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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状与理论探索

      [本网讯] 2001年3 月15日，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中国民俗》网站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研究室、民俗文化研究中心联合召开民俗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中国民俗网站主持陶立璠教授和吕微研究员共同主持。这次会议是由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和《中国民俗》网站发起组织的，今后每年分春夏秋冬四季，每个季度召开一次会议，就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少数民族文学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的专家学者，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状与理论新意”。

　　现将此次会议上学者们的发言（包括提纲）在“民俗论坛”中刊登，供国内外民俗学者参考和交流。也希望民俗学研究者在浏览之后，发表自己的意见。


　　陶立璠（中央民族大学民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民俗》网站主持）

　　开场白


诸位先生：

　　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中国民俗》网站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研究室、民俗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民俗文化学术研讨会，这是一种尝试。我们计划每年分春夏秋冬开四次这样的学术讨论会，加强在北京的学者之间的交流，促进民俗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今天是第一次。

　　最近和许多老朋友交谈，大家都觉得，现在的学术空气太寂寞了。全国性的会议很少，学术见解和研究成果得不到及时交流，这和信息社会的潮流似乎有点不合拍，也影响了学术的发展。所以我们想创建一个学术阵地，创造一种学术气氛，将在京的学者邀请来，每次就一个话题展开讨论，这样可以集思广益，达到学术交流的目的。研究的成果可以通过《中国民俗》网站和其他媒体，在更广的范围内交流。

　　新时期的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从70年代中期开始，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和世界民俗学的研究相比，我们还有哪些差距，这也是学者们经常思考的问题。大家希望就自己的想法展开讨论和交流，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我们想创造这样一个环境，开辟这样一个阵地，欢迎大家参与进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我想大家的目的只有一个，促进学术的发展。

　　今天的研讨会在社会科学院召开，大家知道，河北教育出版社去年出版一部巨著——《中华民间文学史》，是由祁连休、程蔷二位先生主编的。社科院民间文学研究室，一直在坚持中国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成绩斐然。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展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民间文学研究的现状与理论新意”，这个议题给了我们回忆的空间，总结的机遇。下面就请各位谈谈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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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文学的学科危机

　　民间文学的学科危机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我自己就在不同场会说过好几次，说得我自己也懒得重复了。问题是我们的想法始终没有见诸媒体，引起更多的人（包括学术主管部门）的关注，所以在适当的场合还得强调。前些日子北大中文系开了一次座谈会，会议纪要发表在好几份报纸上，引起不少同行的议论，这是好事。

　　其实危机大家都在谈，现在几乎没有一门学科不在谈论自己学科的危机，谈危机其实是好事，说明有忧患意识，有反思精神，能够推进学科顺利发展。当然故作危言耸听是不好的，那其实是哗众取宠。但我还是要说：民间文学的学科危机是存在的，而且不能光喊狼来了，狼来了，我们还得正视这个危机，还得分析、认识我们面临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于是才好克服危机，推动学科发展。

　　我以为学科危机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第一，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疆界问题引起的学科危机。比如其他学科发展了，于是抢占了本学科的传统地盘，引起本学科的危机。记得有社会学家描述，原先社会学是一包容性很强的、专门研究人们社会关系的学科，但是后来经济学拿走了经济关系，政治学拿走了政治关系……结果只剩下亲属关系留给了社会学去研究。民俗学的危机就属于此类，民俗学与人类学的关系与此类似；二者中间的地盘有些分割不清。民间文学与俗文学的关系也有些类似，但俗文学的发展也不十分景气，似乎没有对民间文学造成什么威胁。所以民间文学和俗文学可以携手发展。

　　第二，学科在国家学科体制中的位置发生变化引过危机。民间文学的危机与此当然大有关系。民间文学从二级学科降为三级学科，建制撤消，人员改行，资料损失，立项困难……这是目前民间文学学科危机的一个更要的外部因素。在我们这样一个政府行为起重要作用的国家，国家行为，行政力量的确对于各个学科的发展与否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不唯中国，任何国家，政策的倾斜都可能导致一些学科发展，而另一些学科停滞。所以为了克服危机，向学术主管部门呼吁，向他们解释民间文学的学科重要性仍然是必须的。但能否起作用也还在不定之数，民间文学曾服务于阶级论的意识形态，随着意识形态开始以传统的精英文化作为民族国家的象征，民间文学重新成为民族文化的主体象征是不大可能了。

　　第三、但最重要的学科危机还是来自本学科内部。就民间文学来说，这包括几方面的意思。一是，民间文学的学科对象正在丧失，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传统的民间文学样式正在消失，“抢救”的口号就是因此而提出的）；即使我们在理论上明确了我们应当关注身边正在发生的民间文学文学样式，但是无疑，口头文学的伟大传统正在没落。

　　其最辉煌的时期已经过去。很多人要反对我的说法〕，民间文学研究将会逐步变成民间文学史的研究，这一方向无可更改、二是民间文学的理论本身可能出了问题，它限制了我们的眼界，对实际存在的正在存活的民间文学现象熟视无睹。因此，中外民间文学学者正在进行理论上创新、转换的努力；如果转换成功，新的理论范式能够把握民间文学存在的切实脉搏；那么民间文学的学科生命力就是有数的。从学科自身的对象、范围的角度言，民间文学学科的自救之道完全在其自身，而不在于民间文学学科与其他学村的嫁接而同化于其他学科。在此，学科问题实际成了这个学者团体的生存之道的问题，我们汲汲于此，在很大程度上有关注目已饭碗的潜意识在作怪。

　　第三，民间文学的功能危机。民间文学有过光辉的学科历史，因为这一学科曾为现代中国人的民族观念与民主观念的建立发挥过更要的作用。比如在五四时期，民间文学曾作为学者们反传统的武器。也就是说，民间文学曾经能够为诊断社会、历史和文化问题提出学科方式的方案和意见。所以，一时有大批的一流学者介入到民间文学研究中来（这当然与知识分化有关，当代学者只能作专家而不是大师）。但是，反观现实的民间文学研究，民间文学研究似乎对于重大社会问题（比如传统文化的批判反思、政治体制的改革，弱势群体的声音表达）的解决没有什么发言权。所以，目前众多的一流学者对民间文学研究并没有过多的兴趣，众多一流学者选择其他学科，原因之一是那些学科只有对社会重大问题进行反映的能力，所以，民间文学的学科发展有赖于提高其介入、诊断社会重大问题的能力，这就需要新的研究范式——包括从理论预设到具体方法。

　　最后，我的问题是，民间文学的危机仅仅是民间文学自身的学科危机吗？民间文学不过是启蒙主义以来逐步形成的现代学科体制的产物，这样的知识体制把生活分割成各自独立的片段，以便从理性方面加以把握，从而建立理性的权威。就此而言，学科的普遍危机是启蒙知识危机的表现形式而已。现在，科际整合正在成为各个学科求自身发展的自觉努力。学科间的重新划分疆域正在进行。这股潮流可以视为反思现代性理性知识的努力。因此，民间文学的发展有赖于我们吸收当代学术思潮的最新成果；重新武装自己，使自己能站在当代学术的前沿对社会，文化的发展作自己的贡献。但是面对日益汹涌的学科更新，在如何更新的方式上；本人持较为保守的立场。我认为，目前的学科格局的形成的百年历史不要轻易否定，我们只有在将启蒙知识的进程完成得十分充分的基础上再谈学科的重新布局，否则在基础尚不完善时就进行学科整合就会使我们的研究流于空疏，甚至倒退（西方目前的学科调整是在启蒙知识充分发展的条件下的学科融合），我的观点是，只有磨快传统知识的快刀，方能斩断学科整台的乱麻。

　　这样，从确定对象、理论创新、介入生活等几个方面加强努力，随着民间文学新的研究范式的建立，民间文学学科可能会吸引更多的学者从事着方面的研究，出更多的上乘之作，从而支撑起本学科的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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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倡“参与性”研究

　　作为民间文学的研究者，好象从来没有对这门学科的发展状况满意过。只是现在更加有一种危机感。我想，要改变困境，每人都能开出几帖药方。我要提出的是“参与性”研究。

　　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参与性研究。我是在从事“民间叙事论”这一课题研究时，体会到这一点的。

　　提出“民间叙事”概念，不同于一般的民间文学研究，不是对民间文学叙事作品进行内容分析，价值判断，而是把整个民间叙事作为一种民众的行为方式，一种民俗文化事象的整合研究。民间叙事的历史与人类同样悠久，产生于生活在社会边缘和底层的“无文化”民众之中，民同叙事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民众日常叙事，一是民众艺术叙事。民间叙事既是行为方式。又是精神产品。民间叙事作用于民众思想。它想象的基础之一，是对魔力的迷信。它与主流意识的互动关系，使它经典化。民间叙事中，既有古代思维方式的遗留，又与社会的现代化同步发展。

　　民间叙事是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事象，是人类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人类整个智力和审美活动的切入点。民间叙事曾经大大影响了中国叙事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民间叙事直到今天，仍是民众生活中一个重要内容。它的某些模式。具有超越历史时空的普遍性、延展性、稳定性。令人迷惑地活跃在今天。带着参与的自觉性。去了解一下影视屏幕、歌厅文化、东北二人转演出……会大大拓展我们的研究视野。会对大众文化的理论研究作出贡献。

　　从古至今，民间叙事对民众知识、民间思想产生过、并继续产生着无法抵挡的影响，它虽不处于中心地位，但从内涵到形态。都具有某种权威性。参与到社会现实中，对此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理性地看待某些民间现象，有助于我们探究提高国民素质的途径。我们的研究将有广阔的天地，也将会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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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是一种生活状态
　　——论作为民间文学主体的“民”或“民间”

　　一、当前民间文学的兴盛及其原因

　　20世纪是我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其间几经周折，到了世纪末，社会转型终于随着经济改革的进展而日渐成为共识，并逐步成为社会现实。在此过程中，各种社会集团的政治地位、经济利益、价值观、生活方式发生了空前巨大的变化。从两个大的方面来说，一方面是伴随着技术进步而来的都市化、现代化；另一方面却是小农生产方式及其传统的复兴。这种巨变，在人们心灵深处引发的震荡是无比剧烈的。因此，传达人们（分别隶属于不同社会集团）心声的民间口头文学正在迅猛发展。各种歌谣、各种故事，特别是其中的种种笑话，在以非正式的、口头的方式创造、传播、消费。

　　另一方面，全部社会集团的某些观念和利益可能与我国现行制度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冲突，这使得它们不可能通过正式传媒得到自由表达。而变革时代所特有的制度真空和执法真空，使得来无踪去无影的口头方式成为最为适合的表达方式。

　　第三方面，过分迅速的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结构变迁也使得那些专业传媒人士（例如文学家）无法全面、、迅速、准确地了解其他集团的情况，无法艺术地传递相关信息。于是，特定集团人士自创的各种民间文学作品应运而生。比如计算机行业的各种传说与笑话，像《上帝存在吗》、《IBM 向微软公司讨教》等，就不是一般文学家所可创作的。而是该行业内部人士中流传的。

　　二、传统的民间文学研究模式及其关于“民”或“民间”的概念

　　与民间文学本身的繁荣极不协调的是，当今的民间文学研究却在自觉不自觉地萎缩。一个原因是民俗学的全面发展，吸引走了大批原本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人员。另一个原因就是传统民间文学研究的模式越来越脱离当前社会现实，越来越不能适应当今社会结构的变化，进而丧失了一门人文学科理应具有的社会功能，因而不可避免地遭受社会和其他社会人文学科的漠视。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方式，有一个时代的独特学术样式。我国现有的民间文学理论体系基本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而其基本思想其实是五六十年代的产物。它们是和那个时代的社会体制、学术思想相一致的，而与当今的社会生活、学术思想完全脱节。当前民间文学研究的价值大大减弱，大多数大学中文系不设立民间文学教研室、多数省级社会科学院系统不设立民间文学研究机构，一般文学研究界不承认、至少是不重视民间文学研究成果，正是理所当然。

　　摆脱民间文学研究危机的唯一道路是进行学术模式的转型。但是，转型是有障碍的。最大的障碍就是民间文学研究的最基本概念──“民”，或“民间”。

　　我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历史上，“民”或“民间”这个词，大多数时候被视为“下层百姓”。这种概念，曾经在历史上两次带来民间文学研究高潮。

　　第一次：《歌谣》周刊倾向于把“民”称作国民，但事实上是指下层的国民。因为其中搜集的歌谣都是来自下层社会的，被编辑们用于否定旧的精英文化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来自下层百姓的口头歌谣成为反对旧的文言诗歌的天然武器。所以，把“民”定义为下层百姓就为当时的民间文学研究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极大地激发了整个社会的热情。但是，想象不能代替现实，下层百姓毕竟也不是自己，民间文学的趣味与这些研究者的心理存在着太大的差异。热情消退之后，当时最热心于民间文学的知识分子只有极少数几个把民间文学研究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

　　第二次：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则更加明确地把“民”或“民间”定义为劳动人民。由于劳动人民是当时社会的“主人”。于是，这个被定义为劳动人民的“民”，实际上就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代表。五十年代以及其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民间文学主要依靠其政治价值赢得社会关注，甚至于一度成了全部文学创作的最高代表，民间文学研究在当时也取得了一段时期的繁荣。但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干预，结伴而来。五十、六十年代的民间文学研究即便是其间最好的研究成果，也总是难以摆脱“政治价值观”的阴影，在思想、艺术上拔高原作的革命内涵，或者直接否定那些缺乏革命意识的作品，在当时是无法避免的。其科学价值大打折扣。

　　但是，下层百姓的“民”或“民间”概念现在还具有潜在的理论发掘价值吗？

　　三、民间文学研究模式的转型

　　随着1979年展开改革以来，随着社会变迁，旧的学术模式和旧的“民”或“民间”概念被逐步抛弃。1983年钟敬文改变了“民”或“民间”仅仅是劳动人民的说法，主张“民”是指存在各种内部差别的民族全体。高丙中的《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在钟敬文和美国民俗学家阿兰h 邓迪斯的启发下，把“民”定义为具有模式化的日常生活与日常文化的任何社会群体。他合理地为民俗学（包括民间文学研究）扩大了范围、并为民俗学的理论统一性做了完整阐述。他的观念对于传统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从孤立的、怀旧的文本研究向现实的、全方位的生活传统研究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我将在此基础上探讨这次民间文学研究转型的社会历史必然性，并对转型带来的各种理论前景做出阐述。

　　在我国传统社会里，社会分层比较严格、稳定。官与民、劳心者与劳力者、上智与下愚等对立概念分别从几个方面描述了社会结构中两个处于不同地位的群体。旧的民间文学研究模式把“民”定义为下层百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述事实，因而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尤其是在解释社会对立、社会矛盾的时候，这种“上下二分法”的社会结构模式具有天然的长处。二十世纪初期和中期的两次民间文学研究高潮就是例证。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认定，都使得他们与朝廷（政府与官方）相互一致；而与民众相对立。在他们眼里，“民”是自己管理的对象、教化的对象。“观风俗知得失”与“移风易俗”最清楚地反映了传统知识分子自上而下看待民众的态度。

　　但是，近代以来在西方发展起来的自由民主社会制度，极大冲击着传统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长期稳定地相互对立的社会结构。统治与被统治还在，但是主体却是不断变化的，没有固定的统治者和固定的被统治者。知识分子阶层从传统体制下的精神上或政治上的“牧羊人”转换为平等的社会成员，从权力中心走向社会边缘，发挥对于社会体制与社会生活的理性监督责任。各种社会群体之间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不再有高下之分。这样，“上下二分法”的社会结构模式的解释力日渐减弱。当代西方知识分子已经接受自己是“民”，是民众一分子，不再幻想按照自己的观念强制地教导大众。阿兰h 邓迪斯的最为宽泛的包括一切社会群体的“民众”概念反映了这种人人平等的现实，因而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赞同。

　　随着19世纪中国传统社会体制与文化的崩溃和西方现代社会体制与文化的传入，统一的民族国家、平等的国民地位、自由的社会身份选择逐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努力方向与社会现实。现代化的民主社会里，人人都只是某种社会集团的一分子而已，彼此平等的社会集团之一分子而已。因此，抛弃传统的“上下二分法”的社会结构模式，抛弃自上而下看待民众的态度是社会历史的必然。知识分子整体再也无法充当、或自愿认同御用文人的地位，知识分子群体和其他社会群体一样被抛入社会群体之中，成为平等一员。他们理所当然地属于“民”。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所承担的文化启蒙责任，使他们在反对封建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延续了旧知识分子为“帝王师”的梦想。把“民”视为下层百姓，在当时是学术界的主流。甚至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的文化传统在这方面也没有多少改变。宣扬一个抽象的“民间”的天然革命精神，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民众集团，却总是从自己的“革命”需要出发去批评它，甚至企图改变它。这说明：他们仍然没有把自己与其他社会群体平等对待。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展开，社会群体之间的平等已经成为事实。旧的所谓只是下层群众的“民”或“民间”概念，已经丧失了现实合理性，应该予以抛弃。新的“民”或“民间”概念应该包括日常生活中所有的社会群体。

　　“民”或“民间”的概念一旦转型，将意味着什么？将给民间文学研究带来那些影响？

　　第一、“民”或“民间”更多的将不再是一个固定的人的实体，而是不断变化的人的一种状态。新型的“民”或“民间”既然包括了一切互不相同的社会群体，而具体的个人又是可以在不同时刻分别处于不同的社群之中，甚至于同时属于几个社会团体。那么这里的“民”或“民间”就没有固定的主体，而是主体处于某种“社会集团的日常生活”状态，处于“民间”的状态。比如，乾隆皇帝是最高统治者，在处理行政事物时，他无疑处于官方位置。但是除了政务以外，乾隆皇帝也有自己的日常基本生活──吃喝拉撒睡，四季节日。通过宫廷画家郎世宁的作品《弘历雪景行乐图》（1738年），我们看到乾隆皇帝和皇子们一起过春节的情形：贴春联、放鞭炮、烧芝麻秸、拜年等等。可见，皇帝在日常生活中也属于“民间”，有他那个集团独特的民俗表现方式。当前的党政干部阶层在日常生活中同样也是民间，他们独特的政治色彩浓厚的口头文学常常令人忍俊不禁。而知识分子阶层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关于“糊涂的教授”的种种笑料同样在大学校园流传。他们在传播口头文学时，当然也是“民”。所以，“民”不再是固定实体的人，而是人处于某种非专业的、非官方的生活状态。相对而言，“民间”一词似乎比“民”更加准确地体现了这样的含义。

　　第二、唤醒人们对于日常模式化生活状态的关注，对于口头文学传统的关注。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生活在日常之中。模式化的日常生活对于我们有着或明或暗的深刻影响。有人说，中国的专制体制在家长教育孩子时就体现出来了，就是一个例子。可是，长久以来实用主义的泛滥，使我们总是关注于专业化的、短暂的生活情态，忽略了日常生活。反映在文学上，就是过分关注“创新”的文学，而忽略了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再现。结果，人人创新，极端化为“为创新而创新”，结果文学丧失符号功能，众神喧哗，莫衷一是。新的民间文学研究将更加关注口承文学的传统，关注口头文学与日常生活的互动关系。

　　第三、改善“民”或“民间”的组成，从而提高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对于民间的认同。当民间包括了所有社会集团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将在其中发现自己的位置。再也不会有人藐视“民”，那样的话就是藐视自己的基本生活状态。就民间文学而言，人们会发现真正适合自己价值观和艺术趣味的、属于自己的口头文学。知识分子、专家可能看不起、看不惯或看不懂农民的口头文学，但是知识分子自己的各种口头文学却是他们无法排斥的。关于教授的笑话与逸事，广泛传播在校园之中。这样，将大大减少贬斥、排挤民间文学的现象。

　　第四、民间文学所包容的社会信息也将大幅度提高，能够更加充分地反映社会各阶层的日常生活和心理情态。

　　由于民间文学主体的扩大，以及各个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的确定，我们将没有任何理由去否定其他任何一个集团的价值观与艺术观。民间文学搜集范围将会获得空前的扩大与深化，任意修改或否定作品将会丧失一切理由。于是，新的民间文学研究将更加充分地实现其接近现实生活的目的，提高其科学化、规范化的程度，进一步摆脱具有浓厚的浪漫、怀旧情绪的传统民间文学研究模式。

　　结论：现代社会体制决定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处在“民间”状态。民间文学研究必须随着现实的发展而转型，合理扩大“民”或“民间”的范围，从而提高本学科的解释力，提高贴近生活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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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俗与民间文学

　　对这个题目来说，在座的每个人都有三重身份，一是都是它的大学教师或专业研究者，二是都是它的杂志撰稿人，三是都是它的儿女、享用人和文化执行者。它是什么？研究什么？学科建设的程度怎样？可以问我们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提出和回答，我们都有职业探索，也有人生经历。当前讨论这个题目的热点方面，是民俗与民间文学的关系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基本认识是，民间文学是民俗的的诗性特质，民间文艺学是研究两者的通用方法。

　　民俗的表现形式之一是民间文学，民间文学的知识是民俗。

　　民俗是民间文学的特殊产物，因此民俗与民间文学、民俗学和文艺学有着天然的联系。彼此的基本共同点，是都能用类型分类，在研究方法上也有相似性。

　　对民间文学来说，十分重要的、也是很困难的，是研究它的内部结构，它的创造和加工的过程，这需要用民间文艺学的分析方法去解决。民俗也有自己内部结构，也可以用民间文艺学的分析方法把把提升出来，再从中找到民俗的风格和诗化的特征。我们往往还能发现，民俗特别富有表现技巧，这方面的内涵，也可以用民间文艺学的方法去求得。

　　民俗和民间文学不仅联系紧密，而且有时民俗本身就是一种民间文学现象。

　　当我们在研究民俗的鲜明要素的时候，其实就是在研究民间文学。民间文艺学的方法可以延用到民俗上。不过，民间文艺学的分析方法，只能发现民俗的诗性现象和民俗的法则，却不能深入地阐释它们。

　　从传统上说，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哪一部口头作品是被哪个人创造的，但我们都习惯于认为，是某人第一个创造了它，然后它通过不同的形式，不断地浮现出来，这种研究方法对民俗来说也是基本的。

　　与民俗最早发生关系的，不是文学、是语言。然而，民俗和民间文学有太多的相同任务、相同观念、相同想像，以及宗教、仪式和风俗上的相同类型，这又使它们纠缠在一起，相互影响，变化，生长和消亡。

　　对一般文学来说，读者永远是创造性地自我阅读的；但民间文学需要借助民俗去阅读。

　　当然，要避免将民俗完全等同于民间文学。我们在看到两者的相似性、相联系性和认同性以外，还要看到它们的差别。在差别方面，用民间文艺学的方法去研究民俗，却会变成表面化的分析与描述。

　　两者的明显区别之一，是民间文学具有不确定的作者，民俗却是没有作者的。原因很清楚：不管我们怎样把民间文学当作社会史或民众历史上的客观存在，民间文学还是个体和群体创造的。

　　民俗与民间文学的差别，需要从它们各自的生存方式上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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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民间文学研究现状的思考

　　建国后，在政府的倡导和前苏联学科设置的影响下，高校中文系普遍开设民间文学必修课，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其弊端也很明显：一是将民俗学作为资产阶级学科而取缔，这就切断了对民间文学生存土壤的研究；二是过于强调劳动人民口头创作，范围太小，标准先行。改革开放后，民俗学已经逐渐恢复，民间文学研究的许多限制也逐渐消淡，可是，民间文学学科非但没有出现大的发展，反而颇有难以为继之感，很多院校已经不再开设这一课程。我想应该从这一学科的内部来寻找原因：其实，五六十年代民间文学的兴旺局面，包含着很不正常的因素，即政府意识形态的支配，这就导致了民间文学为政府主流意志服务的趋向，其独立的学术品格颇可质疑。如今，政府的支持和干预一并消散，但民间文学学科却没有通过艰辛的挣扎去及时调整好自己的学术定位、重新建构自己的学术规范，相对于其它一些学科来说，民间文学在总体格局上，我认为是滞后的。现在一种比较流行的趋势是将民间文学引导向民俗学上别开生路，这当然不错，但这样就偏于社会科学，难以在文学领域中立足了（在通行的学科分类中，民俗学在法学系统）。我认为民间文学作为学科并非“无可奈何花落去”，关键是如何重新建设。

　　经过长期的思考，我个人认为：首先，应该扩大民间文学的学科范围，在全部保留原来劳动人民口头创作的前提下，将其它下层流传的口头文学、尤其是大量非作家专著的书面文学（比如唱本、弹词、宝卷、平话等）吸纳进来，这些千姿百态的俗文学样式与作家文学交相辉映，共同组成了文学的历史与现实，而其对民众文化心态的反映既广且深，又非精英文学可以比拟。从这层意义上说，民间文学与俗文学应该合而为一，以“非作家文学”的面目构成文学系统里的一门子学科。其实，五四以后到建国之前的俗文学、民间文学研究，就是在这一宽广的空间里进行的，并产生了一批有成就的研究者，如顾颉刚、郑振铎等，所以，现在其实大可“似曾相识燕归来”。

　　其次，应该大力整顿学术风气，建设更合理的学科规范。毫无疑问，民间文学最具特色的方法是“文本+ 田野”，其中对田野作业科学性的依赖是至关重要的，但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套严格合理且行之有效的操作规程和审查制度，许多田野作业的成果相当随意，由此引申的结论，其学术性也就难有保障。更进一步说，田野作业尽管重要，但如何与传世文献甚至考古资料相结合，成就真正所谓的“三重证据法”，也是民间文学既得天独厚又责无旁贷的方法论课题。我想，我们如果将这样的方法论建设得更加丰富圆熟，民间文学的科学性将大大提高，也可以为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不可替代的视野和结论。

　　此外，资料的汇集与公开、研究人员知识结构的更新与整合、学科内部加强沟通、建立正常的学术批评风气等等，都是急需努力的方面，此不俱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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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中国民俗学发展的瓶颈

　　自从1983年中国民俗学复兴以来，我们着实取得了不少成就，这种成就甚至可以用“辉煌”二字形容，但这并不能说中国民俗学就没有问题，应该说，潜藏在中国民俗学界的学术危机依然存在，今天，大家济济一堂，就是要为这一学科号号脉，指出病灶，解决问题。

　　我以为，制约当前中国民俗学发展的瓶颈主要有两点：从其内部结构来说，与研究相比，田野作业明显不足。

　　由于这种内部结构的失调，所以整个学科都因此裹足不前；从其外部结构来说，由于这个学术队伍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起码的社会角色意识，而将民俗研究仅仅当成某种个人的爱好，将自己与社会隔绝开来，因而受到社会的冷落。

　　先谈第一个问题：加强田野作业，是中国民俗学走出危机，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象田野考古是考古学者的看家本领一样，以民俗志搜集工作为代表的田野作业，也是民俗学者的看家本领。它既是民俗研究的基础，也是民俗研究的前提。从近80年的民俗学发展史看，中国民俗学自发生之初，便很强调田野作业，如中国民俗学产生后的第一个运动——歌谣学运动，便是从歌谣的收集开始的。以后的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杭州民俗学会以至今天的中国民俗学会，似乎都十分强调搜集工作。但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民俗学相比，我们所做的一切还远远不够。它表现在：与研究成果相比，我们的田野作业明显偏少，直接影响到研究范围的拓展。此外，虽然民俗学产生之初，已经提出比较科学的搜集整理方法，但是，由于搜集者多半是热心民俗的“在野学者”，所以在搜集质量上便不能不打上许多折扣。譬如说，他们注意的几乎只是文本的自身，而对为什么讲述这个文本，以及语境在文本讲述过程中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等等，几乎没有记录。文本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种单一的文本记录，直接影响到文本研究的深入。更何况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当时、甚至包括现在，搜集与研究被明显地分为“两张皮”，即：我们的学者所做的仍然是中国传统的书斋式学问，而另一部分热心的民俗搜集家则只热衷于民俗志的搜集，而对研究则缺乏起码的关照，从而使研究与搜集之间出现明显的缺环。以五四时期歌谣故事学为例，当时出于研究需要确有搜集，如顾颉刚为研究孟姜女故事，就曾刊发过征集启事，当时也确实搜集了不少作品，但这些作品几乎都是别人收集的，研究者本人并没有从事这项基础性工作，因而也就无法利用这些文本故事的其它背景材料，其研究也只能局限于对文本本身的追述。此后对《月光光》、《看见她》等作品的研究基本上一直在沿用这个套路。这种缺憾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的一批民俗学工作者在祖国大西南通过田野作业，搜集到大量的有关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民俗志方面的资料，他们将这些田野资料与古籍相结合，在取今证古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同时在对神话社会功能的阐释方面，也进行了不少有益尝试。许多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民俗学研究，代表了我国解放前民俗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这个事实告诉我们，科学的田野作业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与前提，特别是由研究者亲自参加的田野作业，对于研究者的学术研究，是十分重要的。这是因为：它不仅能帮助研究者搜集到更为科学的讲述文本，同时还在于它能通过研究者的亲自调查，使研究者掌握更多的背景（语境）资料，从而为研究者从事文化功能学的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从我国民俗学发展现状看，我国当代民俗学研究仍然存在着搜集与研究相脱节的现象，这也是我国民俗学研究工作中搜集不甚科学，研究不尽深入的根本症结之所在。因此我们说，加强田野作业乃是中国民俗学在下个世纪能否跻身世界民俗学强国之林的唯一切入点。这就要求我们“看重”田野工作，充分意识到民俗调查本身所应有的学术含量，尽可能快地培养出一批“本土”搜集人材，同时强化学者田野作业的力度，使＂搜集人员学者化，研究人员田野化＂。这一口号的提出基于这样一种理念：民俗是一种“活态”文化事项，其内涵、功能、性质、意义尽隐含于民众生活之中，要想全面把握民俗运动的一般规律，重要的途径之一，便是深入田野。

　　现在再来谈谈第二个问题：

　　作学问不是作买卖，但＂学问＂也应视为一种商品，制作时要充分考虑到市场的需要。一般而言，社会科学，特别是其中的人文科学，国家是最大的买家，这就要求我们民俗学者们时时关注国家需要什么？社会需要什么？如果你生产的＂产品＂非国家所需，你被国家忽视，这也是很自然的。这就要求我们每个学者必须加强自己的使命感，使民俗学成为一门“经世济民”的学问。当然，学者的使命感与以往的庸俗社会学是两回事。

　　一门学问能否永存与发展，取决于它是否能帮助人们说明了某些问题，解决了某些问题。有了这种功能，学科就会发展，否则只能昙花一现。现在搞民间文学的人常常谈到学科的危机，我们着实应该认真考虑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感到危机。我以为危机的产生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作为一门学科，它渐渐失去了自己的社会功能，最后被社会所淘汰；一是在学科内部缺少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思路，缺少新的生长点因而自消自灭。回头看看，五四时期的中国民俗学为什么没有危机意识？因为它一强调民主，二强调科学，它迎合了时代要求，所以非但没有危机，反而引起了许许多多学术大家的关注，这绝不是偶然的。但必须提及的是，随着所谓＂学科＂意识的增强，我们似乎渐渐忘却了自己的社会职责，使研究变成了一种纯个人的兴趣与爱好，使之成为远离现实的空中楼阁，如此一来，它被社会所淘汰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

　　我以为，作为一名民俗工作者，他的使命不外乎有两个方面，这便是问俗和用俗。问俗就是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告诉人们什么是民俗，以及各种民俗的来龙去脉；用俗就是发扬良俗，摒弃陋俗，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服务。

　　任何一门蓬勃之学都是应天时而生的，这里的“天”，就是时代的呼唤，需要造就新学，民俗学就是一门在文化重构的呐喊声中诞生的新学。先贤们都清楚民俗学在文化重构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也是五四时期、延安时期、解放初期以及打倒四人帮之后的各个新文化复兴时期中国民俗学（含民间文学）之所以能够得以飞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个学科的生命表现在它的不断探索，不断求新上。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今天的中国民俗学也应该有自己的学术生长点，这并非附庸风雅，追赶时髦，而是一个成熟学科对社会应尽的义务。不会转型的学科是可悲的学科，它所面临的只有死亡。当然，义务有“隐性”与“显性”之分，至于我们承担那种义务，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一名民俗学者，要有自己的使命感，我们不应、也不能愧对我们的时代。要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调试自己的位置，寻找自己的新的学术生长点。就拿城市发展与环保问题来说，民俗学便有许多可以介入的领域。这种有关环保的中国式的“Folklore”（民众知识）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去学习，去推广，去借鉴的。作为一名民俗学工作者，他不应该是一名空头理论家，而应该成为衔接现在、过去与将来的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桥梁，它既应叫人们清楚自己的文化脉络，也应叫人们清楚为创造美好的明天，我们应该摒弃什么，传承什么，为社会变革，为传承文明，沟通未来，提出自己的方案。这一点五四时期、延安时期、解放初期我们都做到了，现在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民俗学应该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成为一门经世济民的、具有很强的政策指导性质的学问，也只有这样，民俗学才会受到社会的应有重视。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能搞那些与社会有一定距离的文化现象了，其实并不尽然。我认为，基础研究是相当重要的，尽管这种研究国家不一定马上用得上，但它毕竟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生成的一个重要背景。因此，每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都不应忽略这种纯学术研究的存在。从另外的一个层面讲，这种纯学术研究如果也被视为商品，它应该还有一个更大的买家，这便是整个的学术界。这种纯学术的研究，是源头产品，具有着极高的＂含金量＂，它的产出，对中华民族整个学术水准的提高，都具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于那些国家级的大专院校及研究机构，更应大力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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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寻找自身的原因

　　一个学科的确立需要一些条件，如独立的研究对象、独立学术话语和理论系统、独立的研究方法与手段，以及相应的研究队伍，等等。民间文学研究学科的确立，首先依赖于民间文学的独立。而民间文学与雅文学、俗文学作为三个各自独立又共生互补的支脉共同构成中华民族文学整体的观念，这一点已是学界之共识。

　　民间文学首先是文学，因而它与其他文学一样具有审美的本质，这是必须首先确定的。但是民间文学又有别于其他文学，有它自己的特质，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这就要求研究方法、手段必须是多样的。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宗教学、考古学、社会学、以至以理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方法是经常被采用的。

　　民间文学研究的低落固然有外部的影响，但从学科自身寻找，我认为，我们未能紧紧抓住民间文学独到特质进行持续深入地探讨，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比如，民间文学是口头文学，它应该是话语（非纯声音）的听觉艺术（为区别于音乐的听觉艺术，我特在“听觉艺术”之前加了“许语的”限制词），而我们以往的研究却大多专注于后人记录的书面文本方面，这与研究视觉艺术的雅文学、俗文学几乎没有多大的区别；又比如，民间文学的生命在于它的表演过程，是动态的文学，而我们以往的研究却不仅只是注意它的静态的内容，而且往往又以共时性内容为依据，缺少历时性方面的考察，对历时的内容作连贯研究更是少见；再比如，民间文学的主体和客体与其他形式的文学有着很大的区别，我们虽知道它们的区别，但是，研究中却又注有注意它们的不同；此外，关于民间文学各种叙事方式的研究，关于民间文学不同体裁形成原因，以及各类体裁的各自特性等的研究，也还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由于对民间文学特质深入探讨的忽视，民间文学研究很自然地便逐渐被其他方面的研究，如民俗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所代替，而陷入低谷。

　　不仅如此，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对民间文学原有的基本理论进行认真思与修订做得不够，也影响了研究的深入。

　　譬如传统论强调民间文学创作主体的集体性，忽视了个人的作用。在田野作业中我们发现象叙事诗之类的作品，在许多阶段都要求具有特殊技巧、技能者的创作，在流传中，需要有优秀民间艺人的不断加工。实际上，个人因素绝非可有可无，而是相当重要，因此仅用“集体性”的理论就不利于更好地揭示民间文学创作的本质，也阻塞了研究者的思路，目前从演唱者或讲述者角度进行研究的还很少，大约与此理论有关。从书面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有些作家采集民间流传的内容进行创作，他们的作品反过来又被民间艺人或有阅读能力的人群所接受，通过他们又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流传，获得民众的喜爱（维吾尔族中十分突出），这些现实从另一方面构成对集体性及口头性理论的冲击，要求我们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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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民间文学的田野作业

　　民间文学研究面临的对象不是一种已经完成的自在的，僵固的文本，而是处在不断被讲述和建构之中的活态文本。它是活在民众之间的文学样态，总是属于一定的民众群体，同时也具有特定的语境特点，因此，“民”和“间”（语境）是它区别于书面文学的特征所在。这种特征决定了研究者必须依靠田野调查，依靠田野与文本的互动，才能从根本上揭示民间文学的本质特点。

　　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田野调查工作一直是研究的薄弱环节，很多田野调查限于人力、财力等因素，仅仅是到下面“柔风”，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作业，加上调查者受过专业训练的也不多，所以，很多民间文学研究仍然是把从民间搜集来的资料带回书斋，从其具体语境和生存环境中抽离出来，进行纯文本式研究。这导致了不少研究的对象成为阿兰。邓迪斯所说的text without Context（没有语境的文本）和folklore without folk （没有民众的民俗学）。

　　实际上，民间文学的生命力在田野中，在民众的使用和流通过程之中，我们只有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才能发现它的真实属性，也才能从中发现新的理论生长点。大概也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才能拓展传统的有关书面文学的认识，才可能对文学史上的神话、史诗、传说和民间故事等已经凝固成文本的文学样式有新的理解。例如，列维——斯特劳斯在研究神话时就发现，一则神话不存在原始版本，每一个变体都同样重要，这一洞见就来自田野实践。

　　对于没有经过田野训练的研究者来说，需要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学习很多东西。首先得扩大视野，向国内外同行学习田野作业的方法，其次在调查和研究过程中多注意细节，在实际调查的过程中经常反思自己的工作前提，不断追问自己的观念中有哪些已经过时或者明显不适合对象本身的特点，自己的研究中还有哪一些盲点等等。我们应该警惕单线进化论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民俗和民间文学样式越古越好，年代越久远越真实，越到后来越失真。

　　其实，民间的东西一直处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研究者关注这个变迁过程本身，意义更大，收获也会更大。

　　只有把我们的研究做好、做精、做得让民间文学的同行喜欢看，才谈得上吸引大众的目光，也才能使民间文学研究成为能够对主流话语产生陌生化和解构作用的一种知识力量。做好田野作业正是使民间文学研究成为这种知识力量的一个爆破点和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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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文学研究的生活视角

　　民间文学研究近20年来的进展，从恢复期注重区别于纯文学（即作家书面文学）的社会生活内容和口头语言艺术特点的探讨，理由以类型比较和文化史阐释为重头戏的讨论热潮，进而步入相对平稳地反思其文艺学与文化学双重意义的理论与方法的新阶段。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完成过程、实地调查由“采用”向“田野作业”转变的深入过程，民俗学文艺学等紧密联系民间文学研究的诸学科的繁荣，都有力地影响了对民众口头传承的再认识。现在有必要总结一下近年来民间文学研究的新作到底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形成了哪些发展趋向。

　　看来，目前研究的文艺学方向似乎比文化学方向显得瘦弱一些，但并非没有力作问世，《中华民间文学史》、《口承故事论》、《中国民间故事史》等就令人瞩目，史诗理论继神论理论之后开始出现将国外成果与中国事实相结合而给予探索的苗头，其它有关各体裁，各类型作品的某些专论如中原神话、傩戏等著述，结合传承文化现象调查的区域性民间文艺综述等也不断有新的建树。一个可能形成的局面是，在整体文艺学（包括文学发展史）的再建构中，民间文学研究的积累将作为一个重要基础。

　　文化学方向的研究历来重视神话、传说、说唱艺术等对中国古考思想、社会历史、地域文化进行认知的价值，不过有一点值得警惕的是，民间文学毕竟是艺术想象思维的结果，还不完全是严格意义上的实证历史资料。一不小心就可能是在做徒劳无功乃至歪曲历史的蠢事。这方面不可夸大民间文学比之于作家文学的优势。感觉上民间文学作为有别于文献文化的生论文化现象，倒是值得我们自觉地加以利用。注意与民俗学相结合来研究民间文学，历史是民间文艺学、也是民俗学的学术传统，其结合之基本点正在于“生活”。

　　在这个方向上，其实也同时是前一个方向上，从“生活”的视角来观察体验理解民间文学显然还有大量艰巨的工作有待完成。比如在史诗的整理上，是否一定要将各种记录连缀成一部巨篇，实际在历史上是否存在过这么一部可由一位游吟诗人全部记忆和演唱下来的“脚本”？再如，某些传说故事的历史演变仅根据文献记录，而不到实地考察具讲述及生活背景，是否已显得研究手段有些局限？不满足于集成的资料集，利用它们再度走进田野恐怕才是研究的真正题步。当然，已有的研究手段都还需要完善，田野作业也并非唯一的手段。重要的是，将“民”与“文学”、“民”与“俗”在并非简单价值判断的水平上，而是在理解水平上有机地整体地给予研究，不失为一个继续自觉的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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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民间文学发展展现的是悲喜剧

　　在现代化的大潮中，有人认为民间文学的研究呈现悲观的事态，我认为不完全正确。近二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民间文学的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表现在大规模的列入国家规划的收集整理和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两个方面，这是喜剧，不是悲剧；但是另一方面，崇雅抑俗的倾向还是顽固地存在，表现在高校的教学设置上，现在很多高校并没有把民间文学、民俗学列入必修课，我以为不仅文科科学应普遍列入，理科也应选修，确立民间文学、民俗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仍旧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

　　二、理论问题

　　在民间文学的研究过程中，我存在着危机感，我觉得民间文学的理论并不完备，例如史诗的定义就应该研究和界定，利用类型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借鉴西方的理论是必然的。但是有些外国的理论不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研究民间文学要从其本体出发，从其活的形态入手，民间文学是鲜活的，近十年来，各种体裁的研究都有成果在此基础上，加强民间文学理论研究的自觉意识，进行理论的重构，仍旧是我们的课题。理论是人创造出来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发明理论。

　　三、开展对近现代民间文学的研究

　　以往的成果突出的表现在神话，史诗，故事等方面，偏重于古代，特别是原始社会产生的流传下来的作品比较多，对现代当代产生的大量的优秀的民间文学作品的关注和研究略显不足，例如蒙古族的史诗《嘎达梅林》如果从保护生态的视角研究，其地位是非常显著的，当然逼近是一部《嘎达梅林》，很多近现代的民间文学作品都应该给予关注，重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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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民间文学文本作为研究对象的可行性

　　以书面文本或曰记录文本作为研究的唯一的资料样式，如此，其科学性及可行性往往会遭到诸如表演理论追随者们的质疑。然而，事实是我们并不能将同一类型的民间文学作品框定在特定的时空里面，而“类型”研究又是一种很重要的方法。我们选择了某一类型的民间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却无法确立经营这一类型的文本滋生的空间。

　　这与现代文化人类学所倡导的个案研究的路径和要求大相径庭。我曾向钟敬文先生和其他同仁讨教过这一问题，当时钟先生带着宽容和充溢学术智慧的语气对我说：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应是个案的、地域性的。尽管民间散文叙事文学是流动的、“活”的，但每部作品的基本内涵是相对稳定的。本特。霍尔拜克明确表示，“民间文学作品的含义不是一面每人都能从中看见自己的映像的镜子，而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于本文之中的。他认为如果含义不存在于本文之中，就很难解释大量的相对稳定和相对独立的故事类型的存在，也不能解释每个讲述者都有一些不同的讲述作品这一事实。”

　　“母题”是民间文学中的另一基本概念，是神话、传说和故事中一个恒常的话语系统，通过这一话语系统，不仅可以认识个别民间口承文本的意义，而且可以揭示不同民间口承文本中同一母题的运作方式及生存状态。这一研究的过程，完全只是面对民间散文叙事文本进行的。更普遍的情况是，倘若硬要把某一母题的话语系统拽回其原本生存的地域空间（很多情况下往往是不可能的，因为“今天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多数民间故事的流传范围似乎可以说是遍及全中国的。”），就会陷入一种不能自拔的阐释困境。更何况，我们往往是在对某一母题作“类型”或说是整体的把握，不可能把拥有同一母题口承文本全部压缩在一个具体的社会空间里面，否则的话，便无疑是在作茧自缚。这样看来，研究民间文学文本的意义并无折扣可打。其实，母题在空间方面的意义远不及历时的意义清晰、丰厚。

　　以文本作为研究的对象，还会陷入一个不可避免的困境，就是掩盖了民间叙事文学一般不依靠文字传承的原生形态，把口承文学文本当作文字文本来研究，忽视了对其实际发生过程的考察和研究。有时在研究的自始至终，我们都无力把自己从这种困境中拯救出来。因为面对这些大量的民间叙事文本，我们不可能将它们复原为生成和传播的实际状态，而且它们有相当一部分只有文字本的存在形式。甚至更进一步说，任何研究者对民间口头文学作品的复述只能诉诸于文字，而不是声音，也就是说，不可能让民间口头文学一直处于“说”和“听”的状态。在多数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把记录文本看作是“完全的载体”。这样看来，研究者最终面对的仍是阅读文本。

　　当然，我们最好是响应美国的表演理论大师Richard Bauman的倡导，关注口承文艺表演的过程、行为（act 、action），以及叙述的文本与叙述的环境之间的联系。在歌谣和戏曲这类口头传承形式中，信息交际的语境因素显著，表情和意动功能也很突出，因此，表演色彩浓厚，表演行为的语义具有至关重要的理解价值。但是，就神话、传说和故事这类民间散文叙事文学而言，其表演世界的意义似乎并不怎么“大于”记录文本的意义。按Rauman的说法，表演行为应是意识地符号化行为，而在民间散文叙事这一类表演性并不突出的口承形态里，行为符号化的倾向并不突出。相反，文本本身的意义倒是最基本、最重要的，而且，我们对某一母题的获取，并不一定要深入“表演”的情境。把所有民间文学拽进表演理论的模式，显然带有理想主义的倾向。

　　民间文学文本完全是由民间文学的缔造者及传播者们缔造和传播的。母题作为被研究者本身对具体的生活现象和观念的解释，或者说是对民间生活的原生解释，有着特定的注释意义（exegetical meaning）。至少可以这样说，研究民间文化排斥这些注释意义，就等于研究民俗全然不考虑“民”的存在。在阐释过程中，一般不考虑（理多情况下是无从考虑）民间叙事文本的创作者和讲述者及文本存活的社会、文化环境。倘若文本本身流露了这方面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又有助于解读母题，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内容作为适当的背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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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史诗的研究

　　在当代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中，我认为在国际上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了，突出的标志就是关于这些史诗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一个接着一个在中国举行。其中《格萨尔》四次、《江格尔》二次、《玛纳斯》一次。

　　中国学者这方面的研究引起国际学术界广泛的注意。

　　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相对于世界上其他民族史诗而言，除了数量多，篇幅长以外，还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是它的传播形态，与已经凝固了的古希腊史诗、印度史诗不同，它们大部分仍处于民间口头流传的话形态；一个是它的文化生态，如果说古希腊史诗是海洋城邦史诗、印度史诗是森林史诗、巴此伦史诗是大河流域史诗的话，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就是高原史诗、草原史诗、山地史诗，有许多文化环境方面的特质。正因为这些特点，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

　　中国社科院少文所的学者曾对史诗进行过有组织的研究，我觉得这方面的研究是比较认真的，一是全面掌握了史诗的古今中外的各种文本，尤其是多次深入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搜集了大量的不同艺人的唱本；二是广泛地参考了中外学者的研究著作。可以说，所接触所运用的资料远远超过了以往的相关论著。

　　在研究方法上，还是以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同时借鉴了西方学者的结构母题理论、程式理论等，特别用于对史诗形成发展规律的探讨。例如，用母题分析法对《江格尔》、《玛纳斯》等加以分析，发现它们包含不少古老的情节结构模式和母题。《江格尔》包含了蒙古——卫拉特史诗婚姻斗争、征战两类题材的多种类型、如抢婚型、考验女婿型、民族复仇型、财产争夺型等，以及蒙古传说中关于孤儿长大成勇士、勇士与“蟒古斯”（恶魔）斗争等情节；《玛纳斯》容纳了一系列古代突厥语族共有的母题，如英雄特异诞生、坏父亲、英雄死而复生、亲属背叛、柯尔克孜族的社会历史的研究，得出，大型英雄史诗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英雄传说阶段、史诗维形或小型史诗阶段、巨型史诗基本形态形成阶段；《江格尔》等大型英雄史诗形式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种类型：单篇型，串连复合型、并列复合型等。

　　史诗研究还接触了不少新的领域，例如神秘的艺人现象。如《格萨尔》的演唱艺人分别有自称梦授（通过做关于格萨尔故事的梦而会说唱史诗）、顿悟（忽然醒悟而能讲出几部）、闻知（听别人说唱之后学会）、吟诵（看本子吟诵）、藏宝（心里藏着故事）、圆光（从铜镜能看到格萨尔活动画面而讲述）、掘藏（能挖掘出古本《格萨尔》）等类型。他们之中，很多人目不识了，却能背诵几十万诗行。怎样解开其中之谜？研究者们也从文化生态环境的熏陶、遗传基因与集体无意识的影响、艺人自身的天赋与才智、梦的诱导作用，因史诗本身具有一定程式而便于记忆等方面作了分析。

　　史诗研究还有很多事可做，按照杨义所长的说法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根据这么多活形态的千姿百态的东西”“创造出一种原创性的理论”。这将是我们今后几年奋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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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藏族民间文学研究现状的思考

　　一、民间文学研究的发展里程

　　民间文学的搜集、记录，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关于民间文学的论述也有相当丰富的资料。但是自觉地把民间文学的研究作为人文科学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世界范围内还是19世纪的事。

　　我国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才开始较大声势地进行了搜集和研究，以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为中心的歌谣学运动，而后是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建立和“民俗”周刊、民俗丛书的刊行；抗战时期，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指引下，广泛地重视了向民间艺术学习，大大改变了作家创作的面貌，民间文学的搜集和宣传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建国以后，民间文学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成立了全国性的研究机构，进一步开展了有领导、有组织、空前广泛的民间文学搜集研究工作。在三十多年工作发展打下的坚固基础上，十年动乱后的最近几年，更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这方面的机构在全国广泛地建立起来，民间文学的课程重新被列入文科高等院校的教学计划，在全国性的民间创作普查工作的基础上，已经陆续出版、发行了《民歌集成》、《民间故事集成》、《民间谚语集成》等“三套集成”。

　　在少数民族文学方面，各民族都出版了许多介绍本民族优秀民间文学的著作，既有本民族文字的，也有汉文的。

　　很多文科大学还开设了“民间文学”课，培养了许多研究民间文学的专门人才，有的还培养了更高层次的人才，即：硕士生、博士生等。如：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民间文学教研室，它是国家重点学科基地。过去比较薄弱的研究工作也在逐步加强。

　　各省区都创办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学或民俗学刊物。如：《西藏民俗》、《广东民俗》、《山东民俗》等等。与此同时，我国与各国民间文学、民俗学、社会学的研究学者间的交流也日益增多，在国内、国外都举办过许多次国际性的研究讨论会，如：从1996年起每一年轮流在中国、韩国、日本举行“亚系亚民俗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了论文集。

　　这些无疑会拓宽我们的眼界、增进相互间的了解，促进加速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民间文艺学。

　　二、藏族民间文学研究的发展与现状

　　回顾过去走过的路，中国的学者们感慨万分。初创时期的艰辛和苦恼，磨练了他们的意志。改革开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又使他们信心百倍。特别是中国多元文化的天然资源是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库。在此学科蓬勃发展之际，本人作为一名多年讲授藏族文学史课程的教师，有几多喜悦、几多忧愁。

　　藏族民间文学是中国民间文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新中国建国以来，党和政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从50年代起对民间故事、民间谚语、民间歌谣等开展了较大规模的搜集整理工作，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近几年已出版了民间歌谣的西藏卷，工作还在继续进行。

　　与此同时，国家对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搜集、整理、出版等工作投入了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不仅在北京、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五省区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有计划、有目的地在全藏区开展了搜集整理工作，而且出版了不同版本的藏文唱本。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史诗的研究工作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如今在搜集整理方面不仅出版了《格萨尔王传》全集、而且开始拍电视电影节目；在研究工作方面，我们已经有了一支高学历的科研队伍，真可谓硕果累累。

　　在藏族民间作品的搜集、整理和出版方面，各个藏区出版过藏文版的《安多谚语集》、《安多民间宴歌集》、《安多民间婚礼祝词集》、《西藏民间故事》、《西藏歌谣》、《聂局桑布的故事》、《羌塘民歌》、《阿古登巴的故事》、《藏族动物故事》等，并翻译出版过蒙古族的机智人物故事《巴拉根仓的故事》和世界著名的《伊索寓言故事》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民族大学藏语文教研室的已故佟锦华先生和已离退休的耿予方、罗秉芬、王尧、徐盛、格桑顿珠等老先生们编选、翻译、出版了《藏族民歌选》、《藏族民间故事选》、《藏族动物故事选》、《佛经故事选》、《说不完的故事》和《藏族民间文学》等著作，为藏族民间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另外，在各大藏区创办的文学刊物中几乎都有民间文学的栏目，如：《章恰尔》、《月光》、《西藏文艺》等刊物，既搜集了许多各地的故事、歌谣、谚语、祝词、赞歌和长篇叙事诗等，也不乏新时代的流行歌谣。《西藏民俗》、《邦锦梅朵》、《西藏艺术研究》就更广泛地传播了藏族民间的优秀作品，也为专业研究人员开辟了发表意见的领地。

　　在民间文学的研究方面，发表过许多有见解的论文。如：探讨藏族民间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和内容的有已故佟锦华先生的《试论藏族民歌的艺术特点》和赤烈曲扎先生的《西藏民歌的初探》；介绍人物的有邓靖声的《藏族民间文学家——霞噶尔》；用比较研究的方式论述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特点的有汤池安的《〈尸语故事〉和〈一千零一夜〉》、宁世群的《试论〈阿古顿巴的故事〉和〈聂局桑布的故事〉》、王尧先生的《藏族的古歌与神话》、星全成的《从〈五卷书〉看印藏民间故事的交流及影响》等文章，都从不同角度广泛、深入地论述和研究了藏族民间文学。

　　但是，五所民族院校的藏语文专业，有些至今还没有开设单独的民间文学或民俗学课程，有些甚至没有开设藏族文学史课程，这就大大落后于其他兄弟民族语言专业。拿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来说，蒙古语、朝鲜语专业都开设了本民族语的民间文学、民俗学课程，突厥语专业和中文专业开设了用汉语讲授的民俗学、民间文学课程，中文系还有了民俗学的硕士点。惟独藏文专业还没有单独的民间文学或民俗学课程。自70年代起开设藏族文学史课程以来，由于几次大的系科组织机构的变动，课程时间由原来的每周4 课时一学年（144 小时），变为每周6 课时一学期（108 小时），不久又变为每周4 课时一学期（76小时）。时间的缩短，直接影响到内容的讲授。

　　《藏族文学史》共分上下两册（不包括藏族当代文学），从吐蕃王朝时期开始到和平解放西藏时期为止，在一个学期内光作家文学作品都讲不完，民间文学作品只能蜻蜓点水般地一带而过（其中重点介绍《格萨尔》史诗）。至于民间文学的理论知识，如：民间文学概论、神话学、故事类型学、传说与故事的区别、史诗与故事的区别等等一些基本知识，根本没有时间讲授。学生对这一领域的新学科、新观念的吸收仍然处于滞后状态。这对这一学科藏族人才的培养极为不利。

　　因此，发展藏族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研究，仍然需要我们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基地，要让藏文专业的学生尽快掌握这一学科的基本知识、了解最新动态，首先要解决藏文教材问题，最好有一个专门的机构，组织财力、物力和人力，统一编写大学藏语文教材。这样既能保证资金到位，又能统一大学藏文专业的教材，保证教材的质量。也能够切实解决教员在编写教材中的许多实际问题。

　　为了加强藏族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研究，需要增加专业课程的设置，注意后备力量的培养。即使一时不能在大学本科期间开设这门课，也应增加选修课或讲座课，并且在研究生课程设置上有所体现。指导学生运用田野作业的方法，回到自己的家乡，做一些社会调查，及时抢救和保留广泛流传在人民群众中的民间故事和风土习俗。因为藏族文化众多宝藏就蕴含在生命力极强的民间文学及活生生的民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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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建言

　　20世纪，我国逐步建立起民间文学学科体系。内乱、外患风雨的洗礼，政治、经济炉的陶冶，科技、信息文明的冲击等，伴随着其整个成长过程。失落与辉煌交织，模仿与创新并行，铸成了她独有的学术个性与学科品格。

　　目前，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建设面临种种挑战。它们分别是：作为学科存在基础的民间文学正在发生巨大嬗变；学科体制在中国人文科学体系重组中受到撼动；学科理论及研究方法处于迷乱状态；学术队伍后继乏人；学术阵地纷纷易帜；学术组织萎缩变质；学科本体潜藏解构之虞。

　　进入新的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必须招魂振神，继承“五、四”以来的传统，开拓未来发展的前路，呼唤学科本体的回归，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顺应社会发生的变化，明确学科建设目的。

　　其最紧迫的任务是：

　　一、进行学科定位，厚清民间文学与民俗学、文化学、文学的关系；
　　二、确立学科体制，做到教学、科研、译介、出版的合理布局；
　　三、加强理论原创，以吸收国外营养、提升我国古今成果为前提，建立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
　　四、深化分支学科研究，使本体建设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坚实的基础；
　　五、探索科学方法，更好地揭示中国民间文学的本质、特点、以及规律；
　　六、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避免盲目性、功利性，以及短期行为；
　　七、强化组织建设，激活从中央到地方的有效力量；
　　八、倡导学术规范，有利于出大家、产精品、提高学科品位；
　　九、促成知识与经济的最佳结合，使民间文学事业产生巨大的学术、社会、经济效益；
　　十、实现科技手段的最佳装备，改善学科建没的效率、质量；
　　十一、促进学术交流，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