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沟通：一个不断求解的大课题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丁元竹 荆学民 李文星
主题延伸 沟通的帕金森定律
英国学者帕金森有一个著名定律——帕金森定律，即“因为未能沟通而造成的真空，将很快充满谣言、误解、废话与毒药。”就是说，现实中许多的不愉快、不顺畅，不成功，很可能与缺乏沟通或沟通不成功有关系。沟通是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思想与感情的传递和反馈过程，更是寻求共识，消除隔阂,谋求一致的过程。沟是手段，通才是目的。
社会沟通随着治理方式变革越来越受重视
主持人：社会沟通在当下为什么受重视？
李文星（四川大学政治学院教授）：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型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尤其是单位体制的逐步解体、社会流动性的增加, 在行政化力量束缚下的社会逐渐浮出水面，非行政化的私人部门和各种民间组织力量日益发展壮大并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沟通作为社会治理的关键一环,也随之发生变迁，成为变革的应然抉择。
丁元竹（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情况下，社会隔阂可以通过社会沟通来实现融合。比如，有关社会治理过程和结果的信息公开，这是透明。各利益相关方或其代表有机会、有渠道就社会事务决策表达意见并受到充分尊重，这是参与。政府对公民所提出的利益诉求及时给予答复，这是回应。消除社会成员彼此之间的猜疑和隔膜，这是信任。人际关系中消除了冷漠、敌对和冲突，彼此相处融洽相互合作，这是和谐。这些既是社会沟通的方式，也是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目标和要求。也就是说，推动社会沟通进入社会治理领域，是社会治理方式变革的必然要求。
何谓社会沟通?何谓社会沟通的帕金森定律?
主持人：如何理解社会沟通的一般含义？
丁元竹：通常，社会沟通是指发生在社会关系中的、两个以上的社会实体通过常规环境（面对面的—语言的或肢体的）或技术环境（电话、普通信函、电子邮件、微博、微信等）开展的知识、思想、感情、文化等方面交流。
青连斌（中央党校教授）：社会沟通的基本含义，是讲不同社会主体（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社会群体、社会组织）之间通过信息交流，从而对彼此的观点和行为产生作用和影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交流观点和看法，以寻求共识，消除隔阂和误解。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每天都在发送和接受各种信息，并作出自己的反应，也就是说都在从事社会沟通。英国学者帕金森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帕金森定律：“因为未能沟通而造成的真空，将很快充满谣言、误解、废话与毒药。”有效和顺畅的沟通，是营造良好人际关系，使人获得精神上的满足的重要手段。对一个群体或社会组织来讲，只有通过沟通，才能有效地在成员之间、各个系统之间传递信息，协调内部的关系，调动其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统一其成员的行动，并增强群体和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
社会沟通两种基本方式的各自特征
主持人：社会沟通有哪些方式，各有什么特点？
青连斌：社会沟通的方式多种多样。根据沟通渠道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正式沟通和非正式沟通。在社会系统内的沟通，主要是正式沟通。正式沟通通常都要按照明文规定的原则、程序和方式来进行，比如上下级政府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公函往来，文件传达，召开会议等。
非正式沟通则是在社会系统内，通过非正式组织结构以外的途径，根据非明文规定的原则进行的信息交流和传递。同事、邻居之间的聊天，亲戚、朋友之间的闲谈，都可以看作是非正式沟通。正式沟通比较严肃规范，能保证信息交流的权威性，具有比较好的整体效果，但依靠组织系统层层传递，因而沟通速度慢，缺乏灵活性，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容易失真或被扭曲。非正式沟通不拘泥于形式，信息传递速度快，但不容易被控制，信息可能不准确。
沟通的方法包括语言沟通和非语言沟通。语言沟通是最基本的社会沟通方法，又可以分为书面语言或文字沟通和口头语言沟通。非语言沟通是我们运用表情、体态和行为等所进行的沟通。语言沟通尤其是书面语言沟通明确而清晰，非语言沟通则相对比较模糊。
从传统的社会沟通到信息时代的社会沟通
主持人：社会沟通方式在历史上大致经历了怎样的演变？
丁元竹：传统的社会沟通是一种面对面的交流，体现为邻里之间、个人之间、群族之间的交往与沟通。这种沟通方式发生在传统社会，主要是农业社会。那个时候大家都居住在同一村落里，从事农业活动，生产方式基本相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方式也差别不大，没有社会流动，是一个熟人社会。随着生产方式发生变化，工业革命开始后，大量的农村人口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这些来自不同农村地区的人在城市就业和工作，就出现了陌生人的社会。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提出重建社区。这是城市社会的沟通。20世纪70年代，交往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信息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社会沟通进入信息化时代。
青连斌：在传统社会，官方（包括政府、企业单位以及各种社会组织）的社会沟通通常采取正式沟通的方式，非正式沟通主要存在于民间。尽管非正式沟通是任何一个社会系统内都或多或少存在的，社会的统治者虽然想方设法将其消除，而事实上也不可能消除，至少是希望将非正式沟通的负面影响或作用降到最低限度。在现代社会，从社会治理层面看，官方的沟通也仍然主要是正式沟通，但并不排斥非正式沟通，而是尽其所能地控制、利用非正式沟通，将其作为正式沟通的一种补充。与此同时，尽可能地限制和减少非正式沟通的负面影响。更多的是借助于大众传媒而实现的间接沟通。
信息化时代沟通方式的新特点
主持人：怎么看待信息化时代的社会沟通？
李文星：信息化时代的社会沟通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为政府与社会沟通提供了新平台，也就是说，沟通方式正由传统行政沟通方式向互动式沟通方式转变。传统行政沟通方式通常指信息由上而下经过各级政府最后传递给公众，而来自公众的信息则自下而上依次往上级政府传递，前者的信息量通常比后者大得多。而互动式沟通则是指地方政府与公众基于共同的需要，在一定的规范和条件之下，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所进行的交互性的信息传递和共享的过程。治理意义上的互动式沟通与传统的行政沟通相比，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政府与公众是作为平等的主体，并且双方是交互性的：在沟通行为上，强调一方对另一方的行为积极回应；在沟通范围上，主要是指各层级地方政府与目标公众之间的沟通，较少涉及政府内部流程中的沟通；互动式社会沟通在沟通时效性、信息传递渠道、沟通载体多元化、信息传递质量和效率等方面具有相对传统沟通方式明显的优势。
社会信任度下滑与社会沟通失效不无关系
主持人：当前我国社会沟通有哪些问题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
青连斌：当前我国社会沟通，有几个问题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
一是缺乏应有的沟通平台，沟通渠道不顺畅。当前社会正处于社会矛盾多发期，要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尤其是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必须健全顺畅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或机制，为各利益主体提供充分的表达利益诉求的制度性平台。当前尤其要着力解决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的事项，原土地、房屋所有者或使用者同政府相关部门、开发商以及其他相关方的有效、顺畅沟通问题。
二是政府部门与社会大众沟通中，群众对政府不信任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抵触。因为种种错综复杂的原因，群众对政府部门的信任程度有所下降，在某些情境下，只要是政府倡导的、政府发布的信息、政府作出的规划或事项，部分群众总是怀疑，不相信。当前比较普遍存在的干群矛盾，许多都是源自于对政府部门的不信任。解决的办法，当然不是指责群众，压服群众相信政府，而是加强政府的公信力建设，建设诚信政府。
三是社会成员的沟通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相互提防、互不信任的问题。当前，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问题确实多发，谣言、谎言无处不在，社会诚信问题成了社会大众相当关注的现象，这给社会沟通带来巨大的阴影和破坏。社会成员因为缺乏应有的沟通，或沟通的信息出现失真，从而造成相互之间的隔阂和误解。解决的办法，当然主要是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建设一个诚信社会。
怎样衡量社会沟通机制的实际运行状况
主持人：当前，社会矛盾日益增多，从矛盾比较集中的群体性事件中，能否具体观察到社会沟通机制的实际运行状况？
李文星：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也要看到，几乎每一起群体性事件都反映出当公众利益受损时，缺乏及时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政府与社会沟通不足。因此，社会冲突事件不断涌现可以看作是社会沟通机制运行不畅的一扇窗口。
可以从这几方面观察：其一，沟通主体的互动性不强。首先，信息在由发出者到接受者的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行政层级进行，这便产生了沟通时效性差的问题。其次，各层决策者尤其是中高层决策者, 限于时间精力以及其它原因，很难与公众零距离沟通。最后，一些政府机关及工作人员，以其公共部门的权威, 通常喜欢通过通知、命令等形式将有关的政策、精神强行传输给公众。不注意收集反馈结果,或该报不报,或报喜不报忧。对公众向政府提出的意见、建议和要求也往往推迟或根本不回应。
其二，信息系统高度行政化、部分形式化。部分负责行政调研的咨询机构，如政研室、调研室等缺乏相对独立性，容易受领导意志和领导意图所左右，很难发挥其客观反映实情的功能；对大众传媒，由于较多强调其单向宣传功能，难以充分发挥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有效平台的效用；地方信访部门尤其是一些基层信访部门，经常难以高效、及时地处理好公众反映的问题，沟通作用不明显，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化。
其三，信息传播过程中异化现象较为严重。一方面，由于传播者的认识偏差、个人偏好、自身的利益趋向以及沟通通道的障碍，信息在传输过程中被歪曲，信息失真；另一方面，由单通道信息体制下信息传输渠道的负荷能力的有限性导致信息损失的现象也比较常见。
好的政治沟通的实现有赖于三个条件
主持人：您认为怎样的社会沟通才能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或者说，社会沟通不畅通这一问题在当下的症结是什么？
荆学民（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从理论上讲，社会沟通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其中包括经济沟通、文化沟通、政治沟通等。对目前的中国社会而言，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各种社会问题对政治的诉求日趋紧迫和激烈，所以，社会沟通问题已然聚结在政治沟通上。可以肯定的是，畅达互动的政治沟通，有利于避免社会矛盾激化甚至消除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好的政治沟通的实现有赖于三个条件：第一，政治运行机制在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对政治沟通提出了要求；第二，政治运行机制可以实现政治沟通；第三，政治决策层乃至整个社会在认识上高度重视政治沟通。
以我个人的观点，这三种情况我们尚有相当的距离，尤其是第三点。现在，整个社会从思想底层或认识深处，还缺乏对政治沟通的正确认识和高度重视。在很多人看来，政治沟通或者政治传播是为西方特有的政治竞选服务的，认为中国政治运行有自己独特的政治信息流动体制，因而，从整体上不需要借鉴国外的政治沟通和政治传播。这种认识首先从思想上拒绝了政治沟通，必然在实践中会阻碍中国社会政治沟通的改变和改善。
良性的政治沟通是社会沟通的动力系统
主持人：您认为改善政治沟通对目前中国社会十分重要。良性的政治沟通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荆学民：根据传播与沟通理论的学理解释，政治信息的流通渠道可以归纳为三种：组织传播、人际传播和依赖于大众传媒的大众传播。我国目前主要依赖于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机制来实现政治沟通。过度依赖于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可能会凸显其弊端：第一，由于组织部门的条块分割化、职务岗位本位化、科层结构官僚化等结构性特点，致使政治组织传播，纵向传播多于横向传播；下行传播多于上行传播；组织内传播多于组织间传播。可以说，这种“格局状貌”是畸形的，信息在其中不对称而且在实际传递过程中容易损耗、失真、变形；第二，人际传播，由于政治信仰、政治素养、政治品性、消极腐败等诸多方面的复杂因素，容易陷入“报喜不报忧”的政治传播偏好。传播内容容易“同质化”。所谓传播选择“谗言化”；传播链条“关系化”；传播范围“圈子化”；传播效果“感情化”，也并不完全是危言耸听；第三，“公众社会舆论”不容易进入社会政治沟通的动力系统。依赖于组织与人际传播的政治沟通动力不足，无力带动良性政治沟通。
因此，改善政治沟通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努力实现政治沟通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功能耦合。这三种渠道中，任何一个渠道都无法单独完成政治沟通。三个传播系统的耦合程度，决定着整个社会对政治信息接受的全面程度和良性消化程度。就目前而言，要减少对组织和人际传播的倚重，遏制组织与人际政治传播的负面功能，将更多的政治信息投放于大众传播渠道，受大众社会的公开监督。
第二，就大众传播而言，要充分发挥大众传媒在政治沟通中的作用，以弥补上述政治沟通中组织与人际传播的局限性。现代政治的理论与实践告诉人们：权力必须接受监督，必须接受经常的、广泛的、公开的监督。而这种监督常见的有效形式，是运用大众传媒，让权力在公共舆论的监督之下。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有政治自信和政治勇气。
社会沟通的实现依赖于平和、平等的社会心态
主持人：阶层之间、群体之间因社会差距产生的社会隔阂，是加强社会沟通的迫切性的现实依据。社会沟通在这方面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丁元竹：沟通需要平和、平等的心态。平和来自从容的生活和开放包容的心态，以及对于生活的深刻理解，对于人类本性的深刻感悟。平等是个人信仰和文化的积淀，它产生于对社会地位、权力财富等的正确认识。费孝通说，在实现小康之后，心和心之间的关系就变得特别重要。尽管人们的地位、财富、知识、能力不一样，但平等对话是最基本的。这需要理性平和、谦卑和蔼的心态。在一个急速转型的社会，理性平和谦卑的社会心态是最难能可贵的。从家庭开始，到机构和市场，甚至到政府治理，莫不如此。反过来，社会转型过程中本身不可避免的蕴含着急躁和非理性的社会情绪，加上转型过程中的阶层分化和贫富差距，以及各种社会不公平现象，都会潜移默化地改变甚至恶化着人们的心态，逐步导致社会内在规范的失序，包括道德失范，一旦出现突发事件，这类社会内在规范的失序就会显现出来。因此，通过有效的社会沟通培育一种平和、平等的社会心态，又以这种健康的社会心态促进有效的社会沟通的实现，是良性的社会循环。
以改变话语为切入点改善社会沟通
主持人：官方与民间的互动，常常存在“自说自话”的情况，被形容为“两个舆论场”。如何打通“两个舆论场”，弥合分歧？
荆学民：社会沟通不畅，一个直接的表现是“官方”与“民间”在话语上“各说各话”。官方话语体系，是国家权力结构的公共政策传达、权威信息发布，它具备鲜明的政治目的性和严谨的规范性。而民间话语体系，是长期积聚的各种民间思潮的舆论表达。弥合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形成社会舆论合力，才能培育和保持整个社会对政治稳定的“忠诚度”。在这种努力中，官方话语首先要放下身段。
第一，要认识到，党和国家与老百姓的立场是内在一致的。毫无疑问，我们官方话语是站在党和国家立场上的理论表达。不能忘记“党和国家立场”就是人民大众或老百姓的立场。第二，作为政治沟通话语的主体，官方话语体系的口气应是“仆人”的口气。不认识到这一点，官方话语体系就难免存在生硬地教化、教训老百姓之嫌。第三，转变政治话语用词。再抽象的政治道理也是说给老百姓听的，因而要尽可能用老百姓的话说给老百姓听。要尽量淡化空洞抽象甚至是宗教式的口号。近几年，中央开展“走转改”，在官方政治话语这个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比如，现在一些官方媒体的微博就越来越接地气，越来越受到老百姓的注意和喜欢，其在政治沟通中的正面功能越来越彰显。
构建政府与公众间良好的社会沟通机制
主持人：如何在政府与公众间构建起良好的沟通机制？
李文星：我认为应该从四个方面进行努力：首先，转变政府的价值系统，从以管理者为中心转变为以公众为中心，突出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要克服官本位思想、官老爷作风以及官僚主义行为，增强民主意识，特别是在作决策时，要从公众利益和需求出发，通过各种途径与公众沟通。其次，改革科层组织体系和干部人事制度，减少信息传递的中间环节，适当增加一线人员数量和权力，让地方政府与公众充分地接触；增强现有的干部绩效评价、选拔和任用机制的透明度，增加公众对官员升迁的影响能力，从而改变对上不对下负责的心理、行为和作风。再次，拓宽并畅通沟通渠道，构建多元化的沟通体系。充分发挥各级信访部门的作用，推进政策研究机构客观工作，开展社会协商对话，建立行政质询谈话制度，广开各类接待室和专线电话等；有意识地降低新闻媒体的官方色彩，注重发挥大众传媒在沟通中的媒介作用；完善电子政府平台，进一步促进政务公开，畅通民意；充分发挥人大的议政和沟通功能，通过人大建立起政府与公众更广范围和更大程度的沟通。
（主持人：魏志奇）
阅读延伸：五种沟通方式
根据有的学者归纳，在5个人组成的群体中，可以有5种具体的沟通方式，即链式、环式、Y式、轮式和全通道式沟通方式。
链式沟通中，居于两端的人只能同内侧的一个成员沟通，居中的人则分别可以同旁边的两个人沟通。环式沟通中，每个人都可以同时与两侧人沟通信息。Y式沟通中，只有一个成员处于沟通中心。轮式沟通中，只有一个成员是各种信息的汇集、传递者，集中化程度高。全通道式沟通中，任何两个成员之间都可以互相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