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的绥远采风和《北方民歌集》
刘晓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北方民歌集》对很多人来说是陌生的，但是提起它的促成者和主持者刘半农[①]的名字，却充盈于同业者耳中。他从上个世纪初发起歌谣运动开始，用了一生的精力从事着民间文学，尤其是歌谣方面的搜集和研究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这部《北方民歌集》就是他在生命终结前一个星期完成的一次重要调查的成果。这份用生命换来的成果，至今没能呈现在人们面前，甚至很少被人知晓，令人遗憾。这部手稿从诞生到存于今世，起伏的经历和自身的价值，都值得进行一番研究。本文仅以匆匆翻过的感觉，作一简析。
一、手稿发现的经过
这部手稿的重新面世实属偶然。2002年，本人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民间文学集成总编辑部转到研究部任上后，经常在重新整理过的协会图书室逗留，这里很多图书资料是1950年代建会以来积攒下的珍贵之物，“文革”期间因战备而集中封存，直到1990年代，由中国文联退还协会。一次不经意间，就发现了一本棕红色硬皮封面、淡黄毛边纸装订成册的稿件，书脊上印有“《北方民歌集》、刘半农手稿、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资料室藏”的字样。原稿是打孔穿线装订，棕色硬皮显然是后来的重新包装。因为干了这行，对刘半农和他在民间文学方面的成就早已熟知，绥远调查之事也略有耳闻。面对这份独一无二的珍贵文物，兴奋之余，仔细翻看起来。
稿子用工整小楷抄在印有“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字样的稿纸上。除了正文外，没有相关说明文字，目录是用白纸作隔页，上写“民歌”、“情歌”、“儿歌”的类名、流传地和数量，正文中一些作品之后有采录地，及土语和风俗等的注释。
翻看的过程中，我发现一张有协会老领导、著名民间文艺学家刘锡诚[②]笔迹的字条。我把这件事告诉他，很快收到他的邮件和不久前发表的文章《刘半农：歌谣运动的首倡者》，里面就提到了这部手稿，文中说到“刘半农在绥远收集的爬山歌，是他在民间文学领域里所做的最后一次科学采集，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本世纪(20世纪)50年代，笔者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时，曾从头到尾读过他搜集的这部绥远地区[③]的歌谣记录誊清本，是用毛笔竖行写的，浅黄色的毛边纸，装订成厚厚的一大本，外有红色硬壳的封皮。可惜，这部珍贵的民歌记录簿在文化大革命中遗失了，是为憾事”。[④]没想到几十年之后，这部几乎被人遗忘的手稿能完好无损地重现，实为幸事。我也为能亲历这个过程感到荣幸。
尽管刘半农先生从绥远调查时染病，回京后4天便不幸去世，这部手稿是否其亲手所为，还有待核实。但从民间文艺学的角度看，它的珍贵程度是不言而喻的。关于手稿来源，笔者推测是某位资深民间文学研究者和编辑者，或是刘半农先生的后人所赠，但在上世纪50年代初民研会编辑的《民间文学集刊》1至3册刊登的“征集民间文学资料目录”中并没此项。后据刘锡诚老师提示，著名民间文艺学家常惠[⑤]和江绍原[⑥]都向民研会捐赠过图书资料，而常先生是刘先生的密友，自《歌谣》周刊后一直从事民间文学编辑工作，手稿为常先生所赠的可能性最大。此外，这部手稿曾有一个面世的机会，我在整理周作人先生《绍兴儿歌》手稿及相关资料时，知道这部手稿在上世纪60年代被民研会列入民间文学资料出版计划，只是因为当时的政治形势没能实现。
二、绥远北方语言声调调查的背景
刘半农先生于1925年从法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在北京大学国学院任教授，从事语言学方面的教学、研究，并建立了国内第一个语音乐律实验室，同时继续民间文学的调查研究。此外，他还加入“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和由该协会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南京政府成立的古物保管委员会等组织，从事抵制外国人在我国不当考古调查和盗取文物的工作，同时，也积极促成中外学者的联合科学调查。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和中国学者共同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⑦]，就是在他们的协调下成立的，刘半农在其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这是在中国境内中外学者共同进行的第一次科学考察，其成果为我国西部开发和自然、人文学科研究起到促进作用。刘先生绥远北方语言声调的调查也与此有关，是为践诺瑞典皇家地理学会计划出版纪念斯文·赫定七十大寿(1935年2月19日)文集的约稿而进行的，也是为他《四声新谱》和《中国方言地图》的写作做些准备，调查的路线也是循着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考察路线。
绥远调查团的成员，除了刘半农外，还有他的助手和学生，他们的分工是：北大语言乐律实验室的白涤洲[⑧]负责记录方言、同室的沈仲章[⑨]负责记录音乐，北大国学院学生周殿福[⑩]负责器材和文稿抄录，调查团还有其他工作人员等。
调查的时间和行程。调查团一行于1934年6月19日下午4时，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出发。6月20日抵达包头，停5天，调查了包头、绥西、安北、五原、临河、固阳、萨县、托县等地的方言、声调，并用录音机记录民歌7筒;24日抵达归绥(今呼和浩特)，停6天，调查了归绥、武川、丰镇、集宁、陶林、兴和、清水河、凉城等地的方言和声调，录制民歌5筒，并由沈仲章记录了曲谱;29日，从归绥出发到百灵庙⑩游览，途经武川、召河达尔罕旗，30日下午到，在此期间，因住宿条件不堪，刘半农在夜间露宿草原时被蚊虫叮咬，留下了病根;7月2日从百灵庙返回归绥后的3天时间，刘半农应邀到绥远中学为作讲演;5日调查团前往山西，在大同停留2日，调查了雁北等地的方言、声调，收录当地民歌5筒;8日抵达张家口，次日刘先生应邀在张家口第一师范讲演并作调查工作，此时他已经身感不适，发烧到39.5度，当晚启程返京，次日早上到达北京，结束调查。
回到北京后，刘半农一病不起，终因误诊，于7月14日下午2时在协和医院逝世。不幸的是，调查团另一位重要成员白涤洲也于当年10月因病去世。连续的不幸，是此番调查命运的不祥征兆。
三、《北方民歌集》所收作品的基本情况
这次调查中采录到的民歌，其流传地区涉及绥远、察哈尔(现分别归内蒙古、河北、山西)、山西和河北的归绥、包头、河套、凉城、东胜、大同、萨县、丰镇、陶林、清水河、任丘、托县、临河、阳高、和林、武川、固阳、兴和、灵丘、雁北、安北、应县、朔县、集宁、天县、河曲、塞北、定县、行唐等地，因行政区划的变更，上述地名中有些已经改变或撤销。
调查的中心——绥远地区，是民族聚居区，蒙古部落的草场，清朝初期被政府跑马圈地，作为储备军粮之地。为了管理有序，清政府开始在当地设立管理机构，并不断演化成以后的“绥远行政区划”。绥远地区的草场，土地肥沃，流传有“上后套，后套好，后套养畜不用草，庄稼不用天雨能长好”的俗话，而且人口稀少，比较临近的山西、陕西等处地少人多、干旱少雨、灾祸不断的状况，这里很利于生存。后来，这些土地多租给山西、陕西等地逃难、躲灾、谋生计的农民，“走西口”的现象由此而兴旺起来。因为清代户籍管理制度的限制，“走西口”最初是“春来秋回”，后来绥远地区部分地方开禁，鼓励外来人口落户开荒，“走西口”的农民携妻带子，在此建房置地，使当地耕地面积不断扩大，成为半农半牧地区，同时使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和风俗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也为当地民族民间文艺的丰富和发展，注入了积极因素，产生许多独特的民间艺术种类，民歌是其中表现最突出的一种，从中可以感到陕北信天游及山西、河北小调的影响。
《北方民歌集》共有326页，652面，记录了各类民歌1870余首;抄录者将其分为民歌、情歌、儿歌三部分，其中“民歌”部分比较杂乱，包括了时政、生活、风俗等多方内容，情歌的数量最多，有1500多首;对采录情况有简要的记录;作品以爬山歌[11]为主，也有小调。这次调查进行了录音，共计17筒，因为没有见到录音带，不知道时长和记录的内容。
“民间文艺，是历代广大人民在社会生活和斗争中，在与创造必需的物质文化的同时，所集体创造的必需的精神文化。她反映着各个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活景象，写述着人民的观感和欲求，表现着广大群众的美学观念和艺术才能。”[12]正如所说，《北方民歌集》中收录的作品，真实地表现了20世纪30年代绥远地区的社会景象、人们生活、文化和风俗等，以及人们的思想感情和“对当时社会，尤其是政治的批评”。以下按照类别，列举一些，供读者鉴赏。
时政类作品，如：“中华民国大改良，拆了庙院筑学堂”(归绥)、“剪发头呀脚板子大，三民主义留遗下”(大同)、“包头民众真难过，天灾兵祸谣三拜强干活”(归绥)、“老天爷呀!救一救命，叫我小子翻一翻身，衙役老爷太可恶，拷打小子无其数，倾家荡产付捐税，卖了老婆还不够”(凉城)、“牛一群呀羊一群，绥西土匪成了群”(包头)、“临河的百姓真倒霉，官兵来了变成土匪”(临河)，反映了时代变革、军阀混战、官府压迫和土匪横行的现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反对日本侵略的呼声日高，也影响到绥远。歌谣有：“关外的哭声什么人哀唉!连天的炮火什么人开。关外的哭声老百姓哀唉!连天的炮火日本人开。什么人最是心肠坏，什么时日并到来一呀唉!日本人最是心肠坏，九一八日兵到此来一呀唉”(归绥)、“中华民国二十年，家家都要大洋钱，有钱不买日本货，你看中国阔不阔”(河北)。
生活类的作品，如：“小孩娃娃好耍土，磨烂袖子没人补，亲娘死在阴曹地，娶下后娘不成器”(归绥)和“小白菜”等;“回一回婆家如坐监，住一回娘家如上天”(归绥);“大白毛驴灰耳朵，抽起洋烟卖老婆”(包头)、“洋烟好抽瘾难退，花上银钱活受罪”(归绥、托县、凉城、包头、大同); “铁蚕豆大把抓，娶了媳妇不要妈，要妈就打架，大家就分家”(归绥)、“叫一声爷爷你不要娶，孙女子奉养你足顶你的妻”(清水河)、“人人都说野花香，家花异枝香更长”(清水河)、“为上庄户人常常在，为下当兵的常开差”(凉城、归绥、包头、河曲);“说了笑了枉徒然，学下唱曲子解心宽”(归绥)、“说了个难呀真也难，泪蛋蛋漂起一只船”(归绥)、“一阵说呀一阵阵笑，心上难活谁知道呀”(包头)。
这些歌谣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和生活气息，像“一面镜子”真实而又生动地为我们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情景和人们的精神状态。”同时，也“给历史家提供了最正确的社会史料。民间文艺才是研究历史的最真实、最可贵的第一把手的材料。”[13]
《北方民歌集》中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形式最优美的，是情歌。这些情歌详细地描述了男女恋爱的各个环节和感情历程——慕情、恋情、离情、思情、苦情等等。表现男婚女嫁的，如：“一进门来叫一声妈，多会给奴寻人家”(归绥)、“为人寻不上个好男人，不如早死早转生”(归绥)、“顿!顿!捣花椒，媒人不来好心焦”(托县);写初恋的，如：“一对对鸳鸯一对对鹅，一对对毛眼眼瞭哥哥”(归绥、萨县、和林、凉城、托县、包头)、“一把拉住妹妹的手，说起为朋友心也抖”(归绥、萨县)、“年轻娃娃们成不住气，一见妹妹就没主意”(归绥);写择偶的，如：“大姊姊老来三妹子小，所留下二妹子正好好”(归绥)、“山药开花结圪蛋，如今的姑娘爱老汉”(归绥、凉城、包头)、“骑马要骑大走马，维朋友要维十七八”(归绥、萨县、凉城、丰镇、朔县);赞美意中人的：如：“大榆树榆钱钱，小妹妹长着一对毛眼眼”(归绥)、“场面大来碌碡小，小妹妹脚小脸儿好”(归绥、托县);写定情的，如：“白布衫衫对门门扣，咱两个交朋友天生就”(东胜)、“大青山石头乌拉山的水，天定姻缘没改悔”(归绥、阳高)、“有朝一日和你枕头上睡，铡草刀割了头我也不后悔”(归绥)、“灯瓜瓜点灯半炕炕明，酒盅盅挖米不嫌哥哥穷”(凉城、归绥、萨县、托县、包头、安北、和林)。
还有许多表现男女交往过程的歌谣，如：“拿上刀子割韭菜，慢慢地看一看哥哥心好坏”(包头、归绥、后套、东胜)、“手提羊肉怀抱上菜，我同妹妹回家来”(归绥、萨县)、“大黄狗不要咬，我要看看小樱桃(注：小樱桃，女子之名也)”(归绥)。过去，青年男女没成亲以前的亲热交往比较隐蔽，经常是像“偷情五更歌”唱的那样，“一更里跳风墙，手扳住窗棂细端详;端详见妹子灯影后边坐，十指尖尖绣鸳鸯。二更里靠门听，忽听见门外有人声，双手儿拉开门两扇，我把情郎哥哥叫几声。三更里进绣房，手拉手儿上了炕，两手拉开红绣被，扑面嗅见的果子香。四更里月斜西，冷身靠个热肉肉睡，小妹妹胳膊给哥哥枕，四更天要到五更天。五更里大天明，叫一声情郎哥哥快起身，二老爷娘全不怕，单怕那个偷来倒茶，不要慌，不要忙，只怕哥哥穿错了衣裳”(雁北)。
绥远地方有很多为了生计背井离乡“走西口”的人，离别便是这些恋人之间经常的事，因此民歌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表现。“大风刮得树叶响，你走我在好凄凉”(归绥、集宁)、“哥哥走来妹子拉，无根沙蓬往哪里刮”(凉城、阳高)、“哥哥走了五里多，小妹妹还在门前坐”(归绥)、“手扳着房檐脚踏着墙，瞭不见哥哥又上房”(归绥、凉城、丰镇、托县、后套)，一一唱的是离别时的难舍难分。“想你想你真想你，三天没吃半碗米”(凉城、归绥、托县、集宁、安北、和林、萨县、包头、大同、阳高、东胜)、“你走东川捎上一句话，就说她妹妹思想他”(包头、归绥)、“我走临河你在套，想你想得上了吊”(包头)、“三天没见哥哥面，拿起针来衽不上线”(归绥)、“听见哥哥唱过来，热身子爬在冷窗台”(凉城、归绥、丰镇、萨县、包头、固阳、后套)，倾诉的是分开后不尽的相思。还有“月儿高高亮晃晃，一人睡下真凄凉”(武川)、“井里头的黑蛙见不上天，打光棍的哥哥实在可怜”(包头)、“二套牛车拉咸盐，没老婆的哥哥实可怜”(清水河)之类对爱情的渴望。从这些歌谣里看到，那个兵荒马乱、饿殍遍野的年代，给普通劳动人民带来的，不仅是贫困的生活，还有恋爱和家庭的困境。
“甜不过冰糖辣不过蒜，亲不过伙计黑不过炭”(丰镇)、“这个娃娃笑嘻戏，我和你妈搭伙计”(归绥)、“莜麦开花铃铛铛多，不要怕哥哥有老婆”(归绥、萨县、凉城)、“大河岸边栽柳树，没有丈夫怎有了肚”(安北)、 “花狸猫猫钻水道，咱二人调线谁知道”(大同)、“走不是个走来在不是个在，搭下个伙计成了害”(后套)，这里表现的两性关系，与“走西口”现象的盛行和当地的文化、习俗密切相关，是一种很值得研究的社会文化现象。
因地理的、历史的、文化的多种因素，河套地区民众的生活既是富裕的、又是悲苦的，尤其是“走西口”的历史现实(如“打光棍的哥哥”等)，给这里的豪放激越的歌谣，增添了几分有别于其他地方民歌的特色。从以上所举不同内容和类型的情歌中，可以感受到劳动人民中间纯洁、健康的爱情观和审美情趣，以及朴素的道德观念和对封建礼教的轻视和反抗。
除了内容丰富之外，从《北方民歌集》中作品还可以看出民间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选用离自己生活最近的素材，毫不遮掩的感情抒发，很少修饰的表达方式，精心提炼的民间语言，以及起兴、比喻、比拟、谐音、双关、重复等表现手法，形成自然朴实、直抒胸臆、真切形象、生动有趣、合辙押韵的风格，读起来朗朗上口、引人入胜、回味无穷，因此，广泛流传，经久不衰。
四、《北方民歌集》的特点
刘半农在民歌的采集记录上，无论是他1917年8月从江阴老家北上京城沿途向船夫采录的《江阴船歌》，还是1918年由他在《北大日刊》上编定发表的148首“歌谣选”，以及1927年受蔡元培和傅斯年之命创办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间文艺组时制定的计划，都始终如一地遵循和倡导采录的真实和科学的原则。1934年在他亲自领导下于绥远(后套)所进行的民歌调查和采录及其最终成果《北方民歌集》，同样也体现了民间文学调查的科学性原则，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民歌在演唱中的原真性和特点。
1980年代由我国几家文化主要部门共同主持的民间文学集成普查工作指导文件中，对科学性的界定是，“第一，入选作品必须是真正的民间口头文学作品;第二，必须执行忠实记录的原则进行采录;第三，尽可能把与作品有关的资料同时记录下来;第四，少数民族作品翻译，应力求忠实、准确。坚决反对胡编乱造和任意增删改换，严禁伪造。”以及对各个时期、各种内容的作品“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进行科学的评定。”[14]
歌谣运动的倡导者们虽然没有鲜明地提出上述观点，但在《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中也作了相关要求：“一、字迹宜清楚;如用洋纸，只写一面。二、方言成语，当加以解释。三、歌谣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润饰;俗字俗语，亦不可改为官话。四、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当一并录寄，不必先由寄稿者加以甄择。五、一地通行之俗字，及有其音无其字者，均当以注音字母，或罗马字母，或国际音标(International Phonetio Alphabet)注其音;并详注其义，以便考证。六、歌谣通行于某地方某社会，当注明之。七、歌谣中有关于历史地理，或地方风俗之辞句，当注明其所以。八、歌谣之有音节者，当附注音谱(用中国工尺、日本简谱、或西洋五线谱均可)[15]。这表明，我国早期民间文学采集工作就是在先进理念指导下进行的。
刘半农先生作为歌谣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怀着对民间文学热爱的心情，以自己的术业专攻和科学的态度对其进行了采集和研究，尤其是在语言方面。他是现代民间文学采录的拓荒者和实践者，1917年8月他在北上途中，向船夫采集江阴民歌始，魏建功称“中国近代采录民众文艺之风,自先生开之”[16]，周作人在《江阴船歌·序》中也说“半农这一卷的江阴船歌，分量虽少，却是中国民歌学术的采集上第一次的成绩”[17]。至1934年绥远调查，刘先生为这个事业奋斗了一生。
如果说《江阴船歌》“分量虽少”，那么《北方民歌集》就是收获颇丰，这收获不仅是数量上的，也是内容上的。如“中华民国袁世凯，剃了辫子留胡柴(注：胡柴，即胡须也)”(归绥、凉城)、“前婚老婆后婚汉，睡到半夜登了蛋;你哭你的老婆，我哭我的汉”(萨县)、“冷弹子垒墙冰盖房，过路的夫妻不久长”(凉城)、“七层藿芦八层蒜，哪一个年轻的不嫁两天汉”(包头)、“白面揪片不加盐，人对心对倒贴钱”(归绥)、“打鱼划子渡口船，搂住妹子多心欢”(归绥)、“半夜叫门半夜开，热洞洞的盖窝(注：盖窝，俗谓被子也)钻进来”(归绥、临河、清水河、大同、阳高、山西)、“不走宁夏走陕坝，你把妹子怎扔下”(归绥、包头)、“想哥哥想的我迷了窍，头枕便壶睡了觉”(归绥、东胜、包头)，生活、爱情、时政、风俗、儿歌面面俱到，为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绥远民歌调查对那些“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也作了忠实地记录，如“羊肚子手巾两头花，一个人抱你们姊妹俩”(归绥)、“哥哥给你说好话，你把你的裤带解开吧”(包头)、“一块豆腐六两六，你把哥哥的球(注：原稿用指男性生殖器那个方言字)捉住”(归绥)、“姑娘借皂篱：嗳!为娘想吃捞捞饭，打发上十七八的姑娘借皂篱，一出门，面迎西，从南上来一个无头光棍冒失鬼;冒失鬼不说理，扳着肩肩吻了一个嘴，一把手拉在麻地里，麻叶好比纸层房，麻秆好比四个墙，脱下姑娘的红袴子，露出姑娘的好东西，左手按，右手乂，指头缝缝钻进去”(归绥)，这些富有时代感的作品，都是研究历史、文化和风俗不可缺少的材料。而这些作品，是我们在现已发表的爬山歌作品中看不到的。
可以看出，手稿中的作品是按照《简章》要求，经过认真整理，重新抄写的，除了字迹工整、格式统一外，从稿子上的不同笔迹还可以看出，经过了认真的核对和修改，这种修改应该是根据调查采录的语言和民歌的录音进行的，整理者是语言学家，在表现语言原貌上很准确。整理者在每首民歌的末尾都标注了采集地，如“妹子腰细脚又小，大年下的饺子比不了”(归绥、丰镇、包头、后套)、“宁吃一苗韭菜不吃葱，宁为个老百姓不为个兵”(归绥、包头、凉城、河曲)，通过标注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些民歌的流传情况;就作品中涉及方言字词和习俗地方进行的注释，为更多方面和更深入的研究提供详实的资料，如“一斗麦子压成面，我给媒人蒸供仙(注：供仙，即供神之馒头也)”(归绥)、“山药圪蛋煮白菜，婆婆公公就是妹妹的害(注：山药圪蛋是马铃薯，前一句表示后套人民常用之食品，后则乃既有情人，出嫁后对公姑严防之不满意也)”(后套)、“山药圪蛋家常饭，大闺女养娃娃不稀罕(注：未嫁而生子，已为习见之事，可见风俗已不堪，处女时代，便可和人相妍——恋爱，实在是不稀罕)”(后套)。
绥远调查，在遵循科学性理念的同时，在采录方法上也是十分先进的。为了取得好的效果，这次调查做了充分准备和周密计划，参与人员有语言学家和音乐家等，采录民歌时不仅记录歌词，也能记录乐谱;用录音机现场录音，使歌词和音乐有机结合，便于日后研究时能找到语言与音乐的密切关系，同时在日后整理时也有可靠的依据。这种多学科人员共同参加的民间文学调查和使用先进设备进行记录，也应该是中国民歌史上的第一次。它在今天的民间文学调查中仍然是很先进的，何况当时了。遗憾的是那些宝贵的录音至今下落不明。我曾托金荣华老师和陈美玲老师在中央研究院查找，没有结果。余下的可能是，录音被带回北大并在整理手稿时发挥了作用，语音室并入社科院语言所后随行;成果整理好后，录音被参与者收藏。无论哪种，都希望它还存在，并在大家的努力下，像这部手稿一样再现。
绥远民间文学调查，可以说是上个世纪一个有组织、有一定规模的民间文学调查的范例。很短的时间里，能采录到那么多的民歌，在那个年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体现了那个时代，包括刘半农先生在内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对事业的执着精神、认真态度和先进理念，以及宽松的研究环境和良好的研究机制，让我们既敬佩又羡慕。
客观地说，《北方民歌集》在搜集整理当中也有不足之处，如缺少了调查对象和调查背景的详细记录，后期整理时没能很好的对作品进行分类，没有对此次调查及成果作系统的学术总结，这与刘半农先生的过早离世后，缺乏专业的指导有关。这一结果，给我们对这次调查进行更广泛深入的研究和学术上的借鉴留下遗憾。
参考文献：
《刘半农传》，朱洪，东方出版社，2007年3月，北京。
《民间文学集刊》，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5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
《中国民间文艺学四十年》，钟敬文，敦煌文艺出版社，1991年3月，兰州。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编委会办公室编，1987年3月，北京。
(文章来源：《民间文化论坛》2012年第6期(总第217期))
[①]刘半农：1891年—1934年，又名刘复，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歌谣运动的先驱和倡导者之一，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著有《扬鞭集》、《瓦釜集》，搜集江阴船歌、绥远民歌等民间歌谣。1934年在北京病逝。病逝后，鲁迅发表《忆刘半农君》一文表示悼念。
[②]刘锡诚：1935——。著名民间文艺学家。曾任《人民文学》编辑部评论组长、《文艺报》编辑部主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顾问，《民间文学》、《民间文学论坛》、《评论选刊》、《中国热点文学》杂志主编，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理论研究室研究员。现任文化部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民间文化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
[③]绥远地区：指绥远省，民国时期行政区划，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与陕西、山西、宁夏等省接壤，行政区划源于清政府的归绥道，时属山西省管辖。1914年由民国政府照准设立归绥特别区，1928年改为绥远省，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1954年撤省，辖制入内蒙古自治区。
[④] 《民间文化》2001年第1期。
[⑤]常惠：1894一1985，著名民间文艺学家。1922年至1925年负责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的编辑，长期从事民间文学作品编辑和歌谣搜集工作，编著有《北京歇后语》、《谚语选录》、《北京歌谣》、《山歌一千首》、《北京谜语》等。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了北京鲁迅博物馆筹建工作，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民俗学会、中国歌谣学会顾问。
[⑥]江绍原：1898-1983，著名民俗学家和比较宗教学家。1922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比较宗教学专业，北京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山西大学英语系教授、中国科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编审。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民俗学会顾问。《佛家哲学通论》、《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1928上海开明书店)等。
[⑦]西北科学考察团：指1927年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联合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又称“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察团从1927年5月起，从北京出发，经内蒙至乌鲁木齐。考察内容包括地质、气象、历史等，考察持续到1933年，其成果自1937年起，以《斯文赫定博士领导的中国-瑞典考察团在中国西北各省科学考察的报告》为总标题，在斯德哥尔摩陆续出版，已达50种。
[⑧]白涤洲：1900—1934，蒙古族，193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1933年受聘北大研究院文史部语音乐律实验室助教，著有《<广韵>声纽韵类之统计》、《北音入声演变考》、《关中方言调查报告》、《〈广韵〉入声今读表》、《〈广韵〉通检》等，1934年10月因病逝世。
[⑨]沈仲章：1904—1987，苏州人，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34年加入北大语音乐律实验室，兼任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干事，精通多国语言和音乐，擅长二胡演奏，曾为刘天华试拉新曲，抗战以后成为实业家。
[⑩]周殿福：1910—1990，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留校工作，曾任北大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著有《艺术语言发声基础》、《国际音标自学手册》等。
[11]爬山歌：也叫“爬山调”、“山曲”，中国北方民歌体裁之一。它主要流行与内蒙古西部、山西北部和陕西榆林地区。歌词基本形式是，每首分上下两句，押脚韵，一般是七字、四拍。根据所唱内容和当地口语特点，每句字数有变化，拍数基本不变。常把几首连起来唱，近似陕北信天游。
[12] 钟敬文：新中国学术史上富有意义的一页——纪念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成立四十周年，《中国民间文艺学四十年》，钟敬文等，敦煌文艺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兰州。
[13] 郭沫若：我们研究民间文艺的目的——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民间文艺集刊》第一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5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
[14]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1987年3月，北京。
[15]《北大日刊》1918年2月1日号
[16]魏建功：《故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刘先生行状》，载《国语季刊》第4卷第4期。
[17]周作人：《中国民歌的价值》（即刘半农《江阴船歌》序），载北京丙辰学社编《学艺杂志》2卷1号，1920年4月30日；北大《歌谣》周刊第6号（1923年1月21日）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