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启福

　　                                                                                      从“黄帝之子孙”到“中华民族是一个”
　　                                                                                  ——20世纪上半期中国民族史叙事中的“汉族”
　　                                                                                                                     □ 贾益
　　“汉族”一词，从上世纪初出现在中国人的观念体系中之后，作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和民族国家建构的反映，以及诸多西来观念与本土意识彼此磨合砥砺的过程之一，其内涵屡经变化，并通过历史观和历史知识的更新，不断进行重构。从种族为基础的“汉族”到文化为基础的“汉族”，再到把汉族的内涵和历史放在中华民族体系中进行理解，无疑是近代民族认同过程和历史学探索共同作用的结果。
　　“汉族”一词的出现
　　“汉族”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及其内涵，一开始就是在中国史尤其是中国民族史的叙述中得以呈现的
　　“汉族”一词，是近代民族观念传入之后才有的，尽管此前“汉人”的称谓常见于史籍。大体上，学者都把“汉族”一词出现的时间定于上世纪初，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兴起之时。在中国现代史学的叙事中，比较早的“汉族”一词，则见于1901年梁启超所著《中国史叙论》，其中提到：“今且勿论他族，即吾汉族，果同出于一祖乎?抑各自发生乎?亦一未能断定之问题也。”梁启超并将“汉族”界定为：“其二汉种。即我辈现时遍布于国中，所谓文明之胄，黄帝之子孙是也。……种界本难定者也。于难定之中而强定之，则对于白、棕、红、黑诸种，吾辈划然黄种也。对于苗、图伯特、蒙古、匈奴、满洲诸种，吾辈庞然汉种也。”
　　梁启超的这一界定，可谓中国近代民族史叙述中有关“汉族”话语之滥觞。当时人的观念中，对于人种、种族、民族的区分不如现在这么明晰，这些名词基本上是混用的，相对应的，汉族、汉种等词也是混用互替的。梁启超的界定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明确从种族的角度把汉族定义为“黄帝之子孙”;第二，就种族而言，“汉族”是中国历史上与“苗、图伯特、蒙古、匈奴、满洲”等对等的民族。
　　不仅如此，在《中国史叙论》中，梁启超还把中国历史分为3个阶段：第一上世史，“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此实汉族自经营其内部之事”。第二中世史，“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中国民族合同于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如此看来，梁启超这部以近代观念编写的中国史大纲，其框架乃是民族演进史的框架，而其所认为的民族史的主体则为汉族。
　　梁启超之所以在《中国史叙论》中专辟一节讲“人种”，并以民族演进史为中国史的中心内容，与其所提倡的“新史学”大有关系。上世纪初兴起的中国新史学思潮中，“人种”或民族的意义极为重要。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著名的《新史学》一文中就讲到：“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这种思想与《中国史叙论》中所言“民族为历史之主脑”一脉相承。此观念不仅有以民族历史的书写推动民族主义的意涵，更试图用民族为主体的历史(即“民史”)，取代“君史”、“王侯将相史”。
　　可见，“汉族”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及其内涵，一开始就是在中国史尤其是中国民族史的叙述中得以呈现的。
　　“汉族”历史的重建
　　“汉族”一词虽然由主张改良的梁启超等人较早使用，但“汉族”的谱系则是在革命派以“排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宣传中，才得以建构完成
　　在革命派的历史叙事中，汉族无疑为中国历史进化的主体。例如，1904年陶成章作《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开篇即提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孰为中国人?汉人是也。中国历史者，汉人之历史也。”宋教仁认为：“历史者，叙民族之进化，导后来之发达者也。”而其所说“民族进化之史”，则是黄帝至明以来的“汉族侵略史”。
　　为激发民族主义，革命派又在上世纪初发起一波推黄帝为汉族共祖的运动。他们认为在五千年的历史中，“汉族”之所以成为一族，必有血缘上的共同祖先。浏览辛亥革命以前革命派的各种宣传物，“黄帝之子孙”、“炎黄遗胄”、“炎黄之裔”、“轩辕之子孙”、“黄帝之胤”、“ 黄帝胄裔”、“黄帝民族”等对汉族的称谓屡见不鲜。
　　不仅如此，通过掺入西方传来的“中国民族西来说”，传说中黄帝时代的战争成为种族之间的争夺;神农、黄帝等人物也从远古的传说中走出，成为“汉族”这一种族言之凿凿的祖先。例如刘师培的《中国民族志》便描述了“汉族”西来之后，如何在黄帝率领下大开疆土，“经营宇内”的历史。尽管“中国民族西来说”经不起推敲，但一时竟得当时学人的望风景从，其中原因大概也与此说能比附汉族始源有关。
　　然而，在中国历史上，除汉族之外，许多少数民族都把黄帝作为自己的祖先，康有为和严复就曾以此攻击种族革命之说。康有为说：“满洲云者，古为肃慎，亦出于黄帝后”，“我国皆黄帝子孙，今各乡里，实如同胞一家之亲无异”。严复认为满汉“同是炎黄贵种，当其太始，同出一源”。
　　对此，章太炎通过区分“历史民族”与“天然民族”来应对。他认为，许多民族虽出于黄帝，但在历史进程中其文化已经“大去华夏”，已不能说是“华夏同种”了。此论与黄帝为汉族始祖之说的不相容，显而易见，但如果掺入汉族同化其他民族之论，却能在表面上维持“汉族”谱系中族源一元与混杂发展的矛盾。发表在1905年《民报》第一号上的《民族的国民》一文，对此便有完整表述。此文作者认为，“汉族”在黄帝以来的历史发展中，依“同化之公例”，不断同化其他民族，“初本单纯，后乃繁杂”，至明朝终成为“四万万之大民族”。依此说法，凡同化于“汉族”者，称黄帝子孙，并无不妥;而不肯同化于“黄帝遗胄”者，则只能处于异族之地位。
　　至此，通过现代民族主义的加工和历史的重建，一个新的“汉族”谱系被建立起来，即：以黄帝为始祖的汉族，不断同化融合其他民族，建国开疆，拓土化民，终于演进为现在构成中国国民(主体)的“汉族”，而这个过程，也就是中国历史以民族为“主脑”发展演进的过程。
　　“汉族”的文化基础
　　以文化代替种族，作为“汉族”的基础，既是辛亥革命后提倡种族融合、共建共和的需要，更是现代史学研究和民族史学者探索中国民族史实际的一个结果
　　辛亥革命以后，出于“五族共和”的需要，“汉族”起源的多元性以及与其他四族(或五族)的血缘混杂关系重新被强调，使得“汉族”种族的统一性受到质疑。
　　1913年吴贯因发表在《庸言》杂志上的《五族同化论》就明确说：“今日禹域之内，除满回苗族外，固人人以汉族自居，自悉自命为黄帝之子孙。虽然，今之所谓汉人者，其实果出于同一之种族乎。此实不能无疑也。”经过长期的混杂同化，从血缘上来说，“汉族之中既含有满蒙回藏诸族之分子，而蒙回藏诸族之中亦含有汉族之分子，是则汉满蒙回藏诸族，今虽未能全同化而其中已各有一部分之同化矣”。因此，中国境内的五族，从种界上无法区分，五族的族称也并非既有的族称，“我以为今后全国人民不应有五族之称而当通称为中国民族(Chinese nation)，而nation之义既有二：一曰民族，一曰国民。然则今后我四万万同胞称为中国民族也可，称为中国国民也亦可”。
　　随后，在上世纪10至20年代，中国古史研究的疑古思潮大兴，打破了古史中华夏出于一元的观念。古史辨派的代表顾颉刚就认为，春秋以前，商、周各有祖先，人们有种族观念，但无统一观念，“自从春秋以来，大国攻灭小国多了，疆界日益大，民族日益并合，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族的始祖的传说渐渐归到一条线上”。依靠殷商甲骨文和现代考古学的研究，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古史中民族多元已经成为共识，以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为代表，古代中国民族系统也逐步清楚。至于支撑黄帝始祖说的“中国民族西来说”，至少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严肃的学者已经采取存疑而等待考古学得出结论的态度。
　　至于汉代以后汉族与其他民族的混血情况，不仅有历史学者对其历史过程的考察，也有新兴学科的论证。1923年，在美国学习考古的李济便写成《中国民族的形成》，利用体质人类学、地理分布、语言、姓氏来源和历史变迁等方面的材料，说明了“我群”，即居于内地十八省的汉族人构成的多元成分及中国民族形成之复杂性。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汉族”的内涵与历史演化显然不可能在“种族”基础上得到阐述，取而代之的是对其文化基础的强调。早在1913年11月，历史学者王桐龄在《庸言》上发表《历史上汉民族之特性》一文。文章开篇讲到：“汉族优点在于文化。……他族以武力压倒汉族者，汉族以文化击退之。故苗族、通古斯族、蒙古族、突厥族、图伯特族，土风勇悍，凭陵汉族，非不煊赫于一时，其终也声气销沉，相率同化于汉族而不自觉。”通过独有的文化，不仅汉族的同一性得到保证，之前抽象的“同化力”也因为某些文化特性而有了具体内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王桐龄在其著名的《中国民族史》一书中，更是具体说明了汉族虽几经蜕变，但仍能保守其文化，吸收“异族之血”不断膨胀的历史。
　　同时代另一位著名的民族史学家吕思勉，对民族的文化基础有更深入的思考，他在《中国民族演进史》一书中讲到：“一民族，就是代表一种文化的。文化的差异不消灭，民族的差异也终不能消灭。而文化之为物，并不是不变的。文化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汉族(即书中所说的中国民族)的扩大，一方面是其文化对异文化优胜劣汰的结果，一方面也是不断吸收异文化，革新旧民族的结果。在其《中国民族史》一书中，又说：“而汉族以文化根柢之深，不必藉武力以自为，而其民族性自不澌灭。”
　　以文化代替种族，作为“汉族”的基础，既是当时政治上提倡种族融合、共建共和的需要，更是现代史学研究和民族史学者探索中国民族史实际的一个结果。不过，民族的文化基础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仅以此来理解“汉族”，亦有陷入“文化民族主义”的危险。
　　中华民族史中的“汉族”
　　经过清末立宪运动和民初“五族共和”的提倡，中华民族的现代内涵基本形成，用于指中国境内各民族平等融合的一体化民族共同体
　　从上世纪初到中华民国建国初期，中华民族或者中华国族的观念开始成型。上世纪20年代以后，中华民族史、中国民族史的叙事大多吸收“国族”观念，这构成了理解“汉族”的另一条路径。
　　“中华民族”一词，最早作为“汉族”的另外一个称呼出现在梁启超1905年《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在这篇文章中，他还详述了中国境内各民族与此“中华民族”相融，形成一混杂民族的过程。与革命派所说的“汉族”比较，所指为同一集团，即黄帝子孙，秦汉以前的华夏，然后是秦汉以后不断混合扩大的一民族。之所以不称其为“汉”，则因其为朝代之名，不足“冒我全族之名”。但弃“汉族”而改称“中华民族”，名词所指范围显然扩大，也显示梁启超已经意识到中国民族之多元和混合发展的历史，用“汉族”演进史是无法概括的。
　　经过清末立宪运动和民初“五族共和”的提倡，中华民族的现代内涵基本形成，用于指中国境内各民族平等融合的一体化民族共同体。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一些民族史著作，对此一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史做了初步探索。例如1928年常乃悳在《中华民族小史》一书中就认为：“汉族与其他五族性质并不相同。其他五族俱系单纯之民族，而汉族则为复杂之民族。汉族之中包含其他五族之成分甚多。……故汉族者，许多原始单纯种族混合而成之总名，非一族之名也。吾人叙中华民族之历史，大部分俱根据于汉族历史者，非有所偏爱于汉族，盖以汉族非一单纯民族之名，实此许多民族之混合体耳。惟今日普通习惯，以汉族与其他满蒙诸族土名并列，苟仅以汉族代表其他诸族，易滋误会。且汉本为朝代之名，用之民族亦未妥治，不若‘中华民族’之名为无弊也。”
　　上世纪30年代宋炳文所撰《中国民族史》，实际也是中华民族史的叙述，其分期尤其有特色，分为：中华民族的摇篮时期，诸夏族势力的扩张第一期，中华民族的混合第一期，诸夏族势力的扩张第二期，中华民族的混合第二期，蒙古族势力的扩张时期，诸夏族势力的扩张第三期，通古斯族势力的扩张时期，中华民族的共和时期。这一历史叙述不仅区分了“汉族”与“诸夏”之别，更是把蒙古族和满族统治中国的历史作为中华民族发展史的重要一环，确有卓识。
　　重新反思“汉族”
　　“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结论打破了清季以来建立的汉族一元的谱系，并以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取代汉族同化其他各族结成一大民族的演进史，对后来的中国史研究贡献了重要观点
　　抗战爆发之后，民族问题因中华民族的危机而又一次为舆论所关注。1939年2月23日，顾颉刚在《益世报·边疆周刊》发表题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说明中国的民族经过几千年混合，血缘的分界已经不可寻，而无种族之见的中国文化也非一元，而是各民族文化混合而成。他认为：“我们被称为汉人的，血统既非同源(可以说国内什么种族都有，亚洲的各种族也都有)，文化也不是一元，我们只是在一个政府之下营共同生活的人，我们决不该在中华民族之外再有别的称谓。以前没有中华民族这个名称时，我们没有办法，只得因别人称我们为汉人而姑且自认为汉人，现在有了这个最适当的中华民族之名了，我们就当舍弃以前不合理的‘汉人’的称呼，而和那些因交通不便遂使生活方式略略不同的边地人民，共同集合在中华民族一名之下，团结起来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
　　对照本文上述中国民族史叙述中“汉族”概念的发展衍变，“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结论反映了他们对之前观念的反思：一方面，关于汉族“种族”和文化的多源和多元，打破了清季以来建立的汉族一元的谱系;另一方面，以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取代汉族同化其他各族结成一大民族的演进史，不仅发展了之前中华民族史的探索，也对后来的中国史研究贡献了一个重要观点。正如白寿彝当时写给顾颉刚的信中所说：“中国史学家的责任，应该是以‘中华民族是一个’为我们新的本国史的一个重要观点，应该是从真的史料上写成一部伟大的书来证实这个观念。”
　　从“汉族”研究的角度来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虽然解构了清季以来的“汉族”建构，代之以中华民族，但中华民族的多元性和整体性，到底是何种关系，仍有待解答。
　　从种族为基础的“汉族”到文化为基础的“汉族”，再到把汉族的内涵和历史放在中华民族体系中进行理解，无疑是近代民族认同过程和历史学探索共同作用的结果。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进一步加深，相应地，也形成像“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样反映中华民族统一性的观念。自此，作为中华民族组成部分的汉族，必须在中华民族这个整体中才能得到理解。另一方面，正是近代以来民族史和民族问题探索中揭示的中华民族的多源性和多元发展，以及“汉族”和其他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才构成了中华民族统一性的重要基础。
　　在取得“中华民族是一个”共识的基础上，中华民族的内部构成，其中各部分的关系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探讨。作为“中华民族是一个”论战的一方，费孝通在1997年发表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也说到：“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状。”上世纪初特别是近年来关于“汉族”的种种议论和观念，即凸显出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因此，回顾已经为近代学者所揭橥的中华民族和汉族历史、文化的多元性，并在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认识，或许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