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hropology at Cambridge
作者：徐新建
日期：2009-7-2 9:13: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人类学最为伟大的现代贡献只有一个，那就是长时段的第一手田野考察。而这一传统的形成，起源于剑桥两位人类学家：哈登与瑞维斯。
纪念达尔文诞辰200周年的系列讲座现场
“Anthropology at Cambridge”，这个标题是从剑桥大学的一个专门网页上转引的。上面的介绍很简短，但仅从其中提到的弗雷泽、布朗以及利奇、杰克·古迪等人的大名，就足以表明它的重要性了。作为名著《金枝》的作者，弗雷泽在现代中国，从文学界到社科界几乎无人不知；布朗和利奇在人类学界是转折性人物，布朗于20世纪前半叶到过中国，对现代中国的人类学创建起过作用，他与马林诺夫斯基一道，被视为人类学“功能学派”的代表；最后一位古迪与我们的文学人类学关系密切，在口传与书写方面颇有建树。
不过网页上一开始提到的另外两位人物却不清楚：Alfred Haddon 和W.H.R. Rivers。查询后才知道二人都鼎鼎有名，并且在剑桥乃至英国或欧洲人类学史上起过主要作用。原因是英国的人类学传统被认为由泰勒和弗雷泽奠基，但两人都重文献轻田野、重历史轻现实。直到19世纪末（1898年）由哈登（Alfred Haddon）带队和瑞维斯（W.H.R. Rivers）作为心理学家参加的多学科田野考察团，前往澳大利亚的托雷斯海峡（Torres Strait Islands）深入考察，才使方向发生改变，并由此创立了英国人类学转向实地的新传统。难怪此网页的一开头就说：“人类学最为伟大的现代贡献只有一个，那就是长时段的第一手田野考察。而这一传统的形成，起源于剑桥两位人类学家：哈登与瑞维斯。”
这样说来，我们对人类学学科史的介绍需要改写，有关田野方法的创立不能归功于马林诺夫斯基，而要提前，上溯到他的老师一辈。
不过这还不够。再仔细查看有关“人类学在剑桥”的讯息，情况又有新的拓展。初抵剑桥之时，我就在想，剑桥明明有达尔文，一个被认为因创立“进化论”而影响世界的人，他怎么能不与人类学相关呢？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人类学不也是因“进化论”才奠基的么？
果不其然，人类学在剑桥还有另一道大门，或曰另一个传统：生物人类学，The 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Anthropology。其关注的领域十分宽广，从灵长类的行为到人类进化与遗传再到人口生物学和生态学以及旧石器考古和进化人类学（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沿着这条与达尔文紧密相关的传统，该系所属的机构“人类进化研究中心”今年特别主办了有关达尔文与人类学的另一个系列讲座。该系列以“文化、性和选择”为题，内容涉及很广，从《亚洲不同语族的遗传差异》、《从采猎到农耕：人口与自然选择的影响》到《精子的竞争和选择》和《人类的肤色、健康与性选择》等，丰富多样，而且与其作为邻居的剑桥社会人类学系形成鲜明对比和遥相呼应。
在对系列的宗旨阐释里，这样写道：
“In addition to publishing his fundamental ideas on natural selection, Charles Darwin also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sexual selection and the role of sex differences in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as well as writing extensively on how human behavior itself could have evolved. This series will explore how far Darwin’s insights are still being explored.”
由此方可见出剑桥人类学的基本由来，这恰恰是被中国人类学所忽略的。也难怪美国学者的《中国与达尔文》出版后，有人批评说其标题只能叫做《中国与达尔文主义》。在我看来，原因就在于此：作者与严复以来的中国人一样，都未能看清作为生物学家的达尔文之全貌，或言之，未能真正理解由生物学出发的人类学。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院）
来源：
http://sspress.cass.cn/paper/45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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