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饶毅教授共话北大发展
往复论坛 01-09-2009 03:16 PM
“大学之道”系列讲座之一（录音整理稿）
● 北大发展协会
地点：2008年10月26日晚7点 北大第二教学楼107室
第一部分：介绍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晚上好。首先欢迎大家与我们同聚一堂共话“北大发展”。在今天晚上我们也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这两位嘉宾都是我们北大的院系掌门人，也是同学们眼中的风云人物。那么，今晚就让我们一同看看作为科学与人文的代表，他们眼中的“大学之道”究竟是怎样的。那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这两位嘉宾，他们是中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陈平原教授，欢迎您；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教授，欢迎您。为了让大家对两位老师有一个更好的了解，我先介绍一下两位老师的背景：
陈平原教授，在中山大学获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并在北京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曾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美国哈佛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从事研究或教学。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获全国高校一、二、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等。
饶毅教授，在旧金山加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在哈佛大学的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系做博士后。1994至 2004年任教于华盛顿大学解剖和神经生物学系。2004年起任西北大学医学院神经科教授、西北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2007年任北大终身讲席教授、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以研究神经发育的分子生物学而闻名科学界，目前主要研究神经发育和行为的分子机理。
那么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二位教授的光临。首先让我们有请陈平原教授为我们演讲。
第二部分：陈平原教授演讲
陈教授：远来的和尚会念经。我在北大已经待了二十五年，属于比较近的和尚，所以，还是请饶教授先说吧。
饶教授：我坚持一定要陈平原教授先讲。原因很简单，第一，他年龄和我哥哥一样大。第二，他可以做我的老师。他曾经在农村做老师，我随父母下放在农村后开始读小学，所以他其实可以做我的老师。
陈教授：在这里推来推去，对同学有点不公，那我就打个头阵吧。我之所以想让他先讲，我再接着谈。因为，在座的同学，如果有学文科的，大概听过我的课或演讲，毕竟，在北大已经教了那么多年的书了。既然一定要我先讲，就从演讲的姿态说起。同样上讲台，有两种人，一种是教堂里的牧师，真理在手，主要工作是传播自己的声音。另外一种是大学教授，虽然也在传授知识，但时刻准备台下有人举手说，老师，你说的不对。对于教授来说，在讲台上站着，其实是战战兢兢的。不知道的人认为，你站在那里，居高临下，很洒脱的。现在不会了，因为有阶梯教室。站在那里讲课，你能深刻体会到站着演讲，效果比坐着说话好得多。今天，摆两个椅子在这里，对我来说，讲起来不是很畅快。我能不能站着来讲？
为什么站着讲，其实还有个原因，那就是气比较顺。而且，感觉跟学生亲近。我有话语权，但必须站着；你们坐着很舒服，但对不起，暂时不能说话。随时准备接受质疑和挑战，这导致我讲课的时候，有一种战战兢兢的心情。这让我想起前辈的故事。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导师是王瑶先生。王瑶先生的导师是西南联大时期的朱自清教授。我读朱自清的日记，特别感慨。一九三六年某一天的日记，那时候，朱自清已经是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教了二十年书。日记说，半夜惊醒，梦见学生追着他，他躲到大钟寺的厕所。出来时被学生抓住，学生说，你不读书，没学问，还不赶快回家。他说，我承认，我承认，最近备课不够认真，学业上没进步。只要你们放了我，明天就卷铺盖走人。这则日记收在《朱自清全集》里，诸位去看看，可以理解一个老师的心情。当然，有的老师，像“大话西游”一样，讲课很轻松，一点都不紧张。也有认真的老师，上每堂课，都是战战兢兢。这一点，希望同学们理解。
第二个我想说的是，上不同的课，感觉不一样。假如是中文系的课，甚至是文科的课，我大体上明白自己该讲、能讲什么。偶尔到理科客串，比如到中科院给研究生做演讲，我也知道在场诸位是什么趣味。最怕的是面对来自五湖四海，学问根基及知识结构完全不一样的人，坐在一起，然后说，你讲吧。今天大概就是这个情况。所以，一开始我是谢绝这个邀请。原因就是，感觉没法讲。我深知，在北大演讲不容易。现在还好一点。记得九十年代初，学生们为了表现自己的独立性，听着听着，“啪”地就站起来了，抡起书包，从你面前走过去。再过五分钟，又有一个站起来了。或许，他本来就没想来听你讲，就是为了这“拍案而起”的动作而来的。那时候，很多著名人士，包括政界、商界、学界，到北大来讲课，都是胆战心惊的。面对这种情景，确实要有很强的心理承受能力。
好，终于我还是来了。讲什么呢？讲大学。题目是我定的，但诸位可能不知道，我在北京大学已经讲过好几轮类似的课程，这个学期还在讲“现代中国的大学”。为什么讲大学？其实我的专业是中国现代文学。二十多年前，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涉及五四文化运动，有个基本假设，那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创作以及学术表达，跟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有密切关系。换句话说，废科举，开学堂，到京师大学堂的创办，这个过程，中国人对西学的理解与接受，逐渐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思想层面、文学层面。终于我们承认，不仅我们的船炮不如人家，我们的制度有问题，连我们的文学也都得向欧美学习。这个时候，才逐渐展开新文化运动，也才有了勃勃生机的“新文学”。今天所说的北京大学的优良传统，大都在这个地方建立。这是当年我做博士论文时所再三强调的，就是现代文学、新文化运动和大学制度三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只有深入到大学制度，才能真正理解文学革命的核心。
另外有个事情，一九九三到一九九四年，我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的研究员，在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呆过，闲来喜欢逛书店。刚好买了一本书，叫《东京大学百年》，那是一本图册。接下来，在东京大学图书馆里，我又找到不少东大的校史资料。当时我关心一个事情，东京大学怎么讲述侵华战争时期的历史，即，那时东京大学处在什么位置，教授们在干什么，校长们在干什么，还有学生呢？每个大学的历史上，都有一些没办法回避的污点，该怎么面对？说这些，是因为我是北京大学的教员，北大百年，风风雨雨，有得意也有失意，我们怎么讲述自己的历史，这是个问题。回来不久，考虑到北大即将纪念百年校庆，所以，从一九九六年开始，到今天为止，十多年间，我先后编写了四五本关于大学的书。还有一本没有交稿，大概明年初可以完成。之所以想暂时打住，原因是我有自己的专业兴趣，应该回去潜心研究了。另外，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你谈大学，百无禁忌。包括对教育部的批评，以及对现代大学制度的质疑等等。可是很不幸，从八月份开始，我当了中文系主任。于是，说话就开始变得谨慎起来。必须把我个人的学术立场，和北大的长远利益区别开来，不能因为我一时兴起，畅快淋漓地发言，导致北大或中文系科研经费的大幅缩水。所以，我准备这个学期讲完课，把书写定，就暂时告一段落。今天在这里给诸位做“汇报演出”，差不多快谢幕了。再过几年，不当系主任了，我可以讲得更直接、更畅快。
中国大学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在我的著作里面，已经大体上写清楚了，这里不多讲。我跟主持人说了，希望听同学们怎么提问，然后再回应，这样好一些。主持者列了二十个问题，告诉我，前五项是必答的。那么，我就照着这五个问题，像做填空题一样，逐个回答。
第一个问题，如何看待现在大学生的日益功利化，在就业和学问中间，该如何平衡。今年是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而我有一个特殊状态，作为七七级大学生，当年的高考作文登在《人民日报》上。都三十年了，我回老家去，父老乡亲还夸我的作文写得不错。好像我老停留在写高考作文阶段，我特别伤心。学生们拿个放大镜，读别人的书里收的影印件，一边看一边笑。我知道他们在笑什么。三十年前因高考作文而“出名”，导致每到讲恢复高考意义的时候，就被要求表态，要你回忆，还希望你热泪盈眶。我说，没有那么多好回忆的。我承认，七七级、七八级的大学生，读书很刻苦。但我经常为今天的学弟学妹们辩护，原因是，今天大学生的处境跟我们当年不一样。七七、七八级的大学生，那是天之骄子，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会佩戴校徽，招摇过市。今天北京大学的学生，没有几个带校徽的，因为他们不觉得成为北大学生有多么了不起。我们当时认为，国家在改革开放，我们前途无量，根本用不着担心出路问题。没有一个学生读书的时候，会担心将来的就业问题。所以，我们能够全力以赴读书。而今天的大学生，从入学的那一天起，不对，从填志愿的那一天起，就开始盘算我将来读完了做什么。这是没办法的。说今天的学生有点功利，可以理解，那是因为整个社会已经转变过来了。而且，整个社会对物质需求的欲望已经被调动起来了，大学生也不例外。所以，这方面我不想做太苛刻的批评。
我平时跟本科生接触不是很多，但一九九四年，北京大学开通了昌平园区，希望资深的教授去讲课，那个学期，我跟本科生有比较多的接触。有三件事，我印象特别深。
第一件，开学的时候，请几个老师去讲你自己的专业，也就是我们说的入学教育。有一个学生站起来问：老师，我看你挺聪明的，有没有更进一步的追求，还是只满足于当一个教授。九三、九四年，正是全民经商的时候，所谓“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观望”。我是潮州人，我们潮州人会做生意的，既没有混个师长旅长当当，也不愿下海经商。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激动起来，慷慨陈词，博得一阵阵掌声。下来后，那学生很不好意思，跟我说，老师，对不起，我提问是为了解答自己的困惑。家长觉得他考上中文系，将来既不能当官，也赚不了大钱，没多大出息。他压力很大，不知道怎么办好，所以才提这样的问题。
第二个事情，刚上了两个星期课，有个女孩子告诉我，老师，我的第一志愿不是中文系，是光华管理学院。三十年前，进不了中文系、哲学系的，才进经济系、法律系；今天倒过来了，光华管理学院考不上的，才进中文系。所以，她心理上有落差。我说，你先学一个学期，如果觉得无趣，一定要转，那你就转。到学期末的时候，我问她怎么样，她说，我愿意留下来继续读，因为我有兴趣。后来，她到美国留学去了，现在国外一所大学教书，挺好的。
前两件还有点得意，第三件，我感觉有点歉疚。有个北京的学生，见多识广，告诉我，他将来的目标是当外交官，中文系的课，对他来说不太重要，他要抓紧时间学英语。大概因为自尊心受了伤害，我跟他讲了大半天“大道理”，态度比较严厉，后来，他就不再跟我谈学业了。
日后想想，这是我跟大学一年级学生有比较多接触的一年。有几个问题，对我来说很刺激。第一，整个社会日趋功利，这是一个现实。过于高调的论述，比如要求精神至上，不谈物质问题，那做不到。而且，也没办法说服年轻一辈的学生。所以，我正视这日趋功利的社会以及大学生复杂的心理状态。第二，学生的可塑性很强，刚进大学时所抱定的目标，往往是家长给他们灌输的，包括学什么样的专业才有好前程，诸如此类的问题，随着学生进入大学后，会有各种各样的调整。第三，老师讲授课程，必须能够吸引学生。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在跟社会上的功利主义思潮争夺年轻一代。我们不能用别的办法，只能用精彩的课程以及教师的人格魅力来吸引学生。这样的话，才可能让学生调整心态，逐渐对学术感兴趣。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关于研究生的培养方案。首先，我想强调，如何培养研究生，各个院系不一样，各个大学也不一样。我只能讲我比较熟悉的中文教学这一块，而且局限于北大。因为，诸位明白，一九九九年开始的大学扩招，走到今天，中国大学已经面目全非。说好听是“日新月异”，说难听则是“江河日下”。相对来说，北大比较好，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我说一个数字，你们一听就明白。最近有学生告诉我，他原本要考某大学某老师的研究生，最后不考了。原因是，那教授带了三个方向的博士生，而且一年就招了二十六名。我一听晕过去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十多年来，招收本科生的数量，始终是在八十和一百之间，每年根据生源略做调整。生源好，就多招一点；反之，就少招。比如今年，我们总共招了九十六个本科生，另外还有四十几个外国留学生，合起来一百四十几。招了六十三个博士生，八十三个硕士生，合起来也是一百四十几。而我们老师有多少？正教授五十一，副教授四十三，也就是将近一百名教师。这样的阵容，这样的师生比，教学质量才能有保证。所以，北大人文学科没有垮，大体上还维持应有的那个学术水平。这一点，我觉得是可以让人放心的。
在国外讲学，经常会面对这样的问题：请把你们最好的学生选送过来。我直截了当地回答：不可能，我们最好的学生在国内。这句话，只有北大中文系，大概还有历史系、哲学系敢说。北大理科不敢这么说，我知道。最近评校长奖学金，我一看，理科某院系，前二十名都走了，而我们可以拿出第一、第二。当然，我也承认，中文系排名第一、第二的学生，英语成绩可能不够好。这也是现实。念人文学科的，大都对本国文化传统比较有信心，也有比较浓厚的兴趣。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敢说，中文系能留下最好的学生。我们研究生的阵容和质量，没有大的问题。
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举行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请了十几个不同专业的教授来谈。校长问，你们的院系和世界一流水平有多大的差距。各院系教授纷纷发言，有说十年，有说二十年的。轮到我，我说我看不出什么差距。为什么？我们老假定历史是一条直线，所有的人都往一个方向走，确定我们处在历史进程中的某个方位，然后丈量我跟先进的人物或大学有多大的差距。这样的想法，我觉得有问题。不同院系，在各自国家承担的功能不一样。你让北大中文系跟哪个比？跟哈佛东亚系比吗？哈佛东亚系有几个教授？我们将近一百，这么比不公平。一定要比，北大中文系应该跟耶鲁大学的英文系比，跟巴黎第四大学的法文系比，跟东京大学的日文系比。还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本国语言文学系所承担的功能，跟外文系不一样，它很大程度上是在传播本国历史文化的同时，介入乃至影响当下的思想进程，而不仅仅是发表了多少篇论文。在这个意义上，不同国家人文学的水平，是不太可比的，这点跟理工科不一样。所以，一定要说有多大的差距，我说不出来。不是说北大中文系特了不起，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的是，不应该用这种“天下一统”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专业。
还有，关于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方式，这是比较现实的问题。在中国所有的大学里，北京大学的教学方式有点特别。我用了这么一个词：“特别”。北大培养出来的学生，扔在别的地方，你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么多年，我到各地参加各种学术会议，经常是人家一发言，我就知道这是北大毕业的。为什么？不是说他们的学问最好，而是个性上、气质上有些共同点，一下子就能被辨认出来。这些“共同点”，有好也有坏。坏的地方，比如说眼高手低，搞不好同事关系，老自以为了不起。好的地方，有理想，有热情，思想活跃，等等。这些东西，其实是跟北大的教学方式有直接联系。所以，我想谈北大的教学方式，从这个地方入手，来理解我们的学生们性格上的特点。
前年我在哈佛访学的时候，恰好遇到一个台湾来的朋友，说他把孩子从法国转到美国来念书。我说，她学文学的，法国挺好，为什么转到美国来？这样转学，对学生来说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语言不一样。他说了一句话，我特别感慨。他说，我的孩子不是天才，放在法国将一事无成，放在美国，还可能有点出息。为什么？后来我想明白了。法国的制度跟北大一样，相对来说鼓励自由发挥，独立思考，课程要求不太严格。美国呢，只要能拿到博士学位，总是差不多，有个大致的水准，出来后，找个工作，平平安安走下去，没问题。所以，那家长盘算了大半天，说，孩子确实不太聪明，到美国来学习，路子会平稳些。在法国念书，要是天才的话，会特了不起。我对北大的理解，也差不多是这样。有才华而且能自律的，北大是最佳发展的地方。能考进北大的本科生，起码有一半以上，自认为是“天才少年”。这个少年天才进了北大后，命运如何？假如想“圆梦”，必须加两个定语：一“自律”，一“好学”。这样的学生，出去以后，很可能“天下无敌”。但如果不是这样，或者“不自律”，或者“不好学”，那么呢，比一般大学培养的都差。
我刚刚参加中文系八四级的毕业20周年聚会，同学们很感动，一个个说得眼泪汪汪的。其中有人说到他们的某位同学，大学四年，有三年是躺在宿舍的蚊帐里面看金庸小说。我说，能这么读书吗？实在是“太有才”了！可我一想，这是北大的问题。我们给学生最大限度的自由，只要功课过得去，你自由发挥的空间，实在太大了。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到美国念博士，第一感触就是，“没想到读书这么苦”。诸位，问一下你们的师兄师姐，你们就明白，在美国念书，绝对要比在北大艰苦的多得多。大概十年前，我曾对“大学的定位”做了一个概括，大意是：“为中才定规则，为天才留空间”。相对来说，清华大学更注重为中才定规则，北京大学更注重为天才留空间。不是今天才开始的，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到现在，都是这样。如果统考，平均成绩清华肯定比北大高。肯定的，因为他们严格要求，训练很好。而北大呢，经常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人。这一点，跟我们学校的指导思想有关系。学校给学生们最大的自由，假想我们的同学中，会有天才，总有一天他们会很好地表现出来。我们不想扼杀天才。但是，很可惜，为了这极少数潜在的天才，很可能会牺牲对于“中才”的那种严格训练。
有一个事情，以前我在文章中提及，在座大多数念的是理工科，大概没听过。当年我在中山大学念完硕士，想上北大来工作。那个时候，北大文科还没有招博士。校方说，我们北大从外面要人，不太合适吧？要是真觉得好，就招做博士生吧。所以，我是北大中文系第一批招进来的博士生。我来念书前，曾送论文给导师看，王瑶先生看了以后，请人转告我：“文章看了，印象是：才华横溢。”我很高兴。传话的师兄补上一句：别高兴得太早，后面还有呢：“有才华是好的，横溢，那就可惜了。”
好，请各位记得，善待自己的才华，用好自己的才华，不卖弄、不挥霍，以中才自处，以笨人自居，才有可能在这所华丽得有点浮夸的大学里面，得到好的发展。这是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北大如何吸引、留住一流人才？我理解的“一流人才”，包括三种：一流的教授，一流的学生，还有一流的管理人员。没有一流的学生，单有一流的教授没用；而管理人员不好，会把一流的教授给管死。这些年，北京大学受到很多的冲击。诸位在北大，应该居安思危。我说过，此前北大的“鹤立鸡群”，某种意义上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造成的。我说的是文科的状态。对不起，理工科我不懂。我说的基本上都是文科的状态，中文、历史、哲学、考古以及图书馆等等。我想强调一点，即便在国内大学，北大的绝对优势，现也正在转化为相对优势。为什么呢？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不办文科，教授基本上撤进北大来了，北大当然也调出去一些教授。可不止清华的教授调进来，还有燕京大学的也进来了。后来，当时中国惟一的语言学系，中山大学王力先生那一批人，也奉命北上。政府说，留一个哲学系就够了，所以，全国各地著名的哲学教授，几乎都调到北大来了。所以，52年的院系调整，导致北大的中文、历史、哲学等，比其他大学高一截。到今年，那一次调整来的教授，基本上都去世了。改革开放以后，每个大学都着力培养自己的年轻教师。到我们这一代，每个好大学，同代人的平均素质差别不大。我们再也没有本钱说，北大教授一定比别的大学要更高、更好。校长常说，你们文科没问题。我说，不对，文科有问题，而且问题很大。那个北大文科“很强很强”的印象，是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起，中国大学已经进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阶段了。
这些年，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竞争。谈竞争，大家喜欢引用梅贻琦的话，大学是有大师之谓，不是有大楼之谓。这话我认可。但是我也必须说，北京大学，大师之外，还必须有大楼。因为，十几年前，我们的校长就说，准备为人文学科盖大楼。到今天，还没盖起来。不过已经动工了，再过两年，我们就可以使用了。为什么纠缠这件小事？因为，相对于其他大学，北京大学的办公条件，起码人文学科各系，是比较落后的。我曾说过，北大从哪个地方开始，创办一流大学？我说，从教室和厕所做起。为什么呢？这个学期我在“一教”上课，见识了多少年没看过的又脏又破的厕所。北大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怎么争创世界一流？我们北大人的特点，愿意办大事，不愿意做小事。可小事做不好，哪来大业绩？大概十年前，我开始提意见，我说的比较刻毒：北京大学一定要改变由后勤部门的趣味决定办学方向的问题。因为我发现，北大学生有个毛病，那是由我们的后勤部门的懒惰决定的。北大学生很会演讲，但不太会讨论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训练。为什么没有这样的训练？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教室。诸位看一下，北大里面，只有极少数的教室是可以展开讨论的。诸位，将来到国外去念研究生书，你会发现，绝对是以seminar为主来开展教学的，没像我们这样，教授站在讲台上，对着几十、上百个研究生上大课的。本科生的通识课可以这么上，可我们连研究生的课，也都做成了演讲。学生们坐在下面，看老师如何表演。老师表演很用力，也很精彩，博得一阵阵掌声；学生坐在下面听课，很轻松，也很愉快。可念书这么轻松，不是好事。所以，我再三说，北大办一流大学，要在理念上、师资上用心用力，甚至从很具体的教室的课桌椅的布置上，好好下功夫。让我们的研究生们坐下来，认真深入地讨论问题；而不是，要不就不说话，要说话就变成了演讲。北大学生会演讲，但不会倾听与讨论，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后勤部门在布置教室时，为了整齐好看，也为了方便打扫卫生，把桌椅固定下来，于是，当老师的，只好居高临下地演讲了。我刚到北大的时候，教室的桌椅是可以随时调整的。今天要演讲，明天想讨论，没问题，把椅子调整一下就行了。现在都是固定的椅子，做不到。这个意见，我已经提了将近十年，每回领导都说，对对对，有道理。
这年头，办大学光有钱不行，而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行的。社会上传说，国家给北大的拨款很多很多，还有，北大教育基金会的筹款能力也很强。即使这样，北京大学还是面临经费方面很大的困难。就像这位同学提出来的，北大需要吸引全世界的一流人才；可说实在话，现在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有薪水的问题，也有制度的问题。诸位必须明白，在国外教书，院长可以决定你的薪水，校长更可以决定你的薪水，而且是保密的，你不能问同事薪水多少。可是在北大，我们的薪水是挂在墙上的，全系的教授，谁挣多少钱，我们全都知道。你怎么办？给谁单独提薪，都会有问题。现在开始从外面筹钱，做讲习教授，那样的话，可能会有点变化。为什么说这些事，不仅无法吸引世界一流人才，还担心被别的学校挖角。比我们有名或有钱的大学，比如哈佛大学，或者香港大学，聘你去当教授，去还是不去，都是一个很大的挣扎。因为我们北大没有那样好的条件来挽留他们。我们有什么？有好的学术氛围，有好的学生。这是真心话。愿意留在北大的，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个学术氛围，还有这一代代聪明绝顶的好学生。某种意义上，在北大讲课，是一种享受。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出去十几年了，去年我请他回来教一阵子书，临别时，他说了一句话：你在北大教书真幸福。当然，这个“幸福”，是排除了经济方面的考虑。那个不说，那不是我们校长说做就能做得到的。所以，院系领导的最大任务，第一，尽可能为老师们争取到好的生存环境。第二，尽可能给他们营造一种尊重人、尊重教师、尊重学问的氛围。因为，说实在的，有些事情我们做不到，但有些事情，只要用心用力，是能够做得到的。
我特别担心，现在很多大学，一说争创一流，就是倾尽全力买几个著名教授。我甚至戏称，现在的中国大学，已经进入了一个“收购学术”的阶段。什么叫“收购学术”？哪个人有名，我学校投一笔钱，把他买过来；或者你不用过来，发论文的时候，署我们大学的名，我们就给钱。进入这个阶段后，北大处于相当尴尬的地位。诸位，以中文系为例，我们有六个全国重点学科，齐头并进，你能舍弃哪一个？而别的大学，可以集中力量，投钱办好一个学科。我们像救火队一样，今天这个学科不行了，明天那个学科有问题，都得努力抢救，丢了太可惜。所以，我们其实很难。像其他大学那样去挖大牌教授，学校有没有那么多的钱，这还不说；你挖来了一个，气走了两个，怎么办？因为，从外面请来的，不见得比本校的高明，可待遇比我们好得多。所以，有可能“得不偿失”。
第四个问题，以院系建设而言，如何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这个问题，我不想多说。因为，我当中文系主任还不到半年。我的“就职演说”，据说效果不错，不断有媒体来劝说，希望拿去发表，我都拒绝了。我是广东人，以我们家乡的经验，做出了成绩，那时再说也不迟。切忌还没做好，是不是成功还不知道，就开始吹牛，那样效果不好。所以，请诸位原谅，如何开展院系工作，如何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等等，这些问题，留给饶教授，他会有精彩的阐述。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教师的评价体系。我以为，好大学里的老系，大都比较“保守”。这里所说的“保守”，是说他们有自己的价值标准，不管外界潮流如何变化，依然故我。刚才我说的一些问题，是这样；下面说的，也是这样。北大中文系好多年前就推行代表作制度，评教授和副教授，不以数量取胜，只要求你提供五篇代表作，送出去，请同行评议。所以，所谓“评价标准”，对我们来说不是大问题。不追求数量，不迷信刊物，而且不强求科研项目，教师自由发展的空间很大。很多名教授抵制目前这个评价体系，可我也知道学校压力很大，因为潮流已经形成，有很多既得利益者，在这里如鱼得水。你一所学校，一个区区的中文系，想有效地抗争，不太可能。但在能力允许的范围内，给老师们保留一个比较宽松的、尊重学术的环境，这点很重要。我相信，再过十年，这风潮会过去的。那个时候，也许我们的坚持，才能显示出效果。这样悲观的回答，可能不太让你们满意，但我说的是实情。好在北大对中文系的老师们网开一面，没有特别严苛的规定。因为，这百年老系，有自己的一套价值标准和运作策略，且老师们擅长独立思考，就让他们继续往前走，不过于追随潮流。当然，如果碰到大的问题，比如说“教学评估”，顶不住，一定要做，我们也会跟着做，做完了，还是回到我们的路子上来。人文学方面，这些年风气不好，问题比较大，但这不是发发牢骚就能解决的。而且，说多了，挺丧气的。期待饶教授能给你们讲鼓舞人心的好事，谢谢大家！
第三部分：饶毅教授演讲
主持人：非常感谢谢陈教授给我们做的这个平时、深刻但又不失幽默的演讲，那么现在让我们来听听饶毅教授对北大发展有什么样的看法。
饶教授：我觉得请两个人讲比请一个人讲好多了，可以看看我们老师有什么意见相同、有什么意见不相同。我们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我认为我什么都敢讲，你们什么都可以问。我认为要讲很重要，第一，我不认为做了什么行政职务我就不说话了，那不是自设监牢吗（掌声）；第二我觉得说话和写东西很重要，在科学界像我这样写东西的人比较少。原因和陈老师说的一样，他们不愿意说，怕影响什么。我的观点不一样，我要“且做且说”。为什么要说？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即使我做不到，我希望你们做得到。因为我说的、写的，很多不被采纳。但如果学生听到了，20年以后，你们可以把事情做下来。所以我不认为我说了做不到的事情有什么不好，而是我埋下了伏笔 20年以后你们再做。
刚才主持人和北大在介绍我的时候怕我不好意思，把我的大学省略了。我的大学是在江西医学院念的。我是七八级，比陈老师晚半年，七七级是 78年初入学，我们是78年秋天入学。我在来北大以前，和北大关系非常淡薄，我可能只认识 4个北大的人，其中 2个是我家里的人。我有个舅舅是江西50年代的高考状元，他在北大读过物理系。另外，我母亲的爷爷、我的曾外祖父，周蔚生，是清朝 1897年的举人，是京师大学堂 1905年到 1909年的学生。
因为陈老师写过很多本书，所以他很多事情都说过。我是写了很多文章凑在一起才刚刚出了一本书，所以我很多话还没说完（笑声）。
我觉得，从国家来说、从我们学校来说，提出北京大学要做世界一流大学，这个理念我非常认同。我认为做世界一流大学的话，我们学校、或中国有一批学校，要在有一些方面有非常棒的特长，真正在某些方面是世界上最好的几个大学之一。一个大学无需所有东西都最好，但需要有几个是最好的。在今后一百年之内，我们中国的学术成果，应该在所有主要国家的教科书上出现，要对世界、对中国社会有重要影响。我们理科上的成果应该有国际影响，文科也应该。象哈贝马斯、劳尔斯这些人的工作，我们文科的也应该做出来，文科也不能完全躲掉世界一流这个目标。当然有些学科有国家、文化的差别。
我理解的世界一流是这样：不是简单数字指标，而是在下面五十年、一百年，我们产生对人类真正有重要影响的工作。有这种工作，才能使我们中华民族真正在世界上站起来。仅仅经济发展有钱了、仅仅进口仪器，都不足以使世界人民尊敬我们。如果要让世界上的人真正、长远尊重我们，我们一定要做出对世界有良性影响的、深刻的学术成果。
读了中学的人对英国都会非常尊重，因为得学牛顿、麦克斯韦，会尊重产生他们的国度。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把美国、英国骂遍了，但是读过中学的人都不可能不尊重这些人的工作。我希望我们以后也是要有这种工作，世界上的人才会真正从内心里尊重我们。
这是一个远大的目标，要很多人努力。从近期来说，在下面五年时间就能做的事情，可以分几个层面，有助于我们发展。
在国家教育体制上，我们应该尽量能够推动教育部，让它改变对大学的管理，它的任务是支持和促进好的大学各显神通，让我们各个学校尽量做好、做出特色。不是它来指导我们。事实上教育部也不可能有能力指挥好的学校。但现在体制下，它设定很多标准，我们来照它画的圈跳，这样不对，特别是好的大学是不对的。教育部以后一定会改过来，如果你们谁今后能有影响，也请你们推动这个事情逐渐改过来。体制上对大学发展的这种束缚要改掉。
北大层面，从精神上、理念上我们要有非常重要的思想上的飞跃。我们要告别胡适、超越胡适。胡适和他前后那几代人都有重要的思想烙印，他们都崇洋媚外。原因很简单，从鸦片战争后一直到五六十年前中国非常落后、经常挨打，所以他们搞不清楚中国什么好、什么坏，有一批人心底里完全彻底的认为中国所有事情都有问题。但他们并没有进行比较，中国哪些是好哪些是坏，哪些是我们要发展的，哪些是我们要吸收的。当然，崇洋媚外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希望吸收很多东西进来。当时有些人很保守不肯吸收任何东西，所以他们干脆就认为我们要全盘西化才能把东西吸收进来。我认为我们现在不是批判胡适，而是我们要超越他们那几代。特别是文科，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中国从历史到现在，哪些是我们的优点、哪些是我们真正的缺点，我认为这是中国整个思想界、文化界没有搞清楚的一个问题。经常把别人的缺点以为是别人的优点，把我们的优点变成我们的缺点。
有些人读过我在刚在 08年北大毕业典礼的发言，有些人怀疑是不是中宣部代我写的。我觉得这样理解的人都是习惯受“中国事事不如人”思想影响，所以一看我说中国有什么值得外国学习的经验，很不习惯。我认为，在这么多外国人来北京的08年，我们应该不仅像张艺谋那样显示一些简单的、表面的东西，而应该展现中国从历史上、在思想上、在根本文化上的几个非常大的优点。这些优点很多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世界更不知道。我觉得要我们慢慢来给这个世界传送我们的宝贵经验，让他们学我们中国的一些非常悠久的、非常有用的优点。这是我们对人类的一个贡献，我希望文科的同学能把这个事情做好。
我认为北大在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和社会要作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把对智力的追求变成全社会、全国的风气。对智力追求的这件事情跟一个字的翻译有关系，就是中文把 intellectual这个词翻译成知识分子，这是极大的误译。这个误译的原因和结果都是因为对智力的追求不理解和不推崇。“知识分子”是说学了些东西，所以中国曾经把小学三年级毕业叫知识分子，以后五年级毕业是知识分子，然后是中学、大学、或研究生都叫知识分子。这都不是 intellectual的定义。intellectual是对智力和见识的追求，我认为翻译成“智识分子”比较合适，将“智力”和“见识”两个词联在一起。因为有真正对intellectual的追求，才会形成 intellectual的群体。现在的一些表面的现象，浮躁也好、急功近利也好，实际上都不intellectual。Intellectual不光是在学术界，intellectual可以在商业界、政治界等其他界，可以有一批人不是学者，从早先的诸葛亮到现在的各界精英中的一小部分，是intellectual。智识追求，是我们作为大学可以领先推出的。是学校对社会文化可以做的事情。
文科我不懂，我认为中国理科的 intellectual气氛非常差。可以到中国理科的系科或研究所，包括科学院的研究所去看，有多少老师参加学术活动。过半数以上的老师常规不参加学术活动。如果一个做科学的人，学术活动经常不参加，自然质疑他为什么做科学？至少说明，他的 intellectual兴趣很低。因此，我们学术界首先应该改进。
从北大发展来说，我觉得校内有几个事情要做。我觉得树立一个原则：思想要自由、行动要谨慎。我说这个事情是因为我认为北大的传统有优点、也同时是缺点。我认为五四运动有很大问题，有的当年五四闹事的学生到了八十几岁回顾他参加五四运动的时候还非常得意说他打了人、烧了房子。我觉得这是绝对不对的。我觉得有些事情是应该想、有些事情是应该做，但不能推崇激进主义。我觉得我们要想好，到我们做的时候，特别是对社会有影响的时候，我们要想一下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能力、真的有这么厉害，我们是不是要谨慎一点。我们要想很多，等到我们能做的时候，我们真正有责任、能把某个事情做好的时候，才能做。这是要改造北大传统。
我们每天老师以及同学做事的时候，不能因为想法不同而导致办事效率低。我觉得这一点我们也许要向清华学习，我们做事要很讲效率。在做的方面也还有一个在中文中缺少了的行为方式和字，就是 professionalism，做事情要公事公办，就事论事，不能胡搅蛮缠。两个人有观点不一样，不会因为这个观点不一样以后就在别的地方难为对方，或是在私人方面存有恩怨。professionalism也是我们要身体力行的推广的事情。
有一个很具体的事情，我回国内后发现，我们体制结构上有一点问题。我们办事常规应该一级一级做。但现在经常要跳级办事。这降低办事效率。另外，北大的校长、副校长手下的行政助手比美国学校的少很多。他们都有很多教师的手机号，这不仅证明他们非常聪明，记忆力惊人，他们竟然认识这么多人；而且带来了问题，做决策的时候会被很多人、事缠在一起。建立常规分级管理、增加行政助手，是我的观感。
我们对学生的训练，应该是以培养各个行业的领袖为目标来定位的。我认为我们学校和其他学校不同，我们培养学生的目的应该是这样。当学生做不到行业领袖时，很容易退而求其次，至少理科是这样。我们并不是要努力使大家都变成一样的，而是努力使大家其中一部分做的特别好，其他达不到这个目标的人再去退而求其次做别的。我对学生的建议有两点：一点是大家要在学校的期间里尽量找到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人生目标，同时在校期间为你的目标打好基础，包括学术上的、包括结交同学朋友。我希望同学们有理想有志气。赚钱不是不可以，但是我认为这比较庸俗，不用读北大的人也会赚钱。当你的理想志向很远大的时候，不成退下来做其他的事情很容易。我认为经济管理这样的专业是不适合太早学，比如大学本科。大学时学一点深一点的东西，以后如果去做经济管理，那么以后学（笑声）。第二点是，记得以前毛主席写过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回国的感觉是，我要“炮打新东方”。我觉得你们要是万一要去新东方补习点东西的话，不能以它为目标、不能以它为标准，万一去的时候要偷偷去，不要好意思跟同学说你去了那个地方。我觉得我们的目标和理想都应该比它高很多很多才行，新东方是培训庸才的地方，我们应该不去那个地方。这是我个人作为老师对同学的一些心里话，不是代表一个学科评论其他学科。
我喜欢交叉学科的讨论，包括如果有国际关系学院的老师来，我觉得也有很好的事情他们可以反映上去。我很高兴有不同学科同学的场合。我就说到这里。后面请同学提问。
第四部分：二位老师与同学互动交流
主持人：感谢两位教授的精彩演讲，那么听到现在，大家对北大发展这个话题应该也有一些新的理解了。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看到了那些同学投票出来希望得到解答的五个问题之前的二十个问题， 其中有许多都是我非常关心，而且非常希望在今天听到答案的问题，但是有些确实不在这五个问题之中。但是我相信那些问题应该存在你们中间，所以现在时间是交给你们的，有什么问题尽管可以向我们的两位教授提问。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这个机会。有问题的同学可以开始举手了。
同学一：两位老师好，我是物理学院大四的学生，刚才陈老师讲到学校现在在花钱买老师，就是花许多钱聘老师，但是北大怎么做来培养自己的学派，我们留下最好的学生，我们吸引最好的老师，希望两位老师可以在这方面谈谈。
饶教授：我觉得当我们每一个职位出来的时候，以我们有的条件去尽量吸引全世界最好、而且对这个职位感兴趣的人，这是为国家、为学校、为学生能得到最好的老师。当然在我们条件不如别人的时候，受限制；但当我们有竞争力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竞争。
陈教授：我做个补充，“学派”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一开始就着力追求学派，弄不好，很容易变成党同伐异，即排斥学术背景不同的人。对于北大这样的老校来说，必须强调打开大门，让不同学术背景、不同学术思路的好学者进来。
同学二：我是中文系大四的学生，然后想问陈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您以前讲的那个北大开始创办的时候是对社会敞开的，大家也都是从优而学。但是，现在研究生培养是需要规范化的，如果针对文科，您认为如何化解这种从优而学以及规范化之间的矛盾？
陈教授：你是中文系的，有些具体的问题，我们下面谈，这里只说大的方向。晚清我们接受西学，废除了科举，同时也废除了书院。其实，科举是取士的制度，书院是教育的场所，二者并不完全等同，可我们都给砸了。这样一来，中国的教育传统就被完全切断了。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反而是一些留学生，比如说胡适等，回过头来怀念书院，但那已经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今天中国的大学教育，无论理念还是实践，已经和传统书院离得很远很远，基本上是在拷贝西方的university。十九世纪末，我们学的是日本和德国，二十年代后追摹美国，五十年代转向苏联，八十年代后又回到美国。不管学哪一个国家，传统中国的教育精神，以及书院的教学方法，已经荡然无存了。目前，我们只能在一些文科院系，探讨怎么承接宋明书院的精神和教学方式。我承认目前北大文科院系的教学有问题，没有导修制度，学生们除了听讲，就只能自己摸索。不管是西方的研究所，还是中国的书院讲学，我们都没有真正落实，很可惜，只能在研究生阶段作些修补了。
同学三：老师好，我是理科大四的学生，刚才听了两位老师讲了很多理念上的事情，觉得很有道理，然后我现在想问一个现实的问题。现在很多大四的同学都在准备出国，我看见现在教育部也在说要提高研究的待遇。有时候我在想我们集中了中国特别优秀的学生，但是这些学生却都流到美国去做一个实验室的奴隶。这个问题不光对于我们个人，或是对于北大。可以说我们真的到最后能剩下一些精英真正做科研的少之又少，但是我们实在是不知道我们毕业要做些什么，所以很多人选择这样一条道路，不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饶教授：你这个问题有几层，最后一层你说不知道做什么好，所以问我应该作什么好。我跟本科生说，希望他们在大学把这个问题想清楚，就是我要做什么。如果你想不清楚，去留学也是一条路，就像去光华管理学院。在美国想不清的人常常去商学院、其他去医学院、去法学院，这些地方总有碗饭吃，想不清也可以去。
陈教授：不对不对。你这个说法，对其他院系不公平。不同学科的发展方向以及价值评判，应该是历史性的。九十年代以后，社会科学发展很快，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它们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国家也亟需这方面的人才。前几天张维迎还对我抱怨，说你们中文系教授对我们光华管理学院有偏见。趣味确实不同，但我承认每个专业都对国计民生有贡献；各自的定位不一样，我们就讲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很重要，这就行了。
饶教授：我只代表我自己。光华管理学院也要开，律师也要人做。如果你问我的真心话，如果你是我的子女，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我的儿子，第一不能作演员；第二不能作金融；第三不能做谁给钱多就给谁打工的律师。国家和社会需要这些人，但是我不鼓励自己的孩子做这些职业。你如果还在原来的学科读研究生，你边读研究生边想做什么。但你如果想好了转行，就尽快转。
有些学科的研究生，不一定去美国比在中国好。取决于去哪个实验室、哪个学校。现在有一批生命科学的实验室，留在中国比去美国好。我实验室每年本科生出国前，我跟他们说一句话：你以后在美国一定要比在中国做的好才行。
同学四：我有一个问题，希望二位老师可以分别来回答。就是现在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现在的北大，一流的学生，二流的老师，三流的管理人员”，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理解，我自己感受非常复杂。
饶教授：我觉得看你怎么说。我觉得学生里面有非常好的，但也有很大的问题。一定要我反过来说，我最痛心的是，我们这么多考分高的学生，最后做事情的方法和做的事情怎么不行？我们学生的时间和才能很多浪费了。
我做一个对比。
我在加州大学念研究生有个同学是英国人。他家好几个诺贝尔奖，他自己又聪明，又能做，四年就读完了研究生，我们一般是读六年。第一年做轮转，还没有定实验室，他就发表文章。
很多优秀的英国、美国学生，比中国学生用功。在美国顶尖学校里，中国学生压力很大。但是这种信息事情没有反馈回来，对国内学生没有刺激。以前留学生反馈回来的信息，说中国学生最刻苦，最聪明。反馈这个信息的人在美国一般学校，在最好的学校中国学生本身就很少，他也不好意思反馈回来说中国学生不突出。
我觉得我们的学生有很好的潜力。但这个潜力在四年八年之中有很多人浪费了。我要反过来激励同学们，你们要成为世界一流的学生，还需努力。
陈教授：这个问题，我稍微补充。前年我在清华演讲，也有人提这个问题。其实，这样的俏皮话，最早我不是在北大听说，而是在东京的早稻田大学。或许，全世界的大学，都有类似的笑话。我以为，这话是老师们的自我调侃。版本不太一样，都是把学生推到最前面，最差的是校园风景或管理人员。但是，老师们可以这么自嘲，学生们不该当真。此外，看远一点，你我其实都是同代人。再过五百年，谁知道你是我的学生。很可能，你我都在同一个历史舞台上表演。前面三十年，后面三十年，差别不是很大的。新生入学的时候，老师们都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你们将来一定比我们强。我在北大二十多年了，听了无数此类激励人心的好话。可我不这么看问题。某种意义上，真有大才华的，不受“代”的限制，会脱颖而出的。北大的各个院系里，有老师特别强，也有不怎么强的。因为我们跟国外严格的淘汰制度不同，我们有温情，讲人道主义。所以，不是每个教授都达到你心目中“好老师”的标准。但是，一般来说，每个院系里，都有一些非常拔尖的教授，值得你追随和钦佩。笼统地说学生一流、教授二流，不太好。我们不能保证我们的学生都是一流人才，同样的，我们也不能要求我们的老师每一个都是出类拔萃。某种意义上，老师和学生之间，应该惺惺相惜，或者同病相怜。我们各有各的不足，也各有各的志向。这样的话，感觉会好一点。过分苛责我们的老师，不利于学生学业及精神上的成长。
同学五：我想问陈老师一个问题，就是说陈老师刚才谈功利，我们现在不仅在学习上功利，在选课上也有一些功利。比如说全校的限选课，我们都有一些政治课啊通选课啊。北大有一些课程大家评价并不是很高，但是大家在选课前都会问这个课厚不厚道。特别是我知道有一些同学在上政治课时会给一些助教送礼物、送贺卡，很多助教老师会很欢迎。但是我们不能鼓励大家不好好学这些课程，但是我们知道保研的时候看的不是这方面的能力。有些同学可能主干课成绩很高但是总绩点不是很高，我想知道这个矛盾怎么解决。
陈教授：你说的是很实际的问题。北大中文系的保研比例，大概是70%。保研时就看分数，而且精确到小数点后。因此，学生们倾向于旁听著名教授的课，然后选修那些“比较慷慨”的老师的课。你们会发现，著名教授讲课，要求一般比较严格，给的分数比较低。学生们因此听课，但不选。另一些教授，为了让学生高兴，出手很大方，给的分数很高。这里说的是选修课，必修课不存在这个问题。现在推行课程成绩的“正态分布”，就是针对这个漏洞。还有就是你说的“绩点”问题。现在连跳舞做操等，都要记录到成绩里面去，你跳舞跳得不好，分数就下来了。这不太合适。我们办法是，给两个分数，一个是所有课程的成绩，一个是专业课成绩，也就是扣除那些实用性的，对专业发展不是很重要的课程。我今天碰到一个要到美国去念书的学生，他在自述中说明，我听的这门课是谁讲的。同行都明白，这个系有几位教授，水平怎样。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们的成绩表上面，会打上讲课教授的名字。这样的话，可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同学六：两位老师好，我是研究生才来北大学习的，现在有一些疑惑，就是在现代的科研体系下面，论文这个评价指标是很重要的，有时候以至于使人感觉到学校和导师更注重的是学生的科研成果，而不是个人的真正发展，我想这个问题不知道两位老师怎么评价。
陈教授：我想这个问题先由饶老师来回答吧。
饶教授：陈老师给了我一个很容易的问题……这位同学是文科还是理科？（笑）
同学六：嗯，我是文科的。
饶教授：理科里面也有不一样的，无论是对研究生的要求、还是学生和老师的关系。比如数学和生物就有很大区别，数学研究生发文章基本上没有老师署名，你刚才说的问题会小很多，而生物专业的老师手下就有很多学生，所有的文章都有导师署名，学生的科研成果和老师的学术地位有很大的关系，于是就比较容易出现你讲的情况。
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在全世界都是如此。各个国家都有这样的老师，他关心自己的成果、不管学生的感受。现阶段我们能做的就只有在读研之前多了解老师的类型。如果他是“奴隶主”型，而你又不愿意做奴隶，那么你就最好去找别的老师。
我自己是非常宽松的实验室，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我的实验室是学生希望多少自由就有多少自由。这对一些学生很好，对一些学生不一定好。所以我得自我批评说，“奴隶主”型的老师也有一定的好处：对于有些学生，先天性比较适合做“奴隶”，在一个好老师的指导下就能做出成果，离开了指导，到一个很开放的实验室里，就会一脚踏空，不知道怎么办。
但有些学生不是这样的类型，所以就要事先想好自己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工作，再去选择老师，这是我对学生的忠告。
而对于学院，应该创造更好的条件，让学生能够了解老师，比较有选择性，现在生命学院还没有完全做到，化学学院好像是已经做到了，学生可以轮转，这样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实验室。这些措施是我们的责任，今年做不好明年做，明年做不好后年还要做，在这几年之内，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下来。这是我们对学生的责任。
陈教授：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因为你是学文科的。其实，文科老师对研究生的论文，不像理科那样，会要求“共同署名”。文科教授一般不靠署名学生的论文，来体现自己的学术业绩。我常开玩笑说，理科的学生给老师打工；文科的教授倒过来，一般是给学生打工（笑）。常有学生说：“老师，这资料我找不到，你出国开会时，顺便替我找找。”或者说：“老师，这书图书馆不给借，还是把你的借给我吧。”（笑）我认识的文科老师中，极少与学生联名发表文章，除非一开始就是合作研究。你说的，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大学里面，学生和老师的关系比较淡薄。没事的时候，班主任不会找你，他管整个年级。导师呢，要看具体情况，有的关系比较密切，有的则不太往来。如果出现你刚才讲的这种情况，我觉得你应该主动找导师，约个时间谈谈。对待这样严肃的“约会”，导师一般不敢掉以轻心。
同学七：饶老师，我很喜欢听您讲课，您在北大讲过几次课，我都有幸听过。刚才您提到对intellectual的追求，我觉得的这时一个很高的价值追求，但现在社会和学校里面面临的可能更多时程式化的评价体制，比如一个严格的分数要求等等。但我们也看到人和人其实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在某一方面比较专长，而有的人能够很轻松的对付很多考试。如果一个人要是对一个方面非常有追求而不愿去应付一些评价指标。饶老师您看有没有一些评价体制能够来更好的挑选这两类人。
饶教授：这是容易实现的，我想先问一下你是什么专业的。
同学七：我本科是物理学院的，现在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读研。当然，我是读理论经济学的，不是学管理的（笑）。
饶教授：我觉得这是完全能够做到的。对于很多要出国的同学来说，其实从来没有人要问你的 GPA和在班级的排名，这完全是中国制造的结果。当你在一个方向比较突出的时候，你完全可以在简历上显示出来。而且，如果你对这方面的了解有一定深度的话，对方也能很容易看出来。当你有这种特长的时候，录取委员会一定会首先看这方面。现在需要说一下的就是，我现在说话还竞争不过新东方。我在美国做过录取委员会的主席，但新东方把我的价值观完全湮灭掉了：当所有的学生没有特长的时候，美国学校只能用GPA，被迫用GPA。但是当任何一个学生的特长能够显示出来的时候，我一定要先取这样的学生，而不用 GPA。对于美国学校来说，它会觉得很奇怪：你们中国学生是哪里来的总评ranking（大笑）。所学的课程都不一样，怎么来判断总成绩的优劣？所以我们学院具体的做法，我也希望和陈老师还有其他学院一起来推动，就是对于所有出国的学生，我们不提供 GPA的排名，从今年开始，除非对方要求，比如只有法国人要求这样的排名，美国人不要求（笑）。如果我们学校和其他更多的学校都能这样慢慢去做，这种风气一定会改过来，我们就可以来评价有特色的学生，学生也可以专入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这样学生就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同学八：老师好，我是生命科学学院大四的学生，我非常喜欢听饶老师的课，但我想问陈老师一个问题。我觉得就像陈老师说的那样，现在中国大学教育比较西化，每个人的专业都分得比较开。但是在中国传统教育里面，道德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而在我们现在的大学校园里面，原来的道德教育就被政治课这样的课所取代了。我们在座的同学应该都有这样一种回忆，就是在小学和中学的时候，全班同学在一起朗读课文这样一种温暖，我觉得这是对人的性格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我想问陈老师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能不能在大学开全校性的中文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能不能把政治课换成其他类型的德育课。这样也能使使生命科学的同学也能和中文还有其他院系的同学一起有更多的交流。
陈教授：你的感慨我理解，但学校里面的政治课，不是我们管得了的，这事北大都不敢自作主张。至于有关中文的课程，中文系开了名目繁多的通选课，给各系学生选修；这一类的课程，我们会越开越多，越开越好。去年我也讲了一门课，选修的同学，有数学、物理、生物，还有其他文科各院系的。大学里面，除了课堂教学以外，同龄人之间的互相帮助和互相取暖，也是很重要的。比如，我和夏老师的研究生组织了一个读书会，我不在场的时候，同学们发言很热烈，交流得很好；我一去，大家反而有些拘束了。还有，积极参加你感兴趣的社团活动，那也能有很多收获。
饶教授：大学西化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当时胡适他们那一代的人，主要因为他们是西方的学生，以学生的心态来看问题，对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许多东西没有弄清楚。对于政治课这个问题，这肯定不是学校能够决定的，但我们还是希望老师和同学都能慢慢推动。现在政治课的学时比文革时期的还要多，每加一个朝代要加一门政治课。教育部管政治教育的人应该多动脑筋，学时太多，而且一部分学生不喜欢政治课导致社会不和谐。如果能够减少，对大家都会更好一些。
陈教授：饶老师，请你手下留情，别老拿胡适开刀；说胡适“崇洋媚外”，这不公平。1914年，留美时，胡适就写过《非留学篇》；回国以后，更是一直在推动中国大学教育的自我完善，希望我们自己也能培养合格的学生，年轻人不用都到美国去念博士。而且，胡适是留学生中最早强调中国传统书院的精神价值的。当然，没关系，你不是这方面的专家，随便你说。
同学九：刚才饶教授提到了 intellectual的说法，我觉得很赞成，不知道饶老师能不能再展开一下对这个词的看法，还有我们怎样去实现这样一种目标。
饶教授：我觉得我们无论在什么行业，都可以追求intellectual 。在我们和平环境，有条件、也有时间来追求这样的标准，就像我们原来一直追求“仁者爱人”的“仁”这样一个标准一样，我们就会越追求越高尚。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不能用一种庸俗的评价标准来评判一个人，而要看到他的深层和更高层的一面。
同学十：我想问一下饶教授，理科低年级的同学应不应该参加研究，如果应该的话最好是几年级开始。
饶教授：我看过一些美国小学生做研究，培养他们做研究几乎完全没有意义，他们不懂在做什么。我觉得要做研究还是首先应该知道自己研究的是什么，当超出自己能力的时候，是研究不出什么东西的。如果在低年级能有老师很好的指导，给你一个能懂的题目，这样是比较好的，如果谁也不管你，效果可能适得其反，所以需要非常慎重。
我女儿高中时想去实验室做研究，她后来去过诺贝尔奖得主实验室做研究。但是，我觉得她开始不能随便跟人，因为其实就是在研究生手下做，学不了什么东西。所以她进的第一个实验室是我在北京的实验室。我可以量体裁衣，给一个和她水平相当的题目，让她能够把握课题，而不是懵懵懂懂地跟。另外，我也能看到她的程度和特点。当然，不可能每个人都可以由老爸来带着起步做研究，所以还是要看自己想找的老师是不是能有精力来给你安排研究的项目。
同学十一：刚才陈老师提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我想问一下陈老师，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北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什么作用。
陈教授：我没说“传统中国文化”乃世界一流大学的必要条件，只是现在中国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们，了解西方大学的程度，远超过他们对传统中国教育的认识。所以，我是在整个中国教育全都“面向西方”的情况下，提醒大家注意“传统”的存在。所谓“传统中国文化”，在我看来，除了儒释道等“大传统”以及民间“小传统”外，还有晚清以降我们和西学不断碰撞所产生的经验教训。今天，我们不是在一张白纸上画画，办大学，必须理解这一扑朔迷离的“大背景”，这对于寻求有效的突围之道，至关重要。
主持人：感谢两位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演讲！相信作为每个北大人我们对北大未来的发展的思索永远都不会停止，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为我们的学校的未来祈祷，而更多的是我们要真真切切的为他的发展尽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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