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爱东

八、小结

通过对土城老人红色故事的调查，我们扰乱了这个美丽边城既有的故事格局，颠覆了四渡赤水纪念馆的官方叙述，却没能重构起新的故事权威。

我们在土城的红色调查是不充分的。如果我们能够坚持更长一段时间的调查，是不是就有可能为这些林林总总的口头知识找到一种确定性的评判标准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从口口相传的田野中看不到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只看到了故事，看到了人以及人的口头传统。

本文旨在说明：在我们的田野调查中，所有的口头知识都是不确定的，田野调查很难得到确定性的民间知识。同样，口头知识甚至无法作为我们了解确定性知识的推论依据。

传统的民俗志写作常常会自豪地声称所有资料都来源于第一手的田野调研，可是，来自田野的口头知识是否可以作为民俗志写作的直接素材，或者说，民俗志写作是否还具有“志”的合法性，都将受到来自“口头知识不确定性”的强烈质疑。

我们应该讨论的是，民俗学可以（或者应该）在什么限度内合理地使用来自田野的口头知识？ 民俗志应该如何书写，才能有效地规避口头知识不确定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建立一种新的学术范式？这也许是一个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求索历程，但无疑是我们所必须面对的。

folkman

不确定的口头传说，不确定的田野！！！
由此也可以推及一些史料的记载当初也很有可能来自于民间的口传，其“真实性”和“可信度”又如何呢？

笛威辛亢

大多数的学问研究，目标可以定在所谓的真理性的真相，但也仅仅是个目标而已。其间种种的不确定在你我努力的时候就已经把这种努力带得可能离真相越来越远了。
感谢施老师让我们进一步清醒地认识到重视田野的同时又要“告别田野”的必要，其实就是要时刻警醒自己不要迷失在田野中。

张润平

在我的经验中，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旗帜下的民间传说，尤其是有关红军的传说，几乎没有没有强权意志的“官方”存在。在你们的调查中发现“官方叙述一样是不确定的，它也会在传播与交流过程中不断修正自己。”我认为这确实是特例，民间叙述不确定是正常的，官方叙述不确定就非如此。我认为这不是田野知识的不确定，而是田野知识的混乱，是不正常的。这只能说明一是县红色旅游办公室的干部、县委宣传部的干部、土城镇政府的干部、四渡赤水纪念馆的解说员知识混乱，他们不具有田野知识的能力，他们是当地镇政府乃至县委、县政府实施某一些工作的职工而已。他们叙述的知识混乱，只能说明组织者不力，这一干人工作不够尽心尽力，认识没有统一，工作没有形成合力。譬如所记：过了不到5分钟，县旅游局徐绍芳副局长又指着赤水河说：“当时的河面宽度比现在宽多了，有三四百米。”可是据笔者目测，现在河床中的水面宽度充其量也就几十米，即便全部河床塞满水，宽度也不会超过二百米。
这样的副局长简直是胡说。二是当地老百姓的不同的记忆和叙述，不一定没有“官方”的影子，甚至导致老百姓叙述的混乱，当然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官方”的因素一定不能排除。因为政府的作为是不可能没有的。这是我国政府运作的必然规律，尤其是红色旅游，不尽其所能才怪呢！怎么能没有强权意志的“官方”存在？！

张润平

确实如晓龙老师所言：施老师让我们进一步清醒地认识到重视田野的同时又要“告别田野”的必要，其实就是要时刻警醒自己不要迷失在田野中。为了活跃论坛，我想再啰嗦几句，欢迎批评。
一、田野知识的不确定性是正常的。一是客观因素。由于口头传承、口头转述没有固定的“文本”可据，每一个传承者、转述者都会不自觉的渗透进自己的理解乃至感悟，并且用自己的理解能力、自己的话语习惯去进行传承、转述，因此，出现不确定性不仅仅是可能的，而且是肯定的必然的。二是主观因素。一旦涉及到个人利益，就会出现自觉地制造种种田野知识。施老师上面举的例子，是因为被学者逮住了，如果是过客游人，他们不但发现不了田野知识的不确定性，反而会全盘接受为非常确定性的知识，从而回去给人人宣扬的。这种不确定性正是另外一种民俗。
二、田野知识是非常丰富的，它有许多个方方面面，有些知识是通过学者的努力完全能够确定的，有些知识是通过学者的努力也是无法确定的，而无法确定的知识也是一种知识，是这种知识构成了完备的民俗事项。传说类、故事类的田野知识就往往难以确定，尤其是牵涉到政治类、政府意志下的故事传说，不确定性更是难以避免的。学者的价值就在于把民间田野知识的不确定性给确定了，把民间田野知识的确定性给不确定了。这需要极强的分辨力。事实上，不仅田野知识是这样，书本知识也是这样。因此，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深入田野，越是要刻苦读书。田野知识与书本知识是能够互补的。二者都存在不确定性。只是田野知识的不确定性容易认清而已。

马知遥

施兄是一针见血地发现问题，其实口头知识是不确定的，即使是一些形成文字的知识也有很强的不确定性。知识似乎就是在不断的辩伪中获得。

润平兄也说的好，不确定性的口头知识也构成了民俗的特色。学术就是试图做追根溯源的工作，面对“不确定性”可想其艰难！

施爱东

引用:

原帖由 张润平 于 2010-3-19 12:31 发表
在我的经验中，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旗帜下的民间传说，尤其是有关红军的传说，几乎没有没有强权意志的“官方”存在。在你们的调查中发现“官方叙述一样是不确定的，它也会在传播与交流过程中不断修正自己。”我认为这确 ...

谢谢润平兄！
你对官场的了解当然会比我更深刻得多。
也许正如你说的，土城的官方故事也许是个特例，特例在于当地的红色旅游开发得比较晚，当时的官方叙事也尚未完全成型，民间叙述与官方叙述还处于相互磋商的状态。
一旦官方叙事成型，认识得到统一，彼此形成合力，而且以文字固定下来，必将成为强势文本，深刻地影响到未来的民间叙述。
可惜最近一两年没再回土城做个回访，对于土城红色故事的现状不够了解，不能更进一步地深入。

张润平

施老师晚上好！我的所谈仅仅是依据个人以及全国各地同僚所谈形成的“官场”认识，不一定适合于土城的实际情况。但从（县旅游局徐绍芳副局长又指着赤水河说：“当时的河面宽度比现在宽多了，有三四百米。”可是据笔者目测，现在河床中的水面宽度充其量也就几十米，即便全部河床塞满水，宽度也不会超过二百米。）来看，具有强权意志的“官方”存在是确确实实的事情。只不过就如你所说“在于当地的红色旅游开发得比较晚，当时的官方叙事也尚未完全成型，民间叙述与官方叙述还处于相互磋商的状态。”我们的政府作为是无孔不入，何况是牵涉到红色旅游，当他们作为地方的产业来开发的时候，更是如此。

施爱东

这两年一直想再回土城看看，苦于没有机会。
听土城的朋友说，文中提到的这些老人，有的已经去世了。
只要认真做做回访，一定还会有新的发现。

张润平

是的。施老师所说田野知识的不确定性是存在的，而且可能是惯常的、必然的。这可能是田野知识的特征之一吧。他需要学者去去伪存真，需要学者不断地去更新、补充以至考证修正田野知识。田野知识多么需要学者专家们的倾心参与啊。

张润平

近来我在写所调查的材料的时候，越来越觉得施老师的这篇文章的深刻性和重要性。一般来说，冷寂一些的知识比较单一，调查起来，容易确定。而凡是被热炒了的知识，不确定性就非常大。这就需要我们在做田野调查时，注意方法和技巧，一是多调查受众，二是一定要调查直接关系人，三是一定要调查对此知识有特别研究（或有过认真思考）的人士，四是查阅当地史籍、碑刻以及考古等等方方面面的文史资料，当然还可以把视野放得更宽更远一点，去查阅有关资料。五是辨证资料形成的年代日期，这一点也很重要。这样会更好一些。这些话其实是说给我自己的，跟在这儿，也供批评。