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中心-中国网 news.china.com.cn 时间： 2013-02-01 文章来源: 中国新闻网
贾芝先生近影
● 贾芝下定决心走一条研究民间文学的道路，开始了默默无闻的采写、翻译、研究工作。
● 同事们看到他狼狈而又不修边幅的样子，不禁调侃：“远看像个逃荒的，近看像个要饭的，仔细一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贾芝倒也毫不介意，反而自己还常常用以自嘲。
● 他一生致力于三个对接：学者与民众的对接；书斋与田野的对接；民族与世界的对接。
● 他以众多鲜活的实例有力地论证了中国大地辉煌的史诗传统，使得“中国无史诗”的论调从此失去市场，世界学者为之一振。
● 贾芝认为，民间文学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凭借口头传播的一种活形态的文学，它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和作用，更具有它自己多变而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语言特点，这就要求我们在记录和保存民间文学作品时严格注意科学性的问题，绝对不允许随意乱改。
近日，百岁学人贾芝在北京协和医院病房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宽敞明亮的房间铺满阳光，茶几上盛开着一簇淡雅清新的百合。贾老正与夫人金茂年在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音乐声中练习健身操，阳光、鲜花、音乐、贾老和夫人，勾勒出了一幅美丽恬静的图画。
100年的风雨以时间为笔，在老人脸上留下了阡陌纵横的沧桑印记。听这位自称“草根学者”的著名诗人、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娓娓讲述长达80余年的学术人生之路，记者感受到他对民间文艺研究的那份眷眷深情，感受到他对民间文艺阵地的那份坚守……
著作等身的世纪老人
贾芝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早年毕业于北京中法大学经济系，之后参加革命。1938年，贾芝来到陕北延安，他对民间文学的情结就是从这里形成的。在这里，他和来自北京、上海等祖国各地的许多青年作家、艺术家一样，惊异地发现了民间文学这条独具生命力的山间河流。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这种文学取向，更是巨大的激励。贾芝下定决心走一条研究民间文学的道路，开始了默默无闻的采写、翻译、研究工作。
从事民间文学，当然必须深入民间。贾芝抛开书斋的安逸，春风满怀地走向了田野。长年累月，他的足迹遍及陕北高原的角角落落。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当他成为一名颇有名气的民间文艺研究专家的时候，却也从一介都市书生变成了身着会棉袄腰系草绳的“陕北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民间文学迎来了春天。1950年，贾芝受命创办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后来又历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分党组书记、秘书长、副主席、名誉主席。
学术上的职务不能等同于政治上职位，但是贾芝觉得这是国家和学界对自己的一份信任，他更加废寝忘食地工作。直到20世纪80年代，贾芝身穿破旧的中山装，斜挎着背包，像赶场一样奔忙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两个单位的学术会议上。同事们看到他狼狈而又不修边幅的样子，不禁调侃：“远看像个逃荒的，近看像个要饭的，仔细一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贾芝倒也毫不介意，反而自己还常常用以自嘲。
贾芝常常说：“与其说我是一名学者，不如说我是一个民间文学工作者。”他一生致力于三个对接：学者与民众的对接；书斋与田野的对接；民族与世界的对接。“几十年来，他出版了《贾芝集》、《民间文学论集》、《播谷集》、《贾芝诗选》、《拓荒半壁江山》等著作，主编了《中国民间故事选》三集、《延安文艺丛书・民间文学卷》、《解放区文学书系(民间文学卷、说唱文学卷)》、《中国新文艺大系・民间文学集》、《新中国民间文学五十年》、《中国歌谣集成》(30卷本)等。这些著作的大部分已经成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经典书目。
说起对民间文学研究发展状况的感受，贾老兴味盎然：“民间文学如今是一座百花齐放蓬勃茂盛的大花园。像内蒙古地区汉族的爬山歌，蒙古族的各种民歌、好力宝和英雄叙事诗，山西的席片子、开花，河南、山东的唱曲等，都是民间文学生生不息的中枢神经。”
抢救《格萨尔王》
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史诗和叙事诗蕴藏丰富的国度，各民族创造了很多靠口头流传的民间文学。《格萨尔王》就是其中最耀眼的明珠。
《格萨尔王》是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历史悠久，结构宏伟，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气势磅礴，流传广泛。史诗从生成、基本定型到不断演进，包含了藏民族文化的全部原始内核，是研究古代藏族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被誉为“东方的荷马史诗”。
从18世纪起，青海蒙古族学者松巴堪布・伊喜巴拉珠尔就对《格萨尔王传》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在国外，研究《格萨尔王》也已有近200年的历史，但是在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明显地滞后。
“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半壁江山”，这铿锵有力的话语是贾芝提出来的，也是他坚持实践了数十年的工作宗旨。可在几十年前，这并不是人人都能达成的共识，就连民间文学专业的学者和领导也有以不懂民族文字等为由，拒绝搞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史诗《格萨尔王》仅限于古籍及抄本的发现和研究，全面的搜集和抢救还未开始。1956年2月， 中国作家协会在京召开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老舍先生在《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中提出了蒙古族《格斯尔汗传》和藏族《格萨尔》两部重要史诗的搜集、整理问题，并介绍说《格萨尔王》最初只有4部，后来发展到24部，并仍在民间流传。《民间文学》1956年第3期就刊登了老舍先生的报告全文，并在编后记中明确：民间文学工作者和一切民间文学爱好者，都应当为实现这个报告中所作出的号召和建议而加倍努力。” 从此，《格萨尔王》开始引起国内的普遍关注。
贾芝回忆起45年来《格萨尔王》发掘整理的过程，从青海发现史诗《格萨尔王》百余种珍贵的木刻本、手抄本，到编印并出版汉译本《格萨尔王》最精彩的部分《霍岭大战》上卷，从他派专人赴青海协助和指导发掘抢救工作到他本人亲自带领团队赴大漠，上高原，探访史诗说唱艺人“仲堪、仲巴”们(意为故事家，或精通故事的人)。
在挖掘和整理过程中，贾芝发现，说唱艺人是史诗的保存者、传播者和参加集体创作的作者，他们也像欧洲古代中世纪的游吟诗人一样，四方流浪，到处演唱，以卖唱和乞讨为生，是他们使《格萨尔王》至今还活在中国的国土上。但是让人不得不焦急的是，说唱史诗的民间艺人正在一个个地老去，如不抓紧抢救，这些诗史就会像历史上曾存在过的许多艺术形式一样，默默地消亡。贾老带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惋惜说：“有一位扎巴老人，他能完整地说唱《格萨尔王》。短短几年已录音25部(998盘磁带)，我去访问他时，他随着蒙古族艺人萨布拉的四胡演唱《格萨尔王》，吐字明亮、表情丰富多变，与故事琴声融为了一体。我惊喜万分，以为找到了《格萨尔王》民间演唱艺人的范本。可遗憾的是，在我听完他演唱《格萨尔王》不久，却得知他不幸去世的消息。人亡歌息，这位老人将他的那部史诗带到了另一个世界去了。”
任务繁重，形势逼人，贾芝心急如焚，想法设法和同事们加速挖掘抢救的工作。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文化大革命来了，民间文学成为一个重灾区！民族文化遗产，劳动人民的口头文学，竟被视为“大毒草”，一概被打翻在地，从事民间文学搜集、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被斥为“裴多菲俱乐部”活动。贾芝感慨地说：“那时，史诗《格萨尔王》和演唱、收集它的民间艺人们，曾是我的不幸的伴侣，我们同时挨斗、患难与共；《格萨尔王》珍贵的手抄本、木刻本统统化为灰烬。同事徐国琼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将他手中的国宝秘密转移，埋藏地下。”
记者翻开贾老的日记，写到1973年1月30日，正是“四人帮”猖獗之时。贾芝放心不下，写信询问并嘱托徐国琼：“《格萨尔王》以后还会搞的，你们过去搜集到的那些资料不知下落如何？”徐国琼很是振奋和欣慰，多年之后仍对贾芝说：“乌云未消，你居然敢说《格萨尔王》以后还会搞的。”
1976年，“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大地回春，《格萨尔王》却迟迟未能平反。“1978年5月，徐国琼同志写信给我，请我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要求为《格萨尔王》冤案平反。6月24日，我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声讨‘四人帮’摧残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为给《格萨尔王》平反大声疾呼。”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贾芝觉得像《格萨尔王》一样自己也获得了新的生命。
贾芝对三大史诗的研究，始终怀着一种崇高的民族责任感，他告诉记者：“三大史诗都在中国，我们工作的成果和得天独厚的条件相比远不匹配，如同‘敦煌在中国而敦煌研究在日本’的说法对我国美术工作者来说像一把刀子扎心一样，三大史诗的研究首先在外国兴起，也像一把刀子插在我们民间文学工作者的心上。我们要拔掉这把刀子，要在学术研究上赶超前人、赶超国外。”
1985年2月，贾芝带着三部史诗踏上征程，参加芬兰史诗《卡勒瓦拉》出版150周年纪念活动。在研讨会上，他以《史诗在中国》为题，介绍了中国30多个民族的创世纪史诗和英雄史诗，尤其重点介绍了中国三大史诗《格萨尔王》(藏族、蒙古族)、《玛纳斯》(柯尔克孜族)、《江格尔》(蒙古族)，还特别介绍了民间艺人还在民间演唱这些史诗的情况。他以众多鲜活的实例有力地论证了中国大地辉煌的史诗传统，使得“中国无史诗”的论调从此失去市场，世界学者为之一振。
“但是，我们在有限的资料中，尽管整理出了1600余万字世界上最长的史诗，而实际上保存在艺人大脑中的史诗远比这个数字要大得多！这些民间艺人的神奇是无法破解的，《格萨尔王》定本约有80部，85岁的艺人桑珠竟然能说唱63部，至今已经录音了54部，计2000多小时磁带；青海唐古拉艺人才让旺堆会说唱148部；青海果洛艺人格日坚参可以书写120部。仅按书面记录的40万行史诗计算，也已远远超过了世界上几个著名的史诗：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共有15693行诗；印度最长的史诗《摩诃婆罗多》也只有10万颂，计20多万诗行。”
这些年来，尽管他本人已经没有精力承担繁重的学术研究任务，但令贾芝欣慰的是，《格萨尔王》一再被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许多学者和地方文化部门不断努力，产生了大量的搜集和研究成果，如同《红楼梦》有“红学”一样，“格萨尔学”也建立了起来。在三大史诗的研究中，围绕《格萨尔王》研究的主题，业已召开多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了。
不要把民间故事改“坏”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间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专业学者少，理论欠缺，特别是书面材料还没有发掘整理出来。面对这种困难局面，贾芝既没有盲目套用西方民俗学的研究模式，也没有简单照搬苏联的经验，而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逐个解决具体问题。
他认为，整理民间的创作要采取慎重的态度，不是一字不动，既然“整理”，就要动。但我们整理民间创作的原则，应当是“忠实记录、慎重整理”，一要求忠实，二要求慎重，或说“适当加工”。
在贾芝看来，整理民间创作加入个人的创作成分，甚至将完全是个人的创作称为民间文学，这种做法所造成的混乱和困难也许不是整理人或作者能够预想到的。
“有的同志整理少数民族的‘古歌’，因记录残缺不全，就补入一段自己的创作，使上下文衔接起来。我以为这样做是没有必要的。古代作品有残缺，原因或者由于年久失传，难以弥补；或者由于搜集工作做得不够，没有收全。对于这样的作品，如果属于前一种情况，我想就像对于断碑残迹一样，作为古物应当原样保存，宁缺不补；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就有待于继续搜集，设法搜集完全。今人添补的部分，只能被认为是今人的作品，不好充作古人的作品，特别像史诗这样有文献价值的作品，更改了它的面目，也许艺术完整了一些，却损伤了它的历史价值，失去了材料的可靠性。”
贾芝认为，民间文学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凭借口头传播的一种活形态的文学，它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和作用，更具有它自己多变而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语言特点，这就要求我们在记录和保存民间文学作品时严格注意科学性的问题，绝对不允许随意乱改。在记录作品时，尤其还要注意翔实地记录文字以外的东西，包括讲唱环境、讲唱者的表情、手势，甚至舞蹈动作以及听众的反应和情绪变化等等。同时，还要了解、考察和搜集与作品有关的风土习俗和社会历史等背景材料，了解和记录作品的产生、流传及演变的情况，讲唱者的生活经历和师承关系等等。没有这些材料就不可能透彻地了解作品。
“现代音像技术的发展为我们全面地、忠实地、立体地记录和保存民间文学作品及有关材料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将来人们也可以耳闻目睹今日活的民间文学了。”贾芝说。
百岁的遗憾
贾老告诉记者，他想在有生之年建一座中国民间文化博物馆。
“目前，各种民间文艺的发掘、抢救和出版，品种之多，数量之大，内容奇光异彩；还有民间的说唱艺人，这些资料弥足珍贵。我们必须把全国56个民族几千年来所创造和流传至今，以至还在发展的民间文化艺术遗产，全部搜集保存下来，扼住‘人亡歌息’现象的继续发生，建立民间文化博物馆已刻不容缓。”
贾芝认为，建立这个博物馆，收藏、保存我国各民族的各种民间文化艺术，分类建档，使之成为一个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以至人文科学的研究基地，有利于全面继承和发扬各民族的民间文学艺术遗产。
看着百岁老人那种源自世纪沧桑，源自家国关怀的忧虑之情，我想起1937年他在戴望舒主编的《新诗》上发表的《播谷鸟》：我第一次听见它/“布谷布谷”的叫。/叫了一声，/又飞到哪儿去了！
一位世纪老人，依然如一只播谷鸟，在民间文学的沃土上空飞翔着，诉说着，吟唱着。
记者 程 竹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