这边，羊就住那边，都只有一间屋，那个羊的气味难受得很咯。衣服上他们也不会自己织布做衣服，只有来跟我们黑衣壮买，黑衣壮自己穿不合适的衣服才会拿去卖给他们。（过去）他们很多小鬼长到一米多高还没有衣服穿咧。因为他们喜欢养羊、养鸡，我年轻时就是贪图‘瑶人’的羊和鸡便宜，才去和他们做过生意，拿我们的旧衣服和他们换。他们得一点我们的旧衣服都好高兴咧。”
［那坡县“文寨”，李修精，2005年5月报导］
但在面对山下的“布央”壮人时，黑衣壮的心态则更为复杂、矛盾。一方面，黑衣壮人认为，在过去“布央”壮人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值得羡慕之处。“他们人多，住的地方就那么大，那个田平均下来一人就是那么多，还不像我们黑衣壮住在山上地方那么大，搞点什么都有吃的。”某些黑衣壮人甚至认为，过去与“央壮”互不通婚，并不仅仅因为后者对自己抱有歧视的态度，而是：
“我们的姑娘也不愿嫁过去呀。他们种水田，一年到头都在田里面忙，女的也要下田，插秧、收谷子，辛苦多。我们的女崽从来不下地的，都是男人干就可以了，女崽就是在家里面喂猪，在外面种蓝靛、种棉花，是女的干，其他就是在屋里面纺纱织布染布咯。所以他们（‘央壮’）的女的晒得黑黑的，不像我们的女的总在屋里，白白的。”
［那坡县“文寨”，黄绍福，2005年5月报导］
但另一方面，黑衣壮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却必
须依赖山外的世界。
尽管黑衣壮人常常被表征为在与世隔绝的大山深处过着自给自足生活的族群，但即使在过去，黑衣壮人也必须依赖山外的世界供给其基本生活必需品：盐巴是黑衣壮人从山外墟市上购买的最重要也是最大量的商品，制农具所需的铁、照明用的煤油、金属制品、火柴等日用品也只能从山外购入。虽然黑衣壮人以玉米为主食，但每人每年平均也要从”布央”壮人那里购买10—20斤大米，大米粥是婴幼儿、老人、病人的食物，在节日、道教法事、祭祀祖先、红白喜事（婚、葬礼）等特殊时段，人们不吃玉米而吃大米饭。大米不仅具有更好的口感或营养，还因为在黑衣壮人的观念中，大米相对于玉米具有更高的阶序性地位。在黑衣壮传统的民间道教信仰中，大米被视同为男人的精髓、女人的乳汁、乃至生命本身——“寿”的蕴涵物“圣米宝珠”，还被视为道公祖师和神灵的法身在人间的显现，祭桌上装在碗中的大米甚至被视为道公的法坛“仙山”所在，而伴随黑衣壮人筚路蓝缕开辟山林的玉米则没有在仪式中得到如此高的评价，也较少出现 。
三、鸦片与山中的“马路”：黑衣壮人的社会交换与交往
以作者所调查的“文寨”为例，在1950年代以前，一户3-5人的黑衣壮人家可以开垦并种植总计4-5亩旱地， 每亩玉米栽种1600-1800株，每亩平均产量约在400斤干苞谷左右，总量约在1600-2000斤左右。平均每人每年需三百多斤口粮，一户黑衣壮人家需1200-1500斤左右的口粮才可满足最低需要，尚需要留出约100斤玉米种。猪每长肉1斤至少需要玉米饲料2斤，则每头猪每年需要300斤干苞谷左右。通常每户还需要一头黄牛耕地，稍富裕的家庭通常还饲养一匹马以供运输与乘骑，为了维持牛、马的体力，也需要在它们的饲料中掺入玉米，其量至少每年需50-100斤。总计黑衣壮人四口之家每年需要玉米2000斤左右方可维持基本生存与再生产。黑衣壮人在市场上购买的商品仅盐巴、煤油两项，所需已经不菲，据民国22年《广西各省概况》统计，那坡全县人口约7万人，进口食盐5万公斤，煤油3万公斤，则每人每年约消费0.7公斤盐，0.4公斤煤油，时价盐0.64银元/公斤（黑衣壮老人称在山区一块“光银”（银元）一斤盐，甚至有过两头猪只换来三斤盐的行价）、煤油1.08银元/公斤，需银元3元五角可满足基本的盐、煤油消费。此外，四口之家全年尚需要总计约60-80斤大米作为主食的补充，根据1934年的行价，50公斤大米需银元5元。〔转引广西那坡县志编撰委员会（编） 2002：303〕加上日用品、铁器等最低消费，每年尚需要8.5-10元银元左右的现金收入或相当的货物来其维持基本生活水平，此部分消费必须从玉米之外的途径获得，这促使黑衣壮人与外部世界发生更紧密的联系。
黑衣壮居住的大石山区并非与世隔绝之地，而是百色传统商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百色西、北与滇、黔相联，南通越南，向东可经南宁、梧州直航广州，历史上一直是滇、黔、桂与广东乃至海外交通的枢纽。在20世纪30年代公路修通之前，百色的交通主要依靠右江航运。据清《百色厅志》卷三 舆地称：
“百色地当极边，万山重叠，惟厅治滨江，源出云南土富州，下达南宁，汇于郁水。铜运盐运与夫东道行商帆樯時集。別派上溯西林之驼娘江凌云之皈乐可通小舠，此外四乡不通舟楫。”〔陈如金（主修） 1967：卷三，頁1〕
清光绪《百色厅志》卷三 物产亦称：“舟载马驮百货云集，类皆来自东粤以及滇黔，非土产也。”〔陈如金（主修）1967〕外来货物经右江最远可到云南与广西接壤的土富州（富宁县），在谷拉渡口卸货，此后需要经陆路运往各地。黑衣壮人回忆道：
“从前百色主要靠水运的，但是水运到谷拉就到头了。从谷拉到那坡县城的路只有经过我们黑衣壮的山上的，老人讲只有靠人挑马驮，经过我们的九村十八陇，百色的钢铁、盐巴和百货才到得了县城，具体哪个九村十八陇我们也讲不全，但是都是要经过我们黑衣壮的石头山里面的。”
［那坡县弄莫屯，75岁农姓老人，2012年8月报导］
从百色经黑衣壮山区南行可直至清代中越边境的重要口岸平孟，向东南可经定业、龙合、坡合至昭阳关，通往靖西、龙州、宁明、凭祥等边境重地。清雍正开始，云南铜矿得到大规模开采，桂、粤、闽、浙、赣、苏、鄂、川、陕等省需要滇铜作为铸币原料，两广所需滇铜在云南土富州集中后运往百色，再经右江顺流至南宁，或北上桂林、或东下梧州至广州，供两省铸币所用。〔蓝勇 2006〕清代广西用银主要取自安南（越南）宋星厂，由中国商人交税开采，将银运回国内，据时人记载：
“宋星厂多广东人。……采银者，岁常有四万人。人岁获利三四十金，则岁常有一百余万赍回内地。……宋星厂距余所守镇安郡，仅六日程。镇安土民最懦钝无用矣，然一肩挑针线鞋布诸物往，辄倍获而归。其所得银，皆制镯贯于手，以便携带，故镇郡多镯银。”〔赵翼 2013：58〕
安南银经太平府（今崇左市）的龙州过境，其中很大部分北上至百色再流通到滇、桂乃至全国各地。无论是铜路或银路都需经过黑衣壮山区，至今在黑衣壮山区还遗存很多荒废的石径，石板上多有马蹄践踏而成的石凹，这些荒废的山间石路被黑衣壮人称为“马路”，即为过去马帮所行之百色商路。虽然百色商路以广东商人势力最盛，但很多黑衣壮人却成为商路上的劳力、雇工和赶牲口者，黑衣壮人喜养马的传统正源于此。不仅如此，黑衣壮人还以更强势的状态参与到商路活动中。“文寨”黄姓老人回忆道：
“‘文寨’这里是那坡和越南交界的要道，过去古时候那坡的人是吃不到盐的。我们的老祖宗来到这里又耕田又种地，还贩私盐，从越南买盐——那里是海边有盐多咯——挑到那坡卖，人家不买不得咯，很快就富裕起来了，有钱多咯。又拉拢一起来的韦氏和李氏，以前‘文寨’是三个姓的呢，成为集团性的，控制盐道，你要运盐一定要交过路钱，财源滚滚来。……（我们黄家）就联络李家一个人、韦家一个人共同策划。在‘文寨’对面山上那一个洞喊做小洞，我们就在那里打刀剑，提炼土硝造火药。……那时侯我们黄家还没有封什么官，只是一个占山为王独霸一方的头子。……（后来）清朝封我们黄家的老祖宗做‘小北乡乡长’，就是土司，还给了一枚‘镇安府小北乡乡长’的官印，现在都还留着。”
［那坡“文寨”， 黄绍英，2004年2月报导］
文寨黄姓家族在历史上属于黑衣壮地方精英，直至1950年代以前，黄姓家族不仅利用势力与人脉在那坡与越南间贩卖私盐与大米，甚至在越南与人合伙私铸“光银”，带回那坡获利。当然与私铸“光银”相比，贩卖私盐与大米是更常见的生计方式的补充。由于清政府以及国民政府的控制力日益强化，即使如“文寨”那样“占山为王”的地方也逐渐以更为和平的方式在商路中发挥作用：
“文寨过去不是街市，但是就像街市一样，来往多，有买卖鸦片的，有来看病的，我们这里有草药多，我们黑衣壮有医书的。还有打农具、编竹器的，风水先生，样样有。为什么？因为文寨靠近云南，从百色到那坡县城也要过这里的。我们黄家从百色贩百货、铁器、盐巴，哪些铁奇怪咯，都是铁轨上的一条条的铁，我以前还奇怪是不是他们从铁轨上偷得的。我们什么都卖，也卖鸦片。”
［桂林—那坡县城，黄绍英，2009年9月报导。
电话采访，相关信息得到后续田野调查的证实］
鸦片的种植是黑衣壮历史中尚被忽视但却十分重要的元素。百色商路在某种程度上与鸦片贸易关系密切，商路上的各群体也因此与鸦片发生关联。那坡的鸦片种植历史可上溯到清道光年间，广西巡抚梁章钜于1839年奏称：
“該省太平、泗城、镇安、思恩各府，与云南、贵州交界，向有栽种罂粟花、刮浆、熬膏之事，与鸦片烟名异而实同。”〔《清宣宗实录》卷319 ：13〕
梁章钜在奏章中所指镇安府即包括那坡县故地在内，镇安府属又以小镇安厅（那坡县）和天保县（今德保县北部）、归顺（今靖西县西北部）州种植为多，且当地“奸民唯利是图，难免将来复种”。 可知黑衣壮山区当时已经有较具规模的鸦片种植历史。据光绪十七年《镇安府志》卷八风俗条记载，当时镇安府各地“自鸦片盛行以来，食吸者逾半，凡宋之峒丁、明之土兵俍兵称为犷悍强壮屡资调遣者，今则羸顿瘦弱面目黧黑半归无用。”从清末至民国，那坡“本县种植罂粟以城厢、龙合、三蓬（今定业）、果把（今坡荷）、念银（今属百合）、平孟、六蓬（今百都）等地较为普遍。仅龙合乡年种植达一万亩，收获烟浆（生鸦片）约十余万两。民国25年（1936）至民国36年（1947），镇边县有烟民1974人，平均每百人中有2.7人吸食烟片，其中城厢、龙合、三蓬、平孟、果把五个乡的烟民占全县烟民四分之三。烟民中有老、青、壮年，也有个别妇女。论身份，有平民百姓、有家少爷、学校教师、政府官员和地方绅士等等。”〔梁玉祥 1992：78〕鸦片种植主要分布地都在黑衣壮居住的大石山区。其中城厢、龙合、三蓬、果把等地更是黑衣壮人聚居区。黑衣壮人将鸦片称为“洋烟”，黑衣壮老人亦多承认“解放前，都有种洋烟的习惯”，但也坚持黑衣壮人中抽烟片的并不多，绝大多数黑衣壮人都只是种植鸦片以弥补生计的不足，鸦片令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与山下的“布央”壮人相差不远，可以弥补单纯种植玉米的不足：
“过去种鸦片蛮多的，也有只种玉米的，那就生活苦多了，就好像现在光知道耙田，没有文化不懂技术不做生意的那样，种了鸦片日子就轻松多了。为什么舍不得自己抽呢？比如1949年，那时鸦片卖一两就是一块光洋，种到五十两你就不得了了。有地多的人家还有种到十几斤的。一般农户一年至少可以收五、六两到十几两，看你的地肥沃情况怎么样。那是蛮多的啵，49年那时，一支79步枪——那时枪是根据口径大小来卖的——也才五块光洋左右就买得起了（但后续田野调查中亦有其他老人纠正，称步枪一枝通常卖15块银元，一两烟土或一块银元可换10发子弹，一枚木柄手榴弹也需二两烟土）。”
［那坡县城，黄绍英，2012年8月报导］
在国民政府时代，那坡鸦片种植集中在生产玉米的石山地区，而种水稻的地方则基本没有鸦片的种植。这在直观上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
“种水稻的地方种不得鸦片，很少种。有水稻的地方国民党也搞‘禁烟’的啵。种水稻的地方交通比较方便呀，国民党的官员经常下去，种玉米的地方官员很少上来的。我们属于偷种，在石山里面种，黑衣壮的地方交通不便，县、乡官员很少上来。国民党也有缉毒队，有叫做县警的兵。但是也是坏的。到我们偏僻地方，杀两条狗肉请你吃，再塞点钱给他们，回去就说没看见了。他们也不敢和我们搞得太严格，要不就回不去了，怕人家报复呀。”
［那坡县“文寨”，何生青等，2012年8月报导］
瑶、彝等族虽也居住在山区，但鸦片种植相对少见，“他们没有我们黑衣壮这个头脑，而且在高山上地坡度比较大，也贫瘠。”事实上，是否种植鸦片与族别无关，而与地理和气候相关。鸦片虽为热带作物却喜阴耐凉，降雨太多、气温太高或太低都不利其生长，最适宜在日照长、昼夜温差大而又温和少雨的气候和酸性低、含沙石的湿润红土中生长，海拔高度在900—1300米之间最好。〔布思、任华梨（译） 1999：2-4〕那坡石山与河谷丘陵地区因海拔差异属于两种气候类型，石山地区要到惊蛰前后才能春种，中南部地区则在立春时就可种水稻，农事上相差两个节气。石山地区海拔多在1000米以上，气候凉爽、年平均气温低于17℃，冬寒夏温，霜雪常见，降水量虽可达到1400—1500毫米，但集中在每年5-9月，旱期长达9个月，春、秋旱频繁。中南部地区海拔在250-1000米之间，土壤较为肥沃，气候炎热，年均温在22℃以上，光照充足，雨量充沛，雨季长达130天以上，降水量可达1700毫米以上，且时间分布均匀，可保证水稻一年两熟甚至三熟（冬季可种一季小麦）。〔广西那坡县志编撰委员会（编） 2002：65〕气候和土壤条件决定了鸦片最适合在黑衣壮山区生长，山下的“布央”和更高的山上的瑶、彝等族都因为过低或过高的海拔与不适宜的气温、降水等物候条件被拒之于门外。
鸦片在当时的广西平均每亩可产五十两左右，但在那坡黑衣壮大石山区亩产量远远低于此数。“文寨”老人仍能回忆起幼时与长辈种、收鸦片的情景：
“（文寨）国民党时候有种鸦片的，我小时候还和我阿爸一起种呢，就在我们寨子底下洼地上和周围石山上，拿石头砌成石台种，其实就是种玉米的地肥一点的就可以种。……种一亩，至少几斤，山顶，地贫瘠，少点，好地一般三四斤……玉米﹝农历﹞3月种、8月收。收了以后，农历10月播鸦片种子，2月收,就是在农闲时候种的。……鸦片种得多。肥地里可以长到一米多高。一兜兜的，间隔和玉米差不多，开花，一兜一果，像小鸡蛋那么大。用像修脚刀那样的小刀从上到下割下来，不割断，只割皮，就有像牛奶那样的东西流出来。放倒它（不要动），到第三天比较硬了就像刮胡子那样的刮下来，流到碗里去，我们都带着碗的，就成为鸦片了，就可以出售了。”
［那坡“文寨”， 黄绍英，2012年8月报导］
因为产量较低，黑衣壮地区主要还是作为鸦片商路的中转地。西南各省中，云南所产鸦片称为“云土”，量大质优，远销各地乃至东南亚海外。云土外销，主要路线或从云南富州——广西那坡——靖西——龙州——宁明——广东钦州、廉州；或从云南广南——剥隘——六丰——百色——南宁——梧州——广东，这两条是云土运销国内的主干道；此外，云土入广西境内后，还可取道那坡——靖西——大新——龙州至凭祥，经隘口、风流街、新街等地从龙门关入越南，远销东南亚等地，这是云土主要的国际销售渠道。〔黄滨 1992：42-46〕国民政府时期，鸦片在广西被称为“特货”，广西国民政府采取“寓禁于征”的鸦片政策，其实就是承认鸦片种植与贸易的半“合法”性而向其征收高额税金。在国民政府时期，“特货业在广西商业上占特殊重要之地位，特货业之兴衰，足以决定全省商场之荣枯” 。广西国民政府财政开支70%以上来自鸦片税金，而税金的来源地主要就在百色地区。〔陆吉康 2005〕鸦片税金极重，稽查极严，黑衣壮人所生活的大石山区也就成为鸦片走私的必经之路。与那些拥有强大的政治背景、武装良好、资金充足的大“烟帮”相比，经过黑衣壮山区的大都是小规模的走私烟帮：
“买鸦片的叫做烟帮，一般三、五个，十多个人。烟帮也走山路，主要走石山。来我们这里的一般是运百货来的，带盐巴、钢铁、百货来这里，卖掉了，才有钱买鸦片。有的烟帮有钱了，并且带有枪了，枪好，国民党的兵也不敢惹他们，那是有势力的，他们不用带货来卖。来这里的一般都是我们讲的‘矮屌’人，就是从东边来的讲土白话（粤语）的汉族人（作者按：有学者认为应该是指客家人，本文姑从黑衣壮之说），他们是从梧州、玉林、北流那边来的，那边讲白话，但是和南宁讲的又不一样，比较难听的那种。”
［那坡县吞立屯，杨胜升及妻韦氏，2012年8月报导］
烟帮将黑衣壮山区的众多小道作为逃避征税的商路，这些烟帮也是黑衣壮所种鸦片的固定收购者，烟帮在烟路沿途都有固定的落脚点，很多黑衣壮村寨和家庭不仅依靠鸦片买卖，还通过为烟帮提供食宿服务而获利不菲。烟帮通常愿意与黑衣壮人维持良好的关系，食宿服务都以现金立即付酬，收购鸦片的价格也更为优厚。小型烟帮还携带盐巴、铁器、百货等物，可以用鸦片直接交换。黑衣壮人僻处深山，与来往烟帮和商人的交往成为他们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途径。
在1930年代以前，鸦片的种植与销售被认为是合法的，也很少具有道德和宗教层面上的负面意义。对黑衣壮人而言鸦片仅仅是栽种出售的众多山货的一种，但却是更具优势的物品。
第一，鸦片是一种“讨巧”的作物，恰恰可以与玉米在空间、时间上相互补充。黑衣壮人通常在农历2月将玉米和南瓜子一起混种，农历5月、6月还可以分别将红薯、黄豆种在玉米地里，7月即可收获玉米，此后玉米地里只能种一些三角麦（懒汉荞），8月、9月分别收黄豆和三角麦、红薯、南瓜。黄豆和三角麦的产量很有限，红薯、南瓜多用于养猪，少有人吃，更无贸易上的价值。从10月到第二年的2月，玉米地搁荒。鸦片在11月下种，第二年2月收割，不仅不会对其他庄稼产生不便，还将土地的利用效率发挥到最大化。
第二，与其他山货相比，鸦片更具可控制性。杉木需要经十数年的培养才能成材，大石山区交通不便，杉木只有少量可被裁成板材外运。茶果可榨油且价格不菲，每担（50斤）价值银元7元，1亩茶果地可收茶果三、四百斤，榨油75-100斤，是黑衣壮人除鸦片外价值最高的经济作物，但茶油树只适宜在肥沃的土坡地上生长，且生长期长，需种植四、五年后才开花结果，8-10年后才有收入，茶果成熟后会陆续掉落需及时捡拾。黑衣壮人肥沃的土坡地极少，到山外租地种植也因往返不便、疏于照料，被山外“布央”壮人偷捡茶果而损失惨重，从而加深了两个族群的隔阂。牛、马、猪的饲养需要大量草料、红薯和玉米，草料需要到寨外山上收集，劳动强度大，且数量有限，只有少数拥有充足人力的人家才能饲养牛、马出售。同样，棉纱与土布也大多自用，可出售的不多。药材、山珍等物量少且具极大的不确定性。鸦片栽种后基本不需要田间护理，产量可靠，收鸦片烟汁妇女和小孩皆可为之。只要多施肥，鸦片也不会影响地力。
第三，鸦片还令黑衣壮人交易中拥有一定的主动性和优势地位。鸦片量轻积小，可以长期保存，也便于隐藏，黑衣壮人不需要长途驱赶牛、马或通宵达旦地纺纱织布，也不需要在山间跋涉采集山货，烟帮会主动上门收购，节约了黑衣壮人的时间和体力，也令他们免受在山下墟市贸易时常常经受的欺诈和歧视。
但是，鸦片既给黑衣壮人带来些微利益，却也将他们污名化，最终使其与山下的壮族主流社会产生更为明显的区隔，并成为边缘化的族群。
四、“特种部族”与污名化的想象：
黑衣壮族群的边缘化过程
民国26（1937）年，主要依靠鸦片税金提供的财政收入，广西国民政府修通德靖台地第一条现代化公路即从南宁—田东平马—靖西岳墟—越南的平岳公路。公路使传统的百色商道走向萧条，货物不需再溯右江经南宁到百色转运，而可以从南宁经平岳公路再向西经过地势更为平坦的那坡中、南部，或北上县城，或南下平孟进入越南，黑衣壮山区逐渐失去商路的重要地位。大新、崇左等地的牛、马等牲畜可经过靖西公路运往那坡，黑衣壮人传统的牛、马市场逐渐萎缩。大量的机织布和棉纱从南宁等地运入那坡，黑衣壮女性纺织的土布不再被“央壮”所喜爱，很快，穿着蓝色的机织布与穿着蓝靛染成的黑色土布甚至成为“布央”与“布敏”间最直观的区隔所在。原来的百色商路成为只有走私烟帮经过的荒凉山路，黑衣壮人也不得不更为依赖鸦片换取必需的收入。
在黑衣壮人的记忆中，公路开通居然带来黑衣壮山区匪患日益滋生的事实：“过去土匪也不太多的，到三几年以后就多了，三几年四几年，就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时候多了。”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随着“新桂系”广西实力集团推行的各项现代化措施初见成效，公路和铁路交通的发展使广西与沿海地区的经济联系更趋紧密，传统的航运业破产，手工加工业（包括土布的纺织）在沿海舶来商品的排挤下走向没落，面临外来产品的竞争，农副产品和地方土特产的价格大幅下降。广西国民政府行政效力的强化也使地方上的鸦片贸易受到政府更为严苛的管理，大部分利润在“寓禁于税”的名义下被政府盘剥，百色地方经济日趋萧条。匪患成为黑衣壮人在1930年代后的最大生存困境。匪患在黑衣壮山区的泛滥在很大程度上与鸦片相关：
“鸦片是要有实力才能种的，没有实力的寨子种鸦片会给土匪抢去的。因为你一早就去割了，还不得收的呀，要等到第三天才收得，寨子里就要派年轻人拿枪去守咯。要不然土匪来抢的，土匪到处都派人看过的，哪里有人种鸦片事先都知道了，看你鸦片要收了就从蛮远的地方成群结队来抢。罂粟果也抢，抢割了去，拿回去再割，这样流出来的少点，但是也有。”
［那坡县弄莫屯，农光青，2012年8月报导］
反讽的是，在当时的黑衣壮人看来解决匪患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多种鸦片以购买枪支。几乎每个黑衣壮村寨都有枪支，少则两三枝步枪，如寨子里有钱人较多枪支也较多，除国产枪支外，甚至会花重金——百余银元——到越南购买大威力的“欧枪”（即法国产步枪）：
“种鸦片得的钱主要是用来买枪。一般人家有点钱的都有枪，富裕的枪也多，有钱也是靠种鸦片。枪的用处在那坡是很大的，枪是很重要的东西。我们（文寨）黄家算是有点钱的，就有好几支枪，有步枪，还有驳壳枪、左轮枪。枪主要用来防匪，有钱来抢怎么办呢？你有了枪，土匪就不敢来了，枪多了，国民党的兵也不敢来了。所以后来搞革命的时候，地下党也是看我们黑衣壮、边界的地方有枪多，才组织起来的。”
［那坡“文寨“，黄绍福、李修精、李修克，2012年8月报导］
那坡匪患最烈之处在与云南富宁、广西靖西交界之处，即黑衣壮集中的城厢镇与龙合乡两地。依靠政府的保护并不实际，兵匪往往一家：
“我们这里土匪壮语叫做‘游勇’，其实就是国民党的兵，只有他们才有武器呀，打败仗的那些兵，来当土匪……什么都抢，最喜欢洋烟，牛也抢、马也抢、米也抢，有的白天做工，晚上出来抢，游勇的人是多种多样的……你反抗，他也杀人的，我们‘文寨’李家一个阿爸，看见土匪在楼下要烧他的房子，冲出来，就挨打死了。”
［那坡“文寨“， 李修精、李修克，2005年,6月报导］
在1940年代，土匪的抢掠愈演愈烈，手段也更为残忍。通常土匪会在凌晨时进攻村寨，一旦攻进村寨，往往爬上屋顶，掀开瓦片将手榴弹掷下，将居民炸死后，再进屋搜略财物，这种抢劫方式被称为“开天蓬”。黑衣壮人晚上听到屋顶传来动静，就会或开枪或用削尖的竹子往上刺杀，土匪一旦被捉住，通常也难逃一死。由于黑衣壮村寨多设卡防守，黑衣壮人拥有的枪支愈多，促使土匪采取更为极端的手段抢劫，其毁灭性的方式也说明他们的目标不再是牛、马、猪、粮食，而是更不易在爆炸中被破坏的鸦片与现金。在对付官方收缴鸦片行动时，黑衣壮人通常不会与其正面武装冲突，更愿意通过贿赂来解决，但仍需要以武力为后盾。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路经“文寨”时，寨中青年以为是国民党武装或土匪到来，于是“拖起条步枪上山躲起来”，事后老人向解放军解释误会，告诉他们这是黑衣壮人对待外来武装人员的标准反应。
鸦片、匪患、枪支的流行使得黑衣壮人与山下“布央”壮人相比呈现出更具“武装化”的社会结构特征。为了更好防范土匪的侵扰，人们趋向集中居住，小寨子里或零星居住的黑衣壮人家纷纷搬到人口较多的大寨子里，后者也乐于招揽新的住户并为其提供土地和住处。“文寨”在1930年代以前尚只有黄、韦、李三姓居民，后陆续迁来何、杨、凌、农、李等人家，“都是从外来迁过来的，还有（另一个）李家，也是抗日战争时候从弄腊迁来的。三几年是抗日战争嘛，后来是解放战争，那时候地方比较乱。原来都是这里一户那里两户住的，土匪来了不好办。黄家、韦家还是去求那些小姓的搬来住的，来了还租田给他们种”。 ［那坡“文寨”，农日权，2005年5月报导］“文寨”如同其他黑衣壮村寨那样，还在寨子四周的陇坡上修寨墙、建炮楼，在出入寨子必经的坳口砌起石头寨门，组织青年轮流持枪把守。这些历史特征也令黑衣壮人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壮族民俗旅游开发过程中被表述为“具有悠久的革命传统和反抗精神的尚武的族群”。
由于黑衣壮地区地跨滇、桂两省，南通越南北部，国民政府无法对其有效管控。从1930年代初期开始，这里也成为中国领导下的滇桂边游击纵队活动频繁的地区，“文寨”事实上就是游击队补给囤积地之一，粮弹物资就存放在黄家祖先当年“占山为王”时打造刀剑、制作硫磺的山洞里。游击队员还会到寨子里看病、开会或经此地转往他处。父辈与游击队领导人的私人友谊更是黄家后人至今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黄绍英2011:186-192］游击队在斗争中也曾以鸦片为工具、为诱饵来打击敌人、发展自己。
“烟帮怎么收得了税，他是走黑（小）路的呢，不走大路的。所以国民党也有县警缉毒的呢。大概1948、1949年，游击队就找人哄国民党县警，讲某个晚上有烟帮经过县城西边的那赖，你们有枪我就带你们去，这样国民党就想去偷偷抢烟帮，又得烟土又得钱。结果县警就有几个跟去了，两个就挨杀了。据说游击队当时枪和子弹很缺，就找人到县城骗他们出来。县警挨了这一次，蛮久都不敢出来了。”
［桂林—那坡县城，黄绍英2009年9月报导。
电话采访，相关信息得到后续田野调查的验证］
老人强调，县警的行动并非是官方的警务缉毒，而是“私捞”好处的强盗行为，此次行动令“文寨”人印象深刻，是因为被杀的一名县警是被强拉下山当兵的“文寨”青年。有资料表明，在斗争极端困难时期，游击队也曾也不得不通过利用烟帮来获得斗争经费。〔张声震（主编） 1997；何志坚 1982〕“文寨”黄家之所以对游击队的活动表现出极大热情，原因之一就在于游击队的出现令国民党武装与土匪对山区的侵扰大大减少了。
国民党武装与山区居民的冲突并不罕见。如百色西隆县（今隆林县）苗冲乡为苗族聚居地，民国5（1916）年在旧桂系广西国民政府的默许下，外来鸦片商人引诱苗民种烟，使当地很快成为广西省内鸦片最大产地，当时广西自产鸦片甚至以“苗冲货”统称之。新桂系国民政府上台后，为控制鸦片税收，常常派遣军队到苗区“铲烟”，引发激烈冲突：
“此后又为鸦片收获时期，苗人之动乱渐少。盖自民五以来，苗人已知种鸦片之利，其酋又纵而怂恿之。经两次招抚之经验，苗酋发现避免铲烟之法：即于初种时，嘱苗人四出扰乱，及官兵疲于奔命，至收割之时至，官兵亟需休息，则彼辈可以从容收割矣。八月收烟期已过，苗人又四出焚杀掳掠，较往日尤甚，时正秋也。”〔雷雨（编述） 1933：88-89〕
鸦片成为国民政府与山区族群发生冲突的原因之一，也成为前者对后者加以污名化的借口。自1934年开始，国民政府展开“新生活运动”，旨在将传统社会中的民众规训为更利于管控、更适应现代化民族-国家建设的“现代国民”。在广西，新生活运动的改造重点更是集中在被国民政府分类为不同于也落后于汉族的瑶、苗、僮、彝等所谓“特种部族”上。歌墟、女性裙装、不落夫家、刀耕火种等习俗被视为与新生活运动相冲突的“陋俗”。鸦片则被视为危害国家存亡的恶习之一，1937年6月4日，蒋介石在当时的《中央日报》上宣布：
“禁烟……是执行新生活运动最重要的基础。该运动特别强调秩序、整洁、守时和勤劳，特别反对鸦片上瘾者的懒惰和邋遢。……我们自己必须要引领一种新的生活，我们还必须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的影响力，把鸦片上瘾者从死亡之谷中解救出来。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完成新生活运动赋予我们的职责。”〔小爱德华•斯莱克[著]，弘侠[译]2009：294-317〕
事实上，蒋介石在发动新生活运动的同时也发动了大规模的国民政府六年禁烟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成立禁烟督察处，计划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在6年内完全根除鸦片。虽然禁烟计划的实质是国民政府中央与地方军阀在鸦片利益上的争夺，但至少在政府的意识形态宣传、知识界的教育和公众舆论中，鸦片带上了鲜明的负面道德色彩并在法律上被禁止。〔包安廉[著]、弘侠[译] 2009：294-317〕在黑衣壮人的记忆中，正是从新生活运动开始，山外的世界对待他们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
“当时碰上蒋介石搞‘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里有一条‘改服饰，除陋习’，要当时的少数民族改服装改风俗习惯。我们黑衣壮那时还搞歌舞会，就是每年正月初十的‘风流节’，寨子里的青年男女那一天在寨子里面喝酒、唱山歌、跳舞，还到圩上赶‘风流街’，就是找对象，各个寨子大家也是互相串。到了1930年代以后就不给搞了，一搞风流街就成为改革的对象，要罚款，要抓人的，讲是因为‘败坏风俗’。那时候县里面还有了国民党的县警，我们少数民族出街到县里去，县警就剪坏你的裙子，不光是剪我们黑衣壮，还有瑶族、彝族的也挨，我们黑衣壮那时候就像彝族、瑶族给人看不起的。当然服装是改不了的，只是轰动一时而已，最多我们女的就不上街了，男的穿得和他们差不太多，上街就好些。但是‘风流街’以后就停了。还有‘不落夫家’的风俗，当时也不给搞的，不过以后我们也照样有，街上的就少了，‘布央’里面慢慢就少了。”
［那坡县“文寨”，杨韦氏2005年5月报导］
虽然黑衣壮人可以以“最多不上街”来对抗国民政府施加于其身的象征和现实暴力，却无法否认他们在那坡这个小世界中不断被边缘化的事实。仅仅依靠玉米种植并不能完全保证生计所需，必须从山外世界来获得现金、盐、铁、煤油——以及越来越重要的枪支——以维持生存，但可供其与外界博弈的交易物却很少。国民政府开通公路、引进贸易等现代化措施使黑衣壮人的土布、牛、马等物大大贬值；僻处深山使其在参与当地传统的杉木、茶果贸易中居于劣势；鸦片似乎成为唯一能摆脱困境之物，但随鸦片而来的不仅有满载货物的烟帮，还有敲诈勒索的国民党官员、士兵以及无休止的土匪抢掠和暴力，由于长期种植鸦片，也使得土地变得越来越贫瘠，老人们回忆：“种多了洋烟的地，长包谷就长不成了，为什么这样，我们也不懂，哪里种洋烟的，种包谷就不成几多。”种植鸦片如同饮鸩止渴，令黑衣壮人更趋依靠烟帮提供基本的生存物，与那坡主流社会的商品与服务交换却因此日渐减少。例如据黑衣壮老人回忆，1930年代以后，由于与山下国民政府及“布央”壮人的关系更为恶劣，黑衣壮人的食盐主要从越南、平孟贩运而来，盐价其实更高，一斤一块“银光”（银元），两头猪只能换回三斤盐，盐巴成为珍贵之物，黑衣壮人的生活也因此更为艰辛。个别黑衣壮人在绝望之余开始抢劫甚至杀害鸦片商人来获得金钱，尽管这样的事例遭到黑衣壮人的唾弃，但却喻示着鸦片给黑衣壮人的道德世界带来越来越严重的伤害。最为可怕的是，黑衣壮人的日常生活也因此变得日益暴力和混乱，至1940年代，由于生活环境日益窘迫，在黑衣壮村寨、甚至个人之间也开始发生彼此抢掠的现象，各黑衣壮村寨中几乎都有人为匪，“白天做工，晚上出去抢”，“不抢没得吃呀，我们那时流传一句话，就是‘聪明的人都去当土匪’”，一位黑衣壮老者回忆当年自己被迫做土匪的经历时说道：
“那时，满天都是土匪，个个是土匪，特别云南那边，弄旧那里，最多咯。互相抢来抢去，你抢我，我抢你，就是这样做咯，土匪我得做过一次，他们来喊我，1947年，那个是百索的，也是讲‘敏’的，原来是弄腊，搬来‘文寨’，他家在弄腊，年年挨打（抢），不少一年……他讲：‘我们不出去做，他们（别的村寨）也来打我们的，我准备买一枝驳壳（手枪），也去做土匪’，然后他也买不得，没有钱……他喊我去云南坡谟当土匪，那时，先去弄公那里，才有一个（做土匪），在他家集中，来十把个，讲我们话的，一起去，才有两枝手枪，我只有一把刀，那时候我很怕，头一次，又不懂……跟后烧了（坡谟）房子，我们出来……结果才分给我得一块钱，那时出去打工，每天才得四毛钱……讲起来，没有解放，大部分都是土匪，你不出去（做土匪），吃什么？没有钱用。有时一起去街，回到半路，变脸，要你东西咯。那时的人恶啵，有的有枪，有的没有，一把刀，去咯。出街都是背刀背枪的，你不懂哪个是土匪咯。”（老人在1950年曾经向土改工作队坦白自己曾经为匪的事实，因确为贫困所迫且属于初犯并确有悔意而得到宽大处理。）
〔那坡县“文寨”，87岁老人，2012年8月报导，为保护隐私隐去老人真实姓氏〕
黑衣壮地区治安情势的恶化，使得山下“布央”壮人在心理上进一步将生活方式有异的黑衣壮人区隔在认同边界之外，而某些富裕的“布央”壮人将枪支出租给黑衣壮人劫掠，坐地分赃，也令黑衣壮人对“布央”壮人的态度更为疏离。国民政府在文化和行政层面上进一步将黑衣壮人的道教信仰、裙装、歌墟、不落夫家等生活方式加以污名化更在心理上拉开了黑衣壮人与山外世界的距离。尽管黑衣壮人最初也是从山下的世界而来，却被排斥在外，最后被山下的同胞视为与己不同的“黑壮人”，以至于在1952年10月那坡县人民政府举办的国庆庆祝大会上，一位“央壮”代表居然唱起了一首民歌：“北方高山上，住着野蛮人，穿着黑衣服，会跳舞弹琴”。这首嘲讽“黑壮人”的民歌在“改装”之后的那坡曾非常流行，也许是为了显示本群体的文明开化，那位“布央”代表才唱起了这首在他看来颇能显示黑衣壮人“他性”的民歌，当然，这首民歌因为与人民政府主张的民族平等政策相违背而很快被禁止了。黑衣壮人认为所谓的“黑”来自山下的“布央”壮人对他们的土布衣装色彩上的蔑视，但在作者看来，也有可能黑色的鸦片这一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意义复杂之物同样参与到外部世界对“黑壮人”的文化想象和族性塑造过程中。
五、问题与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民族政策的指导下，“布敏”与“布央”的区隔被打破，统一的壮族认同逐渐得以确立 、壮、汉、瑶、苗、彝等各族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意识占据了主导地位。自1949年12月那坡县人民政府成立起，鸦片种植便被取缔，禁绝鸦片与“清匪反霸”、收缴枪械成为当时人民政府的工作重点，那坡县著名的土匪头目陆产业、陈敬斋先后被擒获审判〔政协那坡县委员会文史组（编）1992：23-28；广西那坡县志编撰委员会（编） 2002：396-398〕 ，至1951年12月，剿匪与收缴枪支活动取得成功，从1952年开始，鸦片种植被明令禁止，至1950年代末期，鸦片在那坡的种植与贩卖已经受到严厉的打击而逐渐式微， 对黑衣壮人的族性建构与现实社会生活已经不再产生明显的影响而只是留存于历史记忆中。
与鸦片相比，玉米的生命力则更为持久顽强。剿匪战斗结束后，那坡县于1952年11月10日开始进行土地改革运动，1954年5月推广成立各级农业合作社〔广西那坡县志编撰委员会（编） 2002：13-14〕，此后直至1981年实行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之前，黑衣壮人亦与那坡各族居民一同进入集体化经济时代。为便于最大程度地组织与控制物资与人力资源以全力满足国家现代化建设与国防需求，人民政府将各自然村落改编为各级生产队，按照上级安排统一进行农业生产与劳动力和农业产品的调配。在集体化初期，为彻底贯彻“以粮为纲”即全力提升最具战略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稻米产量，黑衣壮人亦经历了砍伐森林、开山造梯田、修建水库、甚至“合村并社”（将若干自然村寨迁离合并为生产合作社）、限制经济作物生产与副业活动、集中调配劳动力以求最大化的水稻产量的过程，终因违反自然环境之生产规律而失败 。1963年以后，玉米重新成为黑衣壮人主要农作物。为保证山区玉米生产得到最大保证，土地和劳动力仍然受到严格控制、经济作物和家庭副业的生产被置于极次要的地位，黑衣壮人传统上赖以补充玉米种植不足的手工业、林业与养殖、小型贸易等经济活动都被严格限制，亦由于大石山区因“大炼钢铁”、开山造梯田而水土流失乃至大规模石墨化而无法有效进行，玉米成为黑衣壮人在特定时代几乎唯一可以生产与消费的农产品。也正是在此阶段，前述“吃大米”与“吃玉米”的想象才成为“布央”壮人与黑衣壮人极为明显且具“污名化”色彩的族群区隔标志。“特殊历史时代”也因此给黑衣壮人留下颇为吊诡的印象，更具包容性和进步性的壮民族认同的建立与因僵化体制导致的“吃大米”与“吃玉米”所代表的负面的民间刻板印象同时存在于黑衣壮人和“布央”同胞中；人人平等、民族平等和团结政策的实施与阶级斗争、阶级成分的差异所造成的冲突也并存于当时的社会生活中，令黑衣壮人在回忆中常常摇摆于“哪个时候好在我们贫下中农当家作主、人的心肠好，大家一样”与“不好在不得自己开荒种地、吃玉米红薯吃不饱几多”之间。
改革开放后，包产到户与外出打工潮流不仅令黑衣壮人的生活更为富裕，亦令黑衣壮人旧有之物获得新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黑衣壮人仍以传统的“玉米—山地经济作物”生计方式为主，至90年代中期后随着公路的开通，生猪饲养成为黑衣壮人最基本的现金收入来源。玉米不再作为主粮而是主要作为生猪精饲料被生产，外出打工现象亦日益普遍，普通黑衣壮人家通过养猪与打工获得现金收入购买包括作为主食的大米在内的生活必需品并支付医疗、教育、建房等日益庞杂的现金开支。21世纪伊始，烟草种植在黑衣壮地区得到推广并很快与生猪饲养、外出打工一并成为黑衣壮人主要的创收途径，在黑衣壮人的经济生活中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尽管“烟草-玉米-打工”的生计模式似乎与黑衣壮人半个世纪前的“鸦片-玉米-商贸”生计模式有某种形式上的相似，其实却大相径庭，且不论烟草与鸦片在道德、法律和经济层面上存在的本质区别，最重要的是在新的山地生计模式中，玉米已不再作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而是通过生猪饲养而转化为与烟草类似的、满足外界需求而生产的商品，在新生计模式中，玉米此物之功能与活动场域皆已发生根本改变，亦令黑衣壮人积极地融入广阔的外部世界中。当然黑衣壮人的族群认同并未随着与外界接触而消弭。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风靡一时的民俗旅游开发热潮曾经令黑衣壮人的族群名称与自豪感得到确立，外出打工与受教育者的增多亦令更多的黑衣壮人反思认同及传统文化诸多方面，如外出打工导致原有的时空观念发生改变〔海力波2007：74-85〕、对传统社会性别建构与分工的反思〔海力波2008：250-267〕、乃至文化精英重新发明传统与表征族群历史的努力〔海力波2009：59-68〕，及青年一代试图利用黑衣壮传统道教信仰来解决打工过程所遭遇的文化震荡（culture shock）等现象〔海力波 2006：88-100〕，皆说明黑衣壮人的族性建构过程有待进一步观察与思考，尚不能轻下论断。
但是，从玉米、鸦片等被忽略的物出发对黑衣壮人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加以思考却是必要的。近年来，詹姆斯•斯科特挟Zomia及“国家效应”等概念对人类学东南亚研究产生极大影响，也得到华文学术圈中台湾学者的批评回应，但大陆人类学民族学界对斯科特理论的反应尚属少见。本文受益于Zomia概念良多，亦为借斯科特理论研究中国大陆少数族群社会历史的尝试，同时也为斯科特宏观理论提供一个中国个案的回应。黑衣壮族群在地理位置上恰属于Zomia的边缘，其迁徙上山的历史也与斯科特所谓逃离国家统治之“国家效应”颇为相近。斯科特强调“逃离式的农业”（escape-agriculture）是Zomia族群摆脱国家控制的重要手段,强调玉米作为“有利于逃离的农作物”（escape-crops）之特性与作用〔James ．C ．Scott 2009：190-205〕，也为本文研究黑衣壮人与玉米种植的历史关联提供崭新的视角。但黑衣壮人以玉米为生计策略上的优势，不仅可以逃离官府的控制，更在最初面对山地未掌握玉米种植技术的其他族群时，可以转化为资源与人口上的优势，这却是斯科特在论述中所未提到的，也可看出斯科特将Zomia族群视为一个面目模糊之整体泛泛而论、未能对其内部多样性及Zomia历史之复杂性加以审视的不足。更令人诧异的是，面对鸦片这一与东南亚山地社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之特殊物品，斯科特却未能充分论述其与Zomia其地其人的内在关联，也印证了台湾学者认为斯科特缺乏对Zomia贸易模式（山地与国家、山地内部之间）缺乏细致深入理解的理论不足之说。〔何翠萍、魏捷兹、黄淑莉 2011：94-95、98-100〕玉米使黑衣壮人的祖先有可能选择放弃稻作生计移居山地，进而远离土司与清王朝及国民政府的管辖，拥抱更具流动性、自主性的生活方式，作为Zomia族群逃离国家的离心力而存在，但盐、铁等基本生活物质的需求却使得黑衣壮人不可能完全脱离山下的世界，鸦片这一暧昧之物则是与国家相联系的向心力。玉米与鸦片被黑衣壮人以自己的生存策略加以调控同时也影响其社会结构与认同，人与物之间的复杂互动由此可见一斑，那么Zomia内部其他族群又是如何安排所面对的人-物关系并进而塑造自身？更进一步而言，玉米、鸦片都是西方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扩张带入Zomia并令逃离成为可能的外来之物，那么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与之后，Zomia内部的自然及人文生态以及与山下国家之间的关系又有何差别？如何在一个拒绝文字而以口述传统操弄历史记忆的人文-地理单位内了解其长时段的历史变迁？此外，如果说鸦片主要是对山外世界具有价值的贵重品，那么大米尤其是白银则是对黑衣壮人自身具有实用与仪式双重价值的贵重品，黑衣壮人将基本生存物与贵重物、外来物与自产物、消费与交换物纳入自身文化认知图示、并与外界博弈的历史过程又如何？这些问题既是作者下一步研究的方向，也可能为更好地理解Zomia的历史与社会文化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无论问题的答案如何，我们可以肯定黑衣壮人的上山并非某种消极的避世之举或是单纯的逃离，而是选择以更具主动性和灵活性的地理和社会位置来应对国家与全球化体系掌控的努力，也因此令壮族在社会结构与观念上呈现与东南亚山地民族更为相近的复调色彩。黑衣壮人从“河谷-水稻”向“山陇-玉米”生计方式的转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武装化、“无政府主义”、流动化等色彩都令我们联想到利奇对同处Zomia山地的克钦社会从贡萨向贡老制转变的描述。在作者看来，黑衣壮人的上山与被“野蛮化”想象的过程并非是某种偶然的、晚出的事件，而是可以与华南历史上对壮族先民传统的“生”“熟”之分相联系的。稻作-受控制的生活方式意味着“熟”，游耕（山地农业）-不受控制的生活方式则意味着“生”，如果说将非汉族群从“生”到“熟”的改造是中原王朝历史叙述所钟爱的主题，那么黑衣壮人从“熟”到“生”的逃离则是华南民族史中一个隐蔽的、未得到充分关注的“复调”，壮族乃至华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就是“生”、“熟”之间、“生”、“熟”与中央王朝乃至地方土司之间多种力量多维博弈的互动史，壮族历史文化的面貌也因此更具多面性。
有趣的是，在当代壮学研究中，壮族与稻作文明之间的关联一直是热点话题。在大多数学术表述中，壮族都被界定为一个稻作民族。但揆之事实，壮族在农业生产、生计方式乃至饮食习惯等层面其实都体现出“水稻—玉米”并重的二元结构，以水稻种植为主的“河谷”居住区和以玉米种植为主的“山陇”居住区相并存，这一分布模式在壮族主要聚居的广西左右江流域和红水河流域十分普遍。在以往的壮学研究中，也许是出于斯科特所谓“国家视角”的影响，“河谷—水稻”居民群体常常被视为壮族历史、文化的代表得到关注和表述，“山陇—玉米”居民群体却相对被忽视了。“河谷—水稻”与“山陇—玉米”所代表的生计方式如何造成社会结构、群体认同、文化表征上的差异？两者在历史上如何互动并最终塑造出壮族地区的自然与人文景观？为何在当代话语表述中，“河谷—水稻”所包含的生态、作物、生计方式及其居民会得到更多关注并被选择为壮族文化特质的代表？如不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无法认识壮族历史与社会文化中蕴含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更不能使我们对西南地区人、地、物三者互动关系有深入的了解。
反讽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的重新发现“壮性”何在的过程中，作为典型的“山陇—玉米”居民的黑衣壮族群却往往在各种表述中被认为因长期与世隔绝而更能体现出原生态的壮族文化而被视为“壮族传统文化的活化石”乃至遗传基因的代表。〔海力波2008:159-173〕如果说“水稻—河谷”生计模式令壮族在想象中呈现出与汉族传统社会更为相似的“汉性”，壮族主流社会却恰恰是通过凝视山上那些更具非汉色彩的同胞而看到了自身曾经并依然拥有的族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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