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29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第372期 作者：盛玉麒
【核心提示】赵元任先生的语言学研究经历了从文言到白话、从书面语到口语、从内省到实证的转型过程，这与中国语言学的现代化之路十分切合。
赵元任先生的语言学研究经历了从文言到白话、从书面语到口语、从内省到实证的转型过程，这与中国语言学的现代化之路十分切合，“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有许多‘第一’，他所做的许多工作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是我国全面利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中国语言并取得世界性声誉的第一人，是我国方言调查工作的开拓者和推动者，国语运动的元勋”（师静，201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赵元任先生是中国语言学走向现代化的引路人和践行者。从赵元任先生的学术研究，可以发现前辈大师追求中国语言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从中也映射出中国语言学研究范式转型与创新的发展历程。
注重自然语言田野调查
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是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重要分支，也是实证主义语言学研究的主流，所创立的田野调查研究范式影响了一个时代的语言学发展路向。大范围的陌生族群语言及各种语言内部的地域方言调查，为丰富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重大贡献。
赵元任先生在20世纪20—30年代亲自考察和研究过的汉语方言近60种之多。其后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传承者，都沿着这条研究路线，坚定不移地开拓前进，积累了丰富的民族语言和方言系统性资料和素材，出版了系列语言调查报告，成为早期中国语言学资源库中一笔宏大的“无价资产”。
坚持实证主义研究路线
语言本身公平地为全社会所有成员服务的“工具性”特点，使得语言学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最具自然科学属性的学科，这也决定了语言学的研究必然以客观语言材料为对象、以客观规则和规律为最高目标和准绳。
“说有易、说无难”是实证主义研究共同遵守的“祖宗家法”之一。在复杂性系统的语言事实面前，任何人都难免“盲人摸象”的认知局限，因此，时刻牢记这一“家法”，有利于保持清醒的学术头脑和不断探索的求真心态。只有从事过实地田野调查的人，才会对这个“家法”的内涵有深刻的认识和切身的感受，才会对语言系统的规则和规律保持几分敬畏，同时也对以往“口—耳”之功的结论保留几分清醒。唯此才会有后辈接力传承的使命和发展创新的空间。
关注共时语言系统研究
一发即逝的口语是共时语言系统的主要园地。如何发现、整理和归纳“口语”系统的词汇、句法结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赵元任先生的《中国话的文法》是研究汉语口语语法的开山之作，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成为汉语结构主义研究的范例。正因为赵元任先生有田野调查的基本功和实证主义的理论指导，才能够胜任口语语法的充分描写与科学分析这一任务。
赵元任先生在汉语口语词类划分和判断上，突破了“词无定类”、“依句辨品”的瓶颈，首创“鉴定字”甄别法（陈保亚，1999），运用结构主义的分布范式，挖掘筛选出“不”、“句尾‘了’”、“词尾‘了’”、“着”、“很”和“把”等“鉴定字”对“动作内动词——来”、“性质内动词——大”、“状态内动词——病”、“动作外动词——看（戏）”、“性质外动词——爱（财）”、“类别外动词——在（家）”和“助动词——会（飞）”等不同词类的“分布矩阵”，创立了汉语结构主义语法研究的分布框架，为中国语言学现代化奠定了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这一方法历经数十年，至今仍保持其科学性、简明性与实用性。
服务大众语用需求
在百年前兴起的“汉字改革”大潮中，赵元任先生立足汉语言文字的本体，适应大众语文现代化的需要，亲自发音灌制北京音系的留声机片教材，参与校订《国音常用字汇》和《国语辞典》，参与制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成为后来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的重要参考。1967年，远在大洋彼岸的赵元任先生在美国哲学学会年报上发表《通字方案》。为解决汉字“三难”（难读、难写、难认）的瓶颈，不懈努力，足见其良苦用心。
《通字方案》浓缩了传统“小学”的精髓，既满足精简汉字的需要，也兼顾共时系统方言分歧的现实，还保留了汉字文化的民族情结，更融入了汉语方言学音位分析的最新成果，可以说是汉语“古、今、方、俗”音位系统分析整合的结果，也是汉语结构主义音系学研究在书写符号系统优化上的应用，其学术价值和理论贡献远超汉字改革本身。
关注对外汉语教学
1910年赵元任先生17岁时，以总分第二名的成绩由南京高等学校预科考入清华留美研究生班。先在康奈尔大学读数学、物理，后入哈佛攻哲学，继而又研究语言学。1916年2月，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索性作个语言学家比任何其它都好。”同年，在《中国留美学生月刊》（Chinese Students' Monthly）上发表《中国的语言问题》一文。
赵元任先生对于二语教学有独到经验和精辟见解。例如，关于语音教学，赵元任先生认为，“发音的部分最难，也最要紧，因为语言的本身、语言的质地就是发音，发音不对，文法就不对，词汇就不对。”“因为文法是语言的局部跟局部的关系，语言的本身既然是音么，当然文法是从音里头表现出来。那么词汇里头当然更是音了，词常常有音很相近的，音要不对，词就弄错了。”“世界上任何外国语，他的整个儿的音位的总数，我就没有听见过到一百的。……所以就是几十个。那么这几十个当中，已经有许多跟学者自己的语言里相同的，他就不用新学了……所以我在教外国人学中国语言的时候儿啊，我总说，中国语言的音一共a few dozen，当中一半儿英文里头已经有了，所以啊，你们只须在one half of a few dozen上特别注意就行了。这种工作啊，只要开始两三个礼拜就应该把所有的困难都给战胜。”
对于语法教学，“最好把课本这么编：起头儿把词汇加得很慢，用很少的词来把基本的语法反复的练习，这样子才可以学到‘会’的程度”。
对于词汇教学，“你得在句子里头学词的用法，记的时候儿啊，要是光记一个词等于你本国语的一个意义，那样子一定学得不对。你得记住短语、记句，这样子意义才靠得住”。
教学方法上，“在课堂上千万不要耗费时间来净用学生的本国语言来讨论这个语言”。
时至今日，这些二语教学的“经验之谈”仍然值得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广大教师学习和借鉴。
采用科技手段研究语音
语音兼有生理属性、物理属性和社会属性。话语使用者对自然语音的感知多关注社会属性和“所指”的意义层面；普通研究者则多关注语音的生理属性，诸如发音部位、发音方法、元音舌位等。而运用科学技术对语音的物理属性和声学特性角度进行实验研究的，则始于20世纪20年代。
刘复的《四声实验录》（1924）、王力的《博白方音实验录》（1931）等，都不同程度地采用浪纹计、假腭、喉镜等医疗器械，用物理实验帮助分析所调查方言特殊语音的发音动作、发音方法以及声调语流音变的代表性成果。
赵元任先生在南京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建了具有国际水平的语音实验室，与罗常培在北京大学创立了“语音乐律实验室”，实现了中国实验语音学实验室“零”的突破，还采用唱片灌音和浪纹计、渐变音高管等工具记录、分析和归纳方言语音的音系特征，开中国实验语音学研究的先河，拉近了该领域与世界领先水平的距离。
赵元任先生留给我们的学术贡献和精神遗产绝非本文所能尽述。值此赵元任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表示纪念。文末言犹未尽，以诗颂之：“学贯中西通今古，技兼数理达乐音。明哲立言传师道，语学创新第一人。”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中文信息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