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启福

　　                                                                                                 空间历史记忆与认同
　　                                                                                         ——福建三江口水师旗营的后裔
　                                                                                                           　刘正爱[1]
　　首先我想讲一下中国的“民族”概念。“民族”是在国家的框架下，由国家正式承认，有一定制度性保障，并设想为具有同一文化、习惯、宗教、语言或民族意识的人们的集团。这里的民族之所以要打上引号是因为它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它是指我们一般在填表时需要填写的民族成分，也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能想当然地把自己认定为哪个民族，而必须要国家承认才行。我今天要说的是在福建琴江村的满族，其实他们的祖先是汉人。那么他们为何要称自己为满族呢?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谁是满族?满族这个名称或称呼里蕴涵着认同的称呼(即包括旗人、满人、满洲人)。而正式作为满族来称呼是在50年代民族识别以后。旗人指的是所有八旗成员，包括满洲八旗、汉军八旗、蒙古八旗及其家属。学术界的界定则包括满族共同体，实际上被遗忘了的群体还有汉军八旗。很多研究者并没有把汉军八旗划入满族，从族源上也根本没有研究汉军八旗的，所以我认为他们是被遗忘了的人群。
　　下面我们来看看满族人口的变化：1953年约240万，1964年约270万，1982年430万以上，1990年985万，2000年1068万。从数量上来看，由于各方面原因，满族人口增长很快，但是在这1000多万的满族人中有一半以上都是汉军旗人，所以如果我们忽视了这数量众多的汉军八旗的话就不能真正了解满族的实质。
　　现在我们再次回到谁是满族人这个问题上来。从行政性概念上我们可以区分为满族、汉族;东北地区的地方性概念则有“旗人”(“纯满族”、“随旗的”)和“民人”。“民人”是相对于旗人而言的，加入八旗的叫旗人，而没有加入八旗的汉人则称为“民人”。区分的标准包括姓氏、文化因素(祭祀)和神话溯源。“随旗的”和“纯满族”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祭祀。“纯满族”和“随旗的”都各自有他们自己的有关族源的神话传说。比如“纯满族”的八大姓，溯源自长白山。起源神话是三仙女的故事。“随旗的”神话传说中溯源山东等关内者居多。
　　我今天要讲的福建三江口水师旗营的后裔，实际上他们也是满族，如果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也是满族”。
　　这个水师旗营的来历是这样的：雍正七年(1729)清廷从福州驻防的汉军八旗中调遣500名(具体为513名)官兵及家眷派往营盘里建三江口水师旗营。这个村庄现在叫琴江村，总人口为405人，其中满族人218人，占总人口的54%，实际居住人口为200余人，人口呈现老龄化与稀疏化，主要靠亲戚从国外寄来的钱生活，土地虽说有60亩，但实际上大多已经卖给企业等集体。
　　下面我们来看琴江村的建筑空间与信仰景观。这个村是通过城墙来区分村内和村外的。首先它的建筑特点是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坐北朝南的建筑风格，该村的建筑很多是坐南朝北，尤其是庙宇，当然还有其他建筑也是坐北朝南的，如坐南朝北的毓麟宫，原因可能是由于当时清朝皇宫在北方，所以朝向北方表示谢恩，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且在琴江村这么小的村庄竟然由几十座大大小小的庙宇，并且综合了南北方的宗教信仰。比如供奉地头神华山大帝的西岳庙、许家家庙(供奉平东王，福建东南当地的一个神)等。
　　村里人对他们自己和村外人是有严格区分的，即城墙的“内”与“外”——“城内人”、旗下人、旗下仔与城外人、本地人。
　　他们追本溯源的途径主要有家谱、墓碑记载。同时，他们在辛亥革命前后以及1949年后的婚姻状况也是值得研究的。清廷规定旗、民不通婚。民人指的就是汉人。尽管旗人的女子可以嫁给汉人，但旗人的男子绝对不可以娶汉族女子的。辛亥革命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此外，还有语言，村里人的语言包括有旗下话、普通话和福州话。
　　琴江村一开始并不是满族村，它的成立是需要一定条件的。第一是民族政策的实施——表现在计划生育、升学考试方面。其次就是村庄精英们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当地精英在政府有关官员提醒说国家对少数民族青年上学等方面有优惠政策之后，就开始申请成立满族村，他们认为自己申请民族村有如下依据：(1)历史、考古学方面：即他们那有清代的水师旗营营房和城墙;(2)语言：他们说的是“旗下话”，这与当地人的语言是完全不同的;(3)风俗习惯、婚丧嫁娶等，这些都与本地人不同;(4)家谱及墓碑记载：墓碑所刻的字样表明他们来自于辽东长白山等;(5)周围村落对琴江人的差异意识——认为琴江人是“旗下人”。因此，经过三年的努力，终于在1979年8月成立了满族村。但作为汉人后代的满族，他们还存在着许多认同的差异性与不稳定因素，于是他们开始重构历史，重修家谱，将汉军改成清军，把靖南王(耿精忠)的“精”字改成“清”，从而变成了“清王爷”，还有就是抹掉“汉军旗”，不再称汉军正黄旗，而直接称正黄旗、正镶旗等，这样他们的族源上的汉人成分被抹掉了。
　　满族村成立后，琴江村人自然就与本地人有所区分了，我把这归结为作为差异关系的认同——“我们”和“他们”，即琴江人始终认为他们与当地其他人是不同的，即“我们”和“他们”是有区别的，表现在：
　　(1)丧葬习俗：“他们”把棺材放在厅旁边，“我们”放中央;“他们”抬棺材脚先走，“我们”头先走;“他们”披麻戴孝，“我们”穿白衣，戴白帽;“他们”从墓地回来时穿大红衣，不准哭，“我们”穿白衣，哭着回来。
　　(2)祭祖仪式：清明只扫墓，不祭祖，中元节和三十晚上烧包袱;
　　(3)语言：“我们”说“旗下话”，称父亲为“阿玛”。
　　琴江村人就是通过这些方面来强调自己与本地人的差别。这里涉及到一个文化的本真性问题。文化本真性是指当一个集团不再将自己的文化当作接近潜意识的“生活方式”，而是将其定位为“传统”的时候，在该集团的内部就会出现概念的转换，即文化最终被冻结，一个本真性(authenticity)的观念随之被创造出来，这时，一种新的自我意识通过这种方式被构建起来了。地域文化差异转换为“民族”文化差异。
　　作为差异的文化，其起源的不确定性要求在丧葬、祖先祭祀、饮食、语言及日常生活方面强调与当地汉人之间的差异，而这种差异的话语对象往往是包括笔者在内的外部人。蓄意的言说不是为了自身，而是在意识到他者的情况下才会采取的一种行为。
　　琴江人对于场所的建构就是要重构八旗文化，也就是旗人认同。Habwachs认为，记忆随着集体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所以它需要一个空间或通过纪念(commemoration)行为来固定。通过纪念行为，集体记忆被场所化——它被赋予了特定的形状、形式、情感。纪念物可帮助集体建构可信赖的过去，这种纪念行为(纪念物)是与社会政治过程紧密联系的。琴江村人民的生活中随处蕴含着历史。
　　勒·高夫曾经说过当一个集团无法用现在所拥有的东西再生产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时，他们就会面向过去。琴江村村民正是处于这样一种状况。满族村在成立以后，人们重新唤起了往日的记忆。历史的记忆是靠场所和空间的创造而唤起的。对于琴江人来说，中法马江海战是建构旗人认同的重要历史记忆，当一种记忆对一个集团来说具有现实意义的时候，该记忆就会变成一个社会性现实。
　　满族是现代国家创造出来的一个范畴，它与“旗人”范畴基本上重叠，但只要它是个“民族”，就有诸如文化等能代表本民族特征的一种诉求，即从“满族”被认定为“民族”的那时起，创造方与被创造方便同时使用“民族的想象力”将“满族”看作一个初始的本质性实体。从这里产生出来以“满洲”为共同起源的满族形象，而在这个起源过程中，汉军八旗是缺位的。汉军八旗的后裔费劲周折想证明他们是“满族”，是因为不知不觉地被引到了“民族想象”的图式上。他们想象的民族起源不是满洲而是“旗人”。旗人这样一个非民族的范畴如今成了民族认同的重要依据。
　　(记录 宋培 整理 沈洁)
　　[1]作者简介：刘爱正，日本文化人类学学会会员，日本民俗文化研究所成员，东京都立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
文章来源：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学术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