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风徐徐

汉民族研究的人类学意义

徐杰舜

(广西民族学院汉民族研究中心)

我的学术经历是与汉民族研究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我的主要著作也就是《汉民族历史和文化新探》、《汉民族发展史》，还有由我主编的一套《汉族民间风俗丛书》，有8本，共135万字。我这十几年在广西民族学院的研究是与汉民族紧紧结合在一起的，而就学术背景来讲，我是中南民族学院历史系毕业的，是岑家梧教授的最后一个弟子。我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到浙江省一个小小的山区县里去工作。我从小在武汉市长大，是在都市文化中熏陶长大的。可一下子把我分配到浙南山区的一个小县——武义县，到了乡村文化的范围里去，我就觉得有一种异文化的感觉。在武义县我当中学老师，上课要擦黑板，找不到抹布。学生看到我在东张西望，就在下面讲话了：“希热诗，结萝卜瓜萝让让!”这是学生们用武义土话跟我讲话，我说听不懂，你们用普通话讲。他们说：“徐老师，擦桌布挂在桌档上。”你们听了，能听得懂吗?我现在昕多了，已经很熟了，因为我已经学会了这些土话。但当时我听了，完全像外国话，听不懂，所以我就觉得处在一种异文化的氛围当中。我在大学里学的是岑家梧先生教我的民族学理论，在这种异文化的氛围里，觉得很新鲜，城市里看不到的，在农村里什么都有了。所以我在这种氛围下面，少数民族研究不成了，就开始了对汉民族的研究。当时，我写的第一本书是《汉民族发展史》，到l992年才出版，前后花了12年。我的《汉民族历史和文化新探》出得比较早，这是我写这本书做的各种练习，到广西民族学院以后在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1985年12月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但是我们中国的民族研究，长期以来基本上把汉族排除在外了，讲民族研究就是讲少数民族研究。l989年在汕头开第二次国际汉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市政府招待我们去看演出时，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市民看到我们是参加国际汉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的代表，就很吃惊地问：“汉民族出什么问题了也要进行研究?”当时我就感到非常的悲哀。这么大的汉族，中国有12亿人口，有10亿是汉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可是大家对它却是熟视无睹。所以今天我想借此机会，讲讲汉民族研究的人类学意义。
1、进行汉民族研究是人类学本土研究的需要。汉民族是中国最大的本土主体。我最近把汉民族研究的历程大致归纳了一下，20年代到40年代是我国汉民族研究的起步时期。西方人类学建立以后，它们就很自然地把眼光放到非常伟岸的汉民族上，用伟岸形容汉民族是因为它太大了。关于汉民族的来源，当时西方学者提出了许许多多汉族起源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学者对汉族进行研究都是和中国民族史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从20年代一直到40年代，在已出版的大约21种中国民族史的著作中，都少不了汉民族这一块，有它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在这段时期里，没有汉民族研究的专著，但是有一本书，那就是1928年出版的王桐龄先生的《中国民族史》，它的上篇，叫内延史。内延史实际上讲的是汉民族发展史。它用非常独特的体例来说明汉族的发展，分为汉族的胚胎时代，汉族的脱变时代，汉族的休养时代，如此交叉循环发展，直到汉族的第四次脱变时代。实际上，这本《中国的民族史》就是汉族的发展史。所以我觉得王先生的书，如果在汉民族研究的地位上去评价它的话，它是歪打正着的成了我们第一本中国的汉民族专史。第二个时期就是50年代到70年代，这个时期，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我们中国的学者兵分两路，即台湾学者一路，大陆学者一路。在这个时期台湾学者对汉民族社区的研究搞得非常活跃，取得了许多成果。大陆方面有范文澜先生带头搞的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再到民族概念问题的讨论，有一些成果。但是这段时期里，我觉得最典型的代表作应该是台湾1968年出版的吴主惠先生的《汉民族的研究》。他这本书，第一次对汉民族进行了民族学的审视。第三个时期就是80年代到90年代。对这一时期，在汉民族研究方面有三件大事情。一件是厦门大学与台湾学者合作研究的闽台惠东人研究。这个研究非常有价值，它不仅是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汉民族，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课题把大陆和台湾的学者联合在一起了。第二件是客家人研究的兴起，变成一个热门。第三件是汉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召开了四次。首次是由我们广西民族学院发起于l987年在广西民族学院召开的。这三件大事把我们大陆的汉民族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所以我觉得人类学的本土研究，汉民族是最大的一个本士主体，研究人类学的本土问题，不研究汉民族是不行的。
2、发展人类学也需要对汉民族进行研究。汉民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学术宝库，无论你从哪一个学科进入这个阵地都可以得到丰硕的成果。乔健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中就指出：“由于传统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从小型的、简单的语言及较原始的社会中发展出来的，能否有效地运用这个方法来研究中国这么博大、悠久的复杂社会，是个极具挑战性的方法论问题。因此，现有人类学方法不足以有效的研究中国社会”。我觉得这段话对我的启发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汉民族有许多事情，我们仔细去审视到、考察它、研究它，我们都会觉得现有的无论是民族学理论的方法或是人类学理论的方法，可能还无法进行解释，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去考虑和提升它。比如说，汉民族的历史连绵不断，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历史最悠久的民族。四大文明古国之中，历史没有中断过的就是我们中国的汉族。这样一个汉民族，它的历史这样长久，这样的连绵不断，哪怕是在灭顶之灾的情况下，它照样能够妙手回春。这种例子在历史上很多，对这种独特的历史现象用传统的理论去解释它，也有不少的解释，但是我觉得还不是那么透彻，还可以做很多新的解释。还有一个就是汉民族的语言，那实在是太复杂了。我跟日本学者谷口房男先生交往，他老是讲“an not”如何如何，我说：“an not”是不是在讲“我”的意思，他说：“是呀”。刚好，武义县讲“我”也是“an not”。两者都是讲“an not”。所以我觉得如果按照中国的方言情况去划分的话，可以说不知道有多少民族，多少国家。但是恰恰这个汉民族，不管语言怎样不能交流，但是文字是相通的，汉字在这里起的作用太大了。所以我的观点就是没有汉字就没有汉民族。但是如果要用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或古典人类学的理论去解释它，你能解释得通吗?是不是需要我们重新加以提升。所以我很赞成乔健先生讲的这么一段话：“我们如果对汉民族进行研究，用人类学的方法理论去研究，那么可以使现代人类学在当代汉民族的研究中受到一次洗礼，从而使现代人类学的理论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不仅可以加速民族学人类学的中国化，而且还会使现代人类学民族学变得更有国际性。”这是乔先生的高见，我在这里搬用一下。
3、是汉民族认识自我的需要。汉民族这么大，可恰恰是我们对汉族可以说很不了解。客家人研究的兴起，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启示：我们中国由于方言的原因或者还有其它原因吧，民系很多。搞客家人研究的把客家人称为是汉民族的一个民系，而搞少数民族研究的则用“支系”一 词，如瑶族有60多个支系。现代人类学用“族群”，而费孝通先生在文章中用“分支”。到底用什么更准确一些?民系没有人作出任何界定，对于支系，字典里边也没有查出来，族群在人类学里可以查得到，分支也有人在用。如果我们把汉族不同的族群，或不同的民系，或不同的支系，或不同的分支都加以研究，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我在广西这么多年，我觉得广西的白话人、桂柳人、客家人、平话人等族群或分支或民系或支系都各有自己的特点。在我老家浙江，宁波人和温州人是不一样的，与杭州人也不一样的，和金华人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些对族群或民系或支系或分支进行研究，那么我们汉民族的构成问题就可以进一步的清晰，我们可以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去认识汉民族的情况。昨天我跟费孝通先生谈到这个问题，他很高兴，他说这样搞下去就是一个突破。
总之，对汉民族进行人类学的研究，既是人类学本土研究的需要，又是发展人类学的需要，也是汉民族认识自我的需要。   

(罗金宁、赵永富根据录音整理)

[ 本帖最后由 汉风徐徐 于 2009-2-24 08:59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